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三年，比新冠肺炎更流行的，是“真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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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yujianshijie1988

文 l 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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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与激进，这二者的分别究竟在哪儿？

01

17世纪的英国，有个哥们叫罗利——对，他真叫这名。

这位罗利前半生作为冒险家在海上胡混了半辈子，中年时突发奇想，说：我要写一部《世界历史》，这本历史应该绝对客观，不加杂任何一点主观偏见，它将垂于万事而不朽。

恰在此时，在位的英国女王为他这个梦想送了个“神助攻”：罗利被卷进了一场政治斗争当中，被送进了伦敦塔囚禁，一关就是十几年。

罗利一想，正好啊，监狱里也清净，刚好能让我完成我那鸿篇巨著。

但没过多久，一件事就让他崩溃了。 

某一天，两个狱卒在监狱走廊里吵架，罗利和他的一位狱友全程围观了这个过程。

事后罗利说，咱们俩来一起复盘一下这个事情吧！

结果让他吃惊的是，狱友和他自己对该事情的讲述，居然驴唇不对马嘴，两人对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的总结和归因完全不同。说着说着他俩都差点打了起来。

罗利当时就崩溃了，他认识到一个严重问题：

一件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两个全程一起围观的人，表述都能如此不同。那么这个世界上还真的能有“绝对客观、不掺杂任何主观偏见”的历史存在吗？

那他的《世界历史》还写个屁啊？

当然罗利最后还是写了，只不过认识到了自己著作终究只是“一家之言”。

这个故事，很多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学生都应该听说过。因为大学上《史学理论》课时，很多老师第一节课都会讲，而再喜欢翘课的学生，第一课总好歹是要去听一下的。

历史学教育讲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了阐明一个该学科最基本的道理：历史讲述中并不存在完全的客观、公正、中立，历史学家也不保证自己讲述的就是真相。历史的真相在它发生之后，其实就已经消亡了，所残留的仅仅是对它的记录和阐述。

而记录和阐述，永远将是片面而带有偏见的。

换句话说就是，柯南的那句：“真相只有一个”，对历史学来说并不好使。

一个受过良好历史学训练的人，应该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个世界上，至少在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容置疑”、“无可辩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的认知只能在不断的讨论中，无限趋近于正确，而永远不可能真正达到它。

而那些读了几本书，看了一些“揭秘”，就牛皮哄哄的号称自己已经对某事完全了解、不容他人辩驳的人，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来，都是有病，有“真理病”：

亲眼见过的事情，你都不能做到完全客观的阐述，道听途说来的玩意儿，你又有什么理由说的那么言之凿凿呢？

02

这个认识，其实关乎者甚大，因为历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武库。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论证他们的观点时，总要从历史的武库里寻找他们“趁手的兵器”，拿出去扬名立论。而他们对这些“历史兵器”的使用方法，就能看出这个人究竟是个保守主义者，还是个激进主义者。

我办了这个号之后，不少朋友加我好友时，进来第一句话都是问：“你怎么定义保守主义？”

天啊，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可以对自己下 上千种不同的定义。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用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去直接定义保守主义的反面——保守主义，就是一群反对激进主义的人。

在我看来，从艾德蒙·柏克开始，历代的保守主义大师们，都在用一种戏谑、嘲弄的眼光，看着他们同时代的激进主义分子们。

他们看着这帮人，从历史的武库中拿出那些其实并不完全公正、客观的记录与阐述，煞有其事给它们涂上“绝对真理”的油彩，然后无比自信的拎着这些“真理”大棒，到世间去挥舞，搞出一幕幕闹剧、甚至人道主义灾难来。

对各色激进主义的反思、批判与嘲弄，就是保守主义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乐趣之所在。

03

讲一个咱们中国的例子。

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大学有两位好基友，胡适和陈独秀。

这两位北大教师在新文化运动中互为应和，联手推动文化改良，把北大另一位教授辜鸿铭老先生气得够呛。

但是很快，这两位好朋友自己也就闹了矛盾。

很多学者将胡适与陈独秀的闹掰，归结为两人的“左右之争”。但我在阅读很多相关材料之后觉得，问题没那么复杂，两人的差别，就是典型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思维差距。

