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海运地名 “万里长滩”考

江西地名研究

元代海运地名 “万里长滩”考

文/林宏

作家介绍

林宏（1985 —），上海人，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1前人研究中关于“万里长滩”及相关地物之位置考释与地图标注

元代大行漕粮海运，江南大都间先后有三条航路，海运初开的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八年（1282－1291采用此前民间商船惯用的沿岸线路（本文中简称“元Ａ”），关于其南段，《元史·食货志》记云：

“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元Ａ”）

《元史》续记此后海道的两度改易（1292、1293年，本文中简称“元Ｂ、元Ｃ”），其中变化最大的正是长江口至山东半岛间的航路，改变后的航道离陆岸更远，较少受近岸沙浅影响，且可充分利用洋流，故大大缩减海运耗时，《元史》记云：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其道差为径直。（“元Ｂ”）

  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元Ｃ”）

关于元代海运路线中经过的“万里长滩”，前贤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此处需先作梳理，并对前人论证过程中的疏误做出必要的辨析。

最早具体探究元代海运路线的是章巽，在1957年发表的《元“海运”航路考》中，考订《元史》中记述的“元Ａ”航路，在对黄连沙头、万里长滩的注释中称，“元时海门县以东的海岸线在今海岸线之西。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均为海门县以东的浅沙，今均已和大陆涨连。黄连沙头当即《大元海运记》（卷下）之黄连沙嘴；又明人吴学俨等所编《地图综要》，通州东北方的海面尚有黄沙洋之名。郑若曾《郑开阳杂著》海道附录所说长滩，即万里长滩，位置即在海门县东北方；今海门市东北尚有长沙的地名（属如皋县）”。

章巽认为 “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均为“浅沙”之名，前者在元代海门县的东侧，后者在海门县东北方，并可据今日“长沙”地名确认其大致位置。章巽称“长沙”属如皋县实为误记，此今地名应在如东县。另，章巽认为《地图综要》中的“黄沙洋”地名同黄连沙头相关，似也难以信从。检“黄沙洋”之名出现于章巽所引明末成书的《地图综要》外卷之“万里海防全图”第八幅中。比对可知，此图应是对郑若曾编撰之《筹海图编》（嘉靖四十年1561刻印）中七十二幅本“沿海山沙图”的粗率简绘，而“沿海山沙图”相较于郑若曾更早制作的十二幅彩绘本 “万里海防图”，在图形上已有很大失真，《地图综要》之图更是将“沿海山沙图”严重简化、扭曲。且即便是郑若曾之原图也仅可反映明代后期的地理知识，而《地图综要》简绘之图上的 “黄沙洋”注记位于图上如皋县丰利场东北方、盐城县东南方，也同章巽文中所述“海门县以东”的方位不符。

章巽文中绘有一幅“元朝‘海运’主要航路图”（图１），其中对元代海门县所在长江口北翼岸线的绘法不尽准确。据较晚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元代时位于长江口北翼陆嘴尽头处的海门县之东侧岸线(其顶端称作“料角”)的位置却较今日陆嘴尽头的启东市东端寅阳嘴偏内，但在经度方面偏西并不甚多,更主要的差别是元代海门南侧岸线在纬度方面较今日偏北（故当时长江口水域较今日更加宽阔，参见图２）。由此反观章巽所作图上，将元代海门县的位置绘得过于内偏，实线勾勒的元代江口北翼陆嘴岸线也较实际西偏过多。章巽图上并未具体标注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的位置，但据其文字描述，认为两处“浅沙” “今均已和大陆涨连”（应指已淤积成陆），因此章巽所认定的黄连沙头与万里长沙的位置不会超出图上虚线勾勒的今岸线之范围，故可推知章巽认为它们距岸很近，且面积也不大。

此外,章巽在对“元Ｂ”、“元Ｃ”航路所驶经的外侧海域名也做出考释，指出元代海运航程所经过的“青水洋”，当指北纬34°、东经122°附近一带，更外侧的“黑水洋”当指北纬36°—32°，东经123°以东一带，在所作图上标出两洋之名。

章巽的研究影响很大，此后许多著作中承袭章文中对黄连沙头、万里长滩方位的认定。也有一些说法与章巽近似，但不尽同。如称万里长滩在“江苏如东县东部，今部分为陆地”，或称万里长滩在“今海门东南，已与长江三角洲涨连”，或称万里长滩“当时为近岸浅海，现已成为江苏东部陆地”，或称万里长滩在“今江苏启东以北”，或称黄连沙在 “今海门”，万里长滩在“今启东”，但均未阐述具体理由。高荣盛认为黄连沙头“在今江苏启东东部海中”，万里长滩在“今江苏如东县东部，西南向呈长条形，后来部分形成陆地瑏瑠，其中关于方位的论述应是沿用章巽的说法，而对万里长滩走向、形状的新说却未给出明确解释，推测“西南向”的说法应是来自文内使用的《海道经》中关于途经万里长滩航路的描述（详下）。陈得芝撰写的《中国通史》元代部分中对万里长滩的描述基本类似高荣盛，却将高文的 “如东县东部”改作“启东东部”。贺晓昶在对江苏海岸外沙洲古地名的研究中也沿用章巽的说法，称 “万里长滩可能与今如东县的长沙港（港口）有关”。另可注意，章巽在1978年撰写的文章中表述有所更改“元时海门县在今启东县以东，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都是浅沙，前者在此海门县东，后者在其东北”，关于元代海门县的位置较旧作已有新的认识，或即接受了当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

