钱理群：北大最后一课
“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北大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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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80多岁了还好激动。”钱理群被搀扶着走上讲台，向学生鞠躬，落座后说道。
上一次这样出现在北大课堂，他记得很清楚，是2002年6月27日。在那堂课上，学生问他，退休后老师要干什么？钱理群回答说，回归家园，回归大地，回归生命起点。
将近20年过去，他带着一份主题为“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讲义而来，台下的学生更迭了几代，校园外的世界翻天覆地般变化。钱理群直言，重新归来，百感交集。他想和年轻学生谈一谈这19年的经历，生命新的体验，新的认识。
这位北大著名教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如今独居在距离市中心40公里外的养老院里。这次北大课堂的前两天，一个冬日清晨，我们在那里见到了他。他穿着白衬衫，毛背心，脚上还是那双黑布鞋。
《十三邀》的镜头曾一一记录下关于这位精神界战士晚年时光的定格画面：破洞的黑布鞋，折叠的轮椅，洗刷好的碗筷，还有那张宁静的书桌。也是在那张书桌，为了这次北大讲课，钱理群伏案三天，写了两万多字的逐字稿。
我们见面的前一天，他托学生发给我们一篇将近5000字的文档，对我们提出的鲁迅研究相关的问题拟出大纲。他说，担心老年人说话啰嗦，先把基本观点罗列清楚。
自2015年搬进这里，钱理群谢绝了媒体采访和社会活动。他卸下具体身份，沉浸在自由而珍贵的写作时光里，他每日七点起床，写作六到七小时，这些书写不为发表，为自己写，为未来写，他要“留下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但当庚子大疫爆发，安稳的老年再次遭遇动荡的世界，他说自己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与无所适从的惊恐。处于这样思想与生命的困境下，他再读鲁迅，重讲鲁迅，罕见地接受了《十三邀》的拍摄，并不止一次对外陈述，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观察，等待，坚守，以及在可能的范围里做事。
我们的拜访在这样的前提下得以成行。那天上午，阳光很快洒满房间，钱理群端来一个白瓷茶缸，在背对阳台的扶椅上坐下。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里，他思维清晰，笑容可掬。就像他书房墙上和床头的两张照片，一会儿是沉思的、言谈大问题的钱理群，一会儿是弥勒佛般、慈爱言笑的钱理群。
他也把这份严肃和幽默带进了2021年的北大课堂。
北大最后一课
“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
“我晚年有一个习惯，每天有意识地早起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干什么呢？就胡思乱想，产生了很多奇特的古怪的想法，我的很多重大研究就是我胡思乱想得来的。”台下的00后笑作一团，前排学生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调侃，转身给后排同学看，“早起emo”。
如果再用一个00后熟悉的词汇，他们眼前这位82岁的老人，一生都与“躺平”无关。
钱理群1956年考上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一所卫校教语文，度过18年艰苦的岁月后，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21年的讲学生涯中，他对鲁迅的研究最为瞩目，著作等身，并积极推动教育改革。退休之后，他回归贵州边远地区，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民间思想史研究，耗费16年，集六代人之力完成七卷本的《安顺城记》。
他还把养老院的生活变成一种“田野调查”，研究养老学，试图构建一个发挥余热的老年社区，他和在此巧遇的儿童文学作家王金波甚至合作编写了一部适合家庭教育的亲子共读读本。作家毛尖还记得，有一次深夜聊天，钱理群一口气说了六个“如果再给我十年，我要做什么”。
也许在大众传播上，钱理群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曾犀利批评某些教学体系培养出的功利性强的学生，“这些人虽然智商高，却世俗虚伪，尤其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目的”。2002年，执教生涯的最后一课上，他提出了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大地。
钱理群践行着自己的理论。他在讲堂上娓娓道来自己的经历，这种在场本身，就提醒着学生，这样的人生是可能的。2002年执教生涯的最后一课上，他曾提出判断，“21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今天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诸位讨论。”19年过去，尤其处于疫情的当下，可以说，判断是准确的。这依然是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依然没有答案，或许永远不会有确定的答案，需要每一代人去艰难探索，而不能仅仅期待上一代人给出结论。
2018年，钱理群和老伴崔可忻几乎同时诊断出癌症。二人不约而同地决定，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有尊严地走完人生。2019年1月28日，崔可忻拖着病体，打了止痛针，换上一袭白裙，在社区联欢会上登台演唱《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钱理群在台下举起相机为她拍照。
