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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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 屏营
世界上有些事物，比如“理想”“信念”“自由”等等，听起来似乎都很美好。然而，许多丑恶，也寄生于同一副躯壳之下，不断蛊惑着人们。“思想”也是如此。
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
第一种思想，迎合人性，满足人贪婪、短视、嫉妒等欲望，就像一种“精神鸦片”，常许诺给人们一个美好的天堂，几乎被所有人喜欢。但其实，只是放大了人性之恶，将人引入歧途，甚至给人间带来灾难。
另一种思想，则截然相反，它洞悉人性，但却从不迎合人性。相反，它主张通过外在约束和内在信仰，抑制人性中恶的部分。因此，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甚至不受待见。
所以，几乎所有引领时代的新思想，都遭受过偏见和不公正的待遇。比如，被誉为“价值五个诺贝尔奖大脑”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因其对“人的行动”的洞悉，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创性的贡献，一生流离失所。
然而，一次次的危机与灾难后，人们才发现“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米塞斯曾说:“尽管人类可以合作行动，但人类只能个人思考，社会并不会思考。”
不过，总有人拒绝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思考，总幻想着让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社会思考，代替自己思考，并解决所有问题。而这正是人性喜欢盲从，讨厌不确定性的体现。
事实上，独立思考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个人的思想既不能总和成一个抽象的、整体的思想，反过来，整体的思想，也不可能无损地粘贴复制到每个人的大脑里。
我最近在读的由米塞斯发扬光大的重要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几本新书，就是这样一种不迎合人性，能启发独立思考的好思想。
短视并非忽视利益，而是误解了时间
很多人，运气好，能力强，但却败给了人性的短视。
短视，就是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今天能得到，就不想等明天。
接触奥地利学派之前，我总觉得，短视的人只为求得一时的痛快，是因为缺少长远考虑的能力。
但在读《奥地利学派入门&米塞斯思想精要》一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之所以短视，并非忽视了利益，而是误解了时间。
时间偏好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简单的说就是，时间并不只是一个长度单位，时间是有价值的。
相比在将来获得收益，人更喜欢现在就进账，今天的100块比明天的100块更值钱。米塞斯说：
“时间对于人，不是一个只有长度可计的同质的东西。……在较近时间内的一个欲望之满足，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比一个在较远将来的满足更受重视。”
如果只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出发，忽视时间的维度，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会倾向于立刻满足的。恰恰是时间偏好的出现——人更倾向于立即满足，使二者产生了区别。
主流经济学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就相当于损失了钱。但其实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恰恰反过来——金钱反而是时间，钱是对时间偏好的一种补偿。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向朋友借了些钱，通常都会约定还钱时的利息。
利息，绝不是因为这笔钱可以创造出更多利益，因为即使本金受损，依然要还本付息。
利息的存在，恰恰是因为时间偏好——利息是对人们延迟消费、接受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补偿。
人性天然认为现在更有价值，但人的时间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瑞士苏黎世大学于2016年曾做过一次国际性的调查，这次调查只有一个看似简单的选择题。
经过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份报酬，目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当月就拿到3400美金，要么是隔月拿到3800美金，你会选择哪个？
在接受调查的53个国家中，选择“等待”的德国人占比是最高的，达到89%；最低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只有8%。
可见不同文化、信用体系、市场环境都会带来时间偏好的差异。
一个只能勉强度日的人总是尽其所有，“还没有到未来就可能已经死了”，他们有充分理由不考虑明天。
只有对未来期望越高的人，才能克制人性天然满足近期欲望诱惑的时间偏好，更关注远期的满足。
时间的“利息”，就是对一个人投资未来价值的一种补偿。
因为正确才有用，而非有用才正确
人性往往更相信关于事实的逻辑，而忽视基于逻辑和伦理的逻辑，因此，有用即真理，无用即谬误便是常态。
有人信关公、又信菩萨，家里摆了满天神佛，哪个灵就拜哪个。
有人看到别人读书功成名就，就感叹“唯有读书高”。如果读书一事无成，就又开始鼓吹“读书无用论”，读了那么多书，还不是跟“我”一样。
但在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霍普《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我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因为正确才有用，而非有用才正确。
比如，一般认为，因为保护私有财产能促进经济增长（有用），所以，必须要保护私有财产（正确）。
但在霍普看来，保护私产，不是实现文明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文明的起点——私有财产本身就是伦理，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基。是财产权创设了政府、律法和道德，而非相反。
