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规划建设】是由cityif与《北京规划建设》杂志联合推出的栏目，这里有新认知与旧经验的碰撞，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聚合。《北京规划建设》创刊于1987年，迄今已有31年的办刊历史。期刊强调深邃的思想性、厚重的理论性、丰富的实践性及敏锐的新闻性。【北京规划建设】系列既有严谨洗练的学术论文，也有轻松活泼的随笔。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雨，我都等你。

▲1933年北平航拍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60多年的建都史，地域文化丰厚，民俗情结浓郁。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地名命名的标准和规范，其中，城市街区的地名就是前人以口碑形式为我们留传下来的一系列真实而完整的历史信息，这份史料也将被后人长久地传承下去。

首先，北京街区地名的命名是沿袭了唐朝幽州城坊巷的命名套路。《旧唐书》中记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里正一人，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唐朝幽州城坊巷的格局为田字形，中间为十字街，十字街把坊分为几个部分。坊四周有围墙，围墙四周开有坊门，坊门上悬有坊额，“坊额”就是最早的地名。

据记载：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均有26坊，金中都城有62坊，元大都城有50坊，明朝北京城有34坊。清朝，北京城按“旗”划分区域，“坊”被取消。

元大都城不仅有坊，而且出现了火巷和胡同，只是今天难以找寻其更为详实的记载罢了。我们从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可以找到佐证。在剧的第一折中张生与龙女定情后，张生的家童与龙女的侍女梅香调情。家童云:“梅香姐，你与我些儿甚么信物？”侍女云:“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家童云:“我到哪里寻你？”侍女云:“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足以证明元大都城里已有砖塔胡同。而所谓“砖塔”正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西四丁字路口西侧所能见到的那座八角七重檐的青灰色砖塔，此塔为元朝纪念万松老人而修建的“万松老人塔”。至于“羊市角头”则应指砖塔胡同旁边的羊肉胡同，同样历史悠久。到了明清时期，在北京内外城的版图上，胡同、街巷的名称已比比皆是。到了清末民初，以“路”为名的地方逐渐增多。

清朝，北京街巷、胡同的命名方式有俗成官认、官定民承等若干种，巷口、胡同口的名牌没有统一规范，有官制的也有民制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民国时期，将北京道路、街巷、胡同的名称逐步进行规范，路牌有了铁牌涂漆的，门牌制成了铁胎蓝底搪瓷的，门牌上不但有城区、胡同的名称，还在门牌号下用苏州码进行标注。

有人形容北京“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在老北京的内城，除了与城门相对应的大街，一般都是“南北称街，东西称胡同”。正南正北，纵横交错的胡同街巷，通过地名强化了道路的方位感。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子曾提出要“取实予名”，认为“名”要据“实”确定，“名”要与“实”相符。北京街区地名的命名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规律。如北京过去以蔬菜命名的地名很多，有豆芽胡同、豆角胡同、葱店街、蒜市口、白菜湾、菜市口、菜户营、南菜园、菜厂胡同、官菜园、西菜园等。其地名的由来，一是北京地区在金朝时，中都附近有种植蔬菜的农户，到了元、明、清时期，京城种植蔬菜的地方已很多。二是由于进行蔬菜的交易市场，特别是某些菜市以销售某一种蔬菜而闻名，久而久之，就被称为以某种蔬菜为名的胡同或街巷了。如今，这些以蔬菜命名的地方，最著名的是菜市口、菜户营和南菜园。

过去，老北京以“窑”命名的地方也很多，如大北窑、刘家窑、黑窑厂、白盆窑、大瓦窑、小瓦窑等，寻其由来，发现北京历史上曾有很多烧制砖、瓦、盆的窑场，这些窑场废弃后，窑场的名称便成了当地的地名。如黑窑厂街在旧宣武区南部的陶然亭公园以北。明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为修筑城墙，设立了5个制作砖瓦的窑厂，黑窑厂就是其中之一。清康熙三十三年(1674年)除了保留烧制琉璃瓦的琉璃厂外，其余4个窑厂均被撤销，黑窑厂也在其中。后来，这里逐渐成了居民区，地名被保留了下来。

位于丰台区东部的刘家窑，临近南三环路。明朝时，这一带有不少砖窑、瓦窑，其中有一家窑主姓刘，他开设的窑厂被称为刘家窑，在当地知名度很高。后来窑厂周围逐渐形成村落，就依窑厂的名字，得名刘家窑村。

大北窑的历史并不太长。明朝的时候，这里还是城外的一片郊野，朝廷在此设了“獐鹿房”，所谓“獐鹿”就是一种个头不大，头上无角的鹿。到了1939年，侵华日军在此挖坑取土、建窑烧砖，称大北窑。日本投降后，这里一些比较小的窑场仍由私人经营，后来形成了村落，称大北窑村。

