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 ——以从化温泉为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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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以从化温泉为例
//文/李鹏 封丹
提要：最近三十年出现的地名研究的批判性转向，使地方命名的政治过程成为地名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从化温泉这一著名旅游地的地名变更过程的研究，对我国地名变迁的政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一个地方的命名是一场复杂的政治经济角力过程。“从化温泉”这一地名在历史的演变中拥有了令人瞩目的“符号资本”价值，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不同尺度行动者积极争取的对象。处于上层尺度的行动者通过政治事件与营销不断累积“从化温泉”的政治符号意义，使其成为国家尺度的地方范畴。而处于下层的地方政府则通过地名转移使用赋予“从化温泉”以新的地方意义。在这场围绕地名的争夺中，地方社区与地名的历史联系被边缘化甚至消除。
关键词：地名；地方；文化政治；从化；温泉
对特定地域的命名，是“地方”（place）的社会生产的重要实践。梅西 （Massey） 在关于空间与文本关系的著名论述中提到，“文本”（text） 具有驯化“空间”（space）的强烈倾向，人们在通过文本去理解一个地方时，会受到“文本”的驯化而倾向于采取一种静态、封闭的观念去解读“空间”。他认为要克服这种“空间被文化驯化”的问题，就需要认清空间、地方和文本三者间的互动关系，采用一种动态、开放的观念来理解地方。梅西的观点得到西方地名研究者的广泛响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地名研究的重点置于地方命名的政治过程，对地名实践中的社会与政治斗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不再是仅将地名视为特定地理空间的指代物。
在这次批判转向发生之前，西方学者对地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地名的收集与编目。传统的地名研究对待地名犹如植物学家对待标本一般，其研究兴趣主旨在于对地名的罗列、分类以及地名起源意义的解读。泽林斯基 （Zelinsky）曾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地名研究都处于地理学研究的边缘地位。“传统的地名研究不外乎是对地名的收集、分类、溯源，极少探究地名与其所处外界人文环境间的联系。”
实际上，对地名的批判性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萌芽。卡特在其经典著作 《The Road to Botany Bay》 中就提出，地方的命名在生产“地方”的过程中植入了文化意义和社会权力。他对殖民地的研究发现，殖民者通过对殖民地的更名创造出新的空间内涵，将一个异质、无序的空间转换为可以被殖民者认知与开发的客体。此后，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探讨了殖民者的强权如何对被殖民地的地名系统进行消除、边缘化和调整，以及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广泛出现的重新对地方进行命名的政治浪潮。这一阶段对于殖民地地名的批判研究的重点在于地方命名的政治过程，即人们如何通过谈判和竞争获取对地方命名过程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之后，地名研究开始关注地方命名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地方命名被视为一种构建民族性和国家认同的策略。这一阶段研究聚焦于地名变迁过程中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和不同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政府权威如何通过构建新的地名来倡导某种特定的历史和民族认同。2000 年以后，批判的视角更加多元，比如将地方的命名作为性别、种族和商业化景观的社会生产而给予新的审视。有的学者注意到地方命名的权利日益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被用于表达公司和私有化的公共空间的权力诉求。更有学者认为地名拥有“符号资本”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被作为制造精英与平民间的社会差异和社会地位的工具。
