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为啥纪念的是屈原而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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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yujianshijie1988

文 l 西塞罗

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

凭什么？

01

提到端午，今人都知道这个节日是用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不过这个定义仔细想来，其实很有问题。

首先，据民俗学家的考证，端午节最早是不是纪念屈原的，就很值得打个问号。

一种更古老、也更可能的说法是，认为此节日原本纪念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位楚国大夫：伍子胥。

虽然同为楚国贵族，但伍子胥和屈原的人生际遇、能力和选择都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是屈原的“对位镜像”——如果说屈原的人生信条是“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的话，那伍子胥好歹像个正常人一样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伍子胥他爹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本来官当得挺好，结果楚平王这老小子老不正经，看上了给自己儿子迎娶的媳妇，不仅自己笑纳之，还反过来做贼心虚，要废了太子以绝后患。

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伍子胥他爹伍奢、他哥伍尚、及伍家全家100多口人，都因这场“扒灰”引来的血案被楚平王所杀。

伍子胥含恨逃到了楚国的世仇吴国，结识吴公子光，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

此后伍子胥尽心尽力辅佐阖闾，成吴霸业，并反过头来痛击自己祖国楚国，攻陷楚都郢都，城陷之后立刻刨了楚平王的坟，鞭尸三百多下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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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化身复仇男神的伍子胥最后自己也没有善终，吴王阖闾死后，夫差接班，老臣伍子胥与新王言语有不合，被下令赐死，死前伍子胥延续他一贯的“狼灭”风格，撂下狠话说：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苏州城的东城门上，说他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

吴王夫差听闻此言之后，于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捆成粽子样丢到了钱塘江中，据说伍子胥因此冤魂不散，隔三差五就从龙王那里借兵，要兴师灭吴，于是就有了“钱塘江上潮信起”。

钱塘江岸老百姓估计是觉得“冤有头，债有主，伍大夫您报仇要找对主”啊，于是每年伍子胥被抛尸的日子，就往钱塘江里丢粽子，“贿赂”一下这位凶神，捎带手告诉伍大夫一声：大吴亡了很多年了，您老人家大仇得报，还是洗洗睡吧。

02

大学时代我负笈魔都，平素经常在江浙地区转，知道那一带的老百姓至今仍觉得端午纪念的是伍子胥。

而我也觉得相比于屈原的传说，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更靠谱些：

首先，伍子胥被皮革卷吧卷吧丢江里的死状，确实更容易让人想起粽子。

其次，相比于自杀的屈原，被逼自裁的伍子胥确实更称得上是死不瞑目，实际上，死不瞑目很可能就是从他这个典故中来的。

再者，在咱中国民间做神仙，跟马基雅维利所论的君主一样，都是“让人怕比让人爱”更容易受到祭祀，而相比“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圣上如初恋”的老实人屈原，伍子胥终其一生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睚眦必报、你敢伤我、我刨坟鞭尸，也要加倍奉还的半泽直树式狠人风格。狠人死了容易成狠鬼，老百姓更怕他一些，更有定期祭祀让他消停点的动力。

可是，为什么伍子胥后来在抢端午节这个“文化IP”的时候，没争过屈原呢？这个道理也不难想。

如果屈原可以用现代国家主义视角被带上高帽，被叫做“爱国主义诗人”，那么伍子胥生前的行径则毫无疑问是“卖国贼”和“带路党”。

帝王们最烦这种臣下：人家楚平王不过是抄斩了你家满门么，你至于去帮对手把主上的坟儿刨了吗？哎呀呀这太没有臣道了。

秦以后，所有古代君王内心好像都住着个双标紫菱。

要知道，秦以后的那些大一统帝王们，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像楚平王这种为了一己私欲，随意割臣下头颅如韭菜的混蛋事儿，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如果臣民们都学伍子胥，一觉得皇上对不起自己就脚底抹油去当了带路党，那这国家可还怎么管呢？这种人当然不能纪念，皇上们估计恨不得跟赫敏·格兰杰小姐学个记忆消除咒，让老百姓赶紧忘了咱历史上还出过这号人吧。

相比之下，屈原大夫显然就让人顺眼多了。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主上如初恋。主上要是身死国灭了，我自动去跳汨罗江，为其陪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念这段史书，估计感动的鼻涕泡都快乐出来了。要知道后世王朝覆灭，真愿意“死社稷”的君王都没几个，还有这种忠臣自己上赶着为帝王家业陪葬呢？好！大大滴好！赶紧纪念！