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崔可忻亲自打点身后之事。她告诉钱理群衣服放在哪里，钥匙放在哪里，遥控器放在哪里，她还主动提出要编写《崔可忻纪念文集》。在她的自述文章里，没有性别身份，只有一生热爱的音乐和医学事业。钱理群说，她要留下一个独立自主的崔可忻的存在。
谈大问题：世界向何处去
GQ报道：您刚搬来养老院时，我来拜访过您，印象中您当时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但这两年您开始接受一些采访，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转变？
钱理群：我到养老院主要是想集中精力写作，同时不太想引起社会注意，这样我可以更自由地写作，排除一切干扰来做研究。到养老院之后，我的写作定位和原来不太一样，一个是为自己写，就是心里高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个是为未来写，为未来的读者、关心这段的历史的人而写。我要留下一点不一样的声音，帮助后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所以我一般不愿意对现实发表意见，不接受采访主要是这个原因。
但今年有点特别，我没想到《十三邀》这么大的反响，其实现在都是由那儿引起的（笑）。当时他们邀请我时，我也很犹豫，后来我一想，我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有些话留下来也好。
当然接受采访还有一个原因，面对着疫情和疫情后的困境，我的选择和自我要求概括成四句话：第一是观察；第二是等待；第三是坚守；第四就是在可能的范围里做点事儿。
那么在可能范围里做事呢，今年我就做了一大堆事（笑），包括重读鲁迅，编了《钱理群讲鲁迅》和《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这两本书，《钱理群讲鲁迅》的视频课。我还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一部大著作，我一直是对现代文学史有兴趣，但是我们看到的多为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始终缺少一个完全个人的文学史。我要写一个完全个人的文学史。
研究现代文学和研究鲁迅是我的主业，我把原来一直想做的事完成了。
另外我在寻找一些新的方式。我原来一直关心中小学教育，现在我不太可能再介入其中了，但是我还是想在教育方面做点事儿。也很巧，我在养老院碰到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叫王金波。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中小学界影响非常之大，他的很多著作都选进了教材。
我们两个人合作做了一个大工程。学校教育我们管不了，但疫情和疫情之后，家庭教育是很突出的，我们想倡导一下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孩子共读，于是编了一套书，王金波作品，钱理群点评，面向的对象不仅是孩子，还包括家长，引导家长怎么样带孩子读书。
这是我这一两年在可能的范围内做的事，其实和原来我做的事是一脉相承的，是进一步的完成或者进一步的发展。
GQ报道：您现在每日写作六到七个小时，精神状态怎么样？
钱理群：现在是我一生中最佳时期。这也是养老学的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对老人的估计是不够的。其实人到晚年智力会有一个爆发，在我来说也算是奇迹。
退休以后，很多年来，我始终是保持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活跃的思想状态。尤其这几年，没有任何外在干扰了，完全集中精力，就有一种爆发式的写作状态。而且我刚刚说的，不以发表作为追求了，写作就进入一个自由状态，不考虑别人怎么看，也不考虑社会有什么反响。
世上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的，你有特殊的职业、特殊的身份，比如我原来就戴一顶帽子啊，“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著名教授钱理群”，这么一个身份就决定你的很多行为背后是一种规约的。你必须按这个（做），你不做，别人说这不像教授（笑）。而且你是搞现代文学的，突然去搞儿童文学，别人说你不务正业啊。
完成《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后开心大笑
养老的好处就在于，你原来的职业，原来的身份都没了，你就是这个区里一个普通的老头子、老太太，你就处于一种自由状态了。真的，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实际是不自由的，还有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到这儿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我现在是一生中最好的状况，而且我身体很好，能吃能睡。
GQ报道：除了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这些留给未来的写作大概是什么方向？
钱理群：我曾经说过我的自我角色是有变动的。从专业的角度说，我现在脱离了原来的专业，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都是偶尔的产品，更多是原来积累下来的一些东西。
我现在更关注的是思想史和精神史的研究，这可能是更符合我的本性，我真正的兴趣真不在文学上（笑）。思想史和精神史研究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理论追求，但是做不到了，就是说创造一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当代历史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新的理论。
因为我不是专门搞理论的，我还是重在文本的梳理，文学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的梳理，但在背后它是一个理论问题，能够对现在中国发展的许许多多事情提出一种解释路径。
GQ报道：疫情期间，为什么重读鲁迅，重编鲁迅成为您找到的精神出路？
