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阅读：不要把秘密告诉给风，它会吹遍整个森林良知不是天生的很多人没有良知先知书店1726年，伏尔泰被驱逐出法国，他流亡到英国时读了约翰·洛克的著作，大为震撼，夸赞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比洛克的头脑更明智、更有条理、在逻辑上更为谨严。”伏尔泰尤其赞赏洛克的经验主义，他在《哲学通信》中向法国人介绍了洛克的哲学。然而那时的法国还沉浸在笛卡尔、马勒伯朗士的天赋观念论中，他们断言，人是永远在思想的，灵魂进入躯体时就已经拥有着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及对神、空间、无限等美好的知识，可惜只要一出娘胎，人们就会把这些天赋的观念给遗忘了。在这种背景下，海峡彼岸的洛克“像一个出色的解剖学家说明人体的各种机能一样”，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人类理智，而不是像清谈家那样进行毫无根据的断言。他观察一个儿童从初生到成长的每一步发展，证明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于感官，并不存在天赋的知识。这种观点已令神学家们反感，而洛克进一步提出没有天赋的道德、也不存在天生的良知，更是引来乌合之众的谩骂。然而，谩骂终究摧毁不了任何理论，洛克以历史与经验为依据，摧毁了关于天赋良知的谬误。点击阅读：洛克文明底线丨每个现代人都应具备的常识良知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的洛克不承认有先天的知识，自然也就不会承认有天生的良知——因为良知本身也是一种知识。道德家们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分别善恶的能力、一种逼迫自己去遵守的原则，这便是良知或良心。为什么说良知是天生的呢？他们的证明方法很简单——因为它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例如《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里的“怵惕恻隐之心”就是一种良知，只要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大家都会感到恐惧、怜悯，进而自发地去援救，这是“人皆有之”的天生良知。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良知的两个特征：良知是一个天赋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刺激并指导一切人的行为；良知是一切人心中所印入的一个真理，因此亦是他们所知道的、所同意的。洛克在《人类理解论》对这两个特征都进行了反驳。他的论证方法不是经院哲学式的——也就是说

那天读完东野圭吾的《白夜行》顺手写了如下感悟。人生世界上真的没有人可以成为你的太阳，唯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太阳。你发光，你发亮，勇敢向前，就会无惧黑暗。童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亲密怎样判断一群人中，哪两个人最亲密？观察他们笑的时候会看向谁，或者是无助的时候会看向谁。朋友如果你从别人口中得知我，并且改变了你对我的看法，那这种朋友不要也罢。距离保持距离的人要么有秘密，要么自卑，要么孤僻，要么受过伤，要么看透人生，等等等等，总之跟单纯都扯不上关系，因为他背负着别人所没有的包袱。学校学校是人生的启蒙地，出了学校之后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像武侠小说里学成的高徒，数十年的苦练无需太多言语，江湖才是传奇。社会就是我们的江湖，而学校只不过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成长成长不就是一边失去一边获得吗？宫崎骏都说过，人老的好处就是，能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而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并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能力能力似利剑，没有道德作为指导方向，就是一个定时炸弹。爱情爱情是荷尔蒙和多巴胺联合作用下的产物，自然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爱情终会变成亲情，变成责任。而在思想上开小差的时候及时止损，应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遵循。真正的爱情，不是初见乍欢，而是经历过伤痛和苦难，再携手走过艰辛坎坷，依旧久处不厌，依旧爱你如初。成熟人和人之间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所以心智成熟度也不同。心智成熟的人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站在一个相对的高度，对事情发展有个宏观的掌控，有时候他们为自己活得通透感到欣慰，有时候也为自己活得太通透感到烦恼！看破不说破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脾气将脾气发出来是本能，压下去则是本事。练吧，一时控制不住就两时，理智而又有控制力的人，才是有能力的人。挣钱淡泊名利的人不会花多少心思放在挣钱上，相比而言，自然就没有努力挣钱的人挣得多。自律所有人都喜欢准时的人，喜欢说话算数的人。对己是人格的自律，对他是人格的尊重。人性生活中别人找你，一般都是有事相求，没事的时候找你，要么喜欢你，要么抱团取暖，这就是人性，不用悲凉，要庆幸自己还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内心冷漠的人，忽然表现出对另一个人的兴趣，要么是爱上了这个人，要么想利用这个人。秘密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就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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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为何大师辈出？自由！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只要社会一天天变好大师自然会脱颖而出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抗战时期搬到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喊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生物化学方面有很大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对他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后因日军轰炸长沙，被迫迁往昆明比如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但却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就会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大家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联大在昆明的校舍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青年时的何兆武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丰富，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美好，如果社会整体一直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何兆武：当时我们接受的是纯正的美式教育。图为历史系1943级毕业生如果陈寅恪值一块钱那沈从文只值一分钱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课。另外英文也是必修课，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西南联大女学生。前排右一是何兆武的姐姐，后排左二是何兆武的妻子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当时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来讲，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部分教职员工合影，前排右三为梅贻琦校长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

