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窥弟媳洗澡？杀父？汉奸？闹心的鲁迅家族

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但其家族内部，关系并不融洽，乃至兄弟大打出手，夫妻反目成仇，

儿子刀刃其父。家族的撕裂还导致一个19岁的少年饮弹自尽，他就是周建人的二儿子周丰三。

周氏家族的撕裂既与钱财等俗事有关，也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

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周建人的原配羽太芳子都是日本人，且是一对亲姐妹。

她们强悍的个性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态交织，给家族的裂变增添了复杂性。

鲁迅作为大家族的家长，在处理家族内部关系上，无疑是失败的。

兄弟三人本住在一起。

1919年，周家卖掉绍兴老宅，花3千元在北京八道湾11号购置了一套四合院。

三兄弟一起移居八道湾，约定誓死不离。

这个大家庭包括鲁迅的母亲鲁瑞，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周作人夫妇和他们的一儿一女，以及周建人夫妇和他们的两儿一女。

鲁迅作为大家长，但因为朱安不识字，一家的财权都由羽太信子掌控。

鲁迅和周作人每月的薪水，大部分都要上交给羽太信子，由羽太信子调配家用，以维持整个家族的运转。

岁月在宁静中流逝，家族矛盾也在宁静中酝酿。

三兄弟全家福

失败的家长：鲁迅为何和周作人大打出手？


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恶化之深，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不仅多次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
以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葬礼，双方家属都没有出席。
周建人和两个兄长的关系也不和，和周作人更少来往。
这个大家庭的狗血剧，和所有中国家庭并无不同。
家庭初始的核心矛盾，其实就是一个〝钱〞字。
鲁迅和周作人每月的薪水加起来有700大洋左右，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要知道，当时富贵人家请一个仆人，月薪也不过两到三个大洋。
鲁迅和朱安没有孩子，但仍把大部分薪水上交给羽太信子。
他把两个弟弟的五个孩子视同己出，非常疼爱。
这段时间，周家三兄弟的关系无疑是和谐的。
但鲁迅以及周建人，都分别和羽太姐妹发生了矛盾。
首先是羽太信子花钱太无节制。
中国传统士大夫以节俭为美德。
但出身贫寒的羽太信子，突然间掌控那么多钱，就像一个暴发户想把自已装饰成贵族一样。
花钱大手大脚。一下子请了十几个仆人。孩子一点小病，都要请较贵的日本西医。不合意的饭菜和衣物，随意赏赐给下人。买货专挑较贵的日本货。每次出门都坐轿，架势十足。
鲁迅是极节俭的人，平时也就抽抽烟什么的。
羽太信子大手大脚，弄得鲁迅有时候还要向朋友借钱。
作为家长，免不了教育羽太信子两句，要羽太信子省着点花。
这个时候，羽太信子对大哥还能保持表面的恭敬，消费也有所收敛。
但一来二去，不满的种子已经种下。

周作人夫妇

家庭关系的真正转折点，是周建人远赴上海工作。

周建人没到北京前，在老家绍兴任中小学教员。

薪水不高但一家衣食保暖没问题，两个哥哥又多有救济，夫妻生活简单快乐。

但一到北京这个大都会，周建人失去了工作，羽太芳子则失去了方向。

周建人的收入只能靠点零星稿费。

羽太芳子过不了这种逼仄的日子，常唠叨自己的男人无用，在日常上对周建人也越来越冷谈。

据周家朋友回忆，有次羽太姐妹带孩子们野游，周建人也跟着去。

羽太芳子竟用嫌弃的语气说，你也去呀？

周建人感到伤了自尊，很是郁闷。

看弟弟过得不舒畅，周作人就托胡适，在上海商务出版社帮周建人谋了一份编辑工作。

周建人多次要求羽太芳子随他一起到上海生活，但芳子离不开姐姐，更离不开八道湾富裕和舒适的生活，不愿前往。

但八道湾的富裕生活，显然是鲁迅给的，单靠周作人的个人薪水，肯定是不够。

鲁迅不满意羽太芳子对周建人的态度。他常说，建人赚多少钱，芳子都不一定满意。

分居上海的周建人，对羽太芳子的态度也就渐渐冷淡了，加之兄长对羽太姐妹的不满。

周建人渐渐移情别恋，和自己的学生王蕴如公开同居。

在当时年代，士大夫有个三妻四妾很正常，所以周建人并不认为有何不妥。

他每月仍会给羽太芳子寄三五十元，但极少回八道湾。

这对羽太芳子显然是很大的伤害。

羽太信子和鲁迅的激烈冲突，也大半缘于此。

她认为鲁迅作为家长，没有约束周建人在外面找女人，没有做到〝公正〞，对羽太芳子不公平。

鲁迅拒绝在羽太芳子和王蕴如中作出仲裁，拒绝介入周建人的婚姻生活。

因为羽太姐妹甚至把自已兄弟，父母，舅舅都从日本带到北京，加重了周家的经济负担。

鲁迅没少资助他们。

鲁迅不满另一个大家庭寄生在周家，但又不能明说。

羽太信子怒不可竭，开始处处给鲁迅脸色，甚至指桑骂槐。

一向惧内的周作人，对兄长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1923年7月24日，周作人正式和鲁迅决裂。

