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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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weizhousw

文 l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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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按：这是我去年10月18日应成都“寻麓书馆”邀请做的一场线上讲座，以在微信群里发录音的方式，讲了1个多小时，之后再进行当场问答。这是整理后的讲稿，全文约13,500字。

主题如下：

这是个精神疾病大爆发的时代吗？为什么最优秀的年轻人反而容易陷入绝望？我们将如何度过精神危机？

更进一步，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讨论现代“自我”如何萌生、自处与解放，中国式个人主义是什么，失掉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当代中国人的“自我”又要如何确认。

精神危机的时代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

2016，北京大学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徐凯文，提出了一个术语“空心病”。他发现北大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都陷入了精神危机：一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好像挺不错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又好像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曾经有15 岁的一个孩子跟我讲过，他说他们这一代人普遍的感受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是要做什么。

以往的中国社会，普遍都觉得一个人不断地努力取得成就，这就够了。难道这还不够吗？这已经是很多人所羡慕的一种社会地位，你们都已经得到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觉得幸福呢？因此这种精神危机带来的危机更难被人理解。

也许更加糟糕的是，有时候有些家长会把这看作是年轻人的一种颓废，或说是“躺平”的思想，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别人所羡慕的，于是归结为年轻人没吃过苦。

然而，如果你去跟年轻人谈一谈的话，你就会发现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当下社会当中个体所面临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上一辈人无法想象的。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话，也许他们可能物质生活上面比较匮乏一点。但是你想想看，八九十年代，很多给大家感觉是这个社会还是朝气蓬勃的，或者是大家都忙于去发财去赚钱，没有像现在这种充满了压抑、抑郁、沮丧，这种状况当时非常少见。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精神疾病现象群体性的出现，迎来了一种社会危机感。这种精神危机究竟是什么状况造成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身处在其中的人，怎样才能够度过这种精神危机呢？

首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尽管有很多的特殊性，但是它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很多人在看到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第一反应多会把它看成，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也就是说，认为这些学生、年轻人的心理出现了某种问题，把它归结为颓废也罢、抑郁也好，但通常很少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看作是一个心理问题，似乎病症的根源只在于一个个人自己身上。但历史地看，如果某一时期的社会大规模涌现心理问题，那就很难说是仅仅是个体出问题了，至少按说每一代人的发病率应该是大致差不多的才对。

现代“自我”的诞生

很多人都知道现代心理学诞生于 19 世纪末，名著《梦的解析》就出版于 1899 年，被认为是对20 世纪非理性时代到来的不祥预言。但心理学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诞生？

弗洛伊德（1856-1939）

回头来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19 世纪在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欧洲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繁荣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系列科技文明和社会进步，都诞生于那个时代。就像我们现在所经历过的繁荣年代一样，当时的人对于无限进步、对于理性和技术充满了信心，相信这个世界可以不停地进步，变得越来越好。正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非理性的力量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时，欧洲人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在19 世纪末，其实这个征兆已经出现了。

尼采在更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一句口号：“上帝已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原来约束整个基督教社会的终极价值，即上帝本身，已经消失了。这一终极价值的消失，意味着所有的个体获得了解放，现在没有什么能够约束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其是，也就是说，允许你干任何事情。现代的自我从原来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当中，松动出来，开始萌生了。

从历史上来看，当一个社会逐渐演变时，现代社会应该是朝着给予个人越来越多自由的这个方向去的。横向对比来看，我们当下所看到的也是这样一幅景象，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在《世俗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脱嵌”。所谓脱嵌，就是说我们原来的个体，都是嵌入在社会结构社会集体当中。比如说你是谁，首先你是你家族里面的一个个体，而不是你自己本人，所以有很多事身不由己，不是你自己想做就能做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个体就从原来那个结构当中脱嵌出来，原有的构造就渐渐难以制约他们了。

可问题在于，你脱嵌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所以当现代自我游离出来以后，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嘛。

鲁迅有句名言，叫做“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他在谈到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里面的女性角色娜拉时说：“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女性厌倦了自己的家庭，想要离家出走，想要去活出真我、到社会上去闯荡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要单独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还要养活自己。这个任务艰巨到足以压垮很多人，而且此时她只能独自面对。堕落的意思就是说，她很难坚持住自己，她可能在那个充满危险的环境当中就被毁灭了，那“回来”就是等于说，回归自己原来厌倦的生活。

所以，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它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现代社会则是反过来的，没有束缚你的，但是也不保护你。所以在现代的个体，到最后都会面临这样同样一个处境。

我早年读西方的存在主义时，现在想来其实没读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种生存处境对我来说非常抽象。这些年，我们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现代化以后，我才开始逐渐理解。