比如，改革开放后加强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物权法》《民法典》陆续出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少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要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进一步保护私有财产权。
虽然结论相同（都是保护财产权），但如果搞错了因果，后果很可能截然相反。比如，如果用霍普的理论来解读，应该是：因为保护财产权是伦理，所以要改革，而非为了改革，才保护财产权。
因为按照前者的逻辑，假如有一天，有人宣布，将私有财产全部充公，更能促进经济发展，能更快实现某个伟大梦想呢？
——事实上，这并不是“假如”，而是几十年前刚刚经历过的历史，今天，如果继续无视霍普《私产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历史还会重演。
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思想层面上的——同样的结论，如果推导的源点和逻辑不同，采取的手段和结果自然会截然相反。
人性喜欢确定性，厌恶风险，但风险与不确定性才是常态
总体而言，人性都在追求一种确定性，喜欢一切问题皆有标准答案与确定的结果。
但是，确定性并不存在，即便存在，未必就是好事。
在自然界，人类的速度不如狗，灵巧不如猫，健壮不如虎。如果在一个确定性的环境里与其他动物竞争，早就灭绝了。
人类之所以能生存、进化，恰恰因为人类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能力更强。
如今，我们面临的自然环境已不再那么恶劣，人反而喜欢躲在确定性里，以为可以机械的做一件事，一辈子都可以不改变。
但奥地利学派认为，过去和未来之间并没有简单的、确定的关系。今天如此，不代表明天就一定如此，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
比如对于企业家来说，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并不是这次这么做盈利了，下次继续这么做也能盈利。
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比如，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都是企业家，也是每个人需要应对的巨大不确定性。
在《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一书中，两位奥派经济学家——尼古莱·J.福斯和彼得·G.克莱因，提出了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新方法——“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个世纪奥派的另一位学者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破坏”。
但这两位作者重新定义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不确定性下的判断性决策。这种能力有以下两个特点：
◎未来无法提前预测，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判断反应
判断能力，并不是一种客观能力。相反，它是一种个人主观的能力。
卓越的将军，瞬间就能依靠直觉，洞悉战场中的的瞬息变化，及时作出部署。
判断并非提前预设好路径，然后按部就班；判断，也不是柯兹纳提出的对机会的警觉，而是在不确定性面前，不断的做出反应，并及时调整的能力。
就像有人请教金融大鳄索罗斯：“我父亲一直追随你炒股，为什么却不断的赔钱”，索罗斯回答道：“因为我不断犯错误，当然我改正的更快。”
◎个人、组织的边界，取决于判断的边界
在很多情况下，应对不确定性的判断，并不一定是某个人独立作出的，比如猎人的判断，取决于猎犬的判断和猎人判断的结合。
因此，《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一书认为，面对不确定性的判断有两种：“原发判断”和“派生判断”，原发判断，是企业家完整的作出判断，“派生判断”是根据原发判断，将一部分判断委托给企业中的其他人，由他们根据情况继续判断。
比如微信的诞生，他绝不是马化腾自己闭门造车，相反，是马化腾首先做出一个判断——腾讯需要一个与微博不同的社交应用。然后，根据腾讯内部的“赛马机制”，张小龙等不同部门同时竞争，各自完成“派生判断”——独特的语音功能，最后微信脱颖而出。
在一个组织中，其实每个人并不只是机械的执行任务，相反，每个人都在面对不确定性，做着自己的判断。判断的正确与否，原发判断与派生判断的配合程度，定义着企业的边界。
虽然这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被称为“企业家精神”，但面对不确定性的判断，并不是只有企业家才需要，每个人其实都是判断者。
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受到尊重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愿意为判断负责，替他人承受判断的不确定性。
………
叔本华曾说：“任何思想在被认可前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起初，它很荒谬；之后，它被反对；最后，它从显而易见中赢得尊敬。”
我不是奥派研究者，对奥派的认知，还停留在皮毛，但在阅读过程中，越能体会到它所蕴含的力量。
大致了解下经济学的历史就知道，尽管很多创新都来自于奥派的贡献，很多次的经济、社会危机也都被奥派所预见，但事实却是，危机发生前没有人会接受奥派的思想，危机之后，又很快被遗忘。
因为，一切的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如何认识和对待人性，正是区分好思想与坏思想的试金石。而奥地利学派洞悉人性，却从不迎合人性。
遗憾的是，今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都还停留在象牙塔里，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和优秀的企业家才关注它、研究它、传播它。
为此，维罗阳光携手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文中反复提及的三部奥派作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入门》《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企业家的企业理论》，您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