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赣鄱地区古越语地名的遗存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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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底，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重大成果之后，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和行政果断决策，于2016年初在全省率先成立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协同创新，发挥历史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等学科优势，以学术科研主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将海昏侯墓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作为学校历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特色。
三年来，江西师范大学先后主办3次以海昏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为责任单位牵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开辟“海昏侯墓发掘与古史研究”专栏4期和“海昏侯笔谈”1期，共发表13篇相关论文，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海昏历史文化成为新设立的江西师范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史的特色研究方向之一。新出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1期）“海昏侯墓发掘与古史研究”专栏，发表了赵明教授2018年10月在“西汉昌邑王国与海昏侯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海昏”地名来源新探》。该文通过学术界关于“海昏”含义争鸣的辨析，从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等角度，分析了“海昏”历史地名的来源，认为“海昏”一词源于古越语，为“海昏”地名的来源及其含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随后作者又发表《再辨“海昏”之“海”》（《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水文化”专栏），着重从“海”作为古越语地名“海昏”的冠首词，不能用汉语语义进行解释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现将这两篇文章整合为《海昏：赣鄱地区古越语的遗存》一文，经作者授权推送，以飨读者。
海昏：赣鄱地区古越语地名的遗存
文/赵明
摘要：关于“海昏”的含义，学术界多从汉字训诂寻求答案，但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从先秦时期民族融合和民族语言的角度加以考察，“海昏”或为汉文典籍中保存的大量非汉族语言地名之一，是先秦赣鄱地区古越族地名在古代典籍中的记录。“海昏”作为一个地名，从其所处的区域历史文化、齐头式构词特点，并对照侗台语汉字地名意义进行考察，当为在今赣鄱地区的古越族聚落或城邑的遗存。“海昏”之“海”是齐头式地名的冠首字，或为没有实质意义的语气词，可与“昏”构成古越语多音节单字地名，与古越族部落名有关；或为古越语地名的中心词，对照古越族后裔的侗台语族壮语中“海”的“河滩”之义，可以发现“海昏”之“海”与缭河附近的历史地理环境相当吻合。从海昏地区紫金城遗址和昌邑城遗址的规模推断，以“海昏”为地名的聚落或城邑由來已久，应该先于海昏侯国存在。
关键词：海昏；海；古越族；侗台语
南昌汉代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在2015年底取得重大成果，西汉昭宣之际那段宫廷变局，以及刘贺生平等相关历史事件，又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海昏”也成为网络媒体热搜词汇之一。由于“海昏”是已经消亡的历史地名，除了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文物记载外，现代已经很少用到，了解其中含义的读者不多。所以，当海昏侯、海昏侯国、海昏县等专名进入大众的眼帘之时，“海昏”的含义不免引起猜测。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海”字印似乎也昭示着“海昏”的某种神秘性。笔者曾于2016年4月在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海昏”之“海”与“南海海昏侯”之“南海”辨》一文，初步考订古代南方没有将湖泽称之为“海”的案例。关于“海昏”之“海”究竟为何义？并未作出明确判断，仍需作出必要的考辨。几年来，关于“海昏”的含义，学术界有多种解读，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尚不能令人满意，姑且尝试再备一说，仅供读者参考。
一
关于“海昏”名义或含义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4种：
一是湖海方位说。
此说主要是把“海”解释为鄱阳湖或彭蠡泽，把“昏”解释为日落的西方。由于鄱阳湖在秦汉时期并未形成，汉代海昏侯国或海昏县的东面并没有像海一样的大水，海昏就是“湖西”的说法不攻自破。为了弥补海昏地区没有海一样大水的缺陷，又有学者以“海昏”为彭蠡泽西南方的解说。这一说从文字训诂上说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中国南方的湖泽一般没有称作“海”的，故“昏”也就失去了对应的方位。还有学者认为“昏”又通“婚”，把“海”释为“湖”“泽”，把“昏”释为“婚”。“海昏地望”系“总纳十川”。“海昏”并举，说的正是彭蠡泽的“父母”结合为其水源之地。“湖婚”之说虽然意指“海昏”是彭蠡泽的水源，但目前的海昏侯墓园距古彭蠡泽尚有近百里之遥，从这里到靠近长江的彭蠡是一大片区域，彭蠡水源处的聚落显然不止一处，为何单以此称为“海昏”？因此，未免也有牵强之处。不过，因为此说提出的时间比较早，而且通俗易懂，经媒体大肆传播，在一般大众人群中被广泛认同。
