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丨内卷：中国人的价值秩序与思维谱系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经纬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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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童大焕

01

2019年以前，我是制度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成立的，这个判断只有在极微观的个体领域，才局部成立，就是“经济独立决定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而且，必须是在私有财产受到法治保护的前提下；而言论自由权，则是知识分子的财产权。

在经历了2019年底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美国大选以后，在“制度，民情，经济”三个关系中，民情的权重，开始在我的观念秩序中得到提升。

制度是从人的心灵外部，从环境入手，从外到内构建秩序；民情则是从人的心灵内部，从内到外拓展秩序。

“制度”与“民情/意识形态/人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好的民情不必然带来好的的制度，但当制度崩坏的时候，好的民情可以做很好的抵抗。如果没有好的民情，则制度崩坏的时候，民情与制度共同作恶，社会的崩乱就来得特别快特别彻底。

02

如果说制度——民情——经济形成稳定的三角结构，支撑起社会和国家，那么，支撑民情秩序走路的“两只脚”是什么？我认为是价值秩序和思维谱系。

价值秩序是价值观问题，也就是价值排序的对错，是非，轻重问题；

思维谱系是方法论问题，也就是用什么方法来认知和改造社会。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想拥有优良的民情秩序，必须从价值秩序和思维谱系两个方面入手，一点一滴地建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人们普遍的文明准则与行为方式。

03

中国的鼎盛时期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排名第一；GDP也占世界三分之一，高度匹配。但工业革命以后就全线落后了。我们现在人口占世界不到五分之一，GDP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已经是60多位（认为人口太多不能富裕的，请在这里停顿思考一下）。有史以来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中国贡献极少，而且都只发生在500年前。500年来只有屠呦呦的青蒿素。

我研究城市化二十多年，满眼都是人们兴高彩烈，拿出几乎全部身家性命，前仆后继地追逐各地方政府并不符合城市化规律的“宏伟蓝图”城市规划。为什么大多数城市规划都不符合城市化规律？因为土地财政的追求、主政官员任期短暂下的短期行为，使规划的主要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城市发展，而是为了短期多卖土地。本末倒置。

但老百姓照样对各种规划深信不疑，规划越宏伟，名头越响亮，人们越趋之若鹜。须知，主政者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我走后哪管......”而老百姓投入的真金白银，却往往要一辈子固定在那边！

为什么从自己的纵向发展（城市化）和与世界的横向对比上（工业革命以后迅速拉开差距）上，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往往都要落后一个时代，甚至落后一个文明的维度？

我思来想去，问题都出在中国人的价值秩序与思维谱系上。

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都是有天生缺陷的。

04

先说价值秩序，我列几个词组，一目了然：

天地君亲师；

仁义礼智信；
工农兵学商。

看清楚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来的价值排序！我们一个个来解析。

05

天地君亲师——社会地位价值排序。

天地是同一回事，排第一，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这个本来是没问题的。君排第二，但问题是，君主在中国，历来被当成“天子”，代天行使命令，这样，事实上君排了第一。

亲的排序在君之后，师又排在了末尾，在亲之后。

在这样的价值观念秩序里，知识是最没用的东西，臭老九。

相反，占世界人口比例仅0.3%的犹太人，2000多年没有自己的国度，1948年才建立属于犹太民族的国度——以色列。但丧家犬一般的犹太人，在2000多年里，给世界贡献了最多的诺奖得主、最优秀的专家学者、最多的富豪。原因在于：他们把师——学者尊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他们认为，可以没有国王，但不能没有学者。

所以，正确的价值排序，应该是↓↓

天地师亲君。

师不能凌驾于天地之上，是因为人再怎么聪明和努力，理性总是有局限的，因此，对天地、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知，人永远不能穷尽，只能永怀敬畏之心。

知识，智慧，老师，应该摆在比亲还重要的位置上，因为知识在不断发展，而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认知与观念代沟。

君理所当然应该排到最后，因为他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如各行各业的师；权力是短暂的，真知是长久的。君对我们具体个人的贡献与呵护，也远远不如亲人。

虽然古代哲学家孟子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排序，意思是：一个国家，国民最重要，国家排在百姓后面，国君最轻。民可以无君，君却不能一日无民，有点现代社会“人权大于主权”的意思。但这个思想，历来只存在于纸上，实际生活中，总是落回到“天地君亲师”陷阱中，君主成为“寡人”，民众成为奴才。

现代国家，人是目的，政治为经济服务，政治围绕着经济运转；前现代国家，国家是目的，个人，经济，都为政治服务，一切围绕政治运转。

“面对人性之恶，西方制约公权，东方制约私权。”（王东岳）

06

仁义礼智信——社会关系法则排序。

仁义礼智信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中的“五常”，确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社会准则，服从于天地君亲师这一等级秩序。

