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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吹号角的凌飞
疫苗，本来是个科学问题，但很不幸，在今天的美国，这已经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总统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美国第38任总统。1976年1月，美国陆军在新泽西的迪克斯堡训练中心，几名新兵被报告有流感症状，1个月后，一名强壮的18岁的新兵倒下了。1976年2月19日，经由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研究后发现，这名不幸的新兵死于一种新型的猪流感，这是与1918 年大流感有关的新型“甲型猪流感”。这种猪流感被起名为A/New Jersey/1976(H1N1)。1976年3月24日，福特总统在询问过卫生专家后，要求国会拨款1.3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用于全民接种疫苗。同时，拨款增加18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46亿美元）用于社会服务开支与环保资金。1976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始讨论猪流感在世界爆发的应对方案。1976年8月5日，福特总统签署了《1976年全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公共法规94-380号)，准备对至少80%以上的美国人进行接种。为了加快疫苗研发的进度，国会还破天荒地同意在“疫苗出现问题时”由国家而不是制药企业来承担赔偿责任。1976年10月1日，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免疫行动于拉开序幕。从1月发现猪流感，到2月发现有死亡病例，两周后确认病毒。3月拨款启动疫苗，8月签署全民疫苗接种计划，10月就开始实施打疫苗，到11月11日，就已经生产出了1.96亿支疫苗——足够当时的美国民众一人打一针还有余。为了让美国民众尽快接种疫苗，美国政府进行大量宣传（恐吓）工作，并在医院，学校，政府部门，救火站等地设立临时注射站。在无数的医生护士的参与下，许多人在临时注射站前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等待注射疫苗。仅仅在2周之内，美国国内就有大约4000万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24%)注射了新研制出来的猪流感疫苗。10月11日，匹兹堡有3名民众在注射了疫苗后出现死亡——这个被后世人们称为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的疫苗副作用引发了死亡。到了10月14日，已经有十几名民众因为GBS死亡，福特总统在10月15日，亲自上场打了疫苗，试图用自己来证明疫苗的安全，以此来挽回民众的信心。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GBS出现，1976年12月16日，在执行全民疫苗2个月后，美国国家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草草结束。——这项疫苗接种计划造成500多人出现GBS，其中58人死亡。1980年10月，美国政府销毁了剩下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疫苗。1976年的美国，还是一个纸媒为王的时代，社交媒体？当时是不存在的。当时的媒体还能秉承着良知，所以当疫苗的副作用出现后，媒体不但没有掩盖，反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福特总统也没有阻止媒体的报道，最终因为这个疫苗的问题，使得福特总统在当年的总统竞选中，以极微弱的票数输给了被认为是二战后最烂总统之一的卡特。这个“疫苗比流感杀人还多”的历史，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疫苗的看法。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人物对疫情与疫苗的态度。2009年，H1N1流感再次横扫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象福特一样上电视拍了打疫苗的照片。同时仅建议有需要的人群，比如季节性流感临床风险的、免疫力差的民众进行疫苗接种，并且“仅需一针，不需要2针”。不幸中的万幸的是，2009年的H1N1流感，虽然在奥巴马的不作为下，但最终是以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为代价而结束。1976的疫苗事故，让人们认识到，疫苗的研发需要谨慎，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多的检测数据。