先知书店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深度丨六七十年过去了，人们的偏见与对抗更少了吗？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虚假的历史，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害？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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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真正原因不是腐败，而是花生白薯？为何陕北闹饥荒？因为地主兼并土地，民不聊生？不对。陕北土地贫瘠，以小农为主，地主不多。他们没比普通农民多几亩地，要是闹旱灾，他们也一样束手无策。其实，饥荒的原因很简单：明末人口逼近2亿，而粮食增长的空间耗尽，难以负荷，各方面都出现崩溃的征兆。与此同时，西北(特别是陕北)的军人及预备役军人很多，是明军的兵库。全世界，军人都是必须安抚的，就是现在美国，招公务员也优先照顾退伍军人。然而，西北明军活得实在很惨。崇祯时，都督卢象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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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打开国门丨相同的开端，不同的结局都是打开国门丨相同的开端，不同的结局都是打开国门丨相同的开端，不同的结局和无趣的人相处简直就是牢狱之灾先知书店和缺乏好奇心的人生活在一起，厌倦是迟早的事情。但很多人没有在关系的初期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自认为还算一个对世界有点好奇心的人，找到的另一半是一个缺乏好奇心的人，那自己不断的成长需求，就会不断的和对方的故步自封产生矛盾，也就共同无法体味生活的趣味和乐趣，最后分离也就是大概率的事件。一个人是不是有意思，是否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来观察：永远只聊自己喜欢的话题最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意思的，是通过观察话题的多样性。我认识一个女性朋友，我和她认识五年了，五年来几乎每一次见面，她都在讲她害怕丢掉现在这份工作。像她这样的人，你身边也一定有——和她聊天是聊不出什么新东西的，要么永远在抱怨工作或者伴侣，要么永远在纠结一些讲了几百遍的陈芝麻烂谷子。和这种人尬聊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因为她的世界就只有那一亩三分地。你会发现你们聊天的话题兜兜转转，最后总是会被她绕回那么三两件她感兴趣的事情。这其实还反映了这人的话题和知识储备极为贫乏，贫乏到不足以支撑一段开拓性的对话。人的话题储备是通过好奇心在几十年中逐渐积累的，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和这种人生活就是一场漫长的牢狱。“你懂这有啥用”？注意观察一个人的口头禅是不是“所以又怎样呢？”、“你懂这有啥用?”、“…so?”。“我在学西班牙语”——“你学了能干嘛？”“我最近在研究明清建筑”——“所以呢，你研究这有啥用？”这些话是聊天的大杀器，足以掐灭掉任何有意思的火花。一旦以“有用”与否，作为学习的唯一动机，分分钟扼杀掉对新知的全部兴趣。好奇心强的人，会广泛涉猎大量的“无用”技能——调酒、野外求生、手工。这说明这个人对知识的索取无太多功利性。而缺乏好奇心的人对所有“无用”的东西非常排斥，视为浪费时间。因为好奇心不足，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去学无用的东西，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你的兴趣广泛度会被打击和压缩，逐渐成为一个无趣而“有用”的人。不看书，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你不妨在身边做个调查，问下周围人最近一次买书是什么时候？（一个月内？一年内？记不清？），再让被调查的人报出一本最近看完的书的书名。结果肯定不会有意外：能坚持长期买书看书的人，是人群中的极少数。而绝大部分人，自从离开校园后就彻底不再看书了，一本也不再看。所谓求知欲，其实和好奇心是一体两面。缺乏对未知的好奇，自然也就无法从探寻未知中找出趣味来。因而大部分人的学习阶段，对于整个人生来说非常短暂，一旦离开校园后就完全停止了学习。所以毕业多年后你去和她聊天，会发现她好像被冻在原地似的，多年尺寸未进。而爱买书爱看书的人，往往都是多少能从读书中寻到一点趣味来的人，和前一种人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物种，三观也不会非常一致。对“人”没有强烈的好奇心你身边是不是总有一种人，不管是和出租车司机、菜市场卖菜的大妈、还是旅途认识的人，都能够很轻易的建立联系，侃侃而谈。而这种联系的建立，源于对陌生人强烈的好奇心。而另一种人，则完全不想了解别人，也很少和陌生人主动交谈。普通的中国人对陌生人通常敌意较重，尤其我们父母那辈人，很多一辈子只和自己熟悉的人交往，也从不参加有陌生人的聚会。而在互联网时代，社交软件就是一个筛选有意思的陌生人的很有效率的方法。就像陌陌以前有句话我就很喜欢：总有新奇在身边。我很早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般手机里装着某些移动社交软件的人，通常更好相处。因为这其实是一种筛选，她能装这些软件，至少说明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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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地过完一生，就是普通人对社会的贡献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总是幻想创造历史王笛当我们在谈到研究历史意义的时候，经常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涯中，也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我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不断地告诉我，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未来的进程也是不可预测的。历史没有规律，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我想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说“历史科学”，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如果是科学的话，那么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和相同的，就必须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即是说，只有能够被反复证明的学说，才能成为科学。然而，对历史的研究则是不可能验证的，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活动，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哪怕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根据同样的历史资料，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也不会再重新呈现一遍，实际上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最近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现了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这促使我接着又读了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发现原来这些年我所思考和疑惑的问题，其实波普尔早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波普尔的思想进一步帮助我梳理了关于历史没有规律、不可预测的观点。为什么历史没有规律所谓的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的追求，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按照所谓自认为的“伟大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这个英国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便深刻指出了，开放社会是个体为中心的法治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他还让我们了解国家的真正的角色，它不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要改善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人们的命运。真正的民主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自由比平等更为重要。寻求所谓的历史规律，即相信历史既然是按照某条道路或者某条线索发展的，就会忽视了对具体情况的仔细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每一个抉择都应该分外小心，都必须按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现实的各种因素仔细考量之后，才能做出决策。但是如果信奉历史决定论，就会忽略甚至不顾当时的各种制约因素，而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历史选择的道路，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法。对波普尔来说，历史发展的轨道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言的。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波普尔总结了五个论题：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何兆武先生曾发表《评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

