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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与恶魔之间,只差一个“权威”

维罗阳光 2021-11-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文华 Author 先知书店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千字文化”

作者 l kuange

ID l qzwh15



思考漫长而晦暗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
--- C.P.斯诺

作为社会动物,人类有着服从权威的本能,但又不像蚂蚁或者蜜蜂一样,对虫后和巢穴始终忠诚。因为人的自由意志自有张力,帮助我们辨别是否应该服从,以及如何服从。


那些与人类良知、道德相悖的权威,我们憎之、恶之;那些有助于拓展自由、共情力、道德、合作秩序的权威,我们拥之、爱之。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天使给人们的直接观感未必赏心悦目,而魔鬼常常喜欢披上天使的外衣,让我们无从判断。


我们都知道打砸抢是犯罪,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有些群体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很多人就会立刻蜂拥而上;


我们都知道杀人是极恶之事,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欲杀之人,道德败坏,政治立场不坚定,很多人就会呼吁千刀万剐,而没有丝毫的负罪感;


我们都知道真理不辩不明。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某种观点或者言论是敌对方的阴谋,很多人就会认为,禁止它们传播是对的;
....


这样的服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现实中仍在上演。


人的良知和道德是如何被一步步吞噬掉的?权威是怎样“操控”我们的?这些背德行为的背后,人类又有着怎样共通的心理机制?



“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



犹太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一直忧心忡忡于自己民族的灾难会再次上演,他不相信大屠杀终将绝迹。1961年,他设计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电击实验,以证实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电击实验”

米尔格拉姆找了两名实验志愿者,一人扮演“教师”,另一人扮演“学生”。实验的规则是:“教师”可以通过电击,来惩罚答错问题的“学生”,并且电击程度会越来越强。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能够很直观地看到“学生”被电击时的反应,从抱怨,到反抗,再到痛苦得扭曲。


很多“教师”不愿意继续,或者口头向主试官表达抗议,但是却极少有人主动放弃实验。大部分“教师”都坚持到了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级别450伏的电击,并且没有一个“教师”自发询问被电击的“学生”情况。


这个实验后来在很多地方都进行过,但是,无论志愿人群的选择范围怎样扩大,无论产生了怎样的变体,最终的结果都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在某些地区,“教师”的服从程度还要更高。


在实验后的采访中,当问到为何继续实验时,受试者普遍给出了一个答案:“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


正是这样一种“被命令”的状态,让无数的成年人变成了没有思想、俯首帖耳的“小学生”。


该实验进行的同一年,“纳粹屠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始终拒绝认罪,他认为自己只是听令行事,与实验中的“教师们”如出一辙。


全程围观艾希曼受审的学者汉娜·阿伦特说:“不思考注定了艾希曼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并冠之以“平庸之恶”。


这样的言论受到广泛攻击和诽谤,但是米尔格拉姆却从数百个电击实验的志愿者身上认识到,阿伦特其实“更接近真相”。


米尔格拉姆说: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内心并不带有特别敌意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活动中充当帮凶。


这并不代表普通人缺乏道德感。有些人,当自己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很容易做出价值判断。但在“权威”的精神施压下,这种道德是非观却神奇地消失了。


还有一些人,道德感其实与背德行为并存,但是他们转变了关注点,不再从道德出发对行为作出反馈,而是相反——更关注自己的行为如何能达到权威的期望。


米尔格拉姆将整个实验过程,以及他的分析写成了《对权威的服从》一书,在书中他感叹道:


与个人道德感的力量相比,社会让我们相信的那些规则更具有效率……甚至于一个心理实验,它的力量也足以让一个人远离道德的控制。通过对信息和社会场的估量和重建,道德因素被相对轻松地抛到了一边。


当拥有强制力的组织发出指令,当大众媒体的立场发生转变,当魅力型偶像一声令下,几乎每个人都会成为米尔格拉姆实验中那些电击“学生”的“教师”。


很多人认为“教师”们和艾希曼这样的人本身就是恶魔,是一个社会中罕见的“坏苹果”,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区分苹果之间好坏的标准是谁制定的,以及糟糕的环境,足以让所有苹果都会变坏。



