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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总而言之，他们一个轻灵迅疾，一个劲雄凝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02
这样的两个人遇到一起，难免碰撞，也难免冲突，磨合中的苦恼从1924年离开家留学美国起就开始滋生。
1926年1月17日，《蒙塔纳报》的一篇访问留下了那时林徽因的心路痕迹。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然后我就在英国上了中学。
英国女孩子并不像美国女孩子那样一上来就这么友好。
她们的传统似乎使得她们变得不那么自然地矜持。”
“对于美国女孩子——那些小野鸭子们你怎么看”？
回答是轻轻一笑。她的面颊上显出一对色彩美妙的、浅浅的酒窝。细细的眉毛抬向她那严格按照女大学生式样梳成的云鬓。
“开始我的姑姑阿姨们不肯让我到美国来。她们怕那些小野鸭子，也怕我受她们的影响，也变成像她们一样。
我得承认刚开始时我认为她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爱的民主精神。”
访问中的林徽因为美国自由独立的氛围、民主的精神而兴奋。
日后她向她的美国挚友费慰梅讲起这一段生活，也有同样的描述。
在新大陆的天光下，林徽因绽放了所有的自我。
和以前的优雅娴静不同，这一时期她照片中的笑容开怀而灿烂：她已暂时离开了旧家庭门第礼仪的约束，在新大陆快乐扬帆。
她的美国同学说，中国来的“拳匪学生”都是刻板、死硬的。
只有“菲莉斯”（指林徽因）和“本杰明·陈”（指陈植）是例外。
林徽因享受着新大陆的自由空气，“她放得开，使许多男孩子陶醉”（吴荔明语），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连公公梁启超也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思成徽音来信寄你一看，便可知道他们现时情状，也可以见那位不爱羞的女孩儿如何可爱。”可见林徽因的洒脱开放。
相比之下，与她相偕而学的梁思成则远没有林徽因的沉醉。
他承受着来自母亲和大姐的压力，她们强烈反对林徽因“新女性”的行事风格。
至于他自己，在同学眼中，他从来都是“一个严肃用功的学生”，虽然也不乏幽默感，但整体给人的印象还是刻板和稳重。
从“已有婚约”的角度理解他和林徽因之间的关系，梁思成觉得“不仅爱她而且还对她负有责任”，因此试图适度对林徽因的行为加以约束，林徽因则予以了坚决的反击。
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此爆发为激烈的争吵。
梁思成苦闷之极，写信向大姐诉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
父亲梁启超描述他们的情形也说：“即如思成和徽因，去年便有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这种地狱比城隍庙十王殿里画出来还可怕。”
初次面对共同的独立生活，林徽因和梁思成各自的棱角都刺到了对方。
而煎熬在“刀山剑树”上的几个月，他们开始试着重新打量彼此的距离，给感情重新定位。
03
关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相处，林洙曾经转述过梁思成的一段话：“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
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
又能和徐志摩在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
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
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这段流传度很高的话，被许多人解读为一个聪明要强且强势的妻子带给丈夫的巨大压力，有人甚至直接因此而得出林徽因不是一个好妻子的结论。
对于大多数平庸度日的女性，示弱和退让才是经营好一段关系的王道，像林徽因这样出类拔萃还要争强好胜，她的婚姻，自然是不会幸福的。
这样的判断，在普通人对婚姻关系的理解里有着极广大的市场。
毫无疑问，林徽因从来都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和婉闺秀，她和梁思成的婚姻也并不符合举案齐眉的传统审美。
但是梁思成是否真的就由此而备感压力，只怕未必。
这段话里有烦恼，但同时，字里行间的欣赏与肯定也毋庸置疑。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国瑜回忆，有次去梁思成家里拜访，两人谈到书画品格、艺术风格等修养问题，梁思成很有感慨地说：
“文艺作品的气质与作者的爱好和素养看来也并非总是一致的。
我本人很喜欢那种奔放豪爽的风格，特别欣赏那些‘帅’味的作品，有‘灵气’有气韵；
不喜欢、不欣赏那些‘匠气’的东西。可是我自己的字和画，都工整有余，‘帅气’不足。
自己想‘帅’也‘帅’不起来，眼高手低呗！”
抛开性格上的摩擦，对于以“拙匠”自居，却追求“灵气”的梁思成，才情出众的林徽因正符合他内心深处的审美。
她的轻灵迅疾、出众的才情，于他，始终是巨大的吸引，也是他人生里重要的补充。
这样的补充，在日常生活乃至共同的学术生活中，既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乐趣，又是必需的营养。
因此，梁思成的烦恼真实，他的欣赏、肯定与包容也同样真实。
04
而一样是碰撞与磨合，林徽因以诗人的气质感受，又是另外一番情境。
1936年2月27日，林徽因在回复沈从文的信中提起一场刚刚爆发在自己与梁思成之间的争吵。
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昨天到今晚（我）已整整哭了廿四小时，中间仅仅睡着三四个钟头……我在廿四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在去上海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么？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善管人性的梁二哥。
林徽因的敏锐细腻使她对寻常争执都有自怨自伤的苦痛，这一次尤其严重，梁思成在和她大吵一架后拂袖而去，留下她独坐家中，“感到一种悲哀，失望，对自己对生活全都失望无兴趣”。
她说：“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应该死去。”每一对夫妻大抵都曾经历过这样的争吵，就像《围城》里的方鸿渐和孙柔嘉，在一场口不择言的宣泄后各奔东西。
钱钟书以一出极富戏剧张力的冲突作结，烘托“围城”的主题，“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区别也许只在于，冲突的化解、爱的觉悟和领受。
爱都是基于自我，以对方的付出衡量自己的付出，决定自己的付出，难免生出何苦如此的“围城”之叹。
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是凡人，也会演出寻常夫妻的诸多烦恼。
只不过，在淡如流水的日常中，他们没有任由彼此吞没于现实的琐碎，而是一点点学会了“在不牺牲自己个性和极不相同的脾气的条件下相互容忍”，互相成就。