张忍顺对历史时期江苏海岸线及岸外沙洲有系列研究，其中也包括对“万里长滩”等地物的判断。在作于1985年的江苏省海岸线变迁研究中，描述今如东长沙镇一带，“这里的潮滩特别广阔，元代时已被称为万里长滩，历史悠久，但淤涨较慢”，据之，则作者认为元代“万里长滩”的性质为临近陆岸的潮滩，作者注明此处参考了前引章巽1957年之文，将“万里长滩”方位系于如东一带显系受到章巽启发，但对其性质的描述则是基于自然地理学概念的阐 发。作于1990年的一篇专门讨论历史时期江苏岸外古沙洲演变的文章中，张忍顺结合更多图文史料作进一步考证，论点又有改动，认为“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分别“为今如东县丰利东北部和长沙以东的沙洲”。其中黄连沙的位置可依据《弘治运司志》（盐法志）中所记属于如皋丰利场的“黄连荡”判定，认为元代的“黄连沙头”在明中叶已涨连为丰利场“海滩上的一片草荡”。又认为明初《海道经》中的“长滩沙”即“万里长滩的近岸部分”，并依据明嘉靖时郑若曾之《郑开阳杂著》中对海运道的叙述，认为其中提及的“胡椒沙”“是长滩的近岸部分。长滩，即万里长滩，是指今如东县东北海中的一群向海伸延很远的暗沙群”。张忍顺还对元明时期其他古沙洲的位置作出判断，绘成“元明时期江苏海岸线及岸外沙洲分布示意图”（图３），图上的万里长滩（元）与长滩（明）由陆上的“长沙”地名一带呈东—西向向东伸出，面积并不甚大，而元代的“黄连沙头”则平行地位于“万里长滩”南侧，距离很近。

需要指出的是，张忍顺文中的一些论证可以商榷，如在考证明代沙洲分布时使用了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文中记作“海防一览图” ），此图实摹自前述十二幅彩绘详本“万里海防图”，但因受图幅限制，轮廓变形、注记讹误之处甚多，故实难用作历史地理复原之坚实依据，如张忍顺认作明沙（同暗沙相对）的所谓“淦沙”之“淦”字注记，实际是对彩绘详图中“沙涂”二字的错误转写。而张忍顺前述以明代地名对黄连沙头位置所作判断也显得牵强，且他将“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均明确认作为今如东县岸外的沙洲，其地元代属于如皋县，则同《元史》“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的记载相抵触。

《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图中的地名标注则有很大差别（图４）。图上在海门县所处北翼陆嘴尽头“料角”东侧近海标注“黄连沙头”，而将“万里长滩”作纵向标注，沿着今苏北海岸线布列于缘岸海中，南起图上如皋县掘港场东侧、北至图上盐城县东侧，延展很长，整整纵跨图上一个纬度，据之，绘图者应是认为此纬度范围内的元代近岸浅滩体系可统称为“万里长滩”，与章巽提出的观点差别很大。此外，图上“青水洋”的注记绘在较“万里长滩”标注更偏北的北纬34°至35°之间，经度约当121°40′左右，“黑水洋”注记在其东侧，纬度相当，经度则约偏东一度，也同章巽的说法有一定差别，其中“青水洋”方位的标注可能同前引《元史》文句中对“元Ｂ”航路中“万里长滩”与“青水洋”相互关系的叙述相关。

此后也有一些著作沿袭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标注。如杨维增在对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之“海舟”条中提及的“万里长滩”作注解时即称其为“长江口以北至元代河南行省（今江苏省）黄海沿岸浅水海域”，并写明参考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潘吉星的《天工开物》注释中也称“万里长滩”为“从长江口北行的一带浅水海域” 。王文楚在较晚近的研究中则将其位置记作 “今如东至盐城沿海海岸”。日本学者宫纪子在研究《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专著中曾绘有一幅“连接江南与大都的海路与运河”图（图５），其中对元代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海岸线及“万里长滩”等相关地名的标注基本参照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所绘元代三条海运路线的走向也同章巽所绘之图有异，推测两图的差别主要是由对万里长滩方位的不同认定造成的，因《元史》中描述“元Ｂ”航路有“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之语，故宫纪子将至元二十九年航路沿图上 “万里长滩”向北延伸许多后方才东转。丁一在研究耶鲁藏清代航海图时也曾绘制“明清海运的苏北段航线对比”图（图６），丁文中将今日地理学对苏北沿岸沙浅地貌的术语“辐射状沙脊群”用来指称元代的“万里长滩”，在图上对“万里长滩”的标注位置类似《中国历史地图集》，均覆盖较大面积，但其北半部距岸稍远。此外，图上还标出一些明初《海道经》之“海道指南图”中出现的“桃花斑水”、“官绿水”等海域名。

要之，前人研究中关于“万里长滩”及“黄连沙头”、“青水洋”等相关地物方位及形态的叙述差异较多，总体上看，前人观点可归纳为两类，前者以章巽为代表，认为“万里长滩”面积较小，后者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发端，认为“万里长滩”绵延甚广。本文将在更全面地搜集、解读古地图及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尝试对此问题展开更为系统的考述，做出更准确的推断。

2《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的绘法

     元代海运路线上的“万里长滩”应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绘出的“万里长沙”相关，“黄连沙头”也可在此图上觅得踪迹。

