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丨你所不知道的清华教授秦晖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博士毕业之前，一位与我在微博上相互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建议我到北京做他的博士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辽西地域所限，可以交流的人和好的图书馆不多。

所以我说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晖。

朋友说，秦晖老师从来没招过博士后，不过可以帮我问一下。

朋友的面子大，寄去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秦老师回复表示同意。由此他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

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

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能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

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

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了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

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为之呼天抢地的天大的事，对他来讲，只是些懒得说的鸡毛蒜皮。几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做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秦晖老师待人接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

我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问我出站后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北京找个学术机构或者大学落脚吧。他马上表现出紧张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可是个麻烦。”

秦老师这么聊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

蹭课学生爆满的人气老师

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因此很多博士、博士后公然呼导师为“老板”。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

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读书和听课不同，书写得好，课不见得讲得好，秦老师口才之雄辩却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

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因此虽然住得离学校很远，但是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周两次，每次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听他讲课。

我第一次上课走错了教学楼迟到了，等一走进六教大楼，远远就听到秦老师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周一上午同时有十几位老师在六教一楼上课，但只有秦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外也听得清清楚楚。

第一堂课，我对秦老师的一身打扮印象很深刻：一身黑衣黑裤，斜挎着一个黑挎包。双手插兜，在讲台上随意地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中气十足。秦晖老师不是美男子，五官平常，一目已眇，但是在讲台上，他有一股帅气。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从中学起，很少专心听课，因为总感觉老师讲得太慢，废话太多，所以经常是只用一只耳朵听课，另一半精力按自己的进度看书。但是秦老师讲课，你没法分神。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废话，完全是干货，让你一句也舍不得漏掉。用网络语言讲，就是“全程无尿点”。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最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烂熟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

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的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呵”。

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这样。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地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

因为有些老师只喜欢上讨论课，主要由学生来发言，自己只是回答一下问题。有些老师讲课准备毫不用心，内容混乱敷衍，听得痛苦乏味。甚至有的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讲课，却不提前通知，等学生都坐满了才一个电话过来。

即使是我自己，用私心去衡量，也感觉上课是一件低效率的浪费精力的事：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去讲课，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十人能够听到。如果写成书，读者是几万几十万人，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秦晖老师却愿意慷慨地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讲台，因此他的课，几乎堂堂爆满，去得晚一点，就没了座位。如果是小教室，过道里总是加满了椅子，坐满了蹭课的人。

秦晖老师显然也很享受讲课，讲到逸兴遄飞处，有时甚至会根据内容唱上一段，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文革”中的冷门歌曲，或者一些地方的民歌。秦老师嗓子一般，但是音准很好。

可惜他今天已经准确地“到点退休”，离开正式的三尺讲台了。我发自内心地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

“非典型”书呆子

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典型的“书呆子”。

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都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

一位学校的行政人员背后嘲笑他，报销的时候经常拿着攒了好久的一堆票据来，各种票据都混在一起，告诉他什么应该在什么时限内报，既记不住也不在乎。对别的老师来讲非常容易变通一下的事，他却怎么也不会弄，报不了抱怨一通就完了。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有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

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令人惊讶。

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不知怎么聊到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

其中一个同学是广东人，做的是“大逃港”研究，秦老师又向他介绍广东哪个镇哪个地区逃港的人多。这个同学虽然已经看了几年资料，但对这些以前从无所知。讲到秦老师的老家广西，他聊起客家的源流、壮族民族内部的划分、土家族的划分，无不讲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

当年他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

地理如此熟悉，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小时候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

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

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

说“古”，他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周秦之变”，对先秦思想史、秦汉简牍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说“今”，商品经济、市场理性、国企改革、证券私有化都是他的研究对象，而且出版了多本专著。

说“中外”，他多年思考的一个重点是，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长期致力于研究俄罗斯、东欧和现代南非。

说“粗”，他对整个中国通史和西方思想史，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梳理和鸟瞰式把握。