钱理群：我这个人各方面都比较敏感，我常常习惯思考一些前沿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我们处在一种历史的大变局，甚至大动荡的之中，就要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以及自己向何处去。
我觉得，可以用几句话概念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无真相，网络自媒体不可靠；无共识，这个你们可能体会很深，一谈话就吵；还有就是不确定，最严重的是不确定。
钱理群讲鲁迅，“鲁迅是一个真的人，真朋友”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想提醒你们，就是讨论中国问题必须放在讨论世界问题之内，当代中国和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区别是，所有的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所有的世界问题也都是中国问题。
那么我们面临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用我的话来说，全世界都病了，原来我们所信仰的东西都暴露出或者展现出原来没有估计到的一些方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认，而是当它出现另一面，我们就面临一个重新思考的问题。
你原来习以为常，很少深思追问，但却是根本性的问题，全部推到了每一个人面前。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也可以说是每个人个人的危机，原来好像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你原来相信的东西，现在你都得问一问。
这些大问题，化为具体问题，落实到每个人，就是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写，怎么说，怎么做。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可以和鲁迅“随便谈谈”的。谈这类话题，鲁迅是最佳交谈者。
GQ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危机之中孕育的机会可能是什么？
钱理群：这样的危机同时引起了博弈，博弈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毁灭了，带来大灾难，甚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作为理想主义者，相信危机同时是转机。
我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超越弊病，是不是能够走一条综合的路，能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理想，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刚刚讲的这些大问题，我都是有极强的自我质疑。所以我强调要等待，要观察，我想做一个探索者，提供一种思路，供后来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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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报道：在《十三邀》的谈话中，我非常喜欢片尾散步的闲笔，您和许知远倚仰在长椅上，您描述了风如何吹动树叶，当时许知远说“时代的变化也是这样”，您说“不，别想这些”，非常可爱。您如何切割出日常空间的？从什么阶段开始为“平庸的生活”着迷？
钱理群：这就是我正想说的，后疫情时代、社会动荡跟老年人内在要求安定、安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且你回避不了。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老了还遇到这么一个乱的世界（笑）。
我陷入极度的困惑当中，那么就提出一个问题：在动荡的年代中，哪里寻找不动的东西？又发挥我现代文学研究的优势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很多人也面临这个问题，怎么追求生命的永恒？
《十三邀》画面，钱理群每天下午在养老院散步
我就特别注意到两个现代文学作家，一个是沈从文，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要从变中求不变；另一位是诗人冯至，在抗战的大混乱当中，他安居在云南昆明郊区的一个林中小屋。在林间小屋他发现了两个永恒，一个是大自然的永恒，不管社会多动荡，天还是要下雨，云还是要浮动。再有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永恒，不管发生什么变化，到时候人该恋爱就恋爱，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我就从这里得到极大启发。
其实还有第三个永恒，就是历史。我去研究历史，研究鲁迅，继续研究大问题。
这里还涉及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和自然的相处是有两种方式的，我和许知远的分歧就在这类。比如说我们去玩庐山，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看见瀑布，立刻就想到谁谁的诗句，不断引起他的文化回忆，这种旅游实际是文化旅游，发现的是文化的自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人和自然直接相对，“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看山，他山看我，排斥其他一切的思维，一切的文化，一切的意识形态，人和自然直接交往。