     成图于建文四年的朝鲜人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之主体部分取材于元代李泽民之《声教广被图》与天台僧清濬之 “广轮疆理图”（“混一疆理图”）。据今日学者调查，在日本与韩国现存有八种大型“混一图”，其中京都龙谷大学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岛原市本光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熊本市本妙寺藏 “大明国地图”、天理大学图书馆藏 “大明国图”等四幅图可归为一组，东京宫内厅书绫部藏、京都大学杉山正明个人收藏、京都妙心寺麟祥院藏、韩国仁村文化纪念馆等处收藏的题名均为 《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的四幅“混一图”可归为另一组。前人研究已指出，第二组诸图实则为明中叶成图的杨子器跋舆地图的摹绘本，仅描绘明朝疆域与朝鲜半岛，中亚以西并未表现，第一组四幅才是真正的 “世界地图”，可较完整地展现建文四年朝鲜原图的面貌。据李孝聪的分析，龙谷大学、本妙寺及天理大学所藏三幅“混一图”可能摹自同一母本，而本光寺藏本在日本的位置、阿拉伯半岛的形式等部分有不同绘法，可能是参考了其他较晚近材料而作的摹本。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在中国大陆东侧海域的中北部绘有大量沙、岛图案，大多集中于长江口迤北至山东半岛南侧海域中，这是对元代海运路线沿线沙浅、岛屿的生动而夸张的展现，其中多在椭圆轮廓内标写沙浅注记（集中分布于苏北岸外东方），在方形轮廓内标写山岛注记（集中分布于山东半岛南方），体例较为严整，但也有个别例外，可能是画工笔误造成。其中标写诸沙的椭圆轮廓大小基本相仿，可知作者并无意展现诸沙之实际面积，只是聊记其名而已。另需说明，图上绘出的沙浅图形可能并非全是出露水面的沙岛（明沙），也应包括隐伏水底、阻碍航船的水下地貌（暗沙，详见下文）。宫纪子对“混一图”的研究专著中登载本光寺藏本上涉及海运道的中国大陆东部海域较清晰图像，龙谷大学图书馆则公布该馆所藏图之高清图像（图7），可对两个摹本中相关问题稍加比对。总体上看，本光寺藏本相较于龙谷大学藏本，在绘制上要粗略一些，线条、涂色均不如后者严整，字迹也不如后者工整。高荣盛曾根据本光寺藏本整理了图上的海道所经地名，但进一步比对可知，本光寺藏本同龙谷大学藏本中对沙岛本身的绘制也有所差别，如本文关注的长江口外一带即是如此。

两幅图上，长江江口段并未展宽，江口南翼在常熟州注记一带大幅转折，转折处标注福山，在江口北翼，通州的位置较常熟州偏内些，通州旁注附郭静海县，静海东侧标有海门县，海门之东陆嘴尽头标注的“米州”应即“料角”之误，可能是朝鲜绘工转写时致误。在“米州”与 “福山”这组相对标记的东南方海域中，绘有一个沙岛，但两图有所差异，龙谷大学藏图上此岛标作“杨子江口”，而本光寺藏图上，则在此沙上同时有两个注记，且沙形绘得更长（可能是注记较多之故），左侧标作“汤子江口”，显即“杨子江口”误写，右侧另标“黄家沙”。据此可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所依据的元代绘图者的认识中，杨子江江流止于北翼尖端之 “料角”及南翼转折处的常熟州福山镇之间，此外便是大海，故标注“杨子江口”，而黄家沙正位于江口处。

上文所引《元史》所记“元Ａ”路线中的“黄连沙头”，当即可同本光寺藏本图上的 “黄家沙”相对应，则黄家沙应为当时海门料角外距离北翼陆嘴最近的沙岛，“黄连沙头”则当为黄家沙边缘浅滩尽处。

比较两藏本对杨子江口外其他沙岛的绘法，两者名目大致相符，仅有绘图位置上的细微差别。此据更精致的龙谷大学藏本为主略述之，在“杨子江口”东侧及东南一带，绘有七个洲岛图形，其中“杨子江口”东南方的施加沙与满谷沙距离西北—东南向斜下的南翼岸线最近，后者接近图上绘出的刘家港之港口（刘家港在元代昆山州与嘉定州交界处），在“施家沙”的东侧，有“西沙”与“东沙”，更北侧则为“三沙”、“崇明州”、“姚刘沙”，这些注记为元代新设置的崇明州所辖的主要沙洲名目。在图上“杨子江口”注记的东北方向，西对北翼尽头“米州”注记，有两个沙岛，左侧为“扁誓沙”（应是“扁担沙”之误，即前引“元Ｂ”航路上“扁担沙大洪”所在位置），右侧为“万里长沙”，更北方处有三个沙岛，自左至右分别注为“角沙”、“外料沙”、“半洋沙”。而在本光寺藏本上，名目一致，但“半洋沙”的位置偏低，与“万里长沙”同处一排。这五个沙岛名目中，“角沙” “外料沙”显然同“料角”之名相关，应是北翼陆嘴外略偏东北侧的沙洲或浅滩，但不会与料角相距过远。“万里长沙”则应当同前引《元史》文中的“万里长滩”相对应。

