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校教授潜入中国农村调查，意外找到了贫困的根源......

曾经有一位美国老人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贫穷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人就是罗斯高（Scott Rozelle），一个满头银发，年过六旬，誉满天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用了半生时间，死磕中国农村问题。他说，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将可能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是一个比中国人还担心中国发展的美国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他长期驻扎在中国广袤田垄，要令贫困乡村脱胎换骨。

他本人可不是个简单人物。

他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在康奈尔大学；之后任斯坦福大学教授。

他是美国响当当的发展经济学家，一身光环笼罩。

但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他都在中国农村，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中国大陆的所有农村。

罗斯高为何与中国农村问题杠上了？

因为他发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却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其根本问题就出在，中国农村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占比太低。

先来看看罗斯高在中国调研十年，发现的一些惊人数据：

在北欧、加拿大、美国这些高等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平均每4个人里就至少有3个高中毕业，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每3个劳动力里，只有1个人是高中毕业，而中国的高中受教育程度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最低的，甚至比南非还低，4个中国劳动力里只有1个上过高中。

虽然中国城市孩子上过高中的比例占93%，甚至比美国还要理想，然而，中国农村孩子只有37%走进过高中的校园。

更严重的是，中国城市户口仅占总人口37%左右，再加上计划生育等原因，实际只有24%，绝大部分孩子还是在农村生活。

乡村与城市的教育两极分化和上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完全一样。

80年代的墨西哥与韩国经济增速和产业结构几乎一个起点，但到90年代后，两国的差异就越来越明显，问题出在哪儿？

韩国几乎100%都接受了高中教育，成功地从中等收入陷阱毕业，20年前在工厂干活的那些人，已经彻底转型从苦力变成了白领。

但是，墨西哥呢？大量文化水平不足的劳动力，只能打杂工、或者跑到美国，甚至违法犯罪，引起社会动荡，导致墨西哥这么多年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

这恰恰是罗斯高最担心的问题，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流水线作业的逐渐撤出，体力劳动者无以为生。

为了寻找解决中国这一问题的办法，他去了175所中国的初中，对20000名学生做了一个大调查，随后又去了农村小学做调研，结果发现导致农村孩子教育程度低的三大杀手。

NO.1 

营养不足，影响智力发展

贫困农村儿童的食物仍以米饭、面条、馒头为主，肉类、水果和新鲜蔬菜摄取严重不足，他大胆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

给农村孩子提供维生素片，这是提供铁元素和其他矿物质，安全有效又非常便宜的方法。

他说：“如果上述方案能够实施，中国农村儿童的营养问题，将很快成为过去。”

NO.2 

农村的学生大都存在健康问题

在农村有27%的孩子贫血，体质虚弱，认知能力下降，学习的时候无法集中注意。

有25%的孩子近视却没有眼镜，上课看不清黑板，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还有33%的孩子肚子里有蛔虫，影响身体发育。

这些问题的存在，孩子们怎么做到专心学习？

NO.3 家长不懂教育

在中国，从分娩期前四个月到出生后，农村里缺乏足够文化刺激的婴幼儿，与在城市里长大，自小和家长玩乐互动的婴幼儿，两者之间在智商上的差距，从四岁便已经显现了。

我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

他认为最严重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孩子的认知能力低下。

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和家庭，投资0到3岁的孩子，回报率是最高的。

在0-3岁，你投资1块钱有18块钱会回来；3到4岁投资1块是7块钱的回报，小学是3块钱，大学里投资1块钱是1块钱的报酬，成人则是负的。

因此，我们的认知和IQ，90%是0到3岁的发育决定的，到了3岁，基本上我们的脑子已经定型了。

因为错过认知和IQ最佳发育阶段，很多农村孩子智力发展缓慢。

40年前，中国农村孩子长大之后，可能就是做一个农民种庄稼，这可能不需要很高的智商。

而现在，中国农村孩子长大后可能要进城打工，在一个流水线上做工人，也可能不需要很高的智商。

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当一个人的IQ低于90时，很多工作是他无法胜任的。

罗斯高呼吁让妈妈留在农村，国家和政府可以每年拿出部分资金，做小学里的健康项目和养育项目。

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惊人的数据和观点，罗斯高在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把自己送上了风口浪尖。

类似的演讲他做过五六十次，而这次却因为这些论调，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63%的贫困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引起一片哗然。

舆论甚嚣尘上，他却冷静地表示：

“希望大家去怀疑我们团队的结论，希望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去研究。”

他只是在抛砖引玉，希望中国学界也能出现一些关心农村教育的公开调查研究。

很多人不理解，一位美国声名显赫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何要顶着巨大压力，试图解决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他笑笑说：“因为我想看到中国发展得更快！更好！”

不同于坐实验室看数据的其他同行，罗斯高的工作场所是中国的广袤田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这个60多岁的老头几乎在中国农村度过了自己一半的人生。

他写了300多篇关于中国发展的论文，每篇都依靠严谨的实验和统计分析。

他和青年农业经济学家黄季焜，联合开办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9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向国务院提交了34份政策简报，其中有31份被采用，还有25份得到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批示。

从来都是拿到第一手数据，实地做研究，因此，罗斯高的学术水平，在业界享有极高盛誉，因为他，国际认识了不一样的中国农村，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2007年，美国农业经济协会授予了他终身成就奖。

如今60多岁的他依旧不停下休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了一门“发展经济学”课程，为的是把知识传递给中国的年轻学者。

他参与开办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下设“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深入解决寄宿制小学的管理和营养、资助贫困生上大学等等项目。

他把自己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倡议者，将学术研究和推动政策变革、改善贫困地区结合在一起，将更多心血放在了未来中国的整体发展上。

30多年来，这位外国老人从年轻力胜到鬓发渐白，为中国教育殚精竭虑，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到中国是回家，去美国是探亲”。

可在改变中国教育这条路上，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去做研究时，常常因为外国人的身份遭到当地排挤，还有许多人质疑他。

到2017年，距离他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已经整整33年了。33年里，他用行动在一点一滴改变着中国。

他说：也许，问题无法在一代中消除，但他微小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才是真正走出书斋，到现实中改变真实世界的那个人。

其实，除了这位斯坦福教授，还有很多人在为中国教育的进步而奋斗。

而中国的教育，除了贫富不均导致的资源不均衡外，还有着更严峻的挑战，比如不断产生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这部书，连哈耶克当年都催促其中国学生，提前预定

同感……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瞿同祖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时，以全部心血完成的经典。英文版甫一出版，就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和社会研究最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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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法律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深入中国人骨子里的家族主义、阶级观念、宗教、儒法思想等意识形态，本书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

瞿同祖先生出于对历史和社会学的兴趣，把社会学的研究推进到社会史领域，继而又在梅因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法学作者精湛研究的影响下，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古代社会的法律，力图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提供一种社会学解释。

在肩跨社会学、历史、法律这三个学科领域之间，瞿同祖开创了把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法律社会史“，至今仍难有人超越他所取得的成就。瞿老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后经费孝通联系，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中国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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