在北京无论是城区还是郊区，不管是山地还是平原，几乎哪个区县都能找到带“龙”的地名，彰显着帝王之气。在街区的地名中有龙须沟、二龙路、龙头井、上龙巷、龙家胡同等。其中，位于西城区中部的二龙路，最早曾是一片水坑洼地，后来在这里建立了郑王府和王爷佛堂，水坑逐渐缩小，遂叫二龙坑。民国时期，将水坑填平修路，故又更名为二龙路。

在东城区南池子大街路西有一条飞龙桥胡同。原来这里曾有一座明代修建的石桥叫飞虹桥，清代改名为飞龙桥。桥的造形非常优美，桥栏上雕有狮、龙、鱼、虾、海兽等，并刻有水波纹饰。桥的南北两头有牌坊，东西两侧有天光亭、云影亭；桥北有假山，山上建有乾运殿，殿两旁有凌虚亭、御风亭等。可惜这些景观，今天已无法看到，只留下了飞龙桥胡同的名字。

北京街区的地名中有很多是以人物或某一居住大户来命名的，如赵家楼、呼家楼、毛家湾、韩家潭、石大人胡同、马大人胡同、王大人胡同、八大人胡同、班大人胡同、无量大人胡同、三不老胡同、武定侯胡同、遂安伯胡同、广宁伯街、祖家街、石驸马胡同、林驸马胡同、李阁老胡同、麻状元胡同、黄兽医胡同、汪芝麻胡同、羊宜宾胡同、史家胡同、魏家胡同、魏染胡同、方家胡同、乐家胡同、刘家胡同、朱家胡同、贾家胡同、潘家河沿等。其中，赵家楼原为明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据民国地图考：此处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四百米，后被一分为二，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因后花园假山上的亭似楼，故名赵家楼。民国初年，这里成为曹汝霖的第宅。1919年，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掀起了“五四运动”的高潮，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韩家潭位于大栅栏街区的西南，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为韩家胡同。韩家潭曾是国粹京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这里又有清初大戏剧理论家李渔的故居（芥子园）。解放前，韩家潭曾是妓院云集的“八大胡同”之一。

位于东城区的石大人胡同是现在外交部街的前身，因为明朝武清侯石亨的宅邸在此，所以称之为“石大人胡同”。清朝以后，属于镶白旗，工部铸造钱钞的宝源局、睿亲王新府、双忠祠、藏经馆、迎宾馆等，先后在此建立。1920年，改称外交部街。

位于什刹海街区的三不老胡同，明初为三保太监郑和的府第，明朝称三保老爹胡同或三宝胡同。清代改称三不老胡同，俗称三不老、三伯老胡同。

武定侯胡同位于西城区，《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武定侯郭英，洪武十七年封。郭英与朱元璋同为安徽凤阳人，在朱元璋称帝前，郭英就侍随其左右。朱棣迁都北京后，郭英的后人也迁到北京并在此修建宅第，因武定侯的爵位世袭，郭英的后人建有府宅的这条胡同得名武定侯胡同。

祖大寿街现称西城区富国街。祖大寿是明末降清的名将，此处原为祖大寿住宅，后改建为祠堂。清雍正八年（1730年）在此设八旗官学、正黄旗官学，民国后，改为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

李阁老胡同位于府右街西侧，这里曾是明朝天顺年间的进士李东阳宅第。李东阳后来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麻状元胡同在西城区护国寺街南侧，《京师坊巷志稿》将其写作马状元胡同。清初不许满洲子弟参加廷试，顺治九年开始准与汉籍考生分榜应试。当年满榜状元为麻勒吉，后改马中骥，此人后来升任广西巡抚、两江总督，返京后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因当年麻（马）状元的宅第在此，时人称其为状元街。1965年以后，改称群力胡同。

羊宜宾胡同，明朝称杨仪宾胡同，属于黄华坊。据《燕都丛考》记载，明皇室贵族的女儿分公主、郡主和县主三等，皇帝的女儿为公主，亲王的女儿称郡主，郡王的女儿称县主。公主的丈夫称驸马，郡主的丈夫称郡马，县主的丈夫称仪宾。因此，杨仪宾胡同的得名应是一个杨姓县主的女婿在胡同内居住。但杨氏为何人无考。清朝，此胡同改称杨夷宾胡同，宣统时，此胡同东段称小羊宜宾胡同，西段称大羊宜宾胡同。民国后沿称。

魏染胡同位于旧宣武区东北部。据传，明朝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巷居住。魏被诛后，此巷曾叫魏阉胡同。清朝初年，称魏儿胡同，后改称魏染胡同。民国时，沿称魏染胡同。

