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编写地名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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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前第二次地名普查接近尾声，各地进入地名志、地名词典编纂阶段，如何编纂地名志、地名词典和如何把地名词典地名志编好，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第一次地名普查中地名词典、地名志编纂工作已经过去近三十年，当年的编纂工作者对地名词典、地名志编纂的总结，刊发在当时的内部工作通讯上，很不易见。我们认为，地名志、地名词典编纂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编纂者除密切关注当下的编纂规则和因时而变外，不妨从历史时期编纂中作些借鉴。基于上述认知，江西地名研究公众号从当年的一些内部通讯上辑录了一些编纂总结，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将陆续刊登，敬请关注。

▲ 我们是怎样编写地名志的 ▼

文 / 费县地名委员会

我县《地名志》的编写工作，根据省《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求，于去年八月完成了编写任务。全志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22幅地图，第二部分是2917条地名释文，第三部分是专题考证材料和部分照片，第四部分是前言、后记和附录，共约50万字。

现将编写《地名志》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由编写《地名录》改为编写《地名志》的过程

对编写《地名志》我们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开始，我们认为按省、地要求，应先录后志，根据省编写《地名录》)的试行意见，第一步先把《地名录》搞出来，第二步再搞《地名志》。当时对《地名志》的编写考虑得过于简单，认为只需将已有的文字材料汇集起来，加上部分照片，写上前言、后记就行了。经省地名办领导同志指导、启发，才使我们认识到《地名志》和《地名录》有以下几点区别：

一是《地名录》是地名的排列，供有关专业部门(如邮电、交通、民政等)使用的；《地名志》是全面记载每条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对各部门、各单位、社会上各方面都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二是《地名录》可依据地名表，直接按四大类抄录，勿须收取文字材料，如果文字材料收的多了，就超出了录的范围，又不够志的要求，录志皆非，即录不象录，志不象志了；《地名志》要求资料齐全、准确、可靠，每条地名都要有释文，地图、考证材料、照片要适当选取，比《地名录》难度大，要求高。

三是《地名录》不能反映地名普查工作的全部成果；《地名志》资料齐全，是地名方面的专著，是集大成，既能反映地名普查工作的全部成果，又是地名方面永久性的资料。

我们感到由《地名录》改为《地名志》，有以下三点好处：

一是避免重复。原《地名录》中的地图、概况等资料，也必须收进《地名志》。先搞《地名志》，志中带录，就不重复了。

二是节约人力、时间和经费。不单独搞《地名录》，可以集中人力和时间专搞《地名志》，同时把两次印刷合为一次，可以节约经费。

三是先搞出《地名志》来，可以为地方史志的编写工作提供地名方面完整的资料。

同时我们认为由录改志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地名普查工作搞了两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内容也比较丰富。在我们原来编写的《地名录》中，区划地图、概况、地名首字索引表、附录等项材料，可以全部作为《地名志的资料》，另外再增加费县疆域沿革地图，各种考证材料和每条地名的释文，就基本上构成了《地名志》。

经过两个半月的工作，我们将《费县地名志》的初稿送省审阅，共看了二十天，然后通知我们来省座谈志中的问题及修改的意见。省地名办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的初稿，内容比较齐全，基本上是成功的。但由于缺乏经验，是在摸索中进行的，还存有许多问题。最后根据省制定的《地名志编辑纲要》要求，集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生产大队应单立条目。尽管将来大队这一级有可能要变动，但这是一段历史，是客观存在，可按一队一村、一队多村、一村多队三种情况分别编写，

二是历史沿革图中要增加部分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那幅图，除了要反映出边界的变化、今昔境域的对比，还必须反映出敌我斗争的形势；

三是由于《地名志》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每条地名的内容，既要全面，又要力求准确，确保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我们根据上述意见，回县后，集中地搞了一个半月，逐条进行对照、修改。

我们带了《地名志》的第二稿送省审阅，又看了二十多天，重点搞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22幅地图的版面、开幅和审查问题，意见统一后安排制版、印刷；二是重点研究《费县地名考略》专题材料的修改问题。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借阅了一些历史书籍，一边查资料，一边修改充实誊清定稿；三是村庄的来历和年代，要尽可能找到可靠依据，一队多村、一村多队的大队，除应写清土地、人口外，应加经济类型、地形特点、主要副业和土特产等情况。最后省里表示：回县后再作些修改、调整，由县里组织人力对文字、标点、拼音分别把关，搞好后即可付印。根据上述意见，我们又作了第三次修改。