说“细”，他在某些地域史（比如关中、云南等）领域，在秦汉地方治理结构方面，研究得非常细致深入。

之所以能把这么多学术领域打通，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学术兴趣，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所以才能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他的“通”，是建立在“真问题”的基础上，一旦找到了根本，很多问题都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

最让人羡慕的学者伉俪

秦晖老师主观上并没有想要给自己罩上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光环。我认为他是一路追随着自己学术兴趣，由此及彼，不知不觉间做了这样一番知识的壮游。

秦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激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话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他的女儿秦蓓蓓在《秦老爹的书事》一文中说，他好几次因为看书看得入神，下班铃声没听到，被锁在图书馆、资料室。他看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和知识沾边的他都有兴趣。除了历史类，与此沾边的考古、古文字、古生物、宗教、地理、自然、水利、兵器……他无一不感兴趣。他的知识非常“杂”，“杂”到喜欢“唱国歌”，能唱出五六十个国家的国歌。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一个传奇是结婚当天忘了入洞房，秦晖老师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也相去不远：照结婚照的当天，忘了去照相馆。当时他与金雁老师约好了到上海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他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码事儿，害得金雁老师做好了头、化了妆，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

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

如果你只认识秦晖老师，你肯定会担心，这样一个简直是生活在世界之外的人如何生存。不过如果你见到了他的夫人金雁老师，就会释然了。

秦晖、金雁两位老师是我见过的学术界最让人羡慕的学者伉俪，两人都才华横溢。更为罕见的是，金雁老师不光在学术上与秦晖老师相互交集，相互补充，在生活中她又一个是利落爽快的人，处理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应该远强于秦老师。

因此，秦老师可以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他可以不关心房价，不考虑课题，不需要经费，不操心柴米油盐。秦晖老师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学问上，兴致勃勃、全神贯注。他的生活就是学术，他的学术就是生活。

秦晖与夫人金雁

他的女儿说：“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些卡片后来汇集成了《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十年沧桑 : 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南非的启示：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等十几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其实除了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金雁老师说，秦老师还有很多“半部书”。

这些半部书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研究兴趣转移的结果，“至少有半部《孙可望评传》、半部《古代社会形态学》、半部《大西军治滇》，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工，或者永远也不会完工了”。

这些成品和半成品都来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自广泛的阅读和一刻不停地思考。

时代潮流中的“石头”

做了一届秦老师的博士后，我从秦老师身上领悟到的东西，不光是学问本身，还有做学问的方法。

秦晖老师虽然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打假，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是在为人上，其实是非常宽和的，无论和他提到任何其他学者，他从没有讥评之语，总是能持平地指出其长处。对于一些人的违心之语，他也能表示理解。

他有一句名言：“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有经有权”。开学第一节课快下课的时候，他总要谈一下他的课堂要求。这个要求显然是自由主义者的：

“我并不要求你们必须都来听课，你们是自由的，不来也可以。我不会因为你们不来就给你们不及格。但是，如果你不来听课，但结束时又想得高分，这对总来听课的同学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还是会进行几次必要的考勤。”

有人认为秦老师的研究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批评他有某些学术偏见。秦老师则曾这样向我们辨析如何避免学术上的偏见和偏好。

他说，先入为主，学术偏好，对所有人来说可能都无法避免。因为一开始做学问时是一张白纸，这是纯粹理想状态，也是从来没有的事。但是，不能避免和不想避免，是两回事。任何人都可能有偏见，但是重要的是你能自动审视这种偏见，警惕这种偏见。

与此同时，如果有学术上的自由，整体上说这种偏见也不构成问题。因为关于知识生产的过程，本来就有一种说法，叫“片面的深刻性”。只要你很深入，在这个方向上有推进，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学术领域没有上帝，也没有完人。好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世界里，如果有偏见，自有人来纠偏。

就如同在一个森林中，本来就会有乔木有灌木有小草，有猛禽也有松鼠，有所谓的“香花”也有所谓的“毒草”，自然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它们相互补充，每一个都是“偏”的，放到一起，就全了。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动和变化之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秦晖老师这样的人。他们是时代潮流中的“石头”，“江流石不转”，走得远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经纬度。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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