乐家胡同位于西打磨厂北侧的老同仁堂药厂附近，由于这里的同仁堂药厂曾是同仁堂乐家的老宅，其占地面积大，胡同里乐家的房产分布广泛，人们索性把同仁堂乐家建房时挤出的夹道，叫作“乐家胡同”。

刘家胡同也称刘家大门，位于大栅栏街区的延寿寺街西侧，这里曾主要是西鹤年堂刘家的宅院，一到夜晚，执管刘家宅院门房的人将胡同东西巷口的大门一关，此条胡同显得即幽静又安全，后来，人们索性就把这条胡同叫做“刘家胡同”。

北京街区的胡同街巷有近百分之二十是以寺庙、道观来命名的，如三庙街、嵩祝寺胡同、云居胡同、净土胡同、琉璃胡同、善果胡同、正觉胡同、马神庙胡同、娘娘庙胡同、福祥胡同、圆恩寺胡同、法源寺街、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城隍庙街、观音寺街、护国寺街、旌勇里等，这些胡同街巷的命名都是以坐落在此的寺庙道观来确定地名的，据统计，民国时期，北京的寺庙道观曾达到1700余座。

北京街区还有一些胡同街巷是以外地的地名来命名的，如苏州胡同、扬州胡同、镇江胡同、福州胡同、桐梓胡同、陕西巷等。其中，曾位于崇文门内的扬州胡同是明朝时期的老地名，清朝后，讹作洋溢胡同。它与附近的苏州胡同、镇江胡同等都是明朝随永乐皇帝进京的南方人的聚居区。

福州胡同位于旧宣武区粉房琉璃街附近，也是由于住在这里的福州人较多而命名，胡同里的福州会馆是这条胡同的代表性建筑。

桐梓胡同位于大栅栏街区一带。这里曾是贵州省桐梓县人的聚居地，他们依偎在位于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周围，形成了一种同乡归属感。

关于陕西巷，据传，明初，大量商户云集前门外地区，招商居货，此巷聚集了许多陕西籍的木材商囤积木料，故名陕西巷。近代这里成为当时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地点之一。凡是提及老北京南城的繁华之所，就有“前门大街大栅栏，石头胡同陕西巷”之说。而今，走在这条街巷，依然能够看到道路两边有许多二层青砖小楼，这些建筑在当时多为店铺或茶室。

▲旧时位于朝外大街的绸缎店

老北京人喜欢喜庆、祥和的气氛，对国富民强充满了期待。将这份愿望和期待赋予到对北京街区的命名上，就有了如意胡同、吉祥胡同、吉兆胡同、喜庆胡同、喜悦胡同、同乐胡同、兴盛胡同、丰盛胡同、丰富胡同、丰华胡同、富强胡同、国兴胡同、大兴胡同、大兴庄、兴隆街、兴胜胡同等的名称。反映出人们图吉利、求兴盛的心理诉求。

如果粗略地将北京街区中带有“福、禄、寿、喜”和“安康、太平”等字眼的地名数一数，发现至少要达到150多个。如多福巷、三福巷、五福里、万福巷、儒福里、天福巷、定福庄、纳福胡同、安福胡同、幸福村、幸福大街、平安里、平安大街、永安里、永定门大街、广安门大街、长安街、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大街、太平庄、和平街、和平门、寿长街、寿比胡同、寿长胡同、万寿路、安康胡同等。究其原因，一是最初起地名时人们有意选择吉利、吉祥的字眼，如民国时期在宣武区兴建的福长街、禄长街、寿长街，均取自中国传统的福、禄、寿之意。二是取谐音字，将一些不雅的地名改成吉祥或吉利的地名，如西城区的“福绥境胡同”，最早叫“苦水井胡同”；东城区的“寿比胡同”，清代曾叫“臭皮胡同”；东城的“吉兆胡同”，原名为“鸡爪胡同”。三是以这里的建筑为地名，如老宣武区的“万寿里”，因其临近万寿西宫而得名；老崇文区的“安乐林路”，因附近的安乐禅林而得名；西城区的“永泰胡同”，因胡同里的永泰寺而得名。四是因为某种忌讳而更名，如东城的“吉祥胡同”，最早叫“喜来胡同”，清朝乾隆年间，出宫的太监曾在此居住，因太监不能结婚，忌讳“大喜”字眼，故改称“吉祥胡同”。

▲旧崇外大街

纵观北京街区地名的命名及发展变化可概括为五大类：一是官定民承；二是俗成官认；三是官定与俗成并行；四是俗成官改；五是官定官改。

▲东华门街区旧貌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在指示中指出：“全国各地地名中，有经反动政府以反动分子的名字命名的，有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有名称重复容易发生错误的。各级人民政府为了肃清反动遗迹，加强民族团结并避免混淆不清，对于此类地名，有的已作了更改；但有的还未更改。为了使此项工作能在统一的原则之下进行起见，政务院特作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