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相当多的美国民众，对新冠疫苗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原因无它，也是因为这个疫苗的研发时间过短，并且疫苗的效果非常有限。一个好的疫苗，应该是副作用足够小，而防护作用足够大。毕竟民众的身体不是小白鼠，不是政府的可支配财产，可以被当作试验品。一个需要被认为值得强制接种的疫苗，应该是有着足够的防护作用，并且已经被证实副作用足够小，这样的疫苗才能被认为是值得强制接种。一个防护效果不断断崖式下跌，一针不行再来一针，再来第3针第4针，却从来不能保证疫苗防护效果，而且即使打了疫苗还会中招的“疫苗”，显然是不值得强制接种的。特别是在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并且向着低毒性变异的情况下，人体的自然免疫产生的抗体，理论上效果应该比疫苗更好。疫苗，老人等高危人群打打，小孩子就算了。也许，在经过多年的临床之后，人类终究会研发出对新冠病毒真正有效的疫苗，到那个时候，强制接种也许将是必要的。1976年的疫苗，还因为政府的宣传——恐吓式宣传，而臭名昭著。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不但如此，在许多深蓝的城市，政府还变本加厉。正如我一直在说的：我不反对疫苗，我反对强制打疫苗。疫苗应该是科学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回到科学上来，是否接受疫苗，应该建立在科学问题是否解决到位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上，更不应该成为一种政治问题。如果疫苗的科学问题解决了，自然可以用科学来说服民众。如果疫苗的有效性与副作用都还不能解决，或是还不足以说服民众，那么民众理所当然有着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打，或是选择不打，不应该被强制，或是被人为区分。这种强制，虽然因为美国的“威尔逊世界”的缘故，无法把人拉去强制打疫苗，但深蓝城市的政府们，则在努力地给不打疫苗的民众制造障碍，从而将民众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
以纽约市为例，要求到餐馆吃饭的民众，都要出示疫苗卡。
可是，打了疫苗的民众也有很大可能是被“免疫突破”的，而没有打疫苗的民众或许自身已经有了很强的抗体。
这种规定，就是个拍着脑袋瞎想出来的玩意，也是左派政府官僚作风的体现。
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做法的背后，散发出左派的那种“细分”的邪恶气息。
用准入与不准入的限制性区分，用明知有问题但仍然强力推广的疫苗来区分民众，来驱使民众。
——驱使民众接受各种不靠谱的政策——驱使民众接受政府公权力的各种不靠谱。
最终达到将民众细分，让民众习惯于臣服于公权力的目的。
不可否认，华人对命看得非常地重。
同时，华人也传统上习惯于臣服于公权力。
所以，华人打疫苗的比例很高，非常高。
而且，还有许多华人会因为恐惧而充当公权力的打手，常常听到他们非常偏激地指责别人——那些不打疫苗的民众。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因为，如果这个疫苗真的靠谱的话，真的打了疫苗就能很大比例上不中招，不传染，那打疫苗还说的过去。
但问题这个疫苗不靠谱啊。
打了还是会中招，还是会传染，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多病毒的变异，这种疫苗和江湖流传的“神丹”看起来没啥区别嘛。
正如我从疫情一开始就一再认为的，新冠只是个大号的流感。
流感也有疫苗，也要年年打，年年不同种地打。
奇怪的是，这些华人对流感疫苗是不怎么打的，也不会去指责别人不打流感疫苗，但对新冠疫苗却反应强烈。
这某种意义上，正是被政府的“恐吓式宣传”给冲垮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实，过分迷信疫苗，也是反科学的。
不可否认，我们也看到那些反疫苗的一方，也有着各种反科学的怪论。
比如什么疫苗内有芯片，比如什么疫苗内放入了石墨烯，形成了什么小刀片在血管中切割什么的。
这种伪科学的反疫苗说法，恰恰点中了那些所谓的“右派”的G点。
这些反科学的歪论怪论，反而把反对“强制打疫苗”的真正的正当性给淹没了。
所以我非常反感那些什么“Q”，什么这样那样打鸡血的博流量的网红们。
更搞笑的是，这些声称自己是“川粉”的民众，当川普声称自己打了加强针后，却开始“反川”。
这些人，他们只是借由川普来树一个自己幻想中的神像，而不是真正明白川普背后的那条保守主义道路。
不要相信阴谋论，不要有个人崇拜；相信阴谋论，相信所谓的“Q”，也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相信阴谋论的和相信“下一盘很大的棋”是一路货色，相信所谓的“Q”，和相信风水道士没有区别。
把疫苗政治化，本质上与民主党左派是一丘之貉。
——其实，那种瞎想理由的反疫苗，也是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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