点击蓝字即可阅读：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冷漠是人性丧失的信号读到这里，或许有读者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读书呢？这个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我们每天的时间是限定的，除了吃饭、睡觉、做家务、工作、上下班，所剩时间就非常有限了。大家都有多读书的愿望，但是无奈时间不多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在教学和科研之外，很少有其他时间读与自己工作性质无直接关系的书，但是这个状态在我眼睛出了问题以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2014年3月，那时我还在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当教授，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右眼突然发生视网膜脱落，这是长期使用眼睛，但是不懂得保护眼睛的恶果。在中国和美国前后做过两次手术，虽然视网膜修复了，但是右眼几乎丧失了阅读能力。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阅读和写作基本上就靠左眼了，我成了“独眼龙”，至少从阅读这个角度来讲。在手术恢复期间，应该是尽量少用眼睛，但是那似乎又没有可能，一方面要给学生上课，另一方面要写作，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眼睛可以办成的。因此，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点击蓝字即可阅读：读书，是寻求一种更高更远的精神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正在这个时候，又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审查一本书稿的邀请。虽然我可以

点击蓝字即可阅读：奥斯维辛没有幸存者，最好的人最早死去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冷漠是人性丧失的信号崔卫平很少有像《被淹没与被拯救的》那样符合我的心思。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作家、诗人普里莫·莱维（Pr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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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表明，这次猪瘟的来源是俄罗斯。大量进口俄罗斯猪肉应该检视一下。小红：不买俄国猪肉，难道继续买美国猪肉吗？你怎么这么不爱国？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战胜美国！

镜头·时代·人》。可以说，它是刘香成个人的巅峰之作，也是一本“致敬历史，面向未来，独一无二的摄影集”。跨度四十六年，将日常生活作为时代的试金石，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刘香成

编者按：读友们好。很显然，自从那天以后，这个号已经被一个大号攻击并限流了。至于能走多远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不希望有把那个破事讲出来的一天。为此，也请老读友新读友星标一下这个号，或者扫码加维罗，才不会走散于茫茫人海。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通往森林的路。在平原上，人们可以结伴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追打嬉戏；一旦进入森林，因为草丛和荆棘挡路，所以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感情，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伴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时期有。离开这个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越走越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人群中，你都可能寂寞无比。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去闪避道路上的荆棘。为什么我坚信，台湾与我们终究不会分离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坚韧的细线，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当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时，文化、历史就是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我其实也在诚实地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啊，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出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激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我的很多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哈佛、剑桥读书，都很优秀，而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后，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在自己的人生里找到意义。当代中国的两大精神危机思想需要经验的积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使音乐家无法谱曲，使画家无法作画，使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有些青年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开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在往哪里跑。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多数人选择站在赢的一边，而他选择站在常识和良知一边高考作文谈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信号我们与世界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张鸣丨认识秦晖，屡被震惊原创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请三观一致的读友，扫码加维罗

