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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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有用于世”是史念海先生的重要学术理念，这种根植于内心的认知，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接触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后，史念海先生不仅力所能及地进行陕西古今县名研究实践，还以极大的热情组织人力研究各省县名命名规律，对地名学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李之勤先生回忆：“全国进行地名普查，史老师开展地名研究，组织人员探讨各省区县以上地名的演变及其规律，命我负责新疆区县名称的命名与更改问题，并得到参加陕西省地名普查，进而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陕西省》卷的编纂。”史先生认为地名研究是有规律可循的，本文中，他除了再次强调县名命名主要是基于地理和人事的认知外，还着重阐述了为什么要以县名为例探索地名研究规律。

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

文/史念海

      史念海：1912年出生，山西平陆人，历史地理学家。1948年后，历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主任委员。

      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虽各自成为一门科学,其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密切的。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之成为科学,都不算早,论其渊源却可追溯到相当久远。《尔雅》是一部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其《释地》以下四篇,对地名、丘名、山名、水名作出了具有规律性的解释,而且也涉及到若干具体的地名,譬如,再成的丘称为陶丘。陶丘在汉济阴郡定陶县,也就是现在山东定陶县。丘上有丘,称为宛丘。宛丘于春秋时为陈国的都城,也就是现在河南淮阳县。又譬如,自河分出的水称为灉,自江分出的水称为沱,自颍分出的水称为沙。后来灉水早已绝流,沱江和沙河却仍然畅通。现在看来,沱江并不是从长江分流出来的,沙河也并不是从颍河分流出来的,这是后来的变迁,论其得名的缘故,还应该追溯到它们的开端。

《尔雅》是解释词义的专著,固应如此。其他的著作虽非专门解释词义,也还对地名作过解释。《春秋公羊传》记载宣十六年,“成周宣谢灾”。接着又说:“成周者何?东周也”。当时王城称西周,故成周就称为东周,这不能作为成周得名的根据。郑玄注《书序》说,周公“居摄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这才说明了成周得名的来由。就是和成周相邻近的王城,也有得名的缘故。郑玄《诗谱》说:“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可见那时对于解释地名的重视。

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备载西汉一代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余处,这是记载地名最多而又最早的一篇著作。按其撰著的体例，是不会逐一解释这些地名得名的来历的。可是臣干瓒、如淳等人注《汉书》,就先后补作解释。显然他们认为这样的注释对于这篇《地理志》是能够有所裨益的。应劭的《地理风俗记》和阚駰的《十三州志》本来都是各自成为著作的,与《汉书》初无关涉,颜师古乃取之散入《汉书·注》中,遂使后人对于《地理志》能够有更多了解。

这样的著作方法寖假成为一时风气。王隐《晋地道记》和不著撰人姓氏的《太康地记》，虽皆载一代制度,却都未能免俗。《艺文类聚》引《晋地道记》:“凉州城有卧龙形,故名卧龙城”。《太平御览》引《晋地道记》:“幽州因幽都以为名”。《经典释文》引《太康地记》：“徐州取徐丘为名”,又“梁州者,言西方金刚之气强梁,故因以为名”。这都是对于地名的解释。《晋地道记》和《太康地记》早已散佚无存。由这些征引皆可略见一斑。可以说,在当时对于地名的解释殆已成为舆地著作不可或缺的项目。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是一部谨严而弘博的著作。这本书不仅记水,还兼记山,和山水有关的地名,也多加搜罗,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其间自然涉及到对于地名的解释。郦道元对于前人的旧释, 採撷颇为不少；而且还间出己意，创为新说。有些地名是由当地的地貌得来的。通过地名的解释,对于当地的地貌自会易于了解。《水经·河水注》提到了沙州,就引用段国《沙州记》一段话,对沙州名称作了解释。《沙州记》说:“浇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乾構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如果不以沙州为名,另取他称,则这样的地貌将不会受到注意。不过也难免有人不根据实际情况,任意曲解,反会治丝愈棼,难知究竟。就在《河水注》中也可举出两例。周处《风土记》以舜所耕的历山在始宁、剡两县界上。因为当地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所以他认为那里应该称为历山。郦道元因之就说:“周处此志为不近情,传疑则可,证实非矣。安可假木异名,附山殊称”《河水注》涉及到这个问题,是由妫水和汭水而起的。河东郡历山之下有两条水,当地人称为妫水和汭水。《尚书》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说是“釐降二女于妫汭。”孔安国解释说:“居妫水之内”。王肃解释说:“妫汭,虞地名”。皇甫谧解释说:“纳二女于妫水之汭”。马季长解释说:“水所出曰汭”。郦道元因之就说:“然则汭似非水名”。这样就可显示出当地汭水的得名,乃是羌无故实。这里所举的例证只是随手拈来的,象这样的例证在《水经注》中是习见不鲜,难于备举的。如上所说,重视地名诚然不是始于郦道元,可是郦道元确实相当重视地名的解释,而且作到了通过地名的解释可以了解到当地的地理情况,使这项工作有了新的意义。从郦道元以后,举凡舆地的著述也多师承其意,期能作出更切合实际情况的解释。

