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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逻辑丨藏富于民才是文明的基本特征

维罗阳光
202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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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即将衰落

其思想必定衰落在前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

相反,政府太富有,则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


贫穷的美国政府:

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性作用



对于美国历史,我们一般只熟悉其政治史,知道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1787年的宪法大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等等,却未必了解美国政府历来是多么穷,未必知道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的支柱性作用。

从1607年开始,英国人陆续到北美冒险,先后由独立的股份公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对这些殖民地除了花钱提供安全保障外,基本上是放任不管,也不怎么征税。

1773年,英国议会把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垄断权,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当年12月,一群革命人士假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停留在波士顿港口的东印度公司茶叶运输船,炸开货箱,将大量茶叶扔到海里。

▲波士顿倾茶事件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个标志性事件,使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矛盾大大升级,迫使英国政府下决心进行整治。

为整治叛乱,英军到处查探民兵练习地和武器库。由于听说波士顿远郊的列克星敦镇,是革命者基地并藏有大量武器,1775年4月19日,英军派出千余士兵赶往列克星敦镇,结果与殖民地民兵组织发生冲突,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随后,其他殖民地的自发武装团体闻讯赶来支援。双方增兵两个月后,于 6月19日展开一场大战,在战争中,英方伤亡一千多士兵,殖民地一方死亡五百余人。

实际上,刚刚宣布独立的美国,最大的挑战并不在同英军作战的战场上,而在战争经费的来源上。

当时,十三个州的政府本身就很小,没有税收,没有军队,更没有州政府财产或者“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又不存在,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所以,各届大陆会议只能靠印纸币或借债来解决资金来源。

也就是说,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依靠金融和债务市场。然而,当时的美国不仅没有联邦政府,更没有收税机构和中央银行,“大陆币”、战争债难以有市场。从1776年至1788年间,大陆会议不断出现经费困难,独立运动也几次濒于破产。

具体来说,独立战争开支主要依靠以下来源:第一,由大陆会议批准发行 “大陆币”(一种可兑换西班牙银元的纸币),从1775年到1780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发行债券,尽管谁都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靠什么偿还;第三,十三州的“份子”贡献,由各州各自发行战争债来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款;再就是给士兵、供货商打欠条。

1775年6月3日,大陆会议授权发行首批公债,融资600万英镑,用于购买军火。

但是,独立运动中的激进派主张,以发行“大陆币”为主要的战争融资手段。如果纸币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大陆会议可以强行禁止民间涨价——这种偏好很好理解,如果开动印钞机就能有钱花,谁还去发债券融资?

只是,这种一边印纸币、一边禁止涨价的做法,短期效果还可以,长期则难以持续。

华盛顿交权: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五分钟

独立运动眼看就要失败,华盛顿派助理前往法国,成功说服了法国国王再借250万法国金币给美国。这些金币还没到美国,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先将其做抵押,通过国内贷款获得了紧急救命钱,得以让大陆军坚持到1781年的9月份。

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打赢了关键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一举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面。1783年9月3日,英国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

一个年轻的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存活下来!

由于美国独立运动的特殊背景,整个战争不能靠征税支持,各州政府又很穷,所以只能靠借债。在连大陆会议、十三州政府自己都不知道未来靠什么收入来还债的情况下,独立运动居然能够在1775年至1780年的六年时间里,连续发债成功,简直是个奇迹。

如果没有美国本土私人投资者、法国与西班牙国王、以及荷兰投资者的债务支持,我们熟悉的今日之美国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超级大国也是超级债务大国

林肯: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点击阅读)



大量债务逼着美国发展资本市场


独立战争结束了,但是,建国的挑战却刚刚开始。

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之时,新政权总能从原来的统治者手中缴获大量的金银财宝、地产,掠夺巨额的私人财产,或者以国有的方式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等等。

可是,美国成立之初,英国人没有留下任何财宝,新政府捉襟见肘。就在《美国宪法》签署的 1788年,也就是在清朝国库存银6000多万两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外债和内债是如此之多,不管从哪种意义讲,都已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当时政府税收极少,解决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新借条还老借条。

怎么处理这些公债,让新合众国摆脱束缚、真正站起来呢?早在1781年,独立运动的第一位行政长官——财务总长罗伯特·莫里斯就做过努力,特别是在大陆军打赢约克镇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之后,他知道,如果大陆会议不把这些战争债处理好,新生美国必然夭折。

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直到1788年各州签署《美国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选举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

随即,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付这些巨额公债。这种“穷政府”或者说“已破产政府”局面,使得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可能固执“权力傲慢”,而是必须讨好老百姓、尊重民众权利、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

汉密尔顿:美元的诚信(点击阅读)

1790年1月,三十三岁的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债务重组计划,要求按面值100%兑现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发行的所有公债,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行的各种战争债、独立战争军队签署的各类借条,所有债务由联邦政府全额承担。

汉密尔顿承认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到1791年底,这些债券的市价甚至超过了面值。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投资与投机交易都很活跃。

1803年,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内外投资者发公债,融资买下路易斯安娜,使美国领土面积翻了一倍。证券市场就是这样为美国的成长服务,也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融资效劳。


财富在政府与民间

决定了社会是民主法治还是专制集权



美国的起点是政府穷、民间富,逼着政府求助于金融债券,求助于民间税赋。西欧国家的兴起也大致如此。除了法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城邦历来没有强势、富有的政府。

从美国和西欧国家经历中可以看到,民主与法治跟财富在国家与民间的配置结构,有着很微妙的相互关系。民主与法治对金融市场有明显的依赖。

第一,国库钱越多、王室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场借钱;相反,越是王室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越要依赖老百姓缴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才能制约王权、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

所以,政府不能有太多经营性的企业,而要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

那么,是不是征税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税要少到刚好能支持国家的经常性开支,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基本安全、保护私人财产、维护契约权益、维持市场秩序的开支。

那么,如果出现天灾人祸、战争、经济危机等,政府面临非经常性的巨额公共项目开支怎么办?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特别公债,把这些非经常性开支平摊到未来许多年,由未来每年的税收来补充。

也就是说,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需要发国债,金融市场当然也没必要发展。

相反的,如果是国穷民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富有,所以,税收不够用时,就必然要求助于金融借贷市场,包括债券市场。

也正因如此,金融债券市场成为民主法治的孪生兄弟,同在近代兴起,彼此相依。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涨跌,立即反映出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

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

所以,公债市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既连续又具体。美国和英国的兴起过程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关于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

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国家的政府又在将企业国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

民富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一是“政府穷民间富”,另一个是国债金融市场。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法治的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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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文明的逻辑》,无论从公共性、专业性、话题性,还是“拓宽视野、刷新认知”等层面,无不堪称其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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