这样搞个三朝五代，端午节里人们自然就忘了伍子胥、牢记了屈原。

当然，有些吃货朋友说我连屈原也忘了，我就记得个粽子……也行吧……

03

端午节去伍而存屈，是后世帝王刻意营造的文化情绪使然。可如果倒退回春秋战国当代，其实伍子胥的选择，反而更容易被同情和理解。

“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梦想，但在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谁规定这笔买卖要“统购统销”，士大夫必须将自己的才学卖给自己所出身国家的那位君王。

最强调“忠孝”的孟子都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当我是手足，我当然视你为心肝宝贝。你当我是韭菜，我就把你当仇人。做买卖么，当然要讲究个公平合理。

好脾气的孔子说的比较委婉点：“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王都无道了，我还不赶紧卷铺盖走人？你当我是二啊？

所以伍子胥的行为虽然看似过激，但其实是非常符合孔孟之道。先秦文化是自由的，也是讲求对等原则，君王善待臣下，臣下侍之以忠，这才是“对”的。像楚平王这样先“对不起”伍大夫，把他全家都杀了，那自然是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日爷出头，定没你好处。

是的，先秦时代人与人、人与国的那种关系，因为这种“对等性”（虽然比派平等还差了些），其实是比较正常的。商鞅是卫国人，得不到重用，就跑去秦国效力。吴起是卫国人，得不到重用，就横行魏楚之间。

当时国家与士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今天一些朝阳产业的老板与雇员之间的互动——咱们之间别扯什么“为企业效忠”的PUA洗脑，你就说彼此能不能相投，相投就合伙创业，不行就一别两散，各生欢喜。这种交往简洁明快，方便高效，于是才有了百家争鸣、群雄并起。

可这个风气，到了屈原的时代，就彻底衰落了。屈大夫写《离骚》，文辞当然没的说，但那个口气你会感觉特别不对劲。就好似一个夕阳产业的老员工，走又走不了，升又升不上去，万般无奈之下，无比哀怨的给领导写长信：“主上你怎么不用我啊，我是忠臣啊，是香草啊，是美女啊，您不能这样对待我啊，我为党国立过功啊，我为委座流过血啊……”

有人说屈原是爱国，其实在他的文辞中我没看出来，个体对国家这个抽象概念的忠诚，是要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才随之出现。

屈原和后世有他类似情结的那些古代中国士大夫，其实希望的是，与他所服侍的君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应该叫“恋君”——一个士大夫明明不得君王欣赏和重用，却非要硬往上凑，非要和主上达成那种亲昵的关系、幻想有一日得其拔擢、出将入相，成为国师、一展抱负……

我要是楚怀王，看这种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么热切的贴上来，估计我也不会喜欢他，甚至有点怕怕的：屈大夫，您这是要干嘛？您自重！寡人可是直男啊……

即便真的是男女关系，一般也管这种行为叫舔狗，而舔狗不得好死，所以屈原最后自杀，也算情理之中吧。

而奇葩的是，从贾谊的《吊屈原》始至梁启超的《屈原研究》止，中国士大夫群体中就一再出现有强烈“屈原情节”的人，只能说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史上，君臣、君民关系，一直就是不正常的。

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士大夫的心态在几百年中，由伍子胥而一变成为屈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总结原因无非两点。

首先，是战国中后期各国兴起的法家改革，让“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了天下主流，列国之间合则用、不合则去的纵横家，被当做“五蠹”逐渐消灭。权力越来越大的君王则越来越蛮横，要求士大夫必须忠于自己，用你，你得留下，不用你，杀了你也不让你走。在这种野蛮的制度下，先秦原本自由活跃的人才市场逐渐向“统购统销”转型了。

其次，是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战国末期除秦国外、各国王族生齿日繁，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愈多，什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些四君子严格说来都是本国君主的亲戚，他们身居高位、垄断了上升机会，又因为血缘纽带不得不效忠该国。屈原其实也属此类，屈、昭、景这三家，本来都是楚王熊氏的分支，所以在战国末年那种本已有限的选择空间，对他来说是不开放的。他“恋君”，其实是不得不恋，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或者按鲁迅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求当奴才而不得的心理状态。

04

同为端午的受祀之鬼，伍子胥与屈原都不幸。伍子胥虽然身死，好歹他的人生敢爱敢恨、快意恩仇，出将入相、鞭尸复仇，也算快意人生。

相比之下，屈原的人生却是被命运高度绑定，不得不爱他的君王，满腔的壮志、愤懑与哀怨，却只能抒发在文辞当中，死后还被加上了一顶他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高帽子……

屈原和后世那些“精神屈原”们，可能不冤屈，但确实太憋屈。

相比屈原，我觉得还是伍子胥更像个现代正常人一些，好歹他的精神与人格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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