存在主义说白了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如何去面对庞大的世界，存在主义有一句格言，“所谓存在主义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他发现自己被偶然地抛到这个地球上面，前后左右都是空空荡荡，他只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学着怎么样生活下去”。

这种状况在传统社会是没有的，因为传统社会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偶然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因为你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后代，左右都是亲友，你是在这个社会网络当中的，但是存在主义者就是从网络当中脱嵌出来，原有的网络既不束缚他，也不保护他，等于说没有这个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主义强调两点：一个是主体性，一个是行动。

活出自我：本真性

怎样去行动，才会通向你的个人解放？就是活出自我，或者是活出真我。这首先强调的是本真性，但什么叫本真性呢？

当社会发生改变时，首先体现的就是道德观的改变。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迹象，比如疫情期间你不戴口罩的话，会有人训斥你，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你个人自主的，而是你要遵守的一个公共道德规范。

虽然中国人常说“真善美”，但三者的优先排序其实是很不同的，更强调“善”，也就是道德优先。中国人不太注重“美”，审美是优先级较低的选项。比如有的女生小时候戴个耳环或稍微化点妆，都会被父母训斥，虽然他们说不清楚，但就是觉得你这样不对，女孩子不要打扮得那么妖艳。什么叫妖艳？妖艳就是虽然美但不道德。所以你看，即便是关于美的话语，其实仍然要强调道德优先。

那么什么是“真”？讲到本真性，它首先肯定的是人性的话语，也许它看起来不够道德，却是真实的自我。比如说所谓“食色性也”，这就是人性啊，否定它才是虚伪不真实的。

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阿紫问萧峰问：“姐夫，你冲进十万大军中，你害怕吗？”萧峰答：“我怎么可能不害怕？”这就是本真性的话语，一个英雄应该要承认自己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怕死，我们才觉得这个英雄是真实的。如果这个英雄说，我一点都不怕死，你会觉得这个人和你有距离感，或者你会怀疑他说的不是真话，因为你不相信一个人能够不怕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说自己怕死，你非但不会减少对他的好感，反而会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性的。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心声：想要本真活着。哪怕是有一些看似不健康的爱好，比如喜欢喝酒，但也许对他本人来说这才是生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死得更快，因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这就需要基于对自身个性的理解，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活出来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不是说去压抑自我。

到最后，这就势必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你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个性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

丹尼尔·贝尔写过，后工业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们关注的重心从原来的道德转向了个性。怎么理解呢？比如常有人说“我喜欢真小人，讨厌伪君子”。所谓“真小人”，就是哪怕此人是个道德、行为有缺点的人物，但好歹是本真的，说到做到、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伪君子”则相反，满口仁义道德，但实际上做不到，是反人性的。

传统社会其实不太会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传统道德观下，哪怕是伪君子，他至少是向道德致敬而非破坏道德规范，在这一意义上，总比真小人要好。因此，这种社会心态的转变，就折射出对“本真性”的关注。

到了这一步，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去多了解和认识自我。

后发国家的“自我”

前面说的是欧洲的状况，那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么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东亚社会又是怎么变迁的。总的来说，传统上的东亚社会是集体取向的，比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集体取向是相当强烈的，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强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日本，王阳明是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呢？阳明学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认为人的自我欲望是正当的，肯定“百姓人伦日常就是道”——圣人的道理并非高高在上，而是蕴藏在生活实践中，就在人心当中。因此，他相信人是有良知的，每个人能够自己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正确行动。

我年少时读王阳明，感觉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一些平常的道理吗？然而，当你把这些思想放入到社会历史的脉络中，才会发现，这真是一种突破性的思想革新。

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在五百年前的晚明，可能也只有在繁荣的江南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新思想：肯定人的欲望，每个人不需要等待社会道德做出什么样的裁判，能够自己判断什么才是正确的。对于传统社会来说，这是了不起的革命思想。

日本社会虽然看起来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它的很多思想资源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它自身的传统。它一方面通过传统的变革汲取到一些新思想；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和外部介入的这些思想、技术进行调和，同时和集体主义的目标保持平衡。

在日本之后，每一个进入现代化的东亚社会，都会出现这样一幕：最早接受社会繁荣所带来的个人化和个性化的通常是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他们有机会比他人更早接触一些外部的现代文化，比如国外流行音乐。这种所谓“流行文化”实际上带来了一种现代性的个人体验。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很多的广告词本身就包裹着这样的现代理念：比如像“自有我主张”、“我的地盘我做主”，那代表的是年轻人的自我张扬，隐含着一种蔑视社会束缚的意味，由此，它鼓励人们去获取一种掌控自己生活的痛快感受。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能够为自我找到一种核心角色：当你能够感受到你的生活是由自己全盘掌控、并享受这一体验的良好感觉时，就蜕变成了一个现代个体。