之前我玩摄影，我说摄影是我和自然瞬间相遇的那个瞬间，我把我的感觉拍下来。它是一个人和自然的互相发现，是两个生命的交互。我在养老院讲课经常提到北大的林庚先生，他说我们要用婴儿的眼睛重新发现世界，要满怀好奇心地重新发现世界。我现在每天就是散步，看景，因为这院子里景色简单，它就这些嘛，但是我就说要有会看的眼睛，会听的耳朵，要有审美的眼睛，审美的耳朵。你每天去看同一棵树，早上去看，有阳光去看，下雪去看，它完全不一样，不断有新的发现。回到家里，你就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过去，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从来不管日常生活，我是个精神性的存在。人家来找我，就是要跟我谈精神，从来没人跟我谈世俗问题（笑），我整个沉浸在一个精神世界。
保持原样的崔可忻房间
这两年，我对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我的老伴走了，我老伴是极其能干的一个人，我的日常生活所有都是靠她，根本没管任何一个事情，但是她一走，我就得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些问题，而且要从消极应对变成享受日常生活。
GQ报道：近几年您还经常收到年轻人的来信吗？年轻人向您表达的困惑和焦虑，和时代的关系还紧密吗？
钱理群：我是30后，39年出生的，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这六代人我都有接触，跟90后、00后基本没什么接触，但是这一次《十三邀》，我发现90后、00后对我有很大的兴趣（笑）。
我后来想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到原来在北大上课，曾经收到学生的一封信，他说钱教授，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课，你的课向我显示了人活着还可以有另一种生命形态。我不一定赞成你，我也不一定按照你那样去活，但我知道了人还可以有那么一种活法儿，我为这种新的眼光感到兴奋。
我想年轻人习惯了某种活法儿，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烦了，但看到还有一个老头能这么活着（笑），就显示了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种种复杂里，他不见得认同，也不一定都能这么做，但是让他知道，人可以为理想、为自己而活着。
现在很多人对90后非常失望，但是我收到几封信让我非常感动，有人说，我感到非常寂寞，我想思考大问题，但我父母不理解，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给我写了大概有四封信，就是谈他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
我非常感动，这说明人的本性是有思想的，人的本性是充满好奇心、充满想象力的。不管你在任何一个社会，年轻人的本性就喜欢想大问题，喜欢胡思乱想，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这个本性在一定时候可能受到压抑，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就会爆发出来。
我还是对未来有一定信心，原因就在这。
2021年12月初，钱理群回到北大课堂
我现在很多问题都考虑了，最后归结于人性。我对人性的看法是善恶并举，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有善、有恶的方面。一个健全的社会或者环境，它能扬善抑恶。
我的课堂历来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去台湾座谈，有个台湾学者说，钱先生你讲课有一个气场，进来以后就被你的气场笼罩了，在你的气场里边，我人性的恶就不敢表现出来了，我只能表现我的善，课堂的魅力就在这里。我现在在养老院也倡导这一点，倡导一种扬善抑恶的氛围。
GQ报道：您有一些具体的活动吗？
钱理群：养老学是我的新学问（笑），我准备写一本书，已经写了八九篇了。
我在养老院讲，引用梁漱溟的话，人一生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怎么和他人相处，二是怎么和自然相处，还有就是怎么和自己相处。我们这一代是政治运动中培养出来的，那在这三个问题上，就都出了大问题。我们一直信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还有与自己斗，斗来斗去，斗得自己的心灵都扭曲了。那么到了养老院就得调整，你不能再斗下去了，但实际上现在很多老人还在斗，而且老人更无顾忌。
比如我老伴，她以前参加合唱团，后来退出了，为什么退出？因为唱歌的时候谁都抢着站最主要的位置，吵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在这里提倡当年朱厚泽提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
当然我也很谨慎，我一般不太多说，老人是生理的病和心理的病放在一起的，老人心理的病也很厉害，我就提议老年人，要回归童年，回归土地。
养老院里也有很多可爱的老人，他把原来的那些东西都放下之后，他的本性就流露出来了，特别是老太太，许多老太太极其可爱（笑）。
GQ报道：有点在养老院做田野调查的感觉。
钱理群：别人是专家或者医生来研究养老学，我们是老人自己来研究养老学。
❸
谈鲁迅：
GQ报道：您之前说“可爱的人”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将来墓志铭也要这么写。鲁迅是一个可爱的人吗？
钱理群：鲁迅有纯真、从容的一面，所以我让年轻人，特别是中小学生读读鲁迅作品，看看鲁迅写动物，他笔下的猫、狗、老鼠、兔子，都可以看出他非常纯真的一面。
实际上鲁迅和周作人是互补的。鲁迅没有得到发挥的一些东西，在周作人那里发挥了。周作人有好多没有发挥的东西，在鲁迅这里发挥了。其实鲁迅对民俗、对儿童文学都非常有兴趣，但他没有时间来写这些，而这些恰好在周作人那里得到充分的展开。
周作人讲，我们要喝不醉的酒，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享受人生。鲁迅不大提，但实际上他也喜欢这种生活，这就是鲁迅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鲁迅有可爱的一面，但是鲁迅不能称为可爱的人，因为他的复杂压倒了纯真的一面。
