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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丨每一次变革,首先都是观念的变革

维罗阳光 2022-03-15


改革对大部分人是有好处的,可是为什么阻力却很大呢?显然不能简单地从既得利益上去理解,好多是观念的问题。


所以有人讲,我们这次改革,不是科学技术的独奏,也不是科学技术与经济体制的合奏,而是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意识的一部交响乐。每一个演奏者都必须跟上节拍,如果我们改革观念的节奏跟不上来,那么这部交响乐就演不好,就会显得非常不和谐,就会将一首音乐变成噪音。


在外国也是这样,每一次变革,都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如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我国的这次改革,是改革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是整个观念体系的转变,即把自然经济的价值观念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如果不改变这些观念,那我们改革的成功也是很难的。


经济变革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整个观念体系都要转变。现在,我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以下观念,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财富观



农村变革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人。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挣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有的人说:有一个发财的,就有一个倒霉的。所以,有人富啦,肯定就有人穷了。要不,他怎么能富呢?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财富观念问题。


打一个比方,这里有一杯水,如果这一杯水我喝了,大家还能不能喝?显然不能喝。这叫什么?这叫自然经济的财富观。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下,财富就像杯里的水,如你喝多了,我就喝少了;你富啦,我就穷啦。


所以,在自然经济下,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财富的瓜分。市场经济社会的财富观是什么呢?在市场经济下,财富不是杯子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是泉水,不是汲之有限的而是汲之无限的。掘井的人,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


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财富的瓜分,而是财富的创造。这样讲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客观的历史一再向我们顽强地表示了这么一个事实。


由于土地本身是有限的,人的体力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有限的,这样就形成一种观念——财富也是有限的。纵观历史,历代的战争,大多数是瓜分土地的战争;历代的变革,是分配的变革,如同轻徭薄赋之类的。


市场经济下不是这样。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母体由生产要素本身,转向了要素的组合方式,这就是分工、协作、交换。如果说要素本身是有限的,那么要素的组合方式可以说是无限的。就像化学元素是有限的,但这些有限的元素,可以组合成五颜六色的诸事物,组成万紫千红的世界。


这一点,在农村的变革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农村,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技术可以说还不如原来的(因为我们包产到户的时候,好多地方把拖拉机都瓜分了,你拿个齿轮,我拿个摇把等)。但是农村还是起飞了。


什么原因?我认为除了有积极性这个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如果我们把东西方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注意的是如何分配蛋糕的问题,外国人注意的是蛋糕如何做大的问题。


蛋糕蒸大了,大家就可分多吃一些,存在再分配问题上的为难情绪也就少一些。因此,这个观念,也可以说是十大观念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不转变,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种理论,认为改革就是财富的再分配。这么一来就把人唬住了,那就肯定有人得吃亏,蛋糕就那么大,给他多切一点,我就少了。我说,改革是利益的再创造。


我们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把原来的财富瓜分了,并不是因为有些人穷了,他才富了,而是因为农村出现了能人以后,给整个农村带来了活力,创造出了财富。


所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创造财富,而不是瓜分财富。我再举个例子,像我们价格改革当中,过去也有一种理论,认为价格改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利润的再分配;价格合理不合理,对整个宏观、国家来说无所谓。


就是说,价格不合理,这个口袋装得少,但我倒到那个口袋里,总量是一样的。实际上不是那样。你把这小口袋的东西转到那个口袋里,两个口袋都少了。所以,我们现在改革价格,不仅是利润的重新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价格改革本身要创造出财富来。


还有一个口号叫做“损人利己”。损人利己当然是不对的,但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个口号给人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利己就等于损人。这在自然经济下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时生产是一个定量,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分配上,你多了,就是我少了,对你有利,就是对我有害;利己必损人。


所以,人们从长期经验中得出:要好一家,先倒四邻。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这个口号可以改成利己亦利人。我们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一般是既利己、又利人的人。


最好的体制,即是把利己同利人统一起来的体制,而不是简单的利己不利人。如果在一个体制下,利己总是害人、损人,那么,说明这个体制肯定有问题。过去那种体制下,利己就是损人。所以,这个体制就要改,改为利己又能利人的体制。




平等观



市场经济的平等观是什么?不是分配上的平等,而是机会均等。自然经济传统的平等观是以机会不均等为前提。因为农民从来没有可能和皇帝有什么平等,和地主老爷有什么平等。


而这一切又似乎是那么的合乎常规。事实上,这样的平等观只有在同一个阶层的人身上才能得到体现。也就是说,这样的平等观是以等级观念为前提、机会不均等为前提。


现在我们要从重分配平等转向机会均等,由过去结果线的平等,转向起跑线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跑,至于最后谁胜谁负,由竞争来决定。优胜劣败。


破除平均主义,还必须树立起机会均等观念。应当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社会中机会不均等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电影《人生》中反映的就是一例。高加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进了城,有了用武之地,但还是走后门,被清除回去了。影片中,高加林有一句话:“我哪点比城里人差?他们能干我就不能干?