对于更改地名，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认为更改地名弊多利少：“第一，它违反群众习惯；第二，割断历史，不利于考察和韶载史实；第三，舒多地名，一机改变，几乎雷同，通信往来，容易发生差改；第四，地名改动授繁，不利于工作……”

1964年起，北京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全市范围内的胡同、街巷名称进行地名整顿。对四个城区的3590多条胡同、街巷逐一考评。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胡同、街巷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一些以寺庙道观、封建人物等命名的胡同、街巷名称，还将一些小胡同与邻近的大胡同进行整合，整合后名称随大胡同的名称。胡同、街巷的门牌号也由过去的大排行重新编排为单双号。整合后，四城区的胡同、街巷名称留有2994条。对重新命名的胡同、街巷名称在报纸上进行公布，并汇集整理成册。通过这次地名整顿，虽然改了一部分名称，基本上未脱离原来地名的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了下来。这次地名整顿后，在主要街道路口竖上了明显的路牌标志，胡同内被重新编排的门牌制成了铁胎红底搪瓷的，上面标有胡同名称和号牌数。

▲旧东单牌楼

1966年“文革”期间，北京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暴中对城区的名称进行了讨论，人们认为应该让北京“红满城”。中心四城区是首都的心脏，拟将东城区改为“红日区”、西城区改为“红旗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当时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就意味着除了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造反派”们还竭力在城区施行“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对应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对北京城区主要23条街道的名称进行修改。将东西长安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两侧的道路，将按照对中国革命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路、遵义路、延安路等。

在讨论中人们认为应该把一些带有封建、资本主义色彩的胡同、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如鼓楼至景山的道路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大街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路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但尽管如此，像西城、东城、宣武等区名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进行拨乱反正，北京街区的地名大多恢复到1965年时的状态。然而，人们并没有对北京街区地名承载着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性产生深刻认识。为加强北京市地名工作的统一管理，避免一地多名、一名多地、一名多写、随意命名或更名等混乱现象，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结合北京市具体情况，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市和各区、县人民政府陆续出版了《地名录》。北京市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凡以当地地名命名的车站、商店、旅馆、学校、剧院、居民委员会等的名称，一律要与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出版的《地名录》的标准地名一致。有关本市的地图、地形图、地图集（册）以及报纸、广播、电视、邮电和有关书刊插图等所用地名也要一律采用标准地名。

▲已消失的东观音寺街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大量新的居民区、商住楼等各种建筑物。与此同时，新的城镇建筑物名称也大量涌现。这些建筑物名称在商务活动、广告宣传、邮电通讯、日常交往中被广泛使用，具有明确的指位功能和鲜明的地名意义。但由于当时命名的随意性很大，管理工作又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因而在全国出现了建筑物名称较为混乱的情况，其突出表现是：崇洋媚外、崇尚帝王贵族色彩，如“巴黎不夜城”“凯撒康乐城”“伯爵中心”“皇朝山庄”“帝王酒家”等。还有用夸大其词、格调低俗，甚至用含义不健康的名称命名，如“花花公子商城”，名为“商城”，实则无城；用世界著名的大赌场“蒙地卡罗”命名的“蒙地卡罗山庄”等。这些混乱的建筑物名称，违背了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有关地名命名的规定和国际地名标准化的原则，不符合国家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给人们的生活和交往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并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94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布（1994）第38号令，指出：地名管理必须遵循地名的“稳定性”和“约定俗成”的原则。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应保持地名语词的相对稳定。地名的稳定性是由地名的固有性质决定的。稳定的地名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日常生活和交往。加强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稳定，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措施。

的确，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符号，是那个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标志，因此维护地名的稳定性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同时，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本身就应该有延续性，不能够肆意更改。只有如此，才能让其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古都，在这座古都里，既有有形的文化传承,也有无形的文化传承。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虽然一些有形历史形态和载体受到了破坏，但作为文化符号的地名,保存相对较好，为我们讲好北京故事奠定了基础。北京的地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接续着千百年的情感传承，它就像黏合剂一样，帮助人们构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它承载的是一种地域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体。如果说对文化的传承和认同是对文化根脉的一种敬畏，而北京街区的地名就是文化传承和认同的标识，应当把它好好地传承下来，让它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作者：王兰顺，工作于北京市档案馆。多年来，习惯以档案史料为依据，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进行实地调查，同时挖掘口述史料，然后躲进小楼整理，并悟言于一室之内，愿有一天能尽其用，也算是自得其乐了。

原文发表于《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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