我是可爱的人（笑），我的本性和鲁迅是差得很远的，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对鲁迅研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鲁迅很多内心深层次的东西我是不懂的。
GQ报道：因为性格差异？
钱理群：一个是性格差异，还有一个是知识结构的差异。我们这一代是在“与中国传统与人类文明彻底决裂”的思想、文化、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知识结构上的根本局限。
所以我强调无论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上，还是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我都是一个“历史中间物”的角色，是一个过渡的人。
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无文化的学者，无情趣的文人”。我不懂外文，也不懂古代文化，所以你看我的作品，我从来不引外国著作，也不引中国古代，完全是我自己在那胡说八道，我还喜欢引用年轻人的话（笑）。还有就是我没有任何情趣啊，琴棋书画，鲁迅这方面是极其强的。我现在最怕别人要我题字，因为我的字极难看，等于说不懂书法，而且老实说没兴趣。
真正懂鲁迅的人不是我，要期待后来的人，这也是我的理想主义。
GQ报道：同时选择鲁迅和周作人进行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发现？
钱理群：我觉得鲁迅和周作人有点类似于西方文学里的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他们代表人性的两面——鲁迅表现人性更加剧烈的一面，周作人表现人更加从容，更加消闲稳定的一面。
但其实鲁迅同时也欣赏从容哲学，所以他俩是互补的，是互相理解的；他们的分歧是表面的，骨子里是相通的，只是更侧重，更发挥不同的方面。他们是真正的兄弟。
我觉得我的一生在文学研究上最大的成功就是我选择了他们两个人，同时研究鲁迅和周作人，这就使得我的视野、我的眼光更加全面。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觉得鲁迅一生最大的不幸在于，虽然不断地有人批判他，但是他一直缺少一个真正的对手，所有对他的批评都没有讲到他的要害，所以鲁迅根本瞧不上，这些人的思想对他没有任何触动。
我们可以想象以鲁迅的性格，如果“对手”直中要害，这会激发起鲁迅有更大的发展。而能够作为对手的其实是周作人。但是他们的关系就决定他们不可能。
某种程度上讲，在动荡年代，鲁迅是合适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年代，周作人是合适的。
GQ报道：在您看来，鲁迅这个可被击中的要害是什么？
钱理群：这是很多人提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鲁迅的基本弱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的弱点。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反叛者，在我看来，实际上鲁迅是最懂中国文化的。他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问题的批判者。
那么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看法了，就是我们没有信仰。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儒家文化为核心，而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只讲此岸的世界，怎么在现实生活中活得更好、更自在，对于彼岸的世界，它是悬置起来的。它缺少一种彼岸的关怀，缺少一种终极性的信仰。
鲁迅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的，他没有更高的东西引领着他，他就只能强调自我，一切靠我自己，归结于自己，所以他欣赏尼采不是偶然的，尼采哲学正是鲁迅的核心——强调个人强大的意志力，强大的思想力。
这当然很了不起，同时不具有示范性和普遍性啊。我们学不到，我们普通人是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能量。所以鲁迅只能是我们学习倾慕的对象，他没办法来直接告诉你怎么做，这不是他的任务，他也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从历史角度来看他的弱点。
GQ报道：您一直强调要读鲁迅的杂文。杂文有哪些当下意义？
钱理群：杂文是鲁迅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是最适合他的内在要求，以及表达他与时代关系的文体。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和《呐喊》《彷徨》也是不一样的，所谓不一样，就是因为《故事新编》里，注入了杂文的眼光，笔调，思维。
我在编《鲁迅作品选读》这本书，大量选择鲁迅的杂文，就是我要引导年轻人——不读鲁迅杂文，就不懂鲁迅。杂文很类似于今天的网络文学。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老师告诉我，她所熟悉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家都很喜欢鲁迅，鲁迅是真正适合这个时代的。
杂文可以迅速对时代提出问题，还能立刻对时代做出反应。这是小说不大可能实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杂文语言正适合现在网络的要求，你不能长篇大论，必须简短精悍、极富弹性，观点鲜明，别人一听就忘不了。