自上而下讲仁德，问题是上不仁咋办呢？平级之间讲江湖义气，下对上讲等级礼节，智慧放第三，诚信最末。

这样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法则，被费孝通归纳为“差序格局”，人际关系准则不是平等契约关系，而是根据等级、亲疏、远近、利害进行排序，诚信、契约被排斥到了可有可无的境地。

石讷先生论曰：“吾族古伦理之五常曰：仁义礼智信。信的排序低了，应当据首位。信，是社会之为社会的道德基础。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国无信恒亡。信乎！中国人以无信为智，断送社会演进的可能。”“动物界，只有人是有承诺行为的。因此，信是人类最重要的品质。腐败是对公共契约的背叛。”

诚哉斯言！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衰。

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上，很多人是把诚信排到最后的。仁义礼智信的“智”，讲的也不是真正的大智慧，而是权谋，是耍小聪明，双赢不是双方在合作中共赢，而是“我们赢两次”。甚至，经常把过河拆桥一类战争时期的非常手段——兵法，运用到企业、社会、国际交往中，因此经常给人言而无信的印象。

正确排序应该是：信契平礼尊——信用，契约，平等，礼貌，尊重。

07

工农兵学商——社会职业排序。

这应该是近现代以来才有的排序，但并没有脱离几千年等级排序的巢臼。

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把国民的观念桎梏在农业时代“民以食为天”的牢笼里，把工农两个物质生产职业尊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学（学到最后，最高境界也只是“货与帝王家”）和商贬到末位，尤其是把连接知识与财富的最重要桥梁——商人，贬到最末的地位。

须知，工业革命之前，上万年来人类都是温饱堪忧的，没有商人基本上很难有财富与知识积累，而商人积累了财富以后，就会形成与王权争取世俗权力的力量，甚至，宪政的本源，就是商人、贵族们限制国王征税权。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政治权力集团为什么要一直贬低、抑制、妖魔化商人。世界各国，每当左倾思潮盛行，也都是政治权力和民粹主义联合起来绞杀商人。而中国，这方面的土壤极其深厚，所以计划经济能够得以在这么大规模人口的国度里，顺利推行。

正确排序应该是：商学兵工农。

08

接下来要说中国人的思维谱系了。思维谱系问题，是方法论问题，也就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2019年底，带岳父母去了南昌，看了滕王阁，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感叹历朝历代，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无端耗费在了各种空洞华丽的华美辞章上了。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有一个演讲《类比思维和逻辑思维，诗性思维和科学思信维》，和我的想法异曲同工，他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诗性文化是有一套诗性思维的，诗性思维当然不是逻辑思维，不是以欧式几何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而是以诗经为代表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比，赋，兴’，就是类比，联想，想像。

这种类比思维其实是中国人文化里面非常普遍的思维，这些思维甚至出现在被我们认为是科学的那些门类里面，比方说医学是最突出的，我们中国人讲那个中医、养生、治病，很多是类比思维。

所以中国文化这个诗性思维，它使得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洋溢着一股美的景象，但是它跟科学思维是很不一样的，它是不能真的把我们往前推，它不能严密地往前推。

所以要想真正认识到西方的科学精神，还得从学习《几何原本》开始，这就是为什么进入近代以来，几何学才真真正正成为现代性的第一学科，教育立法就规定，所有青年学生都要学几何学。可是你们知道学几何学是很奇怪的，几何学它是不解决问题的。学几何学的时候它既不丈量土方，也不计算人口，它就是证明。证明完了，证毕！没了。不知道干什么。甚至很多老师也不好向学生们解释为什么学习几何学。

那我们知道几何学学习的，就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逻辑的思维方式，它讲究的是推理，是证明。

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思维，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上它恰恰是诗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冲突。”

正是从古希腊开始 ，西方知识界的思维方法，在仰望星空，在用逻辑、数学推论世界的边界、宇宙的极限，从而，一点一点地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上不断积累，并迭代进步。

而我们，则不断地在发思古之悠情，发慷慨之悲歌，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抱负与浩叹，同时，在“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工农兵学商”三大价值排序指引下，不断地在治国理政、企业、国家、人际关系等问题上皓首穷经，权谋至上，实际上都是原地踏步，甚至时有倒退。

这种空怀抱负、不重视逻辑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上形成可怕的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只要意图高尚，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抱负远大，可以不顾后果；只要出发点是“良好”的，造成多大的社会和国家损失，都不必承担任何道义和政治责任。