上述五沙更北侧，另有从南流黄河口一带向东延伸出的一长列沙岛地名，自黄河口处的 “黄沙”起，分别为“三角沙”、“血沙”、“小鱼沙”、“怙沙”、“步沙”、“黄潭沙”、“扁誓沙”（应是“扁担沙”之误），另有标注“十二沙”的沙岛符号，位于“三角沙”偏东南侧。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的绘法提示我们，应可对《元史》中所记“万里长滩”及相关地物的相对方位作进一步考订。“万里长滩”的方位应当就在元代江口北翼陆嘴顶端的料角外不远处，且面积当并不太大，而并非如前述《中国历史地图集》一系的绘法那样为苏北中南部沿海沙浅带的统称。覆检前引《元史》中对“元Ａ”航路的叙述，至元十九年起初开的海运路线“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说明这一带只是进入海洋的起点，此后尚需经历 “沿山而行”旅程，方抵淮安路盐城县，“开洋”后的航程实与“万里长滩”无关，故《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法不确。若依据《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法，将“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均定位于海门县所辖料角的附近，也更符合《元史》中对二者方位的记述。此外，还可注意图上两者的位置关系，黄连沙头（黄家沙）应位于万里长滩的西南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同样不确切。

3对元明海运文献的细读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对元代海运路线有着生动展现，但古代舆图受测绘技术、时人地理知识及观念的多重影响，毕竟只能提供大致方位，欲就“万里长滩”等地物作较准确定位，尚需对元明时期海运文献作进一步详细解读。

1．《大元海运记》的记载及《海道经》卷首对元代航路的简要追述

明初官修《元史》中对运道的记述源于对元代官修《经世大典》之《海运门》的摘抄，《经世大典》已佚，现可见清人胡敬自《永乐大典》辑出的《大元海运记》二卷，差可见得 《经世大典》原貌。《大元海运记》卷下有“漕运水程”一节，其中对至元十九年创开海运时的路线记载（“元Ａ”）与《元史》基本一致，但关于此后两度改易的海运水程，则较《元史》详细许多。由于十九年时最初的水程采用沿岸航线，因多沙浅，航程艰缓，不久之后漕船改行新航路：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险恶，踏开生路。自刘家港开洋，遇东南疾风，一日可至撑脚沙。彼有浅沙，日行，夜治守，伺西南便风，转过沙嘴，一日到于三沙洋子江。再遇西南风色，一日至扁担沙大洪抛泊，来朝探洪行驾，一日可过万里长滩，透沙才方开放大洋。先得西南顺风，一昼夜约行一千余里，到青水洋，得值东南风，三昼夜至黑水洋，望见沿津岛大山，再得东南风，一日夜可至成山……”。

章巽另指出，据《海道经》中的记载，则此新航路的开辟时间可提早两年，溯至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检明初《海道经》卷首简要追述元代海运的相关文字记为：

“至元二十七年，朱万户躬请长兴李福四朝奉押运指引，自扬子江开洋，落潮往东北行驶，出离长滩，至白水、绿水、径至黑水大洋……”。

但这条航路使用不久后（1293年）航道又变，《大元海运记》称，

“明年又以粮船自刘家港开洋，过黄连沙，转西行使，至胶西投东北取成山，亦为不便，即委千户殷明略踏开生路，自刘家港开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东行使，入黑水大洋……”

这条新路“至今为便，皆用此道”，此后成为元代海运的固定线路，但须指出的是，引文中“过黄连沙，转西行使，至胶西投东北取成山，亦为不便”一句似描述的是海运初开时的近岸路线，因为如前所引，“元Ｂ”航线已直接驶往山东半岛顶端的成山，而非半岛南侧中部的胶西，此句不知为何阑入此处，或为转抄过程中致误。

前贤研究业已指出，白水洋（未出现于元代海运文献中）、青水洋及黑水洋依水色判分，呈纵向带状，分别为东海中离岸由近至远的海域名称。“元Ｃ”航路中，由崇明州三沙直接东行入黑水洋，可更好地利用东海深处的黑潮暖流，缩短日程，此航路已同“万里长滩”无关。

而一度短暂使用的第二条“元Ｂ”航路涉及“万里长滩”（即上引《海道经》中的“长滩”），驶过万里长滩，抵达没有沙浅困扰的“开放大洋”，但因离岸较近，此处尚属白水洋，再向东北行驶，依次驶入青（绿）水洋、黑水洋中。前引《大元海运记》中称越过万里长滩（透沙）后，仍需再行“一千余里”（此数据只能看作约数）方至青水洋，则同万里长滩外侧相连的海域应即《海道经》所记的“白水洋”。

由具体航程则进一步可知，自海运起点刘家港驶抵“三沙扬子江”，即崇明州所辖三沙（州治西北方的沙岛）一带的“扬子江”水域，或可倚靠沙洲湾泊，故为一节点，由此往东北，驶抵扁担沙大洪，为另一可泊船之节点，此处“扁担沙”当可对应于 “混一图”上绘在 “万里长沙”左侧的沙洲符号。“万里长滩”则同扁担沙相邻，当位于海门料角以东的近岸沙浅带的最外侧。自三沙一带起，若风势顺利，两日可以驶离万里长滩，故其尽处当也距崇明三沙不远。

另需解说的是《大元海运记》中紧接着前引第三条海路概述的“皆用此道”一语后的一段文字，其中也可展现扁担沙与万里长滩的关系，“大洪”在扁担沙东南侧，万里长滩则应在扁担沙东侧。

“风水险恶（按：文中分段为笔者添加，下同）。

至元十九年为始（笔者按：原文句首衍一“至”字），年例粮船聚于刘家港入海，由黄大郎嘴、白茆、撑脚、唐浦等处一带，东皆沙浅（笔者按：柯劭忞《新元史》引此文改作“……等处一带，率皆沙浅”，核诸实地情形，当以“东”为佳），其洪道门却无千丈（笔者按：《新元史》引文改作“其洪道阔卸”，不确切），长之潮，两向俱有白水，潮退，皆露沙地，候得西南风，顺过扁担沙东南大洪，过万里长滩，透深开放大洋，至青水洋内。