关于“海昏”之“海”的解释，早年还有学者认为是指“豫章海”。其根据是唐人徐坚《初学记》卷27《宝器部·珠》引伏无忌《古今注》佚文“明珠出豫章海底，大如鸡子，围四寸八分”，以为唐人称引古本《古今注》详及撰人，远较二百八十余年后的北宋辑本翔实，并认为“豫章海”即彭蠡泽；又引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地理·慨口》“今往来者，不究其义，以‘海口’称之，如云江、海之口也”，“慨”与“海”古音声母相同互通，而“昏”为“阍”字省假，“阍”即门，引申为门口，故民间称“海口”旧传相类。此说虽未引起广泛关注，却也在此公案中颇有影响。然而，《古今注》为汉代佚书，辑佚版本众多，所谓“豫章海底”显然是“豫章海昏”刊刻之误，“底”与“昏”形近而讹。
查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有茆泮林辑，伏无忌撰，题名《伏侯古今注》一册，出版者注：“此据十种古逸书本排印。”这应当是该书最全的辑佚本。其文曰：“明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鸡子，围四寸八分。（《初学记》、《御览》、《玉海》并同上。）”可见，持“豫章海”之说者认为唐代《初学记》“明珠出豫章海底”，比北宋《太平御览》“明珠出豫章海昏”更为“翔实”是没有依据的，恐系为错版《古今注》本所误。另外，从《古今注》其他条表述也可以看出，某处物产或奇异所在，一般记载有具体的地名，而不会泛指方位，因此不可能记载为出自某“海底”，故不存在“豫章海底”之说。认为“海”与“慨”古音相通，“慨口”是好事者谐音依附演义为海昏侯刘贺佚事而来，这一分析的确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按《水经注》记载：“其水（缭水）东北迳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吴曾所说“海口”是“如云江、海之口”，是“不究其义”，也就是说当地人不了解郦道元“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焉”的本义，以“慨”与“海”音同而称之为“海口”。民间的口误并不能否定缭水“东出豫章大江”的客观存在。“慨口”或“海口”都是指缭水注入豫章大江（今赣江）之口，而并非是缭水或赣水入彭蠡泽的所谓“海水”之口。因此，不能以“海口”之说来证明海昏地望紧靠彭蠡泽或鄱阳湖的西边。
二是政治贬义说。
此说将“海”训为“晦”，“昏”意指霍光指斥“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之“昏乱”相关，“海昏”即“晦昏”；或训“海”为“大”，“海昏”意为“太昏昧”，“海昏侯”得名于刘贺的大量昏昧不当之行为，应有特别的政治象征意向。此说把“海昏”名义看成由宣帝所封刘贺而来，那么海昏县亦因海昏侯而得名。这一说列举后世类似事例证明“海昏”之名具有贬义，有一定的根据，但有学者认为，封刘贺为海昏侯，本来是宣帝效仿舜封其弟象于有鼻，自然没有必要在封号上对刘贺再予以侮辱；还有学者认为，这种贬义的称号除了封国之外，还强加于一个行政县，甚不合情理，况且，东汉初年还有以功而授沈戎为海昏侯的个案，说明“海昏”不一定具有政治上的贬义。
三是自然环境说。
此说借用后世文学作品中“海气昏”的描述，认为海昏这个地名，既是表示江南卑湿的环境，也含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此说用后世材料解释上古地名，显然不符合史料运用原则，难以服人。如果作为参考，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类似“海气昏”的含义，直接用“海昏”一词用于描写天气、海浪等自然景色或环境的昏暗、险恶等诗句，不胜枚举，仅从宋代以后的诗词中就可以找到许多，例如：“畏途豺虎中原近，挟日风云四海昏。”“夜深更遣明月洗。瘴氛吹散南海昏。”“猿声专夜丹山静，蜃气横秋碧海昏。”“三山无迹云海昏，海上渺渺余仙源。”“肌肤冻冽手足雏，玉楼起栗银海昏。”“霞光照树丹丘近，蜃气成楼碧海昏。”“节旄正倚雄邉重，弓剑休嗟瘴海昏。” “苦雪狼山冻，惊风沙海昏。”“海昏潮未至，久待野塘边。” “杞忧常恐青天坠，槎路还疑瘴海昏。”“偃蹇停归骖天寒，海昏怒涛动孤客坎。”“八道烽烟涨海昏，万人征戍几人存。”“吴越烽烟涨海昏，城楼征客几销魂。”“海昏怒浪起，一叶东西倾。”“海昏天暝黯江尘，仗节捐躯共几人。”在文章中，也可用“海昏浪拍”来形容海上天色晦暗、风高浪急的凶险。其实，这种描写是不符合汉代海昏地区环境的，也不能用这些材料说明海昏地名来源的含义。一是汉代海昏地区并不是湖区，而是跟江南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属于卑湿的丘陵平原地带，环境跟所谓“海气昏”、“海昏”湖泊地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二是在海昏地区的东面，当时是一片水陆交织、港汊纵横、田园交错的平原，环境应该与海昏相同，都是属于卑湿地带，它却有一个十分明朗的地名“鄡阳”。这说明，海昏得名不是来源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三是所有用“海气昏”或“海昏”来描写环境状态的材料，都是出自唐宋以后的文学作品。显然，这些材料是不能用作解释上古地名来源的依据。
鄱阳湖区域的环境是经历了上千年的地质变迁，到宋代才逐渐形成。而海昏县治的消逝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据南宋吴曾考察，《豫章记》所说的海昏侯国在当时昌邑城东十三里（约今4.3华里），即名为“慨口”，“县（悬）列江边，出豫章大江之口也”。南宋时，昌邑城已属建昌县所在地，海昏侯国建制虽早已不存，然其都城旧址依然，仍在赣江边。但是，从《豫章记》和《能改斋漫录》案文表述推测，此时的慨口，很可能已经成为赣江在鄱阳湖的出口。说明这一带经过大水南侵，鄱阳湖在丰水期已经漫过《水经注》记载时期的豫章大江下游，到达缭水与赣江交汇处。可见，直到两宋时期，原汉代海昏地区才基本上呈现出湖区景象。