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嘛，知识分子产生影响要借助网络，传播的常常就是你的一句话，比如很多人知道钱理群是因为那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能之后是“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也许我更广泛的影响就变成两句话（笑），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文学问题，你读别人的杂文感觉是学术随笔、思想随笔，而鲁迅的杂文恰好是文学，那么鲁迅杂文的文学性在哪里，美学性在哪里？这是需要研究的。我跟学生提过很多次可以研究这个课题，但难度比较大。鲁迅自己说的很清楚，我的杂文是不能用文艺理论来说明的。
鲁迅杂文其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观，把政治、思想、社会、伦理、历史与美学有机融合于一身的全新的文学样式。它不是纯粹的文学，纯粹的美学，而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
GQ报道：您在书的后记里写到了最早是怎么开始阅读鲁迅的。刚才又分析说，您跟鲁迅有很大的差异。现在回头来看的话，研究鲁迅有没有什么必然性？
钱理群：很难说必然性。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三个现代文学家：鲁迅，艾青，曹禺。鲁迅有一定偶然因素，我真正读懂鲁迅是到了贵州以后，在现实生活遇到了很多问题以后。
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一种异类的思维。当一个人生活得很舒服，满足于现状的时候，他不会读鲁迅的，对鲁迅毫无兴趣。但当产生怀疑的时候，觉得现实生活有点不大对劲、想寻找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就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间。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读鲁迅，我们也没必要提倡所有人去读鲁迅。鲁迅自己说过，青年有三种，玩着的、睡着的，还有醒着思考的。玩着、睡着，你也不要去干预他，只要他凭借自己劳动去玩，去睡，那是他的权利，你管他干什么。
这也是我们这代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是要质疑，不要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一个是要宽容，允许别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
我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了我研究鲁迅，但是我并不认为鲁迅是唯一的路，而且鲁迅本身就不是指路的人，他最大的价值是他的思维方式，不在具体观点。比如“从来如此便对吗”，这句话极其深刻，我们现在天天觉得从来如此就是对的。
我对鲁迅的认识，也并不要求大家都认同，但是我有一条要求，你得让我讲啊，我得有独立自主研究鲁迅、言说鲁迅的权利啊。我现在为什么沉默了，很大原因就是我不能讲鲁迅了。比如在养老院，很多人希望我讲鲁迅，我拒绝，我说我讲了你们都听不进去，我要讲鲁迅《死后》这篇文章。老人不得不面对一些中青年时代可以回避不想的问题，比如死亡。
不过我这两天想来想去，有机会我还是要在养老院讲鲁迅的《死后》（笑），要想透这个问题，死后不要被别人利用。
❹
谈自己：
GQ报道：您之前说您有一个金色的童年，您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钱理群：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我在南附中读中学，它是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那时我们的同学基本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弟，比如我就属于官僚后代；还有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教授的子弟，放到今天它属于精英学校。
后来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农村来的，因为我们是工农政策，从政治理念出发，重视边远地区，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老师也特别照顾他们。但与此同时，老师也是平等对待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完全不歧视我们，所以我功课好，我就在学校里很红啊。
我53年要求入团，没被批准，因为我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是学校聘请我当少先队辅导员，虽然上有政策必须遵行，但校方还是对我表示信任。而且我和工农兵的孩子关系非常好，大家是一种绝对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说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
电影《三毛流浪记》（1949）剧照，9岁的钱理群
我的运气非常好，我赶上56年反右之前考上大学，如果是56年之后，我上大学都上不了。当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我考上北大，我哥哥考上清华，我姐姐考上北师大，不受你家庭（影响）。但后来就不行了，大学毕业后，我姐姐分到新疆，我哥哥分到福建，我分到贵州。
再到后来改革开放，我福建的哥哥当了校长，我新疆的姐姐当了自治区的政协委员，我当了著名教授，你看中国社会又翻转一次，强调知识，强调能力，我们的长处又发掘出来了（笑）。从我们兄弟姐妹个人的命运，你就看出时代巨大的变化。
这些经历决定了我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
GQ报道：历次政治运动，再到历经疫情，对您治学本身的影响是什么？
钱理群：我后天到北大讲课，就要讲我和贵州的关系。当年我被分配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一方面对我是一个惩罚，产生很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我的一个际遇，让我有可能接触社会最底层，真正地认识中国。