09

不论从价值秩序还是从思维谱系上看，中国人的文化与精神内核 ，都是等级森严的，是内耗、内卷型的，没有把最重要的知识、商业排在与其价值相符的位置上，不是着眼于向未知、向未来拓展人类的无限增量空间；而是在传统的、过去的、有限的空间里，试图用各种权谋与等级、权力秩序，进行着存量空间的争夺。

这种内卷、内耗型、财富存量“内求”型价值秩序与思维谱系，注定是没有未来的。与西方世界通过知识向外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的“外求”型文化与精神内核 ，就像背道而驰的平行线，越走越远。

我们必须从价值谱系和思维谱系开始，拓展国家和人类的新旅程。

苏小和先生说：“考察一個國家的發展前景，應該考察民情秩序；考察一個社會的真實圖景，應該考察家庭範圍之內的生活方式；考察人類的存在境況，應該考察個體之人的心靈內部的觀念秩序。

中國人的研究對象剛好是逆反的，考察國家發展主要研究制度設計；考察社會秩序主要考察歷史過程；考察人類境況主要考察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所以說中國人做學問都是宏大敘事的睜眼瞎，連正常的問題意識都不曾有過。”

信哉！

10

当然 ，借价值秩序和思维谱系落后，来批评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也是不公平的。全世界的人性都是大同小异，取决于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成什么样的价值秩序、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沈从文先生早在《中国人的病》一文中，已经一语中的，他写道↓↓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

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

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

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

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11

价值秩序不对，思维方法（谱系）不对，相当于不分好坏，也没有识别好坏的方法，对社会的影响是致命的。

张鹏先生有两篇文章，我摘录部分。一篇是《许多人并没有理解现代文明社会的最根本标志》，文章写道↓↓

人们在职场、官场、亲人、朋友、家庭中最多的抱怨是什么？我觉得只有一条，就是“以人压人”，也就是，当某人取得了稍微高一丁点的地位（包括权力、资历、学历、财力、辈分）后，就想骑在别人头上耀武扬威。

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不习惯与人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更习惯于上下级关系。而这种上下级关系不是职位上的，而是人格上的。

最明显的是追求高人一等、过人一头，让人屈服，也即“做人上人”。

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利用这种关系维系了我们的社会。这种法则其实是丛林法则的一个变种。

我们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丛林法则，绝大多数人在丛林社会中已经练就了一身本领，其中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在两种相反的角色之间转换自如。比如，刚刚还在对下级凶神恶煞，转眼间就对上级点头哈腰。

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一个标志就是人格上的平等。人与人之间肯定还会存在职位、财富、资历、辈分、体力等方面的差别，但是人格是平等的。

在人格平等的社会，门卫都不会对高官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我在欧洲公司工作了20年，我的上级，包括集团的总裁，都不会侮辱一个基层员工的人格。

我认为，一个民族内部如果不能做到人格的平等，这个民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哪怕在物质上已经很富有了，但本质上还是丛林社会，只不过是有钱的野蛮人。

我们真的站起来了吗？我觉得没有，他们绝大多数人还跪着，并且认为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如果我们在国际交往中还保留这种传统，比如，中国公司在收购了外国企业以后，以为外方也必须和我们一样崇拜奴仆关系，要对我们唯唯诺诺，那么，我们就会与对方产生了所谓的“文明冲突”。其实，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另一篇是《只有用西方的方法才能超越西方》，文章写道↓↓

不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要超越西方，只能用西方的理念与方法，而不是追求本国特色。

不可否认，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发达国家与美国）是现代科学与文明的发源地。全世界，所有先进的国家和企业，无一不是采用了西方的体制与方法。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经济在最近三十年的增长奇迹，从体制到工具，都是西方引进的。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包括三个方面，即市场竞争、现代企业管理和尊重私有财产（指私有经济部分）。而使用的工具全部是西方发明的科学与技术，包括现代各个学科知识、计算机、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

那么，西方有哪些理念是糟粕？其实，就是与上述三条理念相反的观念。比如用感情或者权力代替契约精神；用关系或者欺骗代替尊重平等；用福利主义和大锅饭代替市场竞争。而许多西方企业都因为采用了这些糟粕而由强变弱，最后出局，或者被中国企业超越。

12

‘改造民情’和‘改造制度’谁先谁后？

在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已经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是个罗生门，它们应该是互相关联互不排斥的关系，无所谓谁先谁后，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国民。

所以，国门已开，已经是不论地位不论阶层，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各个阶层各个职业，都有睁眼看世界的人，都有分得清是非对错的人。

想起了小平先生。“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父亲。小平用了他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

改革开放又何尝不是“跟着走”？！世界上有着现成的先进的价值秩序，先进的思维谱系，先进的规则，跟着走，就是最省时省力、节约自身能量的办法。

跟着走，这就是小个子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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