建昌县（今永修县）也自称为古海昏县。清光绪年间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董沛(1828—1895)曾将起居室命名为“晦闇斋”：“建昌，古海昏，于义曰晦闇，以是颜吾斋。”这位浙江籍官员对建昌滨湖一带环境颇为反感，其任职后即赋诗曰：“寓目生百感，滨河低下区。户口日以减，比年遘水灾。气象尙愁惨，真除得此官。”董沛在建昌任官不足一年，可能因为身体不能适应当地的环境，而改任上饶知县。他离职时写道：“建昌，古海昏也。海之义，曰晦，昏之义，曰暗。古人殆有取尔。光绪癸未（1883年），承乏斯邑，水则沌沌然，旱则虫虫然，民则营营然，官则汶汶然，晦象也，暗象也。坐卧之室，颜曰晦闇斋。不及期年，引疾去矣。”用“海昏”形容清代建昌的湖区景象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也容易造成以后世环境附会“海昏”之名，得出秦汉时期的海昏之名来源于环境晦暗的错误结论。
四是部族方国说。
此说认为“海昏”与西周青铜器柞伯鼎铭文中的地名“昏”有关,并从名称、铭文中涉及的地理位置、资源的争夺和地形地貌、文例等方面进行初步论证，说明柞伯鼎铭中的昏邑与考古发现的海昏侯国都城地理位置相合。
或从出土金饼题字“南海海昏侯”，认为“南海”是“海昏侯”的“海”字真正寓意；“昏”取古“昏冥”之义，合起来为“南海昏冥”，这才是“海昏侯”得名的本源或简称，不过是当时对边域诸侯国或部族命名的个例。此说具有一定见地，是探讨“海昏”地名来源的方向。但是，关于“昏”的地望，涉及周之“南国”与“南土”的含义，学术界争议颇大；如果将金饼墨书“南海”题字对照木牍书“南藩海昏侯”的重新释读，也有深入考察的必要；“昏”是否有可能与本应为双音节词“海昏”为同一个地名的省写，需要有佐证才能定论。
二
诚如有关专家指出的，“海昏”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其含义“不宜强自加以解说”。但是，地名来源一般还是有据可查，甚至是有规律可循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曾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认为“自古迄今，地名的繁杂，殆如恒河沙数，难以统计。这些繁杂的地名，追究其命名原始，皆各有缘由。仔细推敲，去异求同，则繁杂的现象中，或当有一定的规律”，并列举了27种县命名的来源。地名学家史为乐则概括县命名规律有8种：一是以民族、部族或古国命名，二是因历史事件命名，三是因历史遗迹而命名，四是因物产得名，五是因山水命名，六是以地形命名，七是以方位命名，八是表示吉祥或美好愿望。史念海概括的所谓命名规律，实际上是以陕西现存县名为例，说明县名的来源。这并不是对历史地名来源的考证原则。就像江西也曾有学者做过江西各县、市名称由来的梳理工作一样，目的是启发学者在坚实史料基础上进行地名的动态研究。史为乐之说则更具有概括县名命名规律的性质，尤其是将以民族、部族或古国放在县命名放在首位考虑，更值得关注。对照起来，学术界关于“海昏”地名含义的几种解释，除了政治贬义说之外，其他都应该都符合史为乐归纳的命名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规律之外就没有特例，但是，对于规律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长期深入探索之后所掌握的内在联系，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或本源。至于具体到历史地名的本源，又涉及到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需要综合考察方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尤其是对于上古产生的地名，以及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地名记录，更应该多方考察，才有可能找到地名的本源。日本学者山口惠一郎在所编著之《地名和地图》中指出：“历来语源的考证，可以说是地名学的主要任务，这个领域多半是属于语言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范围。”
上古时期的历史地名出现，首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其次是族群共同语言的形成。一个聚落的原始称呼，即在地理上指代该聚落坐标的词语，显然是建立在该地聚落居民的语言基础之上。不同聚落族群对同一地名语音表达应该是相同的，但这一语音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某一地名的含义在民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文字出现之后，其原始意义会发生一定的迁移或转变。不同民族对同一地名语音含义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或根本无法理解。如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就不能按音译的汉字来理解其含义，只有通过对原民族语言的意译，才知道它是蒙古语“优美的牧场”之义。这对于当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来说，汉字音译的地名司空见惯，但对于汉文典籍中的上古地名，如不考虑古代民族融合因素对地名记录的影响，则难以全面认识其真实含义。
因此，对于上古地名来源的考证，不能仅仅局限于汉字本身，而要结合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充分考虑语言文字发展变化条件在地名记录中的作用和影响。换句话说，某个用汉字表达的上古地名，未必就是汉族（华夏族）语言的记录。它很可能是某个其他民族早已通用的地名，只不过是在汉文典籍中以汉字的语音表达出来而已。“海昏”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但作为地名应该远远早于《汉书》写作年代，也应属于古代汉文典籍中的非华夏族（汉族）语言或曰“四夷”语言材料。
在先秦时期，华夏集团与周边氏族部落分属多个不同的族群。虽然经过长期的原始族群交往和民族融合，华夏族跟四周戎狄蛮夷各族的语言仍有较大差异。
《左传》记载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戎子驹支面对范宣子的指责，对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张衡《东京赋》：“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薛综注：“重舌谓晓夷狄语者。九译，九度译言始至中国者也。”周秦以来，从华夏族群在与周边其他族群交往日益增多，族群之间交往的语言障碍须通过翻译予以解决。《水经注》引应劭说：周边族群“反舌左衽，不与华同，须有译言，乃通也。”在华夏和四夷交往过程中，不仅翻译是必须的，而且在文字出现之后，华夏族在文本记录四夷的语言及其蕴含的各处人文、地理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从先秦华夏语言文字符号到秦汉时期的汉语汉字，所记录下来的戎狄蛮夷历史地名，往往只能保留其一定的语音元素，而其历史地名的真实含义，则不可能通过汉字的本义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后世。