经陆家等沙，下接长山路。并西南盐城一带赵铁沙嘴及半洋沙、响沙、扁担沙等沙浅……”

下文则续记海运舟船在苏洲洋（指长江口南翼东侧近海）至舟山群岛一带、山东半岛等处可能遇到的水情险恶之地概况，之后详述各年具体遇险事例。据此判断，引文首句“风水险恶”应是段落标题。而“经陆家等沙”以下诸语，则应当同前文断开，是为同下续关于苏洲洋、舟山等处叙述相连贯的对险恶之地的罗列。其中“陆家等沙”应即下引《海道经》中提及的位于海门县南侧岸线外的陆家沙、范家港沙、张家沙等（详见下文），而“长山”则是崇明东侧的佘山岛，“长山路”则指由长江口驶往佘山的航路。因是罗列险要之地，故此处自“陆家等沙”以下文句并非是按照航路所经的顺序书写。且此段文字乃是统述至元十九年以降元代三种海路上所遇各种险地，“长山路”应是“元Ｃ”航路所经，“盐城一带”等沙则应是最早的“元Ａ”沿岸航路所经，故非专指某条航路上的险地。

章巽在专论《大元海运记》的文章中就对此段原文做出错误理解，他未将“风水险恶”理解做段落标题，而是将之同前引“明年又以粮船自刘家港开洋”以下介绍“元Ｃ”航路的文句连缀，误以为“风水险恶”是对此航路的形容，又将 “至元十九年为始”以降、包括“经陆家等沙”以下诸句连读，认为是对某条连贯航路的介绍，以致于将“陆家等沙”、“盐城一带”沙浅等均认定为在青水洋内，又对接叙之“苏洲洋”作出曲解，添加按语道“苏洲洋一般指长江口外一带之洋面，但此处之苏洲洋似更偏北，接近山东半岛以南洋面”，更将原文中三沽、洋山、下八山、补陀山（应即长江口、杭州湾外诸山，补陀山即普陀山）曲解为胶州湾附近诸山。张忍顺也作出类似的错误理解，将“至青水洋内”与“经陆家等沙”连读，认为陆家沙（张文注为“长江口外较远的沙洲”）、盐城岸外的赵铁沙嘴、半洋沙、响沙、扁担沙等是介于万里长滩尽处与黑水洋之间的一组沙浅，也影响到文中判读的准确性。

2.依据《海道经》所记明初航路解读长滩的方位及性质

元代开始的海运一直延续至明初,直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方才终止,今可见明人创作的《海道经》一卷,现存版本中最早者收录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刻印的袁褧编《金声玉振集》内，章巽从文中记载推测《海道经》祖本的成书年代当在永乐九年至十三年 (1411－1415年)之间,此时尚为明初还在举办海运的时期。高荣盛指出因文中有“宝船洪”一名,故成书上限在郑和下西洋前后,并推测此书主要内容可能源于水手口授。《海道经》中的对海运道有较《大元海运记》更细致的记载，虽然其记述的主体内容很可能是针对明初海道情形（原文对此问题并无详细说明），但因上距元代海运年代相近（离海运初开最多仅百余年），高荣盛认为《海道经》以刘家港为总出发点，“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江海航道，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明显看出元代海运与《海道经》所反映的航道的一致性，后者则是对有元一代海运和明初海运经验的总结性记录”。故《海道经》确可对本文的分析有所帮助。

《海道经》叙自南京开洋的长江航路，其尾段，自常熟白茆港起，“北有狼山，望东北戳水，中有浅，北有洪，径到瞭角嘴”，“洪”即指江海中的航道，瞭角嘴即料角嘴，为北岸南缘江洪的终点。此后又详细记录自刘家港开船驶出扬子江之航路：

“刘家港开船，出扬子江，靠南岸径使，候潮涨，沿西岸行驶，好风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带蓬橹摇，遇撑脚沙尖，转过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东行使无碍，南有未入沙、婆婆沙、三角沙，可须避之。扬子江内，北有双塔，开南有范家港沙滩，东南有张家沙滩，江口有陆家沙脚，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带，连至崇明洲沙，亦可避之。江北有瞭角嘴，瞭角嘴开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风，待潮落，往正东或带北一字行使，戳水约半日，可过长滩，便是白水洋”。

其中的“陆家沙脚”即同前引《大元海运记》中的陆家沙相关。文中记述由刘家港出发，向西驶抵常熟白茆港，再绕过崇明诸沙的西端（此处应指当时崇明州所辖沙洲中最偏西者）渡江，由此东行（向下游行进），先后遇见两组沙洲，第一组为未入沙、婆婆沙、三角沙等，第二组为范家港沙、张家沙、陆家沙等，其中陆家沙位于最外侧，已在扬子江之“江口”。再往下游行驶，则可抵达“崇明洲沙”的北缘，此沙指州治所在的巨型沙洲（由姚刘沙、东沙合并组成）。瞭角嘴之东偏北方向（即落潮方向）与“长滩”相近，且若风、潮顺遂，半日便可驶过长滩，抵达白水洋。由此可知，长滩的位置当同瞭角嘴接近。上述引文应即反映了“元Ｂ”航路的起始部分。

《海道经》下文又云，“自转瞭角嘴，未过长滩，依针正北行使，早靠桃花斑水边，北有长滩沙、响沙、半洋沙、阴沙、冥沙，切可避之。”