二、编写《地名志》的几项具体工作

我们编写《地名志》，半年来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加强领导，调配人员，分兵把口，各负其责。县地名办公室的四名工作人员，作了具体分工，一人绘制地图，一人编写释文，一人补调资料，一人复制整理。另外从政府办公室抽调一名秘书和三名工作人员，负责县、社概况等文字材料的修改、打印。通过组织调配力量，在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以抢时间、争主动的精神，保证了编志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搞好资料补调。《地名志》的编写必须以地名普查成果作为基础资料。从原有资料来看，尚不能完全满足编志的要求，特别是地图，原来1：5万的地形图，不能提供历史沿革图中的有关资料，因此，资料补调工作，势在必行，有些项目要反复进行调查、核实，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繁重的工作，必须摸清有多大的工作量。全县1642个自然村有三分之一的地名卡片中缺少村庄名称来历和建村年代，需要补调。我们分别难易采取不同措施，对缺项少的单位，发信给公社由原来搞地名普查的同志调查上报；对缺项多的单位，县地名办公室专门派人下去，由公社配合协助搞。在具体方法上，我们抓了一碑、二谱、三座谈、四走访。

一碑，就是找碑碣。我们通过各种方法找碑碣查明了105条建村年代和名称来历。例如，竹园公社驻地“竹园”，《费县志》上记为“朱园”，原卡片中记为：“因村东有片竹子园而得名”。补调时，该村社员赵连祯(男91岁)、赵学孟(男73岁)提供线索，在旧庙址上找到了明朝天启年间的庙碑，碑文记载：该村建于元代，朱姓最早来此居住，因地势平坦，取名为“朱园”，后来朱姓犯法被抄，于清康熙初年，赵姓从安固庄迁来，才改名为“竹园”。

二谱，就是千方百计动员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献族谱。在这方面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做好知情人的思想工作，使其消除顾虑，才能自觉拿出族谱。如新桥公社的“颜耿”，过去未查清来历，补调时听说该村支部书记颜延佐家里保存着《颜氏族谱》。但由于过去极左路线的影响，家谱列为“四旧”的范围，开始许多人存有顾虑，不敢承认有家谱。我们通过支部书记的好友——公社税务所长顾相范同志向他说明用意，写出《地名志》好让子孙后代了解这个村的情况。他第二天天刚亮，就将《颜氏族谱》送到公社。谱中记载：“七十代颜崇进率子怀朋，于清康熙末年自平邑集迁居东蒋社大于村西沂河圈内。父子俱为人正直无阿，乡党尊为师表，咸呼其所居为梗直庄。”清咸丰年间。称为颜梗，后演化为“颜耿”。

三座谈，就是召开知情人座谈会。这种方法比较易行，但必须摸清知情人的底子，找准对象，广泛的听取意见，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意见，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马庄公社驻地“马庄”，表面上看是以姓氏命名，实质上该村没有姓马的。经找退休干部陈永祯(男63岁)等人座谈：明朝万历年间，距流山清泉寺的和尚，称霸一方，作恶多端，官兵来此剿灭，牵马到附近大汪饮水。事后，此处住户逐渐增多，便起名为“饮马庄”，到清代，才逐渐演化为“马庄”。

四走访，就是通过走访，广泛的收集历史材料，把有据可查的村庄尽量搞清楚。费县是纯山区，自然村多而分散，大部分村庄无碑、无谱、无文字记载，其建村年代、名称来历不详的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找老人座谈或个别走访回忆的方法。在走访中我们首先弄清村内以什么姓为主，多少代以前从何地迁来等情况，再通过走访收集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推算。如许家崖公社西寺湾，李姓从南峪迁来此村，已传到二十辈了，每一辈按20年计算已有400余年，和历史年代对照，即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这种推算，不十分准确，只写为“据传”。

对历史沿革地图资料的搜集和调查，开始我们只搞了三幅沿革图，即：清光绪年间的疆域图(县志上有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的区划图(当时将原费县划属四个县)；建国初期的区划图。后来省要我们再增加民国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区划图。要求每幅都用套色，能看出今昔境域版图的对比。另外，还要求做到两点：一是每个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其所辖村庄，图中不可能收全，为此，每幅图后均需将所有村庄按社、区、乡，公社分别列表。二是抗日战争时期，敌我斗争形势极为复杂，各方势力必须在图中表现出来。这两点牵扯到每个时期的边界变化，敌我势力的活动范围，均没有现成的资料，必须从多方面调查搜集。对于资料的搜集工作，我们事先对全县存放历史资料的部门和单位作了摸底排队。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召开会议与个别走访结合，得到了许多单位的支持，索取部分重要资料，为《地名志》的编写创造了条件。我们先后从县武装部、县挡案馆、县图书馆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敌伪布防情况的资料，建国初期行政区划变动情况，新、旧对比地图和历史地图集。这些历史资料都很宝贵，为我们编志提供了依据，无论对绘图和编写文字材料都有很大帮助。