这使得在古代汉文典籍中，保留了大量非华夏语言的文字记录。这些记录虽然有长有短，但都是在历史上实际使用过的真实语言材料。例如，比较典型的汉语典籍中长篇非华夏语料，如《说苑•善说》记载：“鄂君子皙泛舟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拥辑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州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垢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可见，船工越人歌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只是越人语音而已，不能从汉字本身考据其义。又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益州刺史朱辅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所作的“诗三章”，“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使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史称《白狼歌》。《白狼歌》全文44句，每句四字，共176个字。李贤注曰：“《东观汉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今本《东观汉记》未载《白狼歌》原文，所幸李贤注《后汉书》保留了当时用汉字记录的白狼“本语”，让读者可以读到“堤官隗搆，魏冒踰糟”等语音。但是，这些汉字从字面意义无法理解，只有经过翻译，才知道其“大汉是治，与天合意”等含义。研究者认为，这是用汉字最早被记录下来的上古藏缅语。
像以上用汉字注音的四夷语言材料，在古代汉文古典文献之中，更多是反映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汉语音译上。《榖梁传·桓公二年》：“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这是说对待四夷的事物要按其原来的名称命名，而其事物本身仍按照中原的意义理解。具体到人物、地理，就是要用汉字注音方式来表述其名称，而不用翻译其四夷语言，也能理解四夷的人名和地名。这后来也成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对于汉文典籍中记载的古代地名，有很多是不能望文生义进行含义判断的。如《禹贡》中就有一些山川地名，历代注释家多都根据汉字本义予以发挥，在地理上却难找到可映证的实际山川。有学者以“黑水”“弱水”为例研究指出：《禹贡·雍州》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之弱水与黑水为同一条河。过去关于弱水之释名，轻音训而重义训，多释为河水较浅而羸弱无力，如说河水“不能载鸿毛”、“不胜舟楫”、“力不胜芥”等，与《居延新简》中所说黑水“河水盛，浴渡，失亡符水中”并不相符。实际上，雍州的黑水是对藏缅语地名的意译，弱水是音译，同指向藏缅语的“黑”，即今甘肃的黑河。
又如民族复杂、语言纷繁的古代西域，在今天新疆、甘肃这一带，曾经活动的许多民族都已经疏散。他们历史上曾经流行的佉卢语、维吾尔语、粟特语、吐火罗语、梵语、波斯语等都已经消亡，《水经注》记载西域的许多非汉语地名甚难考证，有的无法查实。河西走廊和青海一带，古代同时也是藏族（羌）活动的地方，所谓“河曲羌”的烧当、迷唐、钟存等部落中的非汉语地名，则可能属于藏语之系。还有不少地名不知其属于何种民族语言，如野虏、消铜城、列城等，郦道元当时就无法考证，只能说“考地说无目，盖出自戎方矣”。著名郦学家陈桥驿认为，郦道元对于各地出现的非汉语地名的解释，并不牵强附会地用汉字之义曲解，不像有些学者望文生义，如应劭在《汉书音义》中对“敦煌”的解释：“敦，大也；煌，盛也。”郦道元在卷二《河水注》中对一再出现的这个“敦煌”没有解释，估计也是个非汉语地名。其实早有学者指出，敦煌“是进入汉语的外来语词”。
非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在今江南汉族聚居的地区，上古时期都属于有别于华夏的蛮夷之地，很多保留至今的地名实际上都带有原始族群的语音元素。《水经注》记录了今天东南地区古代越族聚居区域的越语汉化地名，却因这些地名因后来迁入的汉人加上了许多穿凿附会的汉化故事，郦道元则无法正确解释其渊源来历。有的历史地理学家研究认为：“第一,这些古地名的音义都来源于另一个部族语言,同一地名往往用音近的不同汉字来记录, 第二,不能站在汉字的立场上望文生义,第三,自有不同于汉语的特点。但汉代以来,人们对这些地名往往囿于汉字,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如无锡, 应是古越语前加式地名,‘无’是发语词。 但是王莽篡汉后却改‘无锡’为‘有锡’,误把这个‘无’字当作‘有无’之‘无’。”因此，江浙一带齐头式地名都属前加式，例如，于越、于陵、于菟、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澨、句绎、姑苏、姑熊夷、姑蔑、姑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无锡、芜湖、无盐。古岭南一带（包括今云南、越南一带）的此类地名有：句町、苟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等等，都是用汉字记录的古越语地名。