虽然地名及地名的解释工作受到历来舆地学者的重视,可是我国的地名学还不能说就此形成。这和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渊源一样。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都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可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地理学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这从历来的图书分类中可以看出。历来图书分类不尽相同,地理著作大都列于历史著作之中,所谓四部分类更是显而易见。应该说地理著作和历史著作是有密切关系的,人文部分更是如此。在以往自然科学还不甚发达时,以大部属于人文地理的著作附于历史著作之列,并不能说是不合理。现在历史地理学已经独立形成一门科学,但和历史学的关系依然是相当密切的。因为历史地理学既然是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就不能和历史学没有关系。地名学也是如此,因为要对地名作出解释,就不能不追溯到得名的渊源,因而也就不能不涉及到历史学的范畴之中。固然到现在历史地理学和地名学都各已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从历史学来说,以之作为它的辅助学科,也不能算是过分的。

出于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影响它的更快发展,因而不能早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在近代科学形成以前,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是根本无由实现的。就在以前那些时期中,历史学者对于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要求,也只是对历史事件的有关地理作出适当的解释为满足,其他的要求也就不是很多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其功绩之巨,数百年来与温公之书并传不朽,而其地理之学最称名家。今覆按所作,亦只是沿革地理而已。其中虽不乏对于地名的解释,殆未能稍逸出郑玄、应劭、郦道元诸家之外。名家若此,他可知矣。这是时代使然,非关乎其个人治学的精神和抱负。因而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所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

到后来,地名学也和历史地理学一样,终于各自独立成为一门学科,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学性更益显著。这在我国尤其是如此。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都有其现实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并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过之。直到现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还只限于提出其研究成果,供有关方面的采用,可是国家已在其组织机构中设立地名委员会,对于地名工作进行管理和改革,这就需要地名学的研究者提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历史地理学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各方面都日益显示出其作用,地名学的作用较之历史地理学可能还要显著,而且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都应有其丰富的内容。历史地理学如此,地名学也是一样的。科学要从这丰富的内容中研究出事物演变的规律,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都是不能例外的。唯其能够研究事物演变的规律,它的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各有其不同的形态,因而应该各有适应其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从各个有关方面从事探索和研究,使这门学科更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幅员广大,地名之多是难于数计的。前人曾经以印度的恒河沙数来譬喻不易计算的数字。地名之多也非例外,这样繁多而难以数计的地名是如何得来的?应该各有其特点和渊源。其间的发展和变化,也应该各有其不同的形式和途径。从一个地区来说,固然应该如此,在我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土上,实际也是一样的。这样复杂的现象,难道其间就没有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其中应该有一定的规律。探索这些规律,对于国家的地名管理和改革工作,也许会有若干助力,特别是在当前举国上下从事四化建设的时期,更应该是如此。

道理诚然如是,到底应从何处着手?为了便于进行探索,我曾经选择到县的一级进行考察。我国疆域区划历来有若干不同的制度和建置,其中虽时有改革和变迁,而基层的建置却一直以县为主。间或杂以其他名称,如西汉时的邑、道、侯国,实际上只是县的异名,不过由于某些原因而改变其称谓,规模和地位还是相仿佛的。我国县的设置始于春秋时期,接着是战国秦时,不时有所增添。至于西汉季年,全国共有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余处。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此后迭有损益。迄至现在,包括同等建置在内,全国的县超过二千。自从有了县的建置以来,其中有若千县曾经有过废省、增置、改名、易地等情形,也就是说不断有所变迁。把这样一些没有沿袭到现在的旧县的名称都统计起来,可能比现有的县名要多几倍。在这么多的县名中求其命名的规律,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县以下还有乡里村庄,论数目自更较县名为繁多,不过这许多的乡里村庄不是都能见诸文献记载,要普遍搜罗,一时似尚不易全部了然。因此要探索地名学中的演变规律,不妨就从县名着手。

本着这样的设想,我就以《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为题,撰成论文,揭载于《陕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在这篇论文中,我分上下篇论述。上篇论述县的命名方式,下篇论述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在上篇中又分为两部分,一是论述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这是从自然现象着眼；二是论述有关人事方而的命名,这是就社会情况立论。