“每一个好人,都能在6天之内变成恶魔”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十年后,米尔格拉姆的好友菲利普·津巴多进行了“斯坦福监狱实验”,探讨在糟糕的系统情境中,一个普通人如何变成恶魔。


相比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简单、直接的设计,斯坦福监狱实验要复杂残酷的多,也更加真实,它最终演变成了人性的修罗场。

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津巴多及其助手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地下室改造为标准监狱,将经过严格筛选的24名志愿者送了进去。


这24人被随机分配“囚犯”和“狱卒”的角色。他们需要在这个全天候封闭的“假监狱”中像真囚犯和真狱卒一样生活两个星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狱卒”们变得越来越残暴,“囚犯”们的精神也濒临崩溃。而且,津巴多和他的助手们逐渐丧失了观察者的立场,深陷执法官和典狱长的角色难以自拔。结果,实验只进行了6天就被迫停止。


斯坦福监狱就像一个“大染缸”,24名志愿者,还有旁观的心理学家此前都是“白布一匹”,身心健康,道德感很强。但是,却被这个染缸中各种“颜料”——从最简单的穿衣打扮到最复杂的规则规范——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狱卒”赫尔曼后来说:“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赋予一个角色,你就会变了个人,你会开始演那个角色,照着剧本演。


这种角色意识的内化,强化了“狱卒”滥用权力的力度,并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更加到位。同时,他们躲在角色面具背后,抛弃了个性化特征,进一步降低了个人的道德和责任认同。


津巴多说:“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他们就生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反思。


反观“囚犯”,穿上布袋子一样的囚服,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头上戴着女性丝袜,不仅被剥夺了人格特质,更进一步地被“去人性化”,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动物”。


这种去人性化的生态,再度为“狱卒”的暴虐行径提供了理由,“把他们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而“囚犯”则拼命压抑着自己属人的情感反应,强化了“去人性化”的过程。


历史上,二战期间低劣的犹太人,卢旺达大屠杀中蟑螂一样的图西族......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异见者,或仅仅只是“特立独行”之人,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囚犯”的精神特质,面临着更广泛社会情景中被“狱卒”虐待的遭遇。


津巴多通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展现了糟糕的环境是如何改变人的行为,以及个人的道德和意志,在环境中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作为心理学家的津巴多,代表作《心理学与生活》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但记录和反思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路西法效应》一书,则让心理学的影响拓展到社会公共领域。津巴多反思道:


邪恶就像是诱惑你在日常生活轨道上来个小转弯,轻微地绕点远路,或者不过是后照镜上的一个污点,最后却带人走向灾难的下场。




心理学关乎生活,也关乎历史与社会。



两个实验和历史上无数同类型的灾难都告诉我们:个人想要改变环境,难于登天且遥远无期;但让环境改变人,易如反掌且在朝夕之间。


实验情境由心理学家为学术研究而创设,而现实情境,则被一些“人造神”操控着。那么,到底是人带坏了环境,还是环境带坏了人?这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


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强调权威和系统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主张个体的抵抗。个体要抗拒那些施加于人们身上,妄图将人们拖入罪行的力量。津巴多将这类人称作“英雄”,但并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那种英雄形象,而是有着“特殊的”心理技巧和抵抗战术。


首先,他们愿意承认人性的不完美,既不迷信权威,也不迎合大众;对那些承诺建立至善世界的“行为艺术家”和舌灿莲花的骗子,始终保持警惕之心;而且严守个人自由的界限,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既反抗公权力的僭越,也反对乌合之众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滥用。


他们可能是社会生活中的“吹哨人”,可能是体制生态中的“守夜者”,可能是思想和观念上的“先行者”,也可能是每一个平凡的个体。


以往,心理学被主要应用到谈判、社交等生活、职场等场景中,而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的两大实验,将心理学的应用场景拓展到公共生活领域。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的三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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