国内的地名研究被视为历史地理分支领域。与西方传统的地名研究类似，国内也有部分地名研究者聚焦于对不同地区的地名的分布与分类研究上。除此之外，朱竑等在对广州市的地名演化的研究中发现，自然景观的转变、经济体制变化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型都是广州市地名改变的原因；王茂军等人则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了居民对于北京城地名的认知规律。但是，西方最近三十年出现的批判转向还没有引起国内地名研究者的重视，国内学者对地名研究的重点还是对地名的整理、分类及词源解读，缺乏对地方命名的社会过程和权力关系的关注，缺乏从政治视角对地方命名过程的审视。实际上，我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规模宏大的地方文化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于城市营销需要或行政管理的政治考量而发生的地名变更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了部分国内地理学者的关注。但是，对地名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缺乏突破，传统的词源解读和分类研究依然是中国地名研究的主流范式。传统的研究范式不仅跟不上各地频繁的地名变更的节奏，也缺乏理解地名变更背后的故事的能力。西方地名研究的批判转向为考察我国近年来的地名变更现象提供了新的启示，从对词源和分类的关注到对地名生产的政治过程解读，这一批判性的视角将使地名的研究进入到文化地理的核心命题，即地方意义的生产、再生产以及争夺。批判视角的地名研究，其重点是透过地名的历史变迁过程，剖析地名生产与再生产的政治与经济背景，并揭示地名变迁的文化政治。本文试图通过从化温泉这一著名旅游地的地名变更过程的案例分析，尝试对我国地名变迁的政治进行一次批判式的探究。与传统的地名研究中对于行政区、聚落和居民点对应的地名的关注相比，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解读从化温泉这一地方称谓在从化的变迁和意义的再生产过程。对地名的意义再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的解读，是本文所采取的文化政治分析的主要逻辑线索。
从化温泉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从化温泉作为一个地名，虽然历经行政区划变更和范围的调整，但业已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地方称谓。其所涉及到的当今的行政区域范围属于从化区温泉镇与良口镇，总面积 741.5 km²。从化的温泉资源分布于从化的良口镇与温泉镇，两处温泉出水点相距约15 km （见图1）。温泉镇的温泉开发较早，因此被称为老温泉，良口镇的温泉开发较晚，被称为新温泉。从化温泉是我国著名的温泉风景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因“温泉”而得名，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著名旅游地。经过近80年的发展，从化温泉这一地名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是研究我国旅游地地名变更的典型案例。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档案分析、深度访谈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笔者于2009年3月8日至 5 月 30 日对从化温泉地区进行了第一轮的详细调查，期间调阅了广东省政府、从化市政府及各下属职能部门历年有关从化温泉的政府批文与档案记录共计128份；期间对广东省政府、从化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官员、温泉企业的经营者、当地社区精英等共计28人进行了34次的访谈。2013年9月22—25日，笔者再次前往从化进行了补充调研，主要是跟踪调查了从化地名近期发生的变化，并补充了对本地居民的深度访谈。
3.1 从“热水塘”到“从化温泉”
老温泉所在地古时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原名“青龙头”。当时的村落旁有九处温泉泉眼自然涌出，其大者积水成塘，称“热水塘”。1933年西南航空公司常务委员刘沛泉与好友陈大年、梁培基等人考察从化，发现青龙头温泉泉眼甚多，便开始着手开发从化温泉事宜。其间，时任从化县县长李务滋与刘、陈、梁三人合资成立“从化温泉建设促进会”，在流溪河边的泉眼处树立刻有“温泉”字样的石碑，供游人沐浴。“促进会”还通过吸收会员的方式开发从化温泉，一时间广东的军政要员纷纷成为促进会的会员，并在从化温泉风景区投资建设。至1936年，从化温泉风景区“别墅林立，中外人士，到游者冠尽相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温泉风景区的建设停止。经过1934年至1936年这一时期的开发，从化温泉已经取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3.2 老温泉：温泉疗养院