成为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

紧接着平定三藩之乱。通过澎湖海战，收台湾，彻底结束明清易代的种种余波；·

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秩序的演化有一个基本逻辑：它是一个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相对抗，开放秩序在对抗中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个逻辑也是我们理解未来秩序演化路径的一个重要基础。回顾历史上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拿破仑掌权时期的法国与英国的对抗史，我们就更容易梳理清楚这个逻辑。为什么海洋秩序总是获胜？来源｜《破茧》作者｜施展困死拿破仑拿破仑1799年开始执掌法国政权，此后东征西讨所向披靡，不服的国家几乎都被他打趴下了。只剩下一个英国，难以靠军事手段搞定，拿破仑就动用了第二个办法——贸易战。1806年，拿破仑颁布了大陆封锁令，要求欧陆所有国家断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拿破仑看准了英国的财富和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海外贸易，而欧陆是英国最大的市场，于是他就想把英国封锁在这个市场之外，憋死它。但是贸易是相互的，拿破仑想憋死英国，英国反过来也会想办法憋死拿破仑。双方用的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扛得更久了。历史证明，法国扛不过英国，拿破仑的政策失败了。因为法国的盟友们首先就受不了了。俄罗斯偷偷地和英国进行走私贸易。拿破仑发现屡禁不止，在1812年发动了征服俄罗斯的战争，也正是这场战争把拿破仑送上了末路。英法的这段对抗史，通常会被归为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对抗史。如果对欧洲史比较熟悉，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海陆对抗历史都是以海洋秩序获胜而告终。16世纪的陆地霸主西班牙，败给了英国；后来，西班牙加入英国一方对抗新的陆地霸主法国，法国又几次败给了英国；再后来，法国也加入英国一方对抗另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德国，德国先后两次败给了英国和美国；之后，德国也加入英美一方，对抗新的陆地霸主苏联，苏联又败给了美国。总结这段历史：海陆秩序的对抗史，就是海洋秩序不断获胜的历史。海洋秩序每获胜一次，就有可能把失败的陆地霸主拉到自己这一边，此时又会冒出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并且搞出一套新的玩法，但海洋秩序还是会获胜，再等待下一个陆地霸主的出现。海洋秩序获胜拿破仑能做到的只是控制欧洲大陆市场（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的控制力也很成问题），但拿破仑努力控制的欧陆市场，规模肯定小于英国能主导的全球市场，小市场的经济效率低于大市场的。所以拿破仑的政策注定失败，不是因为俄国吃里爬外，而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所致。在大陆封锁政策下，讨论法国的经济效应，大致只能以法国为单位；讨论英国的经济效应，则要以远大于英国的全球市场为单位，所以两国本身的统计数字，是无法真实反映它们的影响力的。为什么英国就能主导全球规模的大市场呢？因为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完成的，而英国主导着海洋。但更重要的是，对英国来说，主导海洋与主导全球市场是互相成就的。它能够主导海洋，就能控制全球贸易航线；而能够主导全球贸易，从中获得的收益又让英国有财力来主导海洋。也就是说，海军能力和经济能力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陆军能力和经济能力则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是一种消耗性关系，这就让拿破仑政策的经济效率更低下了。英国主导海洋，并不是像拿破仑控制欧陆贸易一样，把全球贸易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对海洋国家来说，既然它已经控制海洋了，那就可以把海洋开放出来，让所有人到上面做生意，然后自己来收租，这才是最划算的。而如果主导欧陆的拿破仑，不特地去控制欧陆贸易，欧陆国家就很容易加入全球市场，自己的整体战略就会泡汤，所以法国不得不直接上手。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的本质性差异并非一个在海上搞事，一个在陆地上搞事，而是两者打造的分别是开放秩序和封闭秩序。我们可以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开放秩序中的规则主要是民间社会自发形成、政府追认的结果，在形成规则的过程中，社会大于政府；封闭秩序中的规则主要是政府主导制定，民间社会被动接受和适应的结果，在形成规则的过程中，政府大于社会。”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中如果社会大于政府，那么它就是开放秩序或者海洋秩序的一部分，即便这个国家不是岛国而是个陆地国家，比如“二战”之后的联邦德国；一个国家中如果政府大于社会，那么它就是封闭秩序或者陆地秩序的一部分，即便这个国家在地理上是个岛国，比如“二战”中的日本。一个国家是属于海洋秩序还是陆地秩序，是可以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而改变的。当然，这里说的是个理想状态，它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一些逻辑关系；在现实中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个灰度递进的状态，但我们还是大致可以说，某个时期的某个国家气质上更接近哪种状态。我们讨论开放与封闭的时候，着重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简单还原为某种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我们实际上无法仅仅从意识形态上来判断，一个国家属于开放秩序还是封闭秩序。陆地霸主为何前仆后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新的陆地霸主，在此之前都是一个落后国家。它们能成为新的陆地霸主，原因之一恰恰就在于，它们打造了一个封闭秩序。这很重要，因为封闭秩序虽然不利于经营全球经贸网络，却有利于对特定的人群进行动员；一旦它还能与技术跃迁相结合，这样的国家就有机会成为新的陆地霸主。而在成为霸主之后，曾经的成功经验反倒成了它的诅咒，它在巨大的制度惯性之下，难以适时摆脱封闭秩序所带来的视野局限，意识不到此时进入开放秩序是更加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反倒会和主导开放秩序的海洋霸主发生对抗。比如，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追求的就是典型的封闭秩序，因为它要刻意强化本民族和其他人群的区别，甚至把自己描绘成好的，把别人描绘成坏的，以便对本民族形成动员，如此打造出来的肯定是个封闭秩序。德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后期崛起，就是因为它以民族主义为动员机制，把国家统一起来了；德国统一之后，又率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于是它就一举成了新霸主。但是它的民族主义理念，随即让德国与英美发生强烈的对抗，它接连失败了两次。“二战”后德国放弃了民族主义，放弃了封闭秩序，加入了开放秩序，才让自己崛起的成果能够真正被收获。在世界越来越“元宇宙”现代，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能走多远，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认为，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虽然我们没法确定危机什么时候到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危机一定不会爽约。时代变了。过去世界的战争经验、外交经验、生存经验很大程度上都难以再适应现代社会。无论国家还是单独的个人，都必须跳出僵化的思维，冲破由于故步自封形成的“信息茧房”，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提升自我，才可能在未来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正如约翰·恩多在他的诗里写的：“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施展老师说：“人们要想突破当下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想象力。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去除观念的遮蔽，直面事实本身。”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施展作品集”：《破茧》《枢纽》《溢出》，突破信息茧房，看清世界真相：◎突破信息茧房，体系化思维理解社会困境：施展老师是“全能型观察者”，他从历史、经济、商业、政治等角度，全面思考当下中国的问题，给我们理解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整套体系思维。◎限量签名，全套收藏：施展老师的作品是一个庞大的思维和知识体系，只读一本并不能感受到他的魅力，也难以打通学科和领域之间的通道，先知书店一次集齐三本，并有限量签名版，增加温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掌握底层逻辑”系列）因真理，进窄门睁眼看世界，究竟应该学习些什么？