我这个人比较特别，文革发生后，我主动全身心地投入，从头参与到尾，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社会的一个大好时机，我到过工厂，到过农村，去过兵营，和工农兵以及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我也逐渐地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聚集了一批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人。文革后期，我们就形成一个民间思想群落，一起读书，一起争论，一起探讨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在边远地区，讨论这样的大问题是极罕见的。
足足等了18年，我离开贵州，回到北大，很多人一般会把这段历史看作灾难，离开之后再也不想回去了。不可否认那是一段苦难，但是我要做的是把苦难如何转化为精神自由。因此当我回到北大，仍然保持着和贵州的密切关系，一有机会就回到贵州去，而且我一去，当年的学生和民间思想群落又会聚集起来，这么多年，我们始终没有散。
和当年的学生在一起
社会动荡的时候，我在底层，在管控不严的空隙中得以思考和学习，到了社会大发展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北大这样思想文化教育的中间地带，得以把握时代的中心问题，把自己的民间思考上升到中国与世界的新视野，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发声的机遇和权利。
我人生最大的经验，就是出入于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精英和贫民之间，在这之间流动、互补。这是我总结的人生，我命运的幸运之处，也是我和其他学者的区别所在。
GQ报道：这决定了您一直非常介入和扎根现实。如果留在类似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研究方向可能会不同。
钱理群：是实在话，我强调贵州，但我进入不了贵州的日常生活啊，我始终是站在旁边观察，看起来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贵州人，我和贵州的老百姓是隔的；我和青年的关系看起来密切，但是青年喜欢玩的，我都不喜欢，我和青年也是隔的；最后，我和鲁迅也是隔的。
GQ报道：那您和哪些人是亲的，不隔的？
钱理群：都是隔的。我和北大教授也差别很大，我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宏观，到具体细节就显示出弱点来了，总体来说我偏向于思想者，思想者站的高，想的深，但与此同时它和具体现实是隔着的。我觉得所有的价值都是有缺憾的价值，我也是这样。
GQ报道：鲁迅对您个人层面的影响是什么？
钱理群：我受鲁迅最大影响的是两个：一个就是鲁迅的基本信念，立人的思想，这也成为我基本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
另一个就是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定义。他说真的知识阶级，第一，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怀疑，永远批判；第二，站在同情平民的立场上；第三，永远边缘化。
钱理群多次讲到对学术权力的反思，对导师身份的警醒
这是我说的边缘位置和“历史中间物”。某种程度上，我是永远的反对派，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我还是怀疑主义，还是不满现状。你别看我现在好像影响很大，我在学术上是边缘的，我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连学术委员都不是，而且我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评奖，甚至放到现在的体制，我连教授都当不上。
GQ报道：这是您主动的选择吗？
钱理群：谈不上主动，因为别人不选我（笑）。我这个人是不能当领导的，我爱憎太分明，我当班主任，我把这个班搞得一塌糊涂。
做好平衡才叫领导，班主任必须协调各种问题，但我一点不会平衡。我一当班主任，学生就分两大派，一派坚决拥护钱老师，一派坚决反对钱老师。
GQ报道：这两年您会想念课堂吗？
钱理群：后天去北大上课，我突然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GQ报道：为什么会紧张？
钱理群：根本的问题是，我觉得我已经不懂青年人了，我退休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
我觉得时代变了，年轻一代发生变化了，我既不能以我的理念去对他指手划脚，我没这个权利，别人也不听你的，但是我也没必要追随他们。我觉得我应该退下来，靠边站，观察他们，在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帮他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原来跟学生关系是一种精神交往、精神共鸣，到后来越来越功利目的了。随着我名气越来越大，一些人来听课完全是奔我的名气来的，天天照相，拿书签名，回去就宣扬，我觉得没意思了。
包括见你们，我都提前写好稿子，因为老人说话啰嗦，我有时候听起老人讲话没完没了，心里也想你赶紧下来，我觉得我要趁着人家觉得我还可以的时候赶紧下来，别等着大家心里讨厌你。我这个人非常清醒，该退退，别老站在那个位置。
后天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北大上课。
看完钱理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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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杜梦薇、靳锦
编辑：靳锦
摄影：杜梦薇
图片：受访者提供、《十三邀》节目截图、
《钱理群讲鲁迅》课程截图
运营编辑：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