这些地名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是冠首字类同，个别字虽然写法不同，但求之古音，则相合或相近；二是都属齐头式，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跟华夏族（汉族）地名命名习惯不同。这与现代壮侗语地名齐头式的特点完全一致。三是有的地名冠首字仍见于现代壮侗语族地区的大量地名中，如姑字（或写作古、个、过、歌等）冠首地名在今两广、越南多至不可胜数。以“个”为例，有广西的个漾、个榜、个陋、个宕；云南的个旧、个马；越南的个奔、个多、个内、个下、个螺、个那、个蔗等等。这些冠首字，也见于吴、越王的名字。如句吴、句践、句亶、余善、余祭、余昧、夫差、夫概、无余、无壬、无曎、无颛、无疆等。四是这些地名和人名的确切含义今天已很难考证。不过，对于其冠首字，学术界有几种解释，有的认为它只是古越语的发语词而已，不具有实际含义；也有的学者认为，古越语地名的冠首字“夫、余、句”等，不仅具有实义，而且是中心词（古越语中心词在前）；还有的学者从壮侗语角度对这些冠首字进行解释，认为其实际意义是古越语“此处”或“某处”的意思。
虽然对古越语地名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但以上研究成果足以说明，对地名中的汉字含义，不能简单地用训诂学解释其字面意义。
三
具体到“海昏”，从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可以初步判断为非汉族地名在汉文典籍中的记录，追溯海昏侯墓附近的古代城址的历史年代，也基本上可印证这一判断。
第一，“海昏”一词，与古代汉文典籍中保存的四夷语料一样，字面意义不符合汉语语境，但可以通过其所处地域的历史特点，判断其源于某一其他民族语言（如古越语）的地名。
在上古时期华夏族（汉族）尚未到达的地区，那里原始族群已有的聚落地名已经存在，只不过没有文字记载，直到汉文化播及，才有可能将其记录在典籍之中，所记录的地名当然只有以汉字来表达，但这个原住民所称呼的地名含义，是不能够从汉字的本义来理解的。在今江南汉族聚居的地区，上古时期都属于有别于华夏的蛮夷之地，很多保留至今的地名实际上都带有原始族群的语音元素。江西先秦史考古和历史研究已经表明，在汉文化尚未到达的赣鄱地区，和江南大多数地区一样，都属于所谓蛮夷聚居区，与华夏语言、风俗有明显不同，汉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大量文献和考古材料已经证明，先秦江南一带是古越人聚居的地区。古越文化以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在鄱阳湖及赣江中下游（赣鄱区）为分布中心都有大量出土。
尽管古代江西地区越族的来源尚未形成定论，有土著说，有外来说，但据学者研究，“春秋一代，尤其是早期，整个今之鄱阳湖到赣江流域依然是越族控制着”。赣鄱区是古越族的聚居地区当无疑义。古越人分众多部族，史称“百越”，在赣鄱区的或为“扬越”或为“干越，可能还有其他部族，在秦伐“百越”的过程中，他们纷纷据险顽抗或逃避山林，留在赣鄱平原聚落的往往被镇压或降附为郡县编户齐民。由于文献记载缺失，加之后世彭蠡泽水南侵成为鄱阳湖，古越族遗址、遗迹沉入水底难以考察，在赣鄱区域汉化过程中，古越族史迹逐渐被淡化。
不过，考古学者在许多赣鄱地区汉代墓葬中仍发现了带有古越人特征的遗存。历史地理学者则透过若干地名中古越语底层成份，看到了赣鄱地区古越人历史的影子，《汉书》记载的豫章18县中的“余汗”就是一个古越族地名的典型例子。此外，学术界公认的在江南地名中大量存在的“步”或“埠”，也多为百越地区古越语底层成分遗留，其义为“竹筏”、“渡口”、“舟船停泊处”。《水经注》卷39《赣水》载，赣水北去，际西北历“度支步”，又迳郡北有“津步”，又东北迳“王步”，说明赣江下游流域很早就是越人聚居区域。“步”虽为越语，但这些地名的词序表达已变成汉语，即专名在前、通名在后的齐尾式。这不是古越人的原始地名，但不排除是古越人地名在长期汉化使用过程中，由原来的通名齐头式逐渐转变为齐尾式，甚至将汉语词义植入古越语地名，如“津步”两个字都是“渡口”的意思，“津”是古汉语，“步”是古越语，同义音异并存，反映了古越人汉化的进程，以“埠”作齐尾式的地名，则是古越地名的汉化表现。在今新建、永修、安义、奉新、靖安等县（区），属于汉代海昏县范围，这一带仍旧保留了大量如石埠、长埠、会埠、万埠、宋埠、涂埠、灰埠等地名。从这些地名判断，这里为古越人聚居区域当无疑义。
针对《汉书》记载的“海昏”一词的含义，目前学术界有较大争议，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是从汉字训诂出发，脱离了先秦赣鄱地区尚不属于汉文化圈的客观史实，与史实印证得不到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所以众说纷纭。因此，要从民族融合史和民族语言的角度来考察，将其放在先秦赣鄱地区民族部落范畴中探源解说，“海昏”可能就不是汉字所表达的含义，或许是古越语地名的遗存。
第二，刘贺就国豫章时，赣鄱区已经是农业人口众多、水陆交通发达的鱼米之乡。海昏侯国的设立必定有原来社会经济相对稳固的基础。
诚然，确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在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之前，我们没有看到‘海昏’作为区域名、聚落名出现的迹象。”豫章郡设立在汉初，但豫章郡18个县的具体建制时间已无原始材料可考。后世古籍或今人所述海昏县建于高帝五年或六年等，其实都是以豫章郡设立时间进行推论，虽可参考，但确定设县时间则不足为据。不过，在判断海昏县和海昏侯国设立时间孰先孰后时，仍可以做一些具体分析。按“海昏”为政治贬义说，豫章郡18县平均户数只有3747户，《汉书·地理志》将其排在18县靠后的第14位，不是豫章郡户口数量居先的县，可以推知在元康三年(前63年)，即使当时已经有海昏县，其户口应当是达不到“四千户”的数额的。也就是说，海昏侯刘贺得封时，不可能有承载“四千户”人口的“海昏”县或规模更小的以“海昏”为名的“乡邑”等聚落形式存在。“海昏侯国”因原有“海昏”地名得其名号的可能，也大致可以否定。但论者也指出：刘贺受封为海昏侯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其软禁在昌邑故宫是汤沐邑两千户或三千户还多出一两千户，这比一般的王子侯所封食邑要多得多，说明建立豫章郡设立海昏侯国前这一带有发展较为充分的经济实力。
《汉书·地理志》把海昏县排在豫章郡18个县的第14位，名次靠后，但并不代表海昏在这18个县中的社会经济实力靠后。据《地理志》所记，豫章郡18县平均户数只有3747户，然而，豫章郡18个县的人口分布显然不会是平均的，不能用平均户数来考量当时各县社会经济总量的强弱。