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便笺，不再称呼其为兄长，而是直呼〝鲁迅先生〞，谓〝蔷薇的梦是虚幻的，现在所见才是真的人生〞，要求鲁迅以后〝没别的事，别再到我的院子里来。〞

许多年来，史学家一直想弄清楚周作人和鲁迅决裂的原因和细节，却一直云里雾里。

据周家熟人章廷谦回忆，羽太信子说鲁迅调戏她，并在他们夫妻卧室〝听窗〞，偷听周作人夫妇情话，偷看羽太信子洗澡。

这种指责先不管真假，但确实恶毒。

尽管鲁迅和朱安过着无爱的夫妻生活，但不至于沦落到调戏弟媳的地步。

至于〝听窗〞，周作人夫妇卧室的窗户前都种满花草，这种指责显然不真实。

但无风不起浪，外人又怎能窥探到他人的家事呢？

8月2日，鲁迅收拾行囊，带着自己的老母亲，离开了八道湾周家大院，另觅新居。

很久以后，鲁迅回八道湾取自己的旧书，周作人夫妇立即冲上前去，对鲁迅大声责骂，双方大打出手。

据周家的好友许寿裳回忆：首先是信子拿起书远远掷向鲁迅，周作人拿起香炉向鲁迅身上砸。

鲁迅于是抱起一个陶瓷枕头进行还击。

曲尽人散，鲁迅和周作人两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不久，周建人也和周作人发生激烈冲突。

八道湾就剩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的前妻及孩子。

羽太信子成了八道湾的主人。

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

名门〝孤儿〞，周丰三缘何饮弹自尽？

周作人的儿子叫周丰一。

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周丰二，小儿子叫周丰三。

自从周作人远赴上海另组家庭后，就极少回八道湾，但每月仍会给羽太芳子寄钱，尽量避免和羽太芳子见面。

但母亲鲁瑞的八十大寿却是必须参加的。

就这样，在八道湾周家大院，周建人同羽太芳子及她的两个儿子，发生了激烈冲突。

这次冲突发生在1936年，鲁迅刚刚去世。

为了抚慰鲁瑞的哀伤，周作人把别居的老母亲接到八道湾拜寿。

周建人和王蕴如从上海赶赴北京。

为了避免冲突，他事先把王蕴如安排在朋友家，只身前往八道湾。

在这里，羽太芳子和她的两个儿子爆发了。

据知情人回忆，年轻气盛的周丰二拿起一把军刀冲出卧室，向父亲周建人刺去，幸亏被周边人快速拉开。

之后羽太芳子开始了撕心裂肺的哭闹，周丰三抱住妈妈，也厉声斥责父亲。

接着，周丰二一边拦住父亲，一边给日本大使馆打电话，要求日本宪兵来捉周建人。

接电话的人因为醉酒，没有理会。

日本人会不会扣押周建人？确有可能。

他们后来就关了鲁迅遗孀许广平很长时间，后由内山完造保释出狱。

控制文化名人既可增加号召力，又可作为对中国人洗脑的利器。

尽管1936年日军并未深入平津，但羽太姐妹同日本使馆互动密切，甚至把八道湾周宅的牌子，改名为〝羽太寓〞。

从羽太芳子的角度，周建人违反〝婚姻法〞，请日本大使馆为我做主，也似乎并无不妥。

周建人、王蕴如和女儿

周丰二挟洋自重，刀刃其父。

当时日本己占领东北，从周建人角度，有个日本人老婆受知识界鄙夷。

国恨家怨，周建人决定和羽太芳子及两个儿子一刀两断，不再给他们寄一分钱。

于是羽太芳子和两个儿子，唯一的依靠只有周作人了。

周作人负担之重，当时羽太信子的母亲，兄弟，舅舅都在北京，加上自己的两个孩子，羽太芳子一家三口（周建人大女儿在上海），还有位于北京的母亲，全靠周作人一人的工资养活。