1949年10月，从化县解放。1952年5月，44军把原接管温泉地区的官僚资产移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华南分局接管后即筹建华南干部疗养院，后改名为广东省干部疗养院。1953 年，广东省政府在从化温泉设立第二招待所，后改名广东温泉宾馆。1958年，广州军区在流溪河西设立温泉招待所，后改名广州军区从化接待处。广东省干部疗养院、广东温泉宾馆和广州军区从化接待处三家大单位是建国初期从化温泉开发建设的主力军。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从化温泉风景区先后接待了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美国、前苏联等国家的代表团，一时间成为闻名世界的温泉疗养地。这一时期的从化温泉成为了国家干部疗养和接待外宾的专属地。广东省干部疗养院的物业主要集中在流溪河东中北部，广东温泉宾馆的物业主要集中在碧浪桥头及流溪河西北部，广州军区从化接待处的物业则集中在流溪河西南部地区（见图2）。70年代河西地区更是一度被划为军事禁区，凭证通行。在这一阶段的封闭管理中，原先居住在温泉附近的大塘边和高寮两个自然村18户村民也在土改过程中被迁移到河东南的大围村。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中的从化温泉再次迎来开发的高潮。原先由三家大单位封闭管理的从化温泉开始逐渐走向开放，从广东省到从化县的各级政府部门纷纷在从化温泉建设了自己的疗养院和招待所 （图2）。这一阶段建设的温泉设施主要包括从化中旅社酒店（从化县商业局）、邮电修养楼 （广东省邮电局）、供电招待所（从化县供电局）、省水电疗养院 （广东省水利厅）、房管休养楼 （广州市房管局）、广州市公路局疗养院 （广州市公路局） 等。这一阶段的密集建设，使得从化温泉楼房林立，整个从化温泉景区内充斥着各级政府机构设立的疗养院和招待所。虽然很多疗养院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倒闭或改制，但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从化温泉疗养院和招待所名称一直延续到现在（见表1）。
3.3 新温泉：从化温泉养生谷
新温泉所在地距老温泉以北约 15 km 处，靠近 105 国道。20世纪70年代之前，温泉出露在流溪河东侧岸边，以本地社区使用为主。周边的自然村也因此地有温泉水而取名热水村。1993年3月，中联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发电厂、中大岭南培训学院联合投资，选址良口镇糖料村创办广东英豪学校 （原名中华英豪学院）。1993年7月，英豪学校向从化县提出开发“温泉第二城”的建议。9月，从化县政府联合中华英豪学校成立“良口温泉资源勘查开发领导小组”，立即开始了对良口温泉资源的勘探测量，并划定“第二温泉城”的规划占地面积为12 km²。1995年8月，从化县政府成立了新温泉管委会（后改名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并同时成立新温泉旅游发展总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统一管理良口温泉的开发建设及资源管理工作。流溪温泉管委会委托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从化流溪温泉总体规划》，划定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总面积18 km²。随后，流溪温泉管委会对外招商引资，于1999年引进广州市宣传文化干部培训中心在新温泉辖区内建设文轩苑，2002年引入中南空管局在新温泉建设培训基地，后改名碧水湾度假村。随着新的温泉酒店的进驻和开业，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的知名度倍增。
2003年，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的新的规划将规划区面积从 12 km²扩大到28 km²范围，并对新的规划区重新命名为“从化温泉养生谷”。2004年10月，从化市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联合组建从化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建设实施社会化管理，采用代建制、项目管理的模式；市区之间的关系，操作上采取“市区（县级市） 二级、以区为主”模式，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主要负责“总体组织策划、计划资金统筹、方案标准预决算审核和对上的报批和协调”工作，从化作为项目建设实施管理实体，主要负责项目执行、现场管理等工作。项目开发至今，广州市累积投资12.8亿，完成征地拆迁2916亩，回收国有土地5宗，面积271亩，广州亚运会马术场馆基本建设完成，成功引入华熙温泉酒店，侨鑫集团商务度假区项目。在养生谷的建设中，项目办对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范围内涉及米埗村、塘料村、高沙村、良明村、塘尾村等5个行政村采取异地安置的整体搬迁方案。搬迁涉及35个自然村，5877 人。移民安置区建在良口镇鸭洞河北岸，紧邻105 国道，与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相连，占地面积约 700亩，2009年建成，并取名“碧水新邨”。