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方式,可得如下的十四项:

1、 因水为名；

2、 因在河流侧畔而得名；

3、因泉渊泽薮为名；

4、因河旁滩地为名；

5、因山为名；

6、因在山侧而得名；

7、因谷为名；

8、因原为名；

9、因坂为名；

10、兼因山和水为名；

11、以较为特殊的地形为名；

12、以方位区别而命名；

13、以草木物产为名；

14、以通过县境的道路的名称为县名。

有关人事方面的命名方式,也有如下的十一项:

1、用以表示祥瑞或祈福的命名；

2、用以表示帝王陵墓及神祠的所在；

3、用以显示故国的所在；

4、本为某些部落的旧地,因而沿袭旧称,作为县名；

5、在一些城寨乡聚设县,即用原来称号为名；

6、以始置县时的年号为县名；

7、以曾设于当地的官职或有关的封爵为县名；

8、县经移徙,仍用旧名；

9、因避封建王朝帝王的名讳而更改县名；

10、由于字的音形变异,县名也有更动；

11、由于纪念革命先烈而更改县名。

在这些县的命名方式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两条规律:一是县的命名方式的普遍性,再就是县名的稳定性。在这两类二十五项的命名方式中,各项地名多寡不同,这就显示出其中的差别,并由此可以看到命名方式普遍性的程度。根据各项县名的数字比较研究,第一类的有关地理的命名方式,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至于有关人事方面的命名方式,在一定时期中诚然曾经显示出还有若干的普遍意义,由于时移世易,这仅有一点的普遍意义,已经逐渐收缩,甚或消失无余。在论县名的稳定性时,我提出了县名使用的不同年代,有两千年以上的县名,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县名,有一千年以上的县名,有五百年以上的县名,有百年以上的县名。在陕西省内,使用了二千年以上的县名共有八个,其中三个是有关地理方面命名的,另外五个则是有关人事方面命名的。至于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县名、一千年以上的县名、五百年以上的县名,则均以由有关地理方面命名的县居多数。只有百年以上的县名,其命名方式则有关地理方面和有关人事方面各具半数。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如下的结论:“县的命名虽然可以有不少方式,但能够具有普遍的意义,命名之后,又能够有长时期的使用,则以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方式比较见长。而因山因水的命名方式,在普遍性和稳定性方面就更显得突出”。并且还引申说:“由此可见,古今县的命名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至少普遍性和稳定性是两条基本的规律。今后整理旧县名或另命名新县名,如果根据这样的规律办事,就能够争取历久使用,而不至于中途废省或改掉”。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引起一些同志的兴趣,都认为如果把全国各省的古今县名的命名方式皆能从事探索,或可得出能适应于全国各地的某些规律。这些同志先后就北京、天津两市暨河北、山西、浙江、福建、辽宁、吉林、湖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诸省、区加以论述,并远及于台湾省。如果和上述的陕西省合计,殆已将近全国省市区的半数。当然还不能以将近半数综论全国,不过根据这些已经获得的线索,从而得出的规律,也许可以说明一些有关的问题。

在这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县名的命名方式皆不外乎有关地理和人事两大类。只是一些具体项目容或间有差异,不能尽相一致。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各地情况自难完全到处相同,其间略有差异,也应该是合乎常理的。譬如西北诸省区多沙漠,有的县名就与沙漠有关。西汉时有沙陵县和沙南县,分别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和准格尔旗。隋时有鸣沙县和沙诃县,分别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和河北省南部。民国时有洮沙县,在今甘肃省临洮县境。现在除沙河县外,其它各县皆已废省。呜沙虽早已不复为县，当地却还有一个呜沙州。东南各省濒海,近海的县名就往往以海来命名。不必远征已往废省的古县,就是规在的县还是不少：江苏省有东海、滨海、海安、海门四县；浙江省有海盐、海宁、镇海、宁海、定海、临海六县；福建省有龙海县；广东省亦有南海、珠海、澄海、海丰、琼海五县。陕西、甘肃两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更有很多以原为名的地方,因而有些县就以原为名。现在陕西省的三原县,甘肃省的镇原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县和海原县,都是具体的例证。黄河下游为华北平原,平原上自来有很多的丘陵。有些县或以丘为名,有些县或以陵为名。直至现在,河北省有任丘、丘县和内丘三个县,山东省有乐陵和陵县,河南省除有封丘、商丘和沈丘三个县外,还有鄢陵和宁陵两县。这些都还是和当地的地形有关的。而气候的特殊也成为县名的命名因素。浙江省的温州市的得名是由于当地虽届隆冬亦恒燠暖,台湾省的恒春县也说明了当地的气候常热。新疆托里县的得名,由于当地多冰雹,奎屯县的得名,由于当地奇寒。因为托里是维语冰雹的音译,而奎屯为维语寒冷的音译,用以名县,正是符合当地的实际。在这以外,还可再举出若干方言地名。以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命名的地名也是一种方言地名,这在我国也是相当多的。其实方言也自有含意,如托里、奎屯实际显示当地的多冰雹和酷寒一样。象这样的差异还可再举出一些,这都属于具体项目的出入,概括而论,仍不至于远离有关地理和人事两大类的方式。