比如梁思成，在妻子面前，他总是好脾气，善隐忍，被亲戚们戏称为一柱出气的“烟囱”。
重要的是，遇到“烟囱”堵塞，两人真的争执不下时，往往又是“性情狷急”（梁启超语）的林徽因主动让步。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外出考察古建筑，只有一台相机，胶卷也有限，得省着用。
梁思成要拍斗拱，林徽因要拍民居，各执己见，最后还是林徽因让给梁思成。
急脾气的背后，林徽因对梁思成，同样还是爱惜、心疼的包容和维护。
这样的彼此包容，成就了学术界、读书界不能分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他们之间“赌书消得泼茶香”的婚姻生活。
闲暇时，两人经常会互相比记忆，互相考测。
比如哪座雕塑原出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
梁思成写好文章后常请林徽因润色，林徽因见到不满意的地方也会主动修改，结果是梁思成的学术性文字基本都经过林徽因的修饰和加工。
遇到梁思成要坚持的地方，两个人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时，便会趁对方睡觉时偷偷把文章改了。
他们的儿子梁从诫说：“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05
他们，是夫妻，是友朋，是同道，还是知音。
这样的生命联结里，他们的苦痛，多半是知心的体贴才会碰到的痛处，他们的委屈，也是互为一体、情深爱笃时才有的委屈。
所以，争吵后离去的梁思成感觉“苦得要命”，匆匆给林徽因发来“两封电报一封信”以为道歉。
所以，煎熬在苦楚中的林徽因细细梳理情绪，思考人生和婚姻，得出的结论仍然是：
“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梁家人用“欢喜冤家”这样质朴的通俗语汇形容他们眼中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恩恩爱爱一辈子，吵嘴吵了一辈子”。
他们的故事到这里，峰回路转，超越了一般世俗的走向，展现出不同的格局。
所谓围城，原本只在心里。
林徽因和梁思成平日里一砖一瓦，在他们的婚姻中，在共同的精神深处建造出来的，是他们依靠的壁垒，是生命旅途最安全的保护所。
这壁垒，使他们在贫病交加的战时岁月里，非但见不到怨天尤人的低迷颓废，反而是相互砥砺、历久弥坚的笃定从容。
壁垒中，他们的影像，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属。
1938年，林徽因一家随南渡的队伍落脚至昆明郊区的麦地村，全家人住在“一所已经没有了尼姑的兴国庵里”。
尽管环境艰苦，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仍然坚持到四川调查古建筑，一去就是数月。
梁从诫回忆：“几个月后父亲从四川回来了，刚到村口，妈妈就奔上去和父亲热烈拥抱，亲吻。”
这一幕让他们的一位同事深感不满，向梁思成和林徽因暗示，当众亲吻有伤风化，两人也只是一笑置之。
06
再回首，那些年轻气盛的日子都已经在身后。
他们仍旧争吵，仍旧有争执，只是，争执中不复有年轻时惊天动地的、锥心的苦痛。
经过生活的磨合与碰撞，他们从岁月里沉淀出来一种东西，叫作包容。
他们的学生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
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
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
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冈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
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从少年到白头，这一对从“欢喜冤家”变成“难夫难妇”，他们的幸福，多少人难以企及。
再回到当初的留学时光。在那些如过“刀山剑树”、地狱般的苦熬之后，他们共同的好友费慰梅说：
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
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
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
当交图最后的期限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板面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
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工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
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
1928年初夏，林徽因和梁思成度过蜜月期，学成回国，留学时的冲突全化作对未来的兴奋和期待。
他们的快乐感染了旅途中的一对美国夫妇，相处短短几天，这对夫妇感慨说：
“菲莉斯是感情充沛、坚强有力、惹人注目和爱开玩笑的……
思成则是斯文、富于幽默感和愉快的，对于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深恶痛绝，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
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产出也要比它的组合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对于林徽因和梁思成，1928年出自这对美国夫妇的萍水相聚的直观印象，与费慰梅、与林徽因和梁思成所有的朋友，形成了不约而同的默契。
他们也果然没有辜负朋友们的美意，属于他们各自的轻灵迅疾、劲雄凝重，配搭得天衣无缝，有如双剑合璧，天下无敌。
转自书友：“读《南渡北归》，如乘坐一辆老旧但真实的时光穿梭列车，摇晃着前往那只有黑与白交替的时代，期间一个个灵秀的面庞，熟悉的名字，纷纷从我身边穿梭而过，给我讲述着他们的傲慢与狗苟。”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
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
民国时代，有一群风骨绝尘的大先生，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珍贵有余，可遗憾的是，他们之后，再无大师……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民国大师，都是什么样的人，又历经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时代？民国大师，都是何等气度与风骨？
可惜，民国大师的集体风范和人格，才确立，就终止了，改道了，无法挽回。49年是一道分水岭，十年艰辛探索时期更标志着令人遗憾、无法弥补的断层...... 正如岳南在《南渡北归》里说道：大师远去，再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