4.1 作为“符号资本”的“从化温泉”
从化温泉的发展史是一部构建“从化温泉”价值的历史。从一处名为热水塘的乡野之地，发展演变成世界闻名的“从化温泉”，地名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赋予了“符号资本”的意涵。从化温泉的符号资本的成功创建与各个时期的上层阶级在从化温泉的活动密不可分。1933 年“温泉”二字的命名就是由时任西南航空公司常务委员刘沛泉、时任从化县县长李务兹等人创建的“促进会”在从化立景观石所题。之后，“促进会”更是通过上层阶级内部的号召吸引了一大批民国达官显贵入住从化温泉，兴修别墅会馆，这其中就包括了时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之女胡木兰等。民国时期达官显贵们在从化的行动赋予从化温泉特殊的符号价值，使其成为一个超脱于周边乡野环境的地方。
从化温泉在民国时期获得的符号价值在建国后被新的政权所继承，并通过建设疗养院的形式发扬光大。建国初期，从化温泉因为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而被称为中南海的“冬都”。在20世纪70年代，从化温泉甚至设置了军事管理区，严格限制一般人进出从化温泉。这种空间区隔的做法在计划经济年代再次凸显“从化温泉”的特殊政治意义。改革开放之后，从化温泉被赋予的政治含义依然是其构建“符号资本”的重要资源。在温泉地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广东温泉宾馆在2008年专门制作了解说牌立于接待过国家领导和各国元首的松园一号、松园二号等别墅门前，此举无疑有效的凸显了“从化温泉”与其他温泉地的区别。
除了政治符号价值之外，从化温泉对其水质“珍稀”的论证与宣传也是构建其符号价值的重要手段。在民国时期，“促进会”就曾请岭南大学德国籍医生柯道对从化温泉的温泉水质进行化验，并发布公告称从化温泉水拥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元素，并把温泉水盛在玻璃瓶内在广州出售。建国之后，从化温泉在对外宣传中一直沿用了“从化温泉是与瑞士温泉齐名的珍稀温泉”的宣传用语，强调从化温泉水中的氡含量的医疗效用。2010年，从化为证明温泉水质的“珍稀”性，专门邀请世界温泉及气候养生会联合会 （FEMTEC） 对从化温泉进行审核，并授予从化“世界珍稀温泉”的称号。从化温泉的“珍稀”形象与大众对养生、健康的价值理念的不谋而合，更加凸显了“从化温泉”的符号价值。
可见，“从化温泉”因其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光环与“珍稀”水质带来的有益形象，共同赋予了“从化温泉”特殊的符号价值，并在地名中得以体现。而这种附加在地名之上的符号价值成为各方争夺与斗争的场域。
4.2 地方命名背后的尺度斗争
当“从化温泉”作为一种符号资本呈现之后，立马成为不同尺度的行动主体间竞争的稀缺资源。谁有权力使用“从化温泉”这一地名以及在哪里使用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焦点。在从化温泉地名的争夺中，处于不同尺度的疗养院（宾馆）及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较量是争夺的主要线索。从化温泉从建国以后陆续进驻了来自国家不同层级部门的疗养院 （宾馆），他们都通过积极的行动在从化温泉的历史与环境改造中添砖加瓦。比如广州军区从化接待处曾经划定的军事管理区，广东温泉宾馆用于接待国家领导和国外元首的松园一号等，都成为塑造“从化温泉”地方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此以外，广东省政府在1970年代设立从化温泉管理处，1988年成立从化温泉风景区，1988年从化成立温泉镇等行为，都是意图通过各自尺度内的行动将“从化温泉”纳入不同尺度的意义范畴之中，从而获得对“从化温泉”的支配权。
在从化老温泉，省级的疗养院（宾馆）通过尺度上升的策略成功地将“从化温泉”归入了国家、省属等高层级的尺度意涵。广东省温泉宾馆、广州军区从化接待处等省部级疗养院（宾馆） 在建国初期就确立了其在从化老温泉的主导地位，不仅继承了民国遗留的建筑遗产，也通过国家领导人和国家元首等事件将“从化温泉”的国家形象进一步延展。在这种情况下，从化地方政府试图设置温泉镇将“从化温泉”纳入地方管理的目标一直难以实现。在从化新温泉，地方政府则通过地名的的转移使用，成功的再造了“从化温泉”的地方意义。鉴于“从化温泉”的意义在老温泉已经被固化在国家与省级尺度之上，从化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在良口镇开发新温泉绕开省级的疗养院（宾馆）对土地、水权等核心资源的控制，另一方面又使用“新温泉”、“流溪温泉”、“温泉养生谷”等文本意义近似的地名分享了“从化温泉”的符号资本，并通过新温泉的二次开发，为“从化温泉”增加了属于地方尺度的新意涵。
