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医生疫情回乡，只为陪伴老父亲最后一程。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同语轩”

作者 l  Xiaoyan Huang

ID l tongyuxuanusa

原标题：

疫情下的美国华裔医生，万里探父病榻前

对于即将逝去的人和生者来说，爱，就是安静而用心的陪伴。

编者按：

疫情之下，没有什么比远方的父母更令人惦念，倘若病重病危，更是让人忧心如焚。山高水远，重重阻隔。当初为了自己的梦想远赴重洋的我们，大概不曾料到会遭遇这样的困境。

席卷全球的瘟疫一如连天的战火，照出人的渺小和无奈。生离死别而不得见，注定会是无法言说但烙在心上的伤痕。倘若，将逝者与生者之间，能有一段最后的时光，又该是怎样？

这一期，黄医生跟我们分享她在年初回国探望病重父亲的经历。英文原文于2月26号发表在华盛顿邮报，感谢作者授权编译。

01

我是一名在美国波特兰行医的心脏科医生，86岁的父亲独自生活在中国深圳。

那一天，深圳已近午夜，我用微信、手机和座机给父亲打电话，可是，都没人接听。这几年，每当我联系不到他的时候，我都在担心，他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走了？这一次，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他，我几乎确信他独自逝于自己家里了。

我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请她去看看。她说，他应了门铃，看起来还不错。她发来的照片里，虽然父亲在微笑，却让我心疼万分。一看他灰暗的脸色，作为医生的我，就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一周后，他住院并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而且，癌症已经转移。

这件事残酷地呼应着发生在2003 年的我家的悲剧。同一套公寓，同一家医院，同样是瘟疫横行，当年是SARS，今年是新冠。只是，那一次，是我母亲。当时，母亲摔了一跤并有大量脑出血。当我从美国赶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医院住了几个月后，她出院回家，但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父亲雇了人帮忙，母亲在植物人状态下又活了五年。但是这五年几乎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在那段时间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被深深的内疚折磨着。34年前，我的父母全力支持他们唯一的孩子到美国求学。而我呢？作为一名医生，我无法挽救母亲的生命；作为一名新美国移民，我从来没有能给她她所期望的所谓美好的美国生活。这让我内心无比痛苦。

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为父亲做些事情，不能重蹈覆辙。我设法利用我医学界朋友的关系联系到国内医生，可以让他得到当地医院最好的服务，但是，他坚决地拒绝了进一步的诊断检查或治疗。

我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特立独行，也非常固执。他告诉我，他已经过了很长很美好的一生，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当我温和地建议做个结肠镜检查、组织活检，或者晚期癌症治疗时，他生气了：“我很好，我可以自己走到火葬场！”

02

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在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当亲人生病时，配偶和孩子们往往按传统，要竭尽全力去照料和寻找最佳治疗方案，一方面是怕来自内心的愧疚，一方面害怕来自其他家庭成员甚至社会的评判。如果身患绝症，患者本人几乎从不参与有关病情严重程度的讨论，甚至根本不知道真实的病情（正如2019 年电影“别告诉她”中描述的情况）。哪怕在医学上看来毫无用处，文化上我们也寄希望于渺然，盲目寻找救命稻草， 躲避不可避免的现实。家属的花费越高，好像就越能体现孝道。另外，出于迷信，人们通常避免病人在家中去世。而我父亲希望停止治疗并在家里平静地离开，在我们的文化里，我深知他的这种想法将饱受质疑。 

我想支持他的这个愿望，但这意味着，作为独生女儿和医生的我，要自己来处理他的临终事宜，帮助他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在美国咨询了一位肿瘤专家朋友后，我把行李箱里装满了非处方的安慰性药物。我还必须做出安排，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我申请了长期家庭病假，重新安排了我的门诊，让同事照顾我的病人，并承担行政工作，跟丈夫和孩子们说再见。踏上了归期不定的回国行程。

03

几十年前，我有幸获得全额奖学金来美国上大学。如今我动用几乎所有的资源和关系，要回去一趟。这一程，我可能会失去我的父亲，这将断绝我与中国最后的亲情维系。

瘟疫大流行期间的旅行极为困难：我需要特殊的家庭紧急签证，起飞48 小时内两次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以及中国领事馆带时间戳的健康许可扫码。

如今每天只有少数几个国际航班；网上买票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发小的妻子在中国经营旅行社，在她的帮助下，我买到了一张宝贵的机票。飞机上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戴着 N95 口罩，有的戴双层口罩，有的戴护目镜、面罩、防护服和手套。空乘人员穿着一次性手术衣。人们在 15 小时的飞行中，几乎不吃不喝，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落地后，我在厦门的一个酒店房间里被隔离了两个星期。

第一天晚上，我毫无睡意，制定了一些宏伟计划来处理电子邮件和工作，之后几天却心慌意乱，一事无成。到第五天，我开始锻炼，将酒店提供的 20 瓶水全部放入背包，并在房间里行军：长 14 步，宽 6 步，一遍又一遍。

到了关禁闭的第 7 天，每次酒店工作人员通知送餐，和每天两次体温检查的敲门声，都会让我心惊胆战。终于，14 天后， 经过11 次冠状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我被释放出来。

04

当我终于拖着行李箱匆匆赶到父亲的床边时，也许是因为心力交瘁，我感到内心一片空白。恍惚间，我觉得我好像正如平日一样，在病房查看一位老年患者。

中国式的重逢，即使在这样的情境下，也是充满克制的。无论私下哭多少次，见到父亲时，没有拥抱甚至握手，也不能有眼泪。我本能地检查了他的关键体征：颈静脉是否凸起，腿是否肿胀，是否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迹象？当我的手在要去探查他的腹部时，终于停了下来。伸出去的手改道去为消瘦无比的父亲掖了掖被子。

此时此刻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只想做他的女儿。

几天后，我把父亲带回家。我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照顾他：买东西做他喜欢的饭菜；帮他洗澡和穿衣；分发他剩下的药片。

回到自己的环境中，父亲立即感觉好多了，吃得也多了。我们仍然不提“癌症”这个词，也不公开谈论他的预后，既不否认也不假装乐观。相反，我们专注于手头的具体事情。如果他有精力，我会坐在他的床边听他讲他的生活、谈历史、哲学和科技。我跟他聊他的孙子们和他们的女朋友，我的工作和生活。 

05

此行之初，我内心充满了悲伤，也害怕重温母亲的死所引起的罪咎感。但是，渐渐地，我意识到一种不曾料到的对称性：多年前，我的父母做出牺牲，给了我自由，许我在美国追求学业与生活。这次艰难的回国，我所做的牺牲，给了父亲选择如何离世的自由。

第一个选择相对比较常见，也经常为人称道；后者则不常见，甚至会招致非议---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里，是有悖世俗的。但是，隔离期以及归途中的种种障碍，让我意识到：对于将逝者和生者来说，共度一段安静时光是多么重要！

那一刻，爱，不在于吃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检查，以及任何不惜代价的治疗，而在于陪伴，在于与亲人共渡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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