原创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请三观一致的读友，扫码加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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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建成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自从社会主义思想诞生起，它就一直在美国饱受抵制，从爱默生和林肯开始，再经过两个罗斯福总统的改革，直到肯尼迪和约翰逊，社会主义从未真正进入美国思想的主流。美国的无产阶级也主要选择劳联这样的福利工会，只想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却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老左派屡屡受挫，而且他们越是激进，就越是受到工会的排斥。甚至在大萧条这样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老左派也未能形成气候，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除了国际上的因素外，也许主要还是缘于美国社会的内部特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提到的，西方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偏见，宪政偏见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偏见”等，在美国可以说尤为根深蒂固。美国拒绝社会主义的原因很多，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阶级的流动性。社会主义理论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所以阶级分化越厉害、越固定的社会肯定越容易接受它。美国社会在工业化之后，虽然贫富悬殊，但阶级分化仍然不是固定僵化的。也就是说，与别的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还是相对开放的，有人称之为“阶级开放社会”。美国人强调机会平等，依然存在着社会升迁的可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但他们在母国的境况也许并不更好。移民即便不是个个都做着美国梦而来，但对自己在新国家里的前途，多少抱有一些希望和信心，所以大部分美国穷人还是更愿意利用美国社会现有的条件去争取具体的利益，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改善处境，而不是急着去推翻它。第二，种族、族裔的认同对阶级阵线的干扰。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从同一个母国迁徙而来的移民之间，必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文化和利益上的认同，往往超过了阶级认同，因此美国人除了阶级区分，还有几乎同样强烈的种族和族裔区分。美国工会中长期存在种族界线，有的工会只有白人才能参加，1882年的排华法案，没有工会的支持也是不可能通过的。1902年，黑人工会会员只占3%，大多限于黑人地方组织。第三，中产阶级占多数。一个两头大中间小、贫富截然分化的社会是革命的有利条件，当一支人数众多、铤而走险的赤贫队伍形成时，革命就只需一根导火索了。然而美国社会始终是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了国民的大部分，他们虽然也有很多不满，但还没沦落到只剩下一根锁链的地步，所以并不欢迎革命。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果得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这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住宅第四，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美国面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美国的工运坚持财产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连美国的左派也是先读了杰斐逊，才读马克思的。他们即便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乃至反对私有财产，但也很少不接受自由、自主、平等、宽容、法治等自由主义思想，这使他们对武装革命暴力夺权的道路有所保留，更无法放弃自我，听命于他人，特别是接受国外的遥控。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美共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列宁式政党。美共党员发生分歧时就无所顾忌地自行其是，不受党纪约束，这就违反了列宁指出的成功之路：“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第五，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革命的权利，美国宪法保障表达和结社自由。一般而言，在越有压抑的社会，离经叛道的言行就越是具有神秘性和吸引力。在美国，除了某些特殊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可以自由传播、合法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随便建立，而且能够一而再地参加总统竞选，直至1980年代，美共仍在组织本党参加总统竞选。正因为太容易组织了，一旦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左派就不欢而散，散了再建，建了再散，宗派林立，力量分散，始终形不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连个像样的欧洲式工党都不存在，根本不可能与现存政府对抗。同时，也正因为可以公开而充分地辩论，美国听众有足够的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比较和选择。当一种思想必须投入思想市场去竞争时，便很难形成垄断地位。《独立宣言》签署仪式第六，美国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纠正空间。美国人可以通过选举、立法等合法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改革，甚至实现像新政这样较大幅度的改革，不是非得通过暴力革命来改朝换代。人民作为选民拥有一定的参与权，因此和政府有一定的认同度。劳工对罗斯福的支持是真心的，他们对彻底推翻现存政府的号召不感兴趣。第七，美国的自治原则，允许进行小范围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试验。如傅立叶式法郎吉，它们的成败往往具有启示意义，在小范围内试验失败的理论，很难对大众再有说服力，从而避免了在大范围里再失败的危险。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也使他们重实践轻理论，对理论的评判更注重其可行性和实际效果。第八，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再加上成功的经济，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分享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上升阶段。从二战后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周薪上涨了三倍多，外加各种福利保障。因此每当经济好转，局势相对稳定，工运很快转入低潮。老左派在美国总是像局外人，备感挫折，很难产生影响。概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老左派却始终未能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没有无产阶级的普遍支持，是不大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上文选自钱满素《自由的基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东方出版社。每个关心国运的中国人，都应花点时间了解美国，因为它最繁荣强大，因为它主导了国际秩序，因为中美关系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和个人命运都息息相关。了解美国，先知书店一直以来都特别推荐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钱满素老师的书。钱满素是一流的美国文明史大家。刘瑜曾说：钱满素老师不但对美国历史如数家珍，而且对美国精神理解得入木三分。林达也说：她让我了解到美国的不同方面和层面。雷颐教授则认为：在史论结合上，钱满素先生做出了方法论意义的贡献。钱满素最擅长将历史现实与观念融会贯通，而且说理特别清楚，文笔也很生动。在她笔下，我们能看到美国社会林林总总的丰富面向，比如：当初建立美国的新教徒，都是新教徒中的新教徒，最反对屈从、痛恨王权；要打独立战争，召开大陆会议，各殖民地代表最害怕的不是万一团结不起来怎么办，而是怕团结大发了怎么办；在美国，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结合，基督教是美国秩序最大的根基。为此，特向大家推荐先知书店这套钱满素“美国文明观察”丛书，全面了解美国历史、美国自由理念、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历史上的最重要文献……以及哈佛大学历史等重要且精彩的内容。这套书由“钱满素美国自由三部曲”《自由的基因》《自由的阶梯》《自由的刻度》和钱满素的《回眸哈佛：美国文明观察笔记》集合而成。《自由的基因》梳理美国历史，解读美国自由主义来龙去脉；《自由的阶梯》主线是美国人政治理念和思维习惯的来龙去脉；《自由的刻度》为大家解读缔造美国文明的40篇经典文献；《回眸哈佛：美国文明观察笔记》令读者“理解哈佛，读懂美国”。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立即拥有先知书店经典好书——钱满素“美国文明观察”四部曲。原创不易，感谢有你！点个「在看」，不怕走散请三观一致的读友，扫码加维罗