我们在社会调查中，注意了不同时期选定不同的调查对象。在调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变化情况时，我们着重找了部分在当地工作多年，最了解当时情况，现已退休的原区长、公安特派员、武工队长等革命老干部，以他们提供的情况为主，不全面、不一致的再个别找有关人员进行补充、校正。费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将原费县划为费北、费东、费南、温河四个县。我们为了搞清楚这四个县边界和敌我斗争形势情况，先后找了原费北县公安特派员王道远同志，曾任费东县参议员、诸满区区长的崔友义同志和临费边联联防队长葛成俊同志进行座谈，取得了材料。费南县(1945年冬改为平邑县)的边境界线由平邑县地名办公室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我们在走访座谈中，注意了这些老同志年高体弱的实际情况，为了既能帮助他们回忆又不影响他们身体健康，在每次走访前，做好充分准备，带着标好的边界草图，标出有疑问的地段，这样解决问题集中，座谈时间较短。由于过去他们常期活动在那些地区，参照边界草图，很快就能划准边界，指出当时他们的活动范围。这样边界划的准，界内的村庄归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只要草图没有错误，最后绘制的区划图也就能达到了要求。搜集一九三〇年的民国期间的区划图资料，这些老同志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我们专门找了旧县政府的书记员、区长、警察局的巡官、警察、田赋征收员等座谈了解。他们当中有过去曾给制过区划图，有的参与过旧县志的编纂工作。在召开座谈会时，他们认真负责，积极配合，他们不仅自己积极提供资料，会后还亲自走访至亲好友核对落实有关资料，及时向我们反映，这幅最难搞的民国期间区划图，就是在这些旧职人员的帮助下搞出来的。

通过补充调查，我们又从各方面获得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不仅满足了写志的要求，而且又充实了地名普查资料，提高了地名成果的质量，巩固了地名普查成果。

（三）资料合成，汇集成册。搞完地图绘制和地名的释文编写以后，我们就着手全志的合成工作。主要抓了两个方面：

一是写前言、后记、排目录

前言：重点说明编志的目的、意义；资料的来源；编写的原则；全志的基本内容；地名条目的选取数量；采取的体例；有关资料的使用情况(如数字的截止时间等)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我们又特别强调志中所列地名条目均系经过政府批准的标准名称，今后使用，应以此为准。如需变动，必须按上级规定，经批准后方为有效。

后记：编志的经过情况；参加编志的有关部门和具体人员；志中尚存的问题和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我们着重指出，«地名志»只从地名的角度出发，在某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和奇闻轶事，统统只是一笔带过，提个线索，留待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以后深考。

目录：按省编志纲要的顺序排列，各类地名基本上按地名普查中填写的«地名表»编排。卷首是前言，中间是正文，包括政区沿革地图和现状区划图、各类地名释文、考证材料三个部分，卷尾是附录和后记。

附录中的项目，有更名社、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和两种索引表。音序索引，我们是按普查时地名索引表，摘取其前两个项目(即汉语拼音和标准名称)逐条依次排列；地名首字笔画索引，我们是分两步搞的。第一步，先按笔画，排出字头。第二步再按字排地名。对重名的村庄，分别单独列出，并注明隶属公社名称，最后排上页数。

二是版本式样及封面设计

开本及装帧：十六开精装本，直编横排。封面红褐色，漆布皮，烫金字，中间为费县轮廓图。上部书名“山东省费县地名志”，下部署名“费县地名委员会”，书脊书名与封面同。内封面书名和封面同，下加大写拼音字母和“内部资料”字样，署名下注出版年月。封面后、封底前各留一空白扉页。每一大类前加彩页，列出标题和大写拼音字母。

三是加强领导

在编写«地名志»的整个工作中，临沂地区行署分管领导和地名办公室同志都十分重视，非常关心。为了解决费县历史县境不清的问题，地区两次召开了与费县接壤的临沂、苍山、平邑、沂南、蒙阴五个县地名工作座谈会议，专题研究“费县区划图”的边界问题。临沂地区行署专员办公会议，听取了地区办公室关于«费县地名志»编写情况的汇报以后，当即作出决定，帮助我们解决了印制«地名志»的经费。地区听取了«费县地名志»第三稿的修改情况汇报以后，立即召集临沂新华印刷厂和临汾县印刷厂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落实«地名志»的排版、印刷问题。

县委、县政府对«地名志»的编写工作也十分关注，在各方面给予很大支持。全省第三次地名工作会议后，及时解决了地名办公室的编制和经费问题，并把县地名办公室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常设机构，确定了专职人员，并将原地名领导小组改为地名委员会，配备了专职地名办公室副主任。在地方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拨给了八千元的地名经费。同时对县地名办公室工作人员不断加强思想教育，保持稳定。不仅从未抽调他们做其他工作，而且在地名工作紧张阶段，还组织安排有关人员协助搞好地名工作，做到地名工作常流水不断线，使资料补调、复制成果、编写«地名志»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文章作者：费县地名委员会

文章来源：《地名工作通讯》第22、23期合刊，1983年7月，第32-36页

文章转化：曾依婷

本版主编：周倩 伍晨嫣

终校：伍晨嫣

审订：伍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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