我用现代网聊语言，给大家简单还原一下，这俩哥们是怎么吵起来的。

陈：适之哥？在吗？

胡：在的，啥事儿？您说

陈：我最近读了xxx的xxx，觉得大受启发！拿给你分享一下！

胡：好，多谢，我看看哈

A few days later

胡：嗯，书我看了……我觉得，当下的中国，还是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陈：什么？你居然没有被书中的理论所慑服吗！你有没有认真看！

胡：不是的，您听我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陈：请注意你的言论，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看xxxx，这个观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直接拿来应用就可以了。

胡：你听我说，我的意思是……

陈：你不要说了，balabalabalabala……

胡：……

陈：balabalabalabala……

胡：

于是，胡适和陈独秀这俩人，就这么分道扬镳了。

胡适后来给陈独秀下了一个评价，说这人“有病”，是个“真理病患者”。什么他认定的事儿都是真理，不容别人辩驳。

胡适表示：你有病，我没药，那咱俩只能拜拜。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时，我总是感到特别惋惜。

在西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在中世纪盛期一起发轫、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时代、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才吵架分家的，中间历经了几百年的“磨合期”。

而与之相比，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一起合作，做了一点事情，随后就立刻分道扬镳了，在一起只交流了短短几年。

这样短促的“磨合期”，导致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比西方更不了解对方、更难以彼此相容。中国互联网上如今存在的戾气横行、双方一言不合就互相取关、举报的问题，恐怕与这种历史渊源不无关系。

然而，在2020年，尤其是那次美国大选，我们会发现，即便是西方人，也在丧失那种“有话好好说”的和气。

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两派之间彼此不容，只有坚定站队的言论，才能够吸粉，这些都是典型的“激进主义”思维。而温和、对自己所持立场时刻抱有怀疑态度、时刻准备修正自己理念的保守主义者，在这种辩论中声音越来越小了。

照目前的趋势看，2020 美国大选，已经变成了一场左翼激进主义与右翼激进主义的互殴。

原先我还认为，特朗普若得胜，会给美国留下一点保守主义的火种。但现在看来，更可能的情况是，无论谁最终胜出，都将是激进主义的胜利，是保守主义的失败。

这种现象，似乎在预示着“英美保守主义”，这个曾经让西方赖以崛起、统治世界的传统，正在它的原产地慢慢消亡。

而随之陨落的，不仅是西方的霸权，也是那种“有话好好说”的传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的本能所导致的。

人作为一种动物，越到了困窘、苦难、急于改变的时刻，就会越倾向于“认死理”，采用一种断然的态度，去狂信一种理论，去毫不留情的执行一种决策，用冷漠的态度去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同类。这就是激进主义滋生的土壤。

而与之相反的，保守主义其实是一种奢侈品。人只有在生活有一定的优容，可以“事缓则圆”时，才会对自身的观念和认识，保持一份怀疑。尊重历史、尊重经验，承认人类自身的认知终究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个体来讲，生活优容的富人，往往趋向于保守，而窘迫的穷人，则喜欢激进。

对于时代来说，当全社会的财富随着分工协作的展开批量涌现时，全人类的日子整体越过越好时，保守主义就将在全球蔚然成风。

与之相反，当合作被割裂、灾难来临，大家都预感到，要过紧日子时，各种激进主义的末日号角，就将在我们的耳边四处吹响。

过去这三年，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

所以，当你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那种不可辩驳、不接受质疑的语气跟你交谈时，请切勿感到吃惊诧异。

这就是历史大势。

也许在未来，坚信自己就是正确、不容对方有一点辩驳的“真理病”，将在全世界成为一种比新冠肺炎传播更广的“流行病”。

而我们，这些理性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多读书、多思考、少互喷，谨防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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