这段文字说明，瞭角嘴与其东稍偏北方向的“长滩”之间，当有一条可供船只转过瞭角嘴后，径直北驶的航道，由此北上，便可驶入“桃花斑水”，桃花斑水应即对海面下多隐伏沙浅的近岸海域状况的形象称呼，在依据嘉靖间郑若曾原作十二幅详本“万里海防图”摹绘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徐必达识“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长卷上，就可在江口北翼尽头“廖角嘴”的东北方向海中见有“桃花斑水”的标注，可知此海域名沿用至明后期。文中桃花斑水北侧的 “长滩沙”应是同“长沙”所指不同的另一处沙洲（若二者同指，则此处的叙述未免过于繁冗），响沙、半洋沙等名则可见于上引《大元海运记》所叙盐城附近沙名，结合前文，也可证明“长滩沙”与“长滩”无关，若“长滩”临近响沙等沙，则当距盐城不远，由瞭角嘴出发，是不可能在半日内驶过此处的。笔者推测，此处《海道经》所述路线与前引《大元海运记》“风水险恶”下插入的盐城一带条目可能均是对“元Ａ”航路所遇水情的描写，海运初行时采取此线路，此后改行外海径路，但此条线路当仍为船工稔熟，因外海中风汛无常，此条海路可能仍被漕船或其他船只主动或被动地使用着。由此也可回过头，再重新理解《大元海运记》同《元史》中对初行“元Ａ”航路的概括：“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此当即指由“万里长滩”西侧的海洪中开始北上的沿岸航路。

《海道经》又记由直沽返棹的路程，这正是前引《大元海运记》等文献所缺乏的。其中后半段自刘公岛南返的路线如下（这一长段文字中夹杂着多条南驶线路，为便于分析，笔者在各线路前添加序号）：　

“①－１刘岛开洋，望东挑北一字，转成山嘴，望正南行驶，好风一日一夜见绿水，好风一日一夜见黑水，好风一日一夜便见南洋绿水，好风两日一夜见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使，好风一日，点竿累戳二丈，渐渐减作一丈五尺，水下有乱泥，约一二尺深，便是长滩，渐渐挑西收洪。

①－２如水竿戳着硬沙，不是长沙地面，即便复回，望大东行使，见绿水，望东行使到白水，寻长沙，收三沙洪。

①－３如收不着洪，即望东南行使，日间看水黄绿色，浪花如茶末水，夜间看浪波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稍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好风半潮，北见崇明沙，南见清浦墩，沿岸刘家港。

②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字多，必是高了，前有阴沙、半洋沙、响沙、拦头沙，即是瞭角嘴北，便复回往正东行使，看水色风汛收三沙洪。如风不便，收不得洪，即挑东南行使，看水色收宝山。

③如在黑水大洋挑东，多必是低了，可见隔界大山一座，便望正西挑南一字行使，好风一日一夜便见茶山，如不见隔界山，又不见茶山，见黑绿水多，便望正西行使，必见石龙山、孤礁山，复回望西南行使，见茶山收洪后住尽”。

又载有一条自辽河口南返的线路，其中成山以南航段如下：　

“④－１径至成山，收入南洋。望正南行使三日三夜，径至桃花斑水边，望东行使，见白水。带西二字，勤戳点竿，寻投长滩，一丈八尺渐渐减至一丈五尺，往西行，戳扬子江洪。

④－２如寻不见洪内，望下使，必见茶山，至茶山后水弱，船稍南面，坐茶山望西行使，半潮便见崇明洲。如若顺风，一潮送至刘家港口内抛泊。

④－３若船去回，须记桃花斑水北有半洋沙、响沙、阴沙，在洋内需要提防”。

上述两段引文当为对明初海运路线的描述，因第一段引文中述及“宝山”及“清浦墩”，均指永乐十年在长江口南岸堆筑的土山（据此也可对此本成书上限较章巽之说下延一年），“上建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名为宝山，又因筑于当时嘉定县东境清浦场，故名“清浦墩”。第二段引文描述的也正是明初辽东海运返回的路线。

其中线路①的行进方向似同前述“元Ｂ”海运路线更加契合。对于南返船只而言，驶入白水洋之后，便需寻觅“长滩”，以指示转入江口的线路，文中详细地描述了长滩一带的地貌情形，可知此处实为一片水下沙浅区域，自其东北方驶入，外缘水深二丈，内部深一丈五尺，水底为泥质，而入江之洪道起点位于“长滩”西侧，长滩主轴应是呈东西向伸展的，“长滩”横亘在从江口东北向驶出的航船面前，因元代明初海运使用之沙船船底平浅，吃水不深，很可能便是在“长滩”上方通过的。

从①－２可知，“长滩”与“长沙”的名称确实可以互用，而“长沙”西侧之入江航路当即崇明辖境之“三沙洪”，应即相当于前引《大元海运记》同《元史》中的“三沙扬子江”。经由明初崇明县三沙北侧的航道进入江口。此句中所谓“如水竿戳着硬沙，不是长沙地面”当指南返船只误入长滩西北方向的沿岸沙浅区域，由水底地貌（硬沙）判断，可知并非长滩，而需掉头东行，再度驶往长滩附近，据此处文意，东行船只可能经历了白水（硬沙所在水域）—绿水—白水（长滩一带）的水程，若此处记载无误，则似可作如下分析，长滩位于向东突出的料角嘴更东侧，故位置偏东，误入“硬沙”水域的船只则可能已经深入江北沿岸相对内凹的地带，甚至可能是通州东北侧的马蹄形三余海湾内部（参见图４），故向东行驶时，可能会遇到局部远离海岸的“绿水”水域。