海边的西塞罗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没有一个人比左拉更加热爱人的同情心，他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法朗士01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

我的职责是研究如何构建政府避免战乱的学问，这个学问比其他一切学问都重要的多。这个学问研究好了，我的儿女们才能够自由地钻研数学与哲学，地理与建筑，金融与法律，商业与农业，物理与化学，我的子孙们才有条件去钻研绘画与诗歌，音乐与建筑，雕塑与陶艺。——约翰·亚当斯从雅典到耶路撒冷雅典智慧是关于逻辑与科学的智慧，相关的各门科学研究主要起源于古希腊，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动物学、医学等等。在雅典智慧中，人作为研究者，是旁观者、局外人。雅典智慧的任何结论不必然对人产生道德义务，并不自动产生需要人们去遵守的义务。耶路撒冷的智慧是关于信仰与道德的智慧。这种智慧涉及的是人在超验秩序中的地位，人与造物主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在一起生活。这种智慧是对天之道、人之道、天人之道在广度与深度上的理解与体认。在耶路撒冷智慧中，人作为参与者，是局中人。以十诫为代表的耶路撒冷智慧的结论，都对人产生道德义务，要求人们去恪守。投票处死苏格拉底的人们，能否想到自己可能成为被告？苏格拉底丨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快乐的猪，一种是痛苦的人雅典智慧与耶路撒冷智慧之别是科学与信仰之别。这两种智慧都是极宝贵的智慧，它们之间是高度互补的，是人类的生存所缺一不可的。人类社会离不开逻辑与科学，更离不开信仰与道德。雅典智慧是关于大爆炸的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关于造物主创世的智慧。但是这两种智慧并不是并驾齐驱的智慧。令笃信雅典智慧的传人如杜威及其支持者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耶路撒冷的信仰智慧毕竟高于雅典的科学智慧。因为从大爆炸中产生不了有关人的自由、尊严与价值。这些价值都是来自于造物主创世的信仰。道德的源头都是神圣的信仰。人是因为造物主而平等，不是因为大爆炸而平等，不论这个造物主是耶和华还是天道。所以，我以为，杜威及其信徒应该对造就了杜威的耶路撒冷智慧抱有敬意，而不是过河拆桥，任意颠覆。耶路撒冷智慧的本质是以神正为依托的道德，道德的本质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根本规则，这个规则来源于关于造物主的信仰，而不是来源于科学发现或计算。只有这样的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的生活。在没有道德智慧的时代与地方，人类不知羞耻，不辨善恶，不明是非，因而也就无所谓科学及其研究。有关善恶，即有关道德与信仰，亦即有关智慧。而这一智慧的任务就在于寻找并践行人类应当如何组织政治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文明准则。所以我这在主里的囚犯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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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洗礼》西南联大，饱受战火摧残，但历史会铭记