秦汉县的设立的基础往往不同。有的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人口较为集中的聚落而设立，有的是因为边境安全需要或战略地位特殊而设立，当然也有两者兼而有之。有学者指出：“豫章十八县分布的特点，一是依凭自然形势，靠近江河湖泊；二是分布密度小，地区间置县不平衡；三是军事战略意图明显，边防地位突出。”除了沿赣水溯流而上设县之外，18个县中的南野、赣、雩都、庐陵等赣江上中游设县基本上都是水路交通中的军事要冲，盱江上游的南城是为防止闽越沿江北上而设置，赣西北的艾、建成、宜春则是控制豫章郡和长沙郡交通军事据点，分布稀疏，说明当时的赣南、赣西北和赣东南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仍然十分有限。只有处于平原丘陵地带的南昌、彭泽、鄱阳、余汗、历陵、柴桑、海昏、鄡阳等8县，即今赣江下游至鄱阳湖区域是豫章郡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居民十分集中，都是因可控人口增长而设置县。这里的南昌、彭泽、鄱阳、余汗、历陵、柴桑、海昏、鄡阳等8县处于赣鄱平原，户口应该超过18县的平均数；处于今赣南、赣东南和赣西南人口稀少的赣、南埜、雩都、南城、艾等山区县，显然会少于平均户数。可见，豫章郡18个县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赣鄱平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今泛鄱阳湖区在秦时设有番县，是秦朝在今江西地区为数不多的有确切记载的县份之一。秦汉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足万户的设长。吴芮曾为番县令，说明番县是超过万户的大县。研究者认为这里地靠长江、彭蠡泽，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既是鱼米之乡，又拥有铜矿、黄金等矿物资源，因而成为江西历史上开发最早、发展最快，并藉此带动整个江西发展的地区。“彭泽、鄱阳、历陵、柴桑、海昏、鄡阳六县，是在秦置番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区域中的余汗县，既是古越人早年聚落，又是秦伐“百越”时的重要战略据点。同属一个区域的鄡阳县，地名出现较早，《史记》卷91《黥布列传》谓英布被“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研究者认为《索隐》：“番阳鄡县之乡”，当如《汉书》颜注作“鄡阳县之乡”。既然鄡阳县是黥布被杀之地，说明该县或在汉初即由番县之乡升格设立。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较快，先秦就存在的名为“海昏”等古代聚落，到汉初也有可能形成了一定户口规模的经济中心。这样，汉代从户口密度较大的番县划分出若干以原有聚落为中心增设新县，形成新的县域经济区势在必然。所以，在海昏侯国设立之前，这一带应基本具备了满足其食邑所需的立国基础。在汉初以番县分置新县时，以原有聚落地名命名为海昏县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地理志》豫章郡18县是根据设县的先后顺序排名，鄡阳位列在海昏之后，那么，海昏设县应在鄡阳之前，至少是同一时期，说明其在汉初设县的可能性极大。
从户口数量判断，海昏在刘贺封侯时的元康三年(前63年)，户口应当超过了“四千户”，才能满足海昏侯食邑所需的定额。这说明，海昏到西汉中期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富庶的县域，是这一区域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海昏”地名记载虽然在刘贺封侯时才被记录下来，但不排除海昏县是汉初在原有同名聚落基础上设立的可能。而这不见记载的海昏聚落，与秦代就有记载的番、余汗两地同属于春秋早期就是古越人聚居的赣鄱区，也应是古越人的聚落。因此，海昏地名可能来源于古越族的语言。
第三，在赣鄱区古越人的地名和越国地名一样具有齐头式特征，如“余汗”就是一个古越族地名的典型例子，“海昏”也具有齐头式地名特征。
一般而言，古越语地名的判定标准有三：一是这些地名出现在百越居住区；二是通名冠首的齐头式；三是汉语难解而与壮侗语言、壮侗语地名相通。以此标准来看，首先，“海昏”地名出现在百越地区是可以认定的。其次，“海昏”是不是冠首的齐头式地名？从未有地名学家或历史地理学家进行研究，可作一些初步地探讨。
所谓齐头式地名，是指古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语地名一般为两个汉字，而且往往将确定不同地理实体的类型的通名放在地名的前面，而把用来区分同类型中地域的位置和范围等专名放在后面，这与汉族地名表达方式正好相反。如古越语或壮侗语中的汉字“那”是“田”的意思，于是就有“那拾（牛）”、“那汉（鹅）”、“那收（青蛙）”、“那幸（石头）”、“那布（泉水）”、“那六（水车）”、“那黑（官员）”，等等，用汉语语序表达应该专名在前通名在后的齐尾式地名：“牛田”、“鹅田”、“蛙田”、“石田”、“水车田”、“官田”，等等。考之“海昏”亦有如齐头式地名特点。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以“海”字冠首的县，琅琊郡有海曲（在今山东日照）、东海郡有海西（在今江苏连云港，原作海曲）、会稽郡有海盐（在今浙江海盐）、临淮郡有海陵（在今江苏泰州）、辽西郡有海阳（在今河北滦县）、乐浪郡有海冥（在今朝鲜海州）等。然而，“海”这一汉字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江浙一带多为沿海地区，受汉化影响，原古越语带有“海”字的地名中也很可能掺杂了汉语含义，或者是用汉语“海”字重新命名，需审慎对待。
如“海阳”，《史记》记载是汉初越族功臣受封之国。按《索隐》：“海阳，亦南越县，《地理志》阙。”其地望当在今广东，而史志明确记载广东设海阳县（今潮州）是东晋时期。这与《汉书·地理志》所载辽西郡海阳县地望明显不同。其地名按汉字本义可解释为“海水之北面”。历来史家对“海阳”地望尚难有定论，说明以汉字字义解释“海阳”实属牵强。又如“海陵”，本是越国属地，周代即有“海阳”之称，后改为“海陵”，按汉字意义诠释为“海边高地”，这一说亦颇受质疑，其地名含义仍不清楚。再如“海曲”，东周时期曾为越、莒、楚、齐所占领，西汉郡国并治，为海曲县并邻城阳侯国。在日照市境内有海曲故城。经考古调查分析，海曲故城遗址面积有0.4平方公里。有人认为“海曲”这个称呼，“很可能汉以前就存在了，之后被承袭了下来，一直到汉代为正史所记载”，并按字面意义据《辞源》“犹言海隅，谓沿海偏僻的地方”。不过，这里在龙山时代就是海岱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之一。西周时为封国“莒”所在地，同时还有东夷古国并存。有人认为“夷”字在古越语中是“大海”的意思。“东夷”即“东海”。