而①－３部分的文字则展现了另一条入江航路，行此路的南下船只在白水洋中越过长滩—三沙洪的航路东头，更向东南方前进，抵达茶山，茶山在长江口正东方向不远处，今日记作佘山，吴语中茶、佘音近。船只由茶山附近转向西南方行进，直接驶入崇明沙洲南缘同江口南翼北缘嘉定县之宝山间的水域，再沿着南翼继续驶往刘家港，这条入江“南线”并不见于前引描述元代海运的史籍，可能正是对明初航路的描写。由此条文献似也可进一步作出推论，江口北翼外长滩东端的延伸程度很可能并不会超出茶山北侧一线，只有如此，南行漕船才有可能绕过长滩东侧，直接行至茶山海域。

引文中标注②一句则描述从山东半岛南侧的黑水洋向西南行时，航路过于偏向正西方（即文中“高了”），便会驶入阴沙、半洋沙、响沙、拦头沙一带，应即前文所引《大元海运记》中盐城东侧的沙浅海域，此处称作“瞭角嘴北”，应是一种大致方位的表述，而非说明这些沙浅紧邻瞭角嘴。结合④－３“若船去回”以下一句，也可再度确认上述沙浅位于“桃花斑水”北方，桃花斑水的位置参见前文分析。若船只行抵半洋沙一带，需同①－２句中类似，向东行驶，再择取崇明南、北两路入江。③一句则描述自黑水洋行驶，航路过于偏向正东方向（“低了”），则需迂曲绕行，由茶山驶进入江南路。引文④的航程也颇类似，④－１一句的航线接近①－２及②两句，亦有不同，似意在提醒船只甫一遇见桃花斑水，即可东转寻觅东侧“白水”海域中的长滩，其中水深数字同①－１句略有不同，可能因涉及长滩的不同部位（或由偏西侧直接转进长滩水域）。另可注意，文中由长滩向西行驶，所抵达的航道称作“扬子江洪”，其方位当与前述“三沙洪”类似。④－２一句中，“水弱”当指茶山一带因正对长江口，故含盐量较低，驾舟者会察觉浮力减小，由茶山至刘家港，有一潮之水程，中途则可向北方望见崇明沙洲。

3.郑若曾《郑开阳杂著》中的规划性航路描述及据之对“长滩”方位的进一步推断

前文已述，章巽《元“海运”航路考》中曾提及郑若曾之《郑开阳杂著》卷九“海运图说”卷末的“海道附录”一文，复查此文及相关文献，可得出与章巽文中不同的结论。“海道附录”文首简单回顾元代的三条海道路线，基本同于《元史》之文，但此后又叙两种海路，其一云：　

“国朝自刘家港开船，出崇明平安沙小洪放洋，东北行，经白棘沙、绿苔沙，入管家洪，直北至海门县界吕四场，转东过蓼角嘴，是横上，再北过胡椒沙，是大横，多阴沙，宜勤点水，所谓长滩也，望白水洋东北行，见官绿水，一日见黑绿水，正北行两日夜，是黑水洋，又两日夜见北洋绿水，又一日夜正北望显神山，半日见成山……”

其二云：　

“若约略程次，随路趋避，则自刘家河起，经崇明，过蓼角嘴至大河营，约程三百余里，中有大安沙、县后沙，各沙嘴浅滩，宜避，自大河营经胡椒沙、黄沙洋、酣沙、奔茶场、吕家堡、斗龙江、淮河口至莺游山，约程六百余里，中有黄沙洋，一路阴沙，斗龙江口险潮，宜避……”

两段文字实则展现不同海道，前者航路类似“元Ｂ”，后者绕行廖角嘴沿岸北上，则更接近“元Ａ”航路。然而，这两条其实并非明初实际航路，郑若曾在此文末尾夹注云“以上系新开海道，非洪永时旧路”，联系到当时情势，永乐间南北海运停摆后，自明中叶起，朝野便有恢复海运的呼声，郑若曾此处所记两条航路，只是借鉴前朝、国初海运故事，对尚未重开的海运事业所做的规划性航路而已。细查文中所涉地名，崇明平安沙、大安沙、县后沙等均为明中叶才涨出的沙洲，也可证明两条航路的规划性性质。另可注意，同样为郑若曾所做的《江南经略》中，有一篇名为“明初太仓至北京海运古道（附录）” 之文，其中前半篇基本与《郑开阳杂著》之“海道附录”相同，但无“海道附录”末尾“辽运”一段，而后半篇“回程自直沽开洋”以下，则是从《海道经》中摘录的部分内容，因此此文实际上只有后半篇才大致符合篇名。

在郑若曾嘉靖年间所设想的第一条航道中，称绕过廖角嘴后，分别经过横上、胡椒沙、大横三处地名，而大横一带阴沙密布，需“勤点水”而驶过，便是“长滩”、即万里长滩的所在，且长滩周边即为白水洋。而在第二条沿岸航道中，绕过廖角嘴后，则不涉及万里长滩。据之，也可符合前文对万里长滩方位的判断，在海门县所属的廖角嘴东侧。