建国后周作人曾给周总理写长信解释，说他并非诚心作汉奸，实属〝家累〞，一家〝十四口人〞都要他养，无法去家南下。

不否定这是原因之一。

1937年日本拿下平津后，邀请周作人出来做官。

周作人闭门不出，保持了气节。

但当时北京的大学都已南迀，失去教职的周作人，收入大幅缩水，养活一大家子愈发困难，只能靠微薄的稿费支撑。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周作人的暗杀。

一个访客向周作人当胸一枪，所幸子弹射到周作人的铜纽扣上。

但乱枪打死了周宅胡同口的一个路人。

死里逃生的周作人认定是日本人暗杀他，惊恐之中只得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出任伪职。

这次暗杀彻底改变了周作人的一生。

日本人并不承认他们暗杀周作人。

至于是谁在暗杀周作人？真相扑朔迷离。

抗战结束后有人披露，暗杀周作人的实际上是一抗日爱国组织。

因为周作人妻子是日本人，又和日军眉来眼去，所以招致忌恨。

对于周作人来说，既然离不开八道湾，又身处危险中，那就老老实实出任伪职吧。

一则可以得到日本的保护，二则收入会大幅增加。

周作人访问日本

周建人的小儿子周丰三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复杂环境中。

一则父亲不认他，他靠伯父周作人抚养大。

伯父待他视同己出，给了他全部的爱，让他受最好的教育。

另一方面，日军侵华，作为汉奸的侄子，又拥有一半日本血统，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周丰三，成了同学暗中排挤的对象。

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出身名门，但大伯父死了，二伯父是汉奸，父亲不要他。

他既不是日本人，又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撕裂的身份，让他小小年龄，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随着日军深入中国腹地，周作人汉奸的身份，也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他甚至专程到日本参拜了靖国神社，看望了日本伤兵。

他成了华北伪文人中的精神领袖，兼任数十个伪职，可谓风光无限。

他的太太羽太信子，也越来越跋扈，言必称日本高级，中国低级等等。

随着日本愈来愈深入中国，身处华南的周建人积极加入抗战组织，他同八道湾的周家事实已处于敌对关系。

由于大量地下抗战组织深入平津地区，不仅周作人每天提心吊胆，周丰三也日益不自安，既担心伯父的安全，又对中日的互相残杀感到伤心忧虑。

这个19岁的辅仁大学高材生，终于没战胜自己的抑郁症。

1941年3月，周丰三从周作人的一个警卫那里要了一把手枪，当着周作人的面，他眼含热泪，欲言又止。

突然，他把手枪对准自已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周作人猛地瘫倒在地，八道湾周宅哭声一片…

走上法庭的周作人

结语

周家三兄弟，文化上的成就之大，很像唐宋八大家里的苏门三杰，即苏轼、苏洵和苏辙。

但苏门三杰相爱相携，周家三兄弟则互相缠斗。无论如何，这是周家的悲剧。

49年后，鲁迅所受的尊荣，真的高的不能再高了。

周建人也跟着沾光，风光无限。

只有周作人，一生背负着汉奸的烙印。

但抛开爱国因素，仅从传统的做人上看，周作人似乎又是三兄弟中最好的。

只有他没有抛弃结发妻子，而且把弟弟周建人的两个儿子也抚养成人。

至于妻子娘家的老老小小，也都由他工资供养和照顾。

当时鲁瑞和朱安都住在北京。

鲁瑞死后，周作人甚至承担了供养寡嫂朱安的担子，当时朱安还带着一个仆人。

相比之下，鲁迅和周建人都抛弃发妻，另觅新欢，找的都是比自己小许多的女学生，简直算传说中的〝渣男〞了。

周建人更对发妻和子女不闻不问。

如此，周作人的义气和担当，简直算兄弟中的楷模。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但一旦拔高到国事，周作人必十恶不赦。

而周建人同周作人及日裔妻子的决裂，甚至算是民族英雄的行为了。

所以，建国后的周建人风光无限，甚至做到了副国级。

周作人则顶着汉奸的骂名，在一片骂声中去世。

周作人死后，周建人和周海婴（鲁迅之子）都没出席他的葬礼。

延伸阅读：

因为科举作弊未遂

鲁迅的爷爷被判了秋后问斩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因家庭的变故而饱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这场“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

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此案的记载，并借此了解这场晚清科考案对少年鲁迅的影响。

01 密信有“关节”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于同治六年（1867）考中举人，四年后，他先是在会试中被取为第199名贡士，接着又通过殿试，成为三甲第15名进士。

