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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罗素在中国的失败

朱学勤 维罗阳光 2023-11-30
珍贵录像:罗素给后人的忠告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点击阅读)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

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

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


罗素在中国: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


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

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1920年《新青年》为罗素特别设立的专刊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政府监视他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


◎北洋政府试图驱逐他

北洋政府方面,1921年3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


◎李大钊没接触,陈独秀很失望

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陈独秀给罗素写过一封信:


“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胡适对他十分冷淡

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张东荪对他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

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说他不切实际

毛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


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0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

◎北大师生很失望,且无兴趣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Coken Chen致赵元任,1920年12月10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罗素本人也不开心:“中国非常压抑”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1921年1月31日,罗素致柯莉)


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

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1920年10月18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1920年12月15日)

▲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罗素在中国不受欢迎的三大原因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

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

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

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

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

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

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

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

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

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

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

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罗素(前排左二)在中国公学留影


罗素中国之行,

是对中国简单化思维的挑战



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

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

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

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

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

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

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罗素中国之行,距今已逾百年。百年中国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罗素的判断。

即使到了今天,罗素式的审慎的“西方的智慧”,依然是中国最为缺乏的——罗素说,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相比诸多被直接国人“拿来”的西方思想,罗素是少有的能够真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当时中国的问题的思想家。他不但亲临中国考察,甚至在余生中仍不断关注着,思考着中国。而他的《西方的智慧》,更是一味中国人最忽视的药方:

◎一本献给中国人的智慧经典

近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恰恰是因为,缺少了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智慧——论时机,中国学习西方,恰逢激进思潮席卷世界,传统的西方思想处于低谷;论心态,往往急于革新,总想一飞冲天,跨过西方人科学哲学的文化土壤和智慧,而直接实现弯道超车,全然不管其中有多少白日梦般的荒唐逻辑,闹出多少毫无科学智慧及科学常识的悲剧。


罗素很早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后果极为警惕:1920年的访华演讲和随后写下的《中国问题》里,他告诫中国人不可采取的两个极端态度——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同时以一种保守审慎的智慧,表达了对苏俄模式的忧虑。

50年代再次访华未果时,他又煞费苦心将自己的《西方哲学史》赠给毛泽东。这些被忽视的智慧,经过罗素的进一步凝练与整理,最后都集成在晚年这本《西方的智慧》之中。从这一角度,《西方的智慧》确实堪称是一本罗素献给中国人的智慧经典。

▲《西方的智慧》珍藏版内页展示

◎哲学顶端的思想+诺奖级文笔:《西方哲学史》的升级之作,以思想撬动的“西方智慧全景图”

作为西方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罗素却以通识写作《西方哲学史》获得了诺奖,该书至今仍是许多人进入哲学门径的首选经典;能够超越它的,似乎只有罗素自己——


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另辟蹊径,用更为简明的篇幅,横跨近三千年的西方文明:他抛开“哲学”本身的束缚,同时着眼于科学与经济、政治、历史等领域背后的思想,及其对哲学的推动;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思想贯穿、更为生动有趣的“西方智慧全景图”。

▲《西方的智慧》珍藏版内页展示

◎ 独家珍藏版:名家+名社+名译,亦品读亦典藏

阅读西方名家经典,最难的是如何在众多版本中,选择一个最具可读性、又值得典藏的中译本——前者看译者,后者看出版社。因此,先知书店联合商务印书馆,独家推出珍藏版《西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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