东夷是西周的劲敌，所处区域也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海曲”未见得就是因沿海偏僻而得名。而“海盐”，原本吴越之地，传秦始皇登秦山望“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故而命名海盐县。但“海滨广斥，盐田相望”的类似记载是《史记·夏本纪》“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汉书·地理志》作：“海、岱维青州：嵎夷既略，惟、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师古曰：“潟，卤碱之地。”“广潟”就是“厥田斥卤”的意思。显然，史汉并未专指海盐地名。最早将海盐和地名联系的是南陈顾野王《輿地志》：“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吴煮海为盐，即盐官县境也。”汉代海盐县有盐官，汉志注曰：“故武原乡。有盐官。”三国吴时设盐官县（在今海宁），是以官为地名。可知海盐县所处原地名是武原，海盐县应为秦统一六国后才有汉语地名。东海郡“海西”，汉志原作“海曲”，但清代考据学家认为“海曲”是“海西”之讹。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上有“海西”县名而无“海曲”，或可印证考据学家的判断。“海西”在商周时期亦属东夷方国所在，与中原交往颇多，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地名按汉字之义释为“海水以西”，可能为后起。《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之说。“海冥”亦因地靠大海得名，其义如“海昏”，或可推衍出数种含义。
综上，《汉书·地理志》所载这些冠首字为“海”的地名，大多因地处海边或近海地区，在字面上与海有关而未曾引起异议，但实际上原始地名中未必都有汉语“海”的含义，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其中一部分“海”字的含义难以定论，不能从训诂中得出准确的意义。如“海阳”、“海陵”、“海曲”等地名的方位、含义，就汉字本身而言，可能跟大海没有关系，只是用“海”来注音。但因这些地方靠近大海，在区域汉化进程中，它自然被认为是汉语“海”的意思。除了位于朝鲜的“海冥”不论，这些冠首为“海”字的地名或曾出于古越人聚居区，或是被越国征服的地方，或为越人更早的氏族部落，所以，这些地名中的“海”字，有的具备古越语冠首字构成齐头式地名的条件。不过，由于在后来汉化的过程中，其部分地名受到中原语言影响，加之靠近大海，以汉字“海”表达的地名音义结合紧密，本由汉字音译古越语，进而转为古越语音与汉字音义同构，使得原有古越语地名转化为汉语含义理解。解释沿海地区的“海”字冠首地名尚且如此，内陆地区的“海昏”之义难以考究，也就不足为怪了。“海昏”这一地名本处于没有海的内陆，后人却将湖泊附会成“海”，对其冠首“海”字予以曲解，这就掩盖了“海”音下的古越语的含义。如果把部分“海”字冠首的地名认作古越语地名中的通名在前的齐头式，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海阳”、“海陵”、“海曲”虽然靠海，但地名可能跟大海没有关系，只因这些古越族相关区域靠海，在汉文化的传播中，人们用“海”等汉字把原有的古越语地名记载了下来而已。所以这3个地名具备古越语冠首字构成齐头式地名的条件。以此为参照，不靠海的“海昏”之“海”更可认作古越语地名中通名在前的齐头式冠首字，由此也可反推“海昏”是保存在汉文典籍中的古越语记录。
第四，作为古越语地名的“海昏”之“海”，汉语字义是无解的，而在古越语中有两种可能的含义。
在古代文献中，尚未有见到南方湖泽有称之为“海”的例证，而北方内陆湖泊之所以有称为“海”的，是因为汉族形成以后，北方民族的匈奴、蒙古语言中“湖”的发音与汉族“海”的发音相同或相近。汉文典籍中记录北方湖泊名称时使用与北方民族同音的汉字，比较典型的就是《汉书·苏武传》关于贝尔加湖的记载，以“北海”两个汉字进行音译。本来这里的北海没有“海”的含义，可自从《汉书》这样记载以后，人们不明白其原始含义，也逐渐将北方民族聚居地区的湖称之为“海”。所以，在古籍中，贝尔加湖名称有多种记载，如北海、柏海、小海、菊海、于尼陂、柏海儿湖、白哈尔湖，等等。其他北方湖泊在汉文典籍中记载为“海”的，大体也能找到北方少数民族称呼“湖泊”的影子，至今蒙古语Hyyp[haip]（湖）与汉语“海”的语音仍然十分相似。地处南方的“海昏”之“海”显然不是“湖”的意思，也无法通过从“海昏”二字本身去理解实际含义，不能仅凭这两个汉字就望文生义，而应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充分考虑“海昏”是上古时期原住民留下的地名音译之可能性。
虽然一些古地名汉字无法通过本字的训诂得到合理解释，但语言学家可以根据上古汉语的拟音反推出当时古越语的发音，再根据同为古越语后裔的侗台语族（如壮侗语）等，来探测上古汉语中地名可能的原始含义，如前所述历史地理学家关于江浙一带古越族地名及其含义的判断就是这样作出的。
如果“海昏”是以“海”为冠首字的古越族地名，其含义在汉语中本来无需追究。如果一定要解释其在古越语中的含义，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其一，可按照齐头式地名是发声词来理解。《左传·襄公十年》孔颖达疏引服虔云：“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句吴”就是“吴”，“于越”就是“越”。其特点是，其他冠首字的发语词性质也都可以一一考见。“海昏”之“海”如果是仅为发声的冠首字，那么“海昏”在古越语中就是一个多音节单字地名，中心词是“昏”，“海昏”很有可能是一个古越族部落的名称，用汉语表示，亦可以省称为“昏”，这与部族方国说可相互印证。