从这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县的命名方式看来,各个项目几的县名数字是参差不齐的,就是每一个省区之中也是参差不齐的。不论是有关地理一类还是有关人事一类,都各有相当的数字。以这两大类方式的数字相比较,并作深入的研究,还是以有关地理一类居多。其中也有从表面看来,有关人事方面命名的县名是较多的,就如上述的陕西省都样,经过具体比较,还是以有关地理二类差胜一筹。这就充分说明了:古今县的命名方式要以地理一类较为普遍。这里显而易见的因素,是一些与地理有关的事物在当地容易见到,几而且也易于为当地人民所理解。

这十几个省、市、区的县的建置省并情况,也是参差不齐的。其中固然有自从设县以来，一直沿用下来,从未省并过,也有的却有过省并改易,未能沿用很久。各有具体情况,难得一概而论。比较起来,这些省并改易的县名,要以依据人事方式命名的为多,远出于依据有关地理方式命名的县名之上，尤其是和封建王朝有关的县名更为显著。这并不是说和封建王朝有关的县名在王朝崩溃以后都要停止使用。陕西省的淳化县,浙江省的绍兴县,福建省的永泰县和政和县，都是以封建王朝的年号命名的县,直到现在还在使用。这大概是沿用已久,约定俗成,所以就未更改。一些王朝用以表示祥瑞或祈福的县名,也有长期使用的。陕西省的长安县和河北省的安平县都属于这一类。当时命名的王朝固然藉此表示祈福的愿望,其实这种愿望可以适应到任何时期,成为一种普通的名称,没有必要一定加以更改。应该指出这样的县名在以有关人事方式命名的县名中,只居于少数。有不少的以有关人事方式命名的县名是难得沿用到较为长久的时期。这就可以看到:从县名的稳定性来说,以有关地理方式命名的县名是较优于以有关人事方式命名的县名的。

事物都经常在变化之中,不论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皆莫能有所例外。县名的能否长期沿用,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一般说来,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若从较为长远的时期观察,其间变化还是明显可见的。今山东广饶县在秦汉时有一个鉅定(泽),今山东巨野县北为古代有名的巨野泽所在地。汉时的鉅定县和巨野县即分别因这两个湖泊得名。这两个湖泊后来相继涸竭, 鉅定(泽)淹没较早, 鉅定县这个县名就相应废省。若非翻检文献,则这段史实当已早为世人所遗忘。巨野泽本来相当广大,而淹没又较迟,这个县名就一直保存下来,还可据以推知巨野泽的所在。战国、秦、汉时期,太行山东和泰山之间黄河下游的广漠平原曾经有过不少丘陵,成为当时人居住的地区,一些丘陵之上因而也成为县治,县名就或以丘为名,或以陵为名。这在前面曾经约略提到过。这些丘陵大部分到现在早已消失,可是现在河北、山东、河南还有几个以丘和陵为名的县名,显示当地曾经有过这样的丘陵。至于那些已经消失的丘陵和已经省并的以丘陵为名的县名,不经考覈,都难以知其确地了。自然条件虽然有这样的变化,但和社会情形的变化比起来,却显得简单和缓慢。因为人事的复杂与其变化的频繁和迅速,都是自然条件难于比拟的。变化的频繁和迅速,必然会影响到县名的稳定性。因而有关的县名废省之多,也是合乎规律的。通过这十几个省市县名的命名方式及其规律的探索,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个结论和引申的话语,看来还是可以成立的。

      有关地名学这样的论证和对于若干规律性向题的探索,还只能说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如果能够继续探索,也许可以明确更多的有关规律。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如前所言,是相当密切的。对于地名规律性问题的探索,不仅可以推动地名学的研究,也可以有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因为地名的变易和改动也显示当地地理情况的变化。研究这样的变化,对于历史地理学不能说是没有一点助力的。

文章作者：史念海

文章来源：

《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47页

文章转化：周倩

本版主编：耿曈

审订：常宏宇、王士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