编者按：读友们好，文章开始前，小编先跟大家说个事。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可以听啦。只要找到文章右上角的三个点，点击即可出现选择朗读页面。但是这个功能还在内测中，不是每个微信用户都有这个功能，也不是每篇文章都有这个功能。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这不仅是朝代的更迭，也是一种文明的交替，自此，礼乐文化、宗亲文化，代替了巫鬼文化、祭祀文化，周文明与商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篇奇文，长达17000字，若能读完本文，定能刷新三观，从源头颠覆对自身历史和文明的观念框架。文章细节描绘生动，观点新颖但论据坚实，像一篇抽丝剥茧的探秘小说，对古代殷商和周朝的历史进行了推演剖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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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规则，形成契约和创造的社会；暴力的规则，给世界带来破坏目前的制度中，只有市场经济制度长期带来了良性结果，它用文明秩序鼓励了人的生本能，同时利用了人类死本能的活力，并限制了它的危害。·

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名句理想国imaginist

点击阅读：这就是美国公仆精神，经济舱偶遇美国将军近代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些人造出一种三段论，说中国人最早佩服西方的器物，西方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对洋枪洋炮感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但是，我们有了洋枪洋炮之后还是被打败，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在中国有了洋枪洋炮、军舰的情况下被打败的。于是，又有人说光学器物还不够，还要学制度，因此有了戊戌变法。但是，后来搞了共和制之后，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中国人这个时候才认识到西方的文化是最重要的，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等。这个所谓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就发现远远不是那么回事。徐继畲——称赞美国“几于天下为公”鸦片战争以后，的确有极少数人注意过洋枪洋炮确实很厉害，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

讨好鬼神。而且我们的祖先也相信，祭祀的物品越贵重，神明和祖先就越高兴。那毋庸讳言，人总比牲畜要贵重一些，于是人牲和人殉的习俗就出现了。在被猜想为

足以启发或者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即一本本好书，又不能过于深奥、学术，要让更多人能感知到，读的懂。左改右改后，人家说让先知的编辑

微信公众号“随水文存”ID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数十年的冷战。除了几千万人死亡，人类还饱受极权主义统治之苦。冷战后世界有了三十年的太平盛世，经济、科技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对二十世纪反思的过程中，人类重新审视现代性、民族国家、民主价值等问题，汲取了极权兴起的教训，这才有了第二次全球化。然而，面对第二轮全球化暴露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下动荡不安的世界，以往的社会与政治的哲学、治理与整合的经验，全都失效了。社会撕裂、世界动荡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危机：人类事物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的说法，“人类政治面临全面的困境，即便是在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也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没有共同价值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是不可持久的。第二次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正在动摇。即便明知道“共同底线的破裂，将会导致世界战争、文明毁灭”，人们的心态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惨痛教训，被白白浪费了。根源：哲学已死人类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困局？这要从人类的两场智力革命——科学革命、哲学革命——说起。几个世纪来，科学呈加速度发展，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后，很多人曾坚信还会发生新的科学革命，但100年多年过去了，这两根科学大厦的基石仍然牢不可破。“科学革命为什么暂停了？科学革命的本质是什么？”20世纪的哲学家没能提出可靠的解释。今天，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快速普及和应用，我们却依旧缺乏对科学的宏观理解。我曾以生命科学的进展为例说明过这一点：今天，基因工程等新科技所引发的巨变无可阻挡，但是人对生命的宏观理解，都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近几个世纪来，宗教伦理的公共权威日渐衰微，科学越发成为人类的新宗教。我们不能在宏观上理解“什么是科学”，技术主宰了整个科学领域。人类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结果就是科学被误用、滥用，乌托邦思潮必然再一次泛滥。抑郁，不是因为痛苦，而是芯片没电了而在政治社会领域，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不清楚其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悲剧的重演、人类文明的倒退呢？思考科学技术的基础，并以现代社会价值的形式阐释，这本来就是哲学的任务。但是今日的哲学家，既无法解释社会问题，也不理解现代科技。可见，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政治社会领域，哲学家的任务都非常艰巨。哲学的困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非常讽刺，哲学的困境居然是二十世纪哲学革命的结果。千万年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使用语言（符号）讨论哲学、真理和历史，但是，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讨论符号有怎样的价值？人类一直没有去思考，直到维特根斯坦掀起语言哲学的革命。我们可以用如下比喻来说明哲学革命：鱼只有跃出水面才能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同理，哲学革命就是跃出我们生活的语言环境，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人类的语言和意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与二十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革命。维特根斯坦是公认的哲学天才。遗憾的是在他英年早逝之后，哲学被阉割了，哲学的创造性被束缚在了语言分析的牢笼之中。▲