之后在翰林院庶常馆经过三年学习，他被派往浙江杭州府金溪县当知县。

光绪四年（1878），因事被巡抚参劾革职，降为教官。

但是，次年周福清又花钱捐了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回到京城，日常工作就是抄抄写写。

光绪十九年三月，周福清母亲去世，按清朝定制，要离开官位回乡居丧三年。

就在他回到浙江后不久，其子周用吉（鲁迅之父）报名参加了这年八月的举人考试。

主持这次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恰是22年前与周福清一起考中进士的殷如璋。

周福清得知自己的同年来当主考，动了心思。

七月二十五日，周福清从上海赶到苏州，停船静候殷如璋，并准备好关节条子。

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场前订下考生在试卷诗文某处作何记号，用何字眼。

周福清暗订的关节字眼是“宸忠”、“茂育”四字，专门写在一张纸上。

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是他许诺事成之后酬谢主考的价钱。

周福清把这两张纸和自己的名片装入信封，等待送给殷如璋。

02 送信露天机

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官船到达苏州码头。

周福清为避人耳目，自己留在船上，派家仆陶阿顺代送。

他嘱咐陶阿顺，先投帖拜会，争取让主考大人接见，当面递信，如不接见，再投信函。

陶阿顺原是个当佣工的粗人，刚到周家没多久。

来到戒备森严的官船下，陶阿顺早把主人的吩咐忘在脑后，为图省事，他把周福清的名帖和密封的信函一同呈递上去。

他的鲁莽使周福清的机密妙算露了个底朝天。

其中细节，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苏州知府王仁堪来到殷如璋船上，进行礼节性拜访。恰在这时，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信来，说是送信人在船下立等回信。因为按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能接收任何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以防说情作弊，殷如璋就装模作样地请王仁堪代拆。王仁堪打开信一看，脸色大变，令把送信人拿下。“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

第二种说法：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信函带上船。当时，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谈天，陶阿顺将信函递上后，殷如璋知道其中有物，不便拆开，便搁置桌旁，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礼，当着众人的面说，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事情曝了光，殷如璋又气又恼，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他本人则保住了清白。

第三种说法：陶阿顺将周福清的信送到官船上，因船上官员吏役人来人往，殷如璋没有马上拆信，传话叫送信人稍候。陶阿顺在岸上等到不耐烦了，便大叫起来，惊动了船上众考官，殷如璋只好拆信，丑闻公之于众。

03 无奈去自首

周福清在船上等候回音，陶阿顺却一去不回。

几个时辰过去了，提心吊胆的周福清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开船离开了苏州，暂到上海躲避起来。

在案发地苏州，知府王仁堪命令衙役将陶阿顺严加看管，并不时提讯一番。

可是，陶阿顺“供词闪烁”，难得实情。

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来通报公函，将陶阿顺及信函一同解交涉案人所在地浙江。

浙江巡抚嵩骏十分重视，立即委派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府知府陈璚一同办理，接连提审陶阿顺，并通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稽县迅速查拿。

周福清在外面躲了一阵子，于八月下旬返回原籍。

这时，他已成为官府通缉的要犯。

陶阿顺在浙江受审时供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但“信内何事，伊实不知”。

嵩骏等认为，“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

为此，赵舒翘命令仁和、钱塘两县秘密访查，得到的呈报是，周福清“未曾来省”。

赵舒翘又“飞饬会稽县原籍”，命令该县一旦发现周福清，“迅速查传，押解省垣质审”。

此时朝廷颁下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

在这种情况下，周福清自知难以脱逃，便投案自首。

他当即被押往省城杭州受审。

04 大狱蹲八年

周福清归案后，先由知府陈璚进行第一轮审讯。

接着，刘树堂和赵舒翘“藩臬两司会审”。

最后，由巡抚嵩骏亲审。

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嵩骏于十一月初十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

后来光绪帝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是“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等到第二年秋审时，周福清被减刑为“牢固监禁”。

直到光绪二十八年，被获准释放。这样，他一共蹲了8年的大狱。

05

这起科场舞弊案，使周家急速败落。

周福清出狱不过3年就去世了。

周用吉不仅举人没当上，其秀才功名也被革除，挥不去的伤感和耻辱致使他刚刚35岁就死去。

由于这桩科场案，鲁迅的家庭从小康跌入困顿。

十几岁的鲁迅先是随母亲下乡避难，到乡间“为乞食者”，后来“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体验着生活的艰辛和现实的冷酷。

然而，后来的鲁迅却为自己是“破落子弟”而庆幸，并说“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书简》）。

跌荡和坎坷，影响了鲁迅的少年生活乃至性情人格的形成，这正是周福清科场舞弊案对一代历史名人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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