中国式个人主义

回顾了这些，那现在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说欧洲、日本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中国社会处在什么阶段、什么位置呢？

我想首先一点，我们可能是“过渡的一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似乎有了一些自我成长的空间，但往往是局部现象，也并不彻底。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自我意愿实际上完全不重要。《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悲剧就非常典型：他的理想爱人是林黛玉，但他跟谁结婚，归根到底还是由家长作主。在大量的传统社会悲剧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哪怕是在人生最大的事情结婚上面，年轻人的自我意愿也是不重要的，因为传统的自我跟现在的自我完全不一样。传统的自我是什么？那是代际链条中的自我，嵌入在从祖先到子孙后代的长长链条之中，你首先要完成延续血脉的使命，才能够去做真实自我，所以《红楼梦》里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如果你要长大成人，那就不能自由自在，如果你想自由自在，那就不能够“成人”，得到社会认可。

这样的痛苦挣扎，至今如此。在《大话西游》里，至尊宝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欲望后，才自觉自愿地承担起了前往西天取经的重担。这就是中国传统所理解的自我，它是以放弃一部分自我意愿和自我欲望为前提，来达成社会认可的“自我”实现，有时被看作是“成长”，有时也造成了无数悲剧。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中的“自我实现”，跟现在所说的自我实现也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衣锦还乡的故事，“富贵而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如果有了名利地位，没有回到乡里去，就好像穿了一身绸缎的衣服走夜路，没人看见。换句话说，如果我功成名就，得到乡里乡亲们的认可才是重点，否则就没意义。

因此，这种自我实现，并不是说我自己闷声发财、关起门来偷着乐就完事了，它强调真正的满足感实际上来自于社会的承认。但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了，年轻一代不少人既不想要那些名利，就算赚了几百万也未必想要别人知道，炫富看起来也很蠢，至于社会有什么议论，我也不在乎。

为什么我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处于过渡阶段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似乎应当是不同阶段的现象，同时并存、矛盾交织。我的评论文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书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后现代的，也因此容易出现很多纷争。

余秋雨曾写过，上海人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跟你搭界伐？”（“跟你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一个女孩，她穿的衣服，旁人也许评头品足，那她本能反应可能要为自己辩解说，那其实挺好看的。但到上海人这里就很简单，只要祭出这一句“跟你搭界伐？”就截断全部争论：这跟你没关系，即便再难看也轮不到你来评价，我自己做主。这种不在乎别人议论、自我掌控的做法，体现出上海毕竟是一个现代化都市——这样的口头语，在传统社会就算能出现，也绝无可能成为流行语。

中国社会的个人主义，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点点从原本的传统紧身衣中挣脱出来的。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的繁荣之后，我们终于出现了很多社会的松动，个人能够从当中脱嵌出来。

关于这个话题，社会学家阎云翔有写过不止一本书。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他观察到黑龙江的下岬村，以前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因为那时候房子很小，没有独立的房间，但如果这个家里的年轻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门关起来。只有你有了独立的房间，你才有了隐私，有了自己的个人空间。逐渐地，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利，比如财产、婚姻、自由、恋爱等等。

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人想要主张个人利益，仍然很容易被污名化。这些年常有人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非常好用，无数人拿这个标签去贬低和抨击他人，认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在道德上是值得被谴责的。但为什么这些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自我利益不能公开主张，只能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悄摸摸地去达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然而，如果社会更开放，公私得到清晰界定，一个人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争取自身权益。

近几年来，国内社会最响亮的声音之一，就是权利意识，包括隐私权、知情权、女权话语，包括年轻一代婚姻财产分割的权利。在上一代人那里，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是“不分你我”的，那时候也没有多少财产可以去捍卫，但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这是寸步不让的事。

不可忽视的是，消费社会的体系对于自我的建构也影响深远。半个世纪前，很多西方记者来华时发现，中国人穿的都一样，好像一群“蓝蚂蚁”，看上去都辨识不出来什么个体；但现在，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消费品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不乏有人觉得，开什么车就代表着自己什么身份。我因为没有车，这年年来不知被周围的亲友们说过多少次“你怎么还不买车，为什么不买车”。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是把物品消费理解为一种声望消费，代表着你的社会身份，甚至代表着自我。

那么，如果有人说，我想要的人生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可以吗？在此需要明确一点，这真的是你的自我吗？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物质文明，但其实西方文化对此相当警惕，认为一个人追逐名利、被消费主义物化，那这其实不是你的真实自我，而是你的自我被异化了。在这一意义上的“自我”，本身就包含着对权力、对消费主义的抵抗。