我说,你只有一点比城里人差,那就是你不是城里人。尽管你有横溢的才华,潇洒的外表,城市姑娘见了也为之倾倒,但终因你是一个农村人,对不起,你还是回你的农村去吧。没办法呵!机会不均等。太阳暂时还不能照在你头上。何止一个高加林啊!


所以,我特别欣赏路遥说过的一句话:“社会应当让阳光照到生活的每一角落,使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我们有一些人为的规定,应该改变;人为的歧视,应该抛弃。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享有同样的选择机会,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利于出人才,出类拔萃的人就能显现出来,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


对于改革来说,机会均等更重要,我们不是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但是,如果机会不均等,先富起来的人未必是应该先富的人。如果你占有一种特权,而这种特权在别人是没有的,你可以经商,别人不能;你可以办工厂,别人不能,你富啦,不一定是你有才能。


所以,我强调这个机会均等,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要改革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我们的竞争就不能开展。



劳动观



我们过去讲的劳动,是消耗体力的劳动。前面讲了,在自然经济下,财富的母体是土地和体力。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消耗体力才是劳动,脑力劳动算什么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更无所谓什么劳动者,是毫无疑义的寄生虫。


但在市场经济下,劳动的重点由体力逐渐转向了脑力,由拼力气转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因此,如果说自然经济时代是一个体力竞争的时代,那么,市场经济时代就是一个智力竞争的时代。能人致富在那些视脑力劳动不是劳动的人来看,是不劳而获,真正老实巴交的人,地里干活的人没有富,似乎是个大遗憾。


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一个社会只培养体力劳动者,那这个社会就难办了。问题很明白,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而愚昧的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是很困难的。


举个例子,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描述了这么一件事情说:“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道路。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子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


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推动了蒸汽机的一次大改进。”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到,斯密认为各种经济现象是在各个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驱使下,自然发生的。


在这里,他轻视了科学在发明中的作用。但是,他却说明了机械的发明和应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所做的工作,这无疑是对那个贪玩的儿童巧干的肯定和赞赏。


我们说的巧干,也是一种勤劳,一种劳心费神的勤劳。这里又要涉及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过去,知识分子的劳动是不算作劳动的。我们有一句套话是:知识分子是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会打仗。似乎我们国家只需要做工、种地、打仗的人,其他行当的人就不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偏见,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看待。


当然,停留在自然经济社会,这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再持这种观点便是大错而特错了。



经济道德观



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总是用道德来衡量经济。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所以道德要让位于经济。现在有好多人把道德与经济对立起来,还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经济,如讲等价交换,他说要互相帮助。


其实等价交换就是最大的互相帮助,他们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问题。举一例子,也许有普遍的意义:电视曾报道有一个青年免费为群众修理锅盆,很多人在排队等着让他修理。我们宣传这种高尚的思想,无可非议。


但这种思想行为仅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尚的,对于社会来说也许不是。为什么这么讲,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经济学上认为,任何产品都有一个合理的使用周期。一个东西坏了该不该修,所收费用就是该不该修的一个标准。如果修理费高于购买费,就不该去修。这就是合理更新。而现在免费修理,有些不该修的也拿来修,就破坏了社会产品的合理更新,也会影响生产。


第二,一个人修,其他人在排队等,只是因为不收费,却造成时间的浪费。


第三,修理者个人的行为是高尚的,而有些人却是在捡便宜。我们号召为人民做好事,这是道德,要与经济观念、经济活动区分开来。


农民有句话:“算帐不留情,开帐人对人”,表现了道德问题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学习雷锋做好事,你修理也可以收费,收费交给有关部门,办福利事业、公共事业,岂不还是高尚的吗?有些万元户捐出资金办学板,我们应该鼓励这种行为。


商品社会下最大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干好自己的事,而学习雷锋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他干一行爱一行。同时我们也必须克服形式主义的东西。如我们搞植树造林,为了强调我们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可以车接车送,往返几个小时,干了个把钟头,栽了几棵树,浪费时间,浪费钱财,收效不大。


如果我们把这些费用交给专业园林工,肯定会比我们干得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种道德去代替经济活动。经济有它本身的规律,不是道德可以随便代替的。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我们好些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就是说,在这场变革当中,要经历一种感情上的折磨。


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这样,就会感到轻松一些;否则,毫无准备,就会感到痛苦重一些,无法忍受。




在过去40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财富与分配再次引起讨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教育家,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理念和领导力决定中国未来”、“自由是一种责任”、“中国需要制度型企业家”等理念,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


因思想的超前性和持久的影响力,张维迎老师的作品有些不断地被修订、再版,有些却经常断货,甚至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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