其二，更多的例证显示，古越语地名冠首字可作为中心词来理解。按照这一研究观点，论证“海昏”地名的含义，需要从壮侗语的汉字地名中找到对应的例证。这个地名冠首的“海”字在壮侗语地名中并不多见，目前有明确解释的仅找到一例：海邱，南宁市宁明县（今属崇左市）洞坡村公所驻地东北。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建村。“海”是壮语haij的谐音，意为“河滩”。“邱”是raeu的近音，意为“枫树”。因在明江河滩边枫树坡上建村，故名。有71戶，680人，均壮族。“海邱”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枫树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地名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齐头式。在宁明县地图中还有处于明江流域的海渊镇、海湾村、海板村、海零村、海白村等地名，均不见《广西壮语地名选集》著录，或为壮侗语料考证不足，或其本身就不是壮语，难以揣测。此外，越南也有海阳、海防、海端等以“海”为冠首字的地名，这自然是越语地名的汉字表达，尽管后世受汉语影响，其越语含义是否也因地名靠海而转化为汉语含义，需要汉越语言学者和地名学专家予以解答。以此为例再看“海昏”，如果是属于古越语地名，“昏”在壮侗语中含义尚未找到对应的例证。不过，与古越语意义相通的壮侗语汉字“海”为“河滩”之义，则与海昏县（海昏侯国）所处地理环境十分吻合。“海昏”可能就是因建在缭水边某处与“昏”相关的河滩而得名。这一点，足以佐证“海昏”地名来源于古越族原住民。海昏县应该是以原古越人聚落或城邑为基础而设置的，设置时间显然早于刘贺受封海昏侯国。“海昏”地名本身并不具有贬义。至于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是不是把“海昏”理解为贬义词有意加封于刘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五，海昏县城邑或海昏侯国都城，有可能是在这一带古越族原住民聚落或城邑基础上，接续筑造而成。
在海昏侯墓园附近有两座汉代城邑遗址。
一是在海昏侯墓园东北有一汉代紫金城遗址，据初步探测面积达3.６平方公里。城址的城墙遗存大部分地面可见，仅东南部城址被铁河乡镇区的住宅区占压、破坏。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外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南部内凹)，长2037公尺、宽1759公尺，城内水路相通；内城位于外城东部，推测为宫殿区，平面呈长方形，长约500公尺、宽185公尺，总面积约0.0925平方公里。城址四面均有城墙，护城河围绕在城墙外侧。根据汉代江南生产力水平，如此大规模的汉代城址建设，如果没有原有聚落作为基础，很难想象能够在刘贺就国后的短短三四年内完成。
另一城址是在新建区昌邑乡鄱阳湖西岸的游塘村，距海昏侯墓园以东偏南直线距离约10公里处。
上世纪60年代调查时，古城东西长600公尺，南北宽约400公尺。全城呈盆地状，南面城墙已被改为圩堤，西面城墙破坏严重，东面和北面城墙保存尚好。北墙正中有两个相距约4公尺而略高于城墙的驼形土堆，疑似城阙所在。城墙平均高约10公尺，基宽约12公尺。城之四角皆高于城墙，且堆土较多，皆呈厚基圆锥状之土墩，可能为角楼或碉堡之类的建筑物遗迹。在土城四周墙上及东城墙基散存有很多大型粗绳纹板瓦。板瓦有灰色和红色两种，火候均很低。据调查者判断，此土城遗址即文献所述的古昌邑城。按此土城周长计算，古城面积仅为0.24平方公里。这与汉代普通县域城邑规模相当。
古代城邑的出现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如前所述，在秦汉时期，赣北包括彭泽、鄱阳、海昏一带的鄡阳平原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鱼米之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赣鄱流域是一个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代青铜文化重要区域。具体到西汉海昏中心区域的今新建区铁河、昌邑等地，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带汉代城址的调查表明，在铁河陶家山紫金城和昌邑游塘村土城遗址，都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遗物。紫金城“土城内已是高低不平的耕地和少数现代墓葬，在耕地上和城墙内发现了不少的绳纹版瓦和瓦当。发现了许多印文陶片，器形有双耳陶罐、陶盆、陶尊、陶缸等，还有青瓷片、铁器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网结纹、叶脉纹、米字纹等。从遗物判断它的延续时间是从战国晚期到东汉的遗址”；在游塘村土城“发现了汉代的版瓦，还有少数战国至东汉时代的墓葬”。
这说明赣鄱文化源远流长，反映出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因此，紫金城和游塘土城都不可能是刘贺南迁时凭空筑造，而是在这一带原有聚落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拓展、逐渐扩张而建立的经济或政治中心。然而，紫金城和游塘城筑造于何时？究竟哪一处是昌邑城？昌邑城得名于何时？这两座土城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究竟哪一个才是西汉海昏县城或海昏侯国的都城？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材料进一步相互印证，才能得到解答。
据《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按礼制，城邑规模是有等级规定的。汉代也形成了首都——郡（国）城——县（侯、邑）城的三个等级，一般县城周长都在1000——3000公尺左右，也就是在0.06——0.5625平方公里左右。海昏县城和海昏侯国都城本不应例外。但目前探测出紫金城遗址的面积达到了郡（王国）城邑的规模，如果这是海昏侯国的都城遗址，可能跟跟刘贺特殊身份有关，但实际情况仍有待紫金城正式发掘以后才能认定。而游塘土城面积与普通汉代县城面积相当，故这一城址是为刘贺就国豫章时的海昏县城遗址可能性更大。它更有可能是在这一带古越族原住民聚落基础上筑造的城邑。如果这一推论能得到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材料支持，结合“海昏”地名来源于古越语的判断，则更能证明在海昏侯之前已经有名曰“海昏”的县城，海昏侯国乃得名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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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赵明
本期编辑：黄卿
终校：代婷婷
审订：赵明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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