关于同长滩相关的大横等地名方位，还可以明清舆图详细证之。可见读一种晚明彩绘之 《扬州府图说》，采用山水画象形技法绘制，图、说结合，十分美观，所见版本中卷首之序言不完整，故未知确切成书年代，推测约成于嘉靖后期至万历间，其中的海门县图（图８），据陈金渊论证，应是反映正德九年（1514年）西迁至余中场前的古海门县情况（元至正中，1350年左右至正德九年间，海门县治位于礼安乡），故应是摹绘自某幅明代前期海门县舆图。其中在海门县所在的江口北翼陆嘴之前端北缘，图上料角嘴注记西北侧有“二横口”、“一横口”的注记，可能即与“横上”、“大横”相关。另在康熙《崇明县志》的“现在四山封疆二嘴形胜图”（图９）上，江口北翼廖角嘴外绘有向外伸出的一组绵长浅滩，自南至北分别注为楞头、小横、大横，在图说上有云：　

“至廖角嘴出口便遇楞头，再南即为小横，再东为大横，一望浅滩，隐隐约二百余里，潮涨即没，潮退即现，舟触即胶，一胶辄毁，例用竹蒿点测，行使甚难，亘古会哨，必出嘴遇楞转横，然后入黄沙洋深水，达莺游山门，进淮河口……”

此处图文也认为廖角嘴外略偏北处存在东西向的浅滩，名为“大横”、“小横”，当也同郑若曾所记“横上”、“大横”相关。

从此图绘法可以进一步推测，元代的万里长滩演变至清初，其西端已同廖角嘴陆岸涨连，旧日海底的万里长滩成为廖角嘴外绵长水下边滩的组成部分，旧时环绕廖角嘴的内部航路已明确湮废。

4对元代至明初“万里长滩”及相关地物方位、性质的判定及对其成因的推测

综合上述分析，应可得出结论，“万里长滩”（万里长沙）为元代至明初时长江口北翼顶端料角嘴东侧略偏北处的一片水下泥质浅滩，其核心部位水深约为一丈五尺左右（此据《海道经》的数据，但文献中并无关于测量时潮位的信息）。就“元Ｂ”海运航路而言，它位于由长江口北翼陆嘴南侧“三沙洪”、“扬子江洪”航道朝东北方向驶入适宜航行的“青水洋”深水海域的必经之路上。万里长滩一带水深较浅，漕船由其上方谨慎通过，长滩附近的水域称作“白水洋”，再朝东北行则至“青水洋”。

元代至明初“万里长滩”的范围，也可做出大致判断（如图10）。万里长滩约呈东西走向，其纬度略高于当时海门县的料角嘴，而其最东端的经度则不会超过长江口外佘山一线的位置（东经122°20′）。元代初行海运时，“万里长滩”西端同料角嘴陆岸间存在一条适宜较小型平底漕船通行的沿岸航道，“黄连沙”（黄家沙）应是紧邻料角嘴东南方的一处沙洲，在“万里长滩”西南方，遥相呼应，“元Ａ”航路上的漕船便是在“黄连沙头”与“万里长滩”之间穿过北上，开始艰难的沿岸航程。相较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用“万里长滩”标注超大面积沿岸沙浅体系的做法，前人研究中章巽一系判定“万里长滩”范围较小的观点要更接近实情，经过本文系统考证，可知“万里长滩”的方位应较章巽等人的定位偏南或偏东，并可将之较确切地落实于新绘历史地图上。

在向东探出的江口北翼陆嘴迤北，沿着内凹的海岸外也分布着一些水下沙浅，偏南方的水域中（即“万里长滩”北侧），因为阳光照射隐伏沙浅所呈现出的色彩，便得到形象的 “桃花斑水”之近岸海域名称。而更偏北处，在明代初叶的淮安府盐城县岸外，即桃花斑水海域以北，另有半洋沙、响沙、阴沙、扁担沙等沙浅，其中有些从名称上看可能系水底浅滩，如“阴沙”、“冥沙”等，同料角嘴东侧的“长滩”类似，但也有部分当已积涨成型，出露海面。

元代至明初，江口北翼陆嘴东方的“万里长滩”与苏北沿岸的半洋沙、响沙等沙洲群当为互相分离的两个沙浅体系，在成因上也有不同，前者主要应是长江泥沙在口外堆积而成，后者则主要是由黄河口下泄泥沙沿岸堆积而成。“万里长沙”的堆积物中当也包含黄海沿岸流带来的黄河泥沙，但考虑到当时江口北翼陆嘴以北、通州东北部尚有规模较大的马蹄形三余海湾存在，南下的泥沙应当首先沉积在此海湾一带沿岸及水底，黄河泥沙对“万里长沙”附近沙浅的沉积物供给则相对较少。进一步推测，料角嘴东侧的浅滩区域“万里长滩”的形成应可追溯至海门县所在陆地尚未涨连江口北翼、而仅是长江口水域中之洲岛的时代（当时最主要的沙洲称作东布洲，东布洲涨接江口北翼陆地的时间约在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当时“万里长滩”的物质来源有一大部分应是由行经东布洲南北两侧的长江江流尾闾输送而来的。

元代时，万里长滩为江口北翼陆嘴东侧独立的海底浅滩，其西侧与料角嘴间存在航道，但此处不断淤积，最晚至清初，万里长滩已明确同江口北翼陆嘴东向边滩连为一体。当代航海图上在启东东侧可见之大规模横向边滩的主体部分，便是由元代的万里长滩在复杂河口水文条件下逐步演变而来的。

04.09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7月，第33卷第3辑

选稿：常宏宇

本期编辑：周辰

文章转化：周辰

终校：洪珊

 审订：曾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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