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丨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

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

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

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却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

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

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后来特朗普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但是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

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

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就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

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中国经济的突围

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从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然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

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

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周其仁老师对改革本质深入骨髓的洞察，源自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深度参与改革，研究改革的实践智慧。其洞察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必须，于当下和未来，更是应回归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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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

这套书是周老师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回望了经济变得个的逻辑与进程，更能使得读者看懂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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