由此可见，一个地名的出现和意义变迁，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和特定历史所塑造的（如图3所示）。作为行动者的人和机构又通过对环境的主观改造和对历史事件的创造中主导了地名的意义再生产。而人与人所支配的机构是具有政治性的，即从化温泉中出现的各级政府和疗养院都受到其所处不同尺度政治身份的影响。因此，从化温泉的地名政治在当时的背景下变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尺度政治。
4.3 被交易的地方文化认同
本地社区在从化温泉的地名争夺中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要。正好相反，从化温泉的本地社区构成了从化温泉地名来源的重要历史。比如，老温泉曾经有村名为大塘东，意为“热水塘”之东。又如，新温泉的热水村，就是因靠近温泉出水口而得名。这些久远之前的地名，就如温泉水本身一样，是温泉地被命名以及后期发展的基本人文环境。遗憾的是，这些曾经的温泉地名的使用者在温泉地的发展中基本丧失，或者更准确的说，交易了他们对温泉的地名使用权。
比如，1950年代，广东省干部疗养院在土改过程中通过分配土地的名义集体搬迁了大塘边的18户村民，搬迁至大围村后，大塘边这一历史上的村名便不再存在。又如，新温泉在搬迁安置新温泉区域内的的村庄过程中，将新建成的安置区取名碧水新村，此名与新温泉辖区内最大的温泉企业碧水湾度假村同名，却与既往的五个行政村下辖37个自然村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村庄的易名在本地社区并没有引起关注，大家关注的焦点不外乎是拆迁补偿的土地利益问题，传统地名的丢失俨然只是土地拆迁补偿过程中的小插曲。但是，笔者认为本地社区在地名变迁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排斥与被边缘化的被动角色，之所以地名的丢失没有引起社区的抗争，是因为在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土地利益的条件交换有着比地名更为重要的意义，虽然后者会对当地社区的集体历史认同带来颇为严重的影响。
从从化温泉地名的变迁可知，一个地方的命名是一场复杂的文化与政治角力过程。地方的命名、更名以及地名的转移无不与权力紧密相关。正如米歇尔所言，它反映了“一种身处景观之外又定义了景观的权力”。地名在不同社群竞争对其的命名权中变成了竞赛、争论和谈判的场所，地名斗争的结果对社会影响显著，因为地名不仅是社会权力的产物，本身也是获得社会权力的工具和资源。从化的案例中，“从化温泉”这一地名在历史的演变中拥有了令人瞩目的“符号资本”的价值，旋即成为中国体制社会中不同尺度行动者积极争取的对象。处于上层尺度的行动者通过政治事件与营销不断累积“从化温泉”的政治符号意义，使其成为国家尺度的地方范畴。而处于下层尺度的地方政府则通过地名的转移使用寻求赋予“从化温泉”以新的地方意义。值得讨论的是，“地名战争”在西方社会往往是弱势群体对强权开展的一种符号抗争的策略。反观国内情形，“地名战争”的交战双方俨然成为不同尺度下掌握了权力与资源的政府机构，地方社区与地名中的历史联系被边缘化甚至消除。本来是最有斗争合法性的本地弱势群体，反而成为了袖手旁观者，坐山观虎斗，任由国家部门争先恐后对地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进行再定义。中国目前出现的与西方迥然相异的地名斗争现象，笔者认为有两种解释：或者，本地弱势群体缺乏意识到地名象征其文化认同与历史牵连的能力，麻木处之；或者，弱势群体虽然意识到地名变更的文化意义，但在与之纠缠的经济利益的利诱下断然不顾。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后一种可能，留待后察。
同时，本文所采用的对地名变迁的批判性解读，为考察经济大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各地的地名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透过这一视角能够将地名研究纳入到有关地方意义与争夺的文化地理的核心论题中去。具体而言，地名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地方的空间和资源的争夺，地名的赋予与改变代表着领域分割及权力的更迭，是空间边界与实体的争夺与协商。当然，本文对从化温泉的地名剖析中所发现的乡村社区消极应对“地名争夺”的问题及其原因还有待更多的批判性的国内地名研究给予检验与探讨，除此之外，城市内部的地名再生产过程和机制与乡村环境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地名研究可以继续深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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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地理》2015年第2期
作者：李鹏 封丹
选稿：常宏宇
转化/编辑：郝志坚
终校:李露萍
审订：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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