维特根斯坦名句1、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2、我贴着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3、天才并不比任何一个诚实的人有更多的光，但他有一个特殊的透镜，可以将光线聚焦至燃点。4、不要玩弄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5、一个人能够看见他拥有什么，但看不见他自己是什么。6、当你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而不能像一扇门。7、请勿把他人的例子当作你的生活指南。8、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9、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10、命令和命令的执行之间有一道鸿沟，它必须由理解来填平。11、哲学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破除偶像。12、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13、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14、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15、如果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们会想到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改变，即改变我们的态度。16、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17、犹太人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但在它单薄的石层下面，流淌着精神和智慧熔化的岩浆。

毫无疑问对食物的渴望，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很多大的政治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人类与其它动物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那就是人类有欲望，而且可以说是无穷无尽、永远无法充分满足的欲望，这些欲望使得他们即便到了天国也无法安静。蟒蛇在一顿饱餐之后就去睡，直到需要另外一顿时才醒来。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则不会如此。阿拉伯人曾一度节俭地过着以几颗枣为生的生活，后来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大量财富，住在无法想象的豪华宫殿中，他们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饥饿已经不再是一个动机，因为他们稍一点头示意，希腊奴隶就会给他们奉上精美食品。但是其它的欲望仍然促使他们十分活跃，尤其是四种欲望，我们称之为占有欲、竞争欲、虚荣心和权力欲。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人总是渴望占有更多占有欲——渴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财产权利。这是一种动机，我想，这种动机来源于恐惧，和对生活必需品的渴望的结合。我曾经善待来自爱沙尼亚的两个小女孩，她们是从一场饥饿的饥荒中死里逃生的。她们住在我家里，当然有足够多的食物。但她们却一有空就跑到邻近的农场偷土豆并囤积起来。洛克菲勒在年幼的时候生活十分贫苦，成年后仍以类似的方式生活着。与此类似，阿拉伯酋长坐在他们丝质的拜占庭长沙发椅上，仍忘不掉沙漠。他们所囤积的财富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身体需要。无论怎样对占有欲进行心理分析，没有人可以否认，它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动机——尤其是在有权有势的人们之中。因为，如我前面所说，占有欲是一种无限的动机。不管你已拥有多么多，你仍将渴望占有更多。完全的满足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竞争欲猛烈而危险虽然占有欲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来源，但在人们解决了饥饿问题之后，它却无论如何不再是最强烈动机。竞争欲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动机。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很多个王朝都一再惨遭不幸，这是因为国王的多位妻子的儿子们，彼此不和而引发内战，造成全面毁灭。在现代欧洲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英国政府不很明智地允许，德国皇帝参加在Spithead举行的一次海军检阅时，他脑中涌现出的想法并不是我们原来的打算，他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拥有一支和英国一样好的舰队”。正是他的这个想法，导致了我们后来的一系列麻烦。如果占有欲总是强于竞争欲的话，世界也许比现在更美好。但事实上，许多人将愉快地面对贫困。如果他们能以贫困，使他们的竞争对手彻底毁灭的话，这就是现在的税收如此之高的原因。1920，罗素中国之行，是对中国简单化思维的挑战▲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虚荣是潜在的动力虚荣心是一个有着极大潜在力的动机，任何一个经常同孩子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常常会做一些滑稽动作并要求说：“看看我”。“看看我”是人心最基本的欲望之一。这种欲望有多种表现形式，从孩子们的扮小丑到追求死后的名声，文艺复兴时曾有一个意大利小君主，在临死前当牧师问他是否有何忏悔时，他回答道：“是，有一件事情。有一次国王和教皇同时来看我，我把他们带到塔顶观光，我忘了把他们都推下去，那样我就能永远名昭于世。”历史没有叙述，牧师是否宽恕了他。虚荣心的麻烦之一就是，喂它的东西越多，它就越膨胀，你被谈论的越多，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让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看报纸上登的关于他的报道越多，就会对那些报道不充分的报纸越发愤怒，政治家和文人们也是如此。他们越是出名，剪报机构就会发现越难以满足他们。怎样夸张虚荣心在人的一生中影响都不为过，从三岁孩童到那些眉头一皱世界就会为之一颤的统治者。人类甚至犯了这样的大不敬之罪：将这些欲望归之于神，认为神总是渴望被不断赞扬。罗素：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巨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权力是终极的诱惑虽然我们已考虑到了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