这两年来，国内也开始出现对消费主义的抵制。以前都是“买买买”，但是现在很多人会反思：这些真的是我需要的吗？这些跟我的生活需求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些东西？对消费主义，仅仅道德谴责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要依靠每个人自我的觉醒，就是你要想清楚何为实现自我。

疫情改变了什么？

这些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生活。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我还曾写过一篇《理解90后》，想说明“90 后跟以前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结论之一是：90后是有选择的，他们是在丰裕社会中长大的第一代，即便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很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工作做得不开心，即便还没找好下家，也先辞职了，不担心自己活不下去。

然而，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气氛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人开始一窝蜂地去考公务员，因为他们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道路选择似乎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年轻一代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比以前强烈多了，态度也更激烈了。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环境失去了安全感，似乎普遍都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连脚底下都已经地动山摇了。我们原来默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不会有问题的一些前提，现在都动摇了。

其结果，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选择了“躺平”。“躺平”起初只是戏谑，但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我一个朋友说，的确“一切皆有可能”，但自己什么都不想做，就想躺平，因为太难了。从当下年轻人的处境来说，“躺平”也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这不是他们颓废或“没有青春期”，只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跟十年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不应该只是居高临下地看待年轻人的选择，相反，我接触到的许多人都相当聪明，他们所接受的信息比早先那些前辈要完整得多了，因而对将来早有自己的判断，对于未来的规划、自身的个性、自己应该要捍卫什么，都有非常清楚的认知。重要的是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出路在哪里？

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在哪里呢？出路在哪里？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后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要如何确立呢？

有一本书叫《虚无时代》，讲到西方的现代人自从上帝死了以后，元价值的缺失，导致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些人提出哲学的替代方案，有些人从文学中去寻找创造和救赎，另一些人可能是从艺术当中去寻找出路。那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到一个自我？

我想，当务之急是你要先理解自己的处境。不少朋友跟我说，觉得自己非常苦闷，是被周围人所无法理解的那种苦闷。不过，这种苦闷其实未必是坏事。看看周围过得浑浑噩噩的那些人，他们其实缺乏自我、或说缺乏自主意识，但这类人反倒是不会苦闷的——只要你随大流跟着走就行了，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都不会有什么苦闷。

《大话西游》里有一幕，孙悟空一觉醒来，发现原本非常啰嗦的唐僧说话变得十分简洁，不解地问猪八戒“师傅怎么这么说话”，猪八戒却说“师傅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这个梗让我印象很深，孙悟空立刻觉察到唐僧的变化，但猪八戒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在意的都不是变化本身，而是自己跟着顺势变化，因为他是没有自我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往往指责、嘲笑那些不能顺应变化的人，但我觉那种没有自我的“适应”，以往也许能够减少精神痛苦，却并不值得羡慕，因为这意味着，可能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认识自我”才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所在，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你要体会过才能明白是多么真切。

以往读那些哲学著作，对我来说是纯学理的，但这些年，我们现实生活中都出现了类似的困境和问题。以前很难理解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讲的东西都太抽象了。但现在一想，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处境吗？我们正在面临、经历同样的状况。

这么说吧，哲学、社会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处境，而我们自身的经历又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书里的理论。这两者相互融通起来，可以让我们试着去理解，我们的困惑、痛苦到底有多独特。如果以前那么多人也曾面对过类似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又能够怎么做。

当你认识清楚自己的处境，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个人，想清楚每一个个体真实的自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再去审视现实：我们需要争取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如果说我要过这样的人生的话，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去捍卫的？我应得的权利是什么？我如果要争取过那样的人生，我准备付出什么，我准备怎么样去做判断，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实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彼此孤立，恰恰相反，独立的个体可以彼此支持，最终还是要建立社群和公共生活，在人与人之间自发的联结之中实现自我。

幸福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曾说，人与人的关系可能不是一切，但是对绝大部分的我们仍然是。也就是说，我们在现代个体的权利边界明晰了以后，仍然需要过一种良好的公共生活，所谓的公共生活并不只是说要公开地讨论什么，但至少要有一些公共知识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享受一些讲座、对谈，或者说图书馆的公共活动。关键在于，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的自发联合不应受到阻止、干预，这样才能让每个人得到自己想要过的人生达到多元丰富性。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高一层就是自我实现。但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呢？自我实现并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功成名就、得到社会认可，而是指一个人在认清楚自身以后，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

马斯洛也承认，这个境界可能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达到，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这一点，很多人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我们这个社会就能够变得更好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有更多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什么东西、人生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在找到一个稳定、真实的自我之后，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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