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地名研究

文/陈桥驿

      中国土地广袤，历史悠久，自从甲骨文的时代开始、就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地名。几千年来，我们积累的各种地名,是一个无法估计的巨大数字。巨量的地名，假使没有历代以来古人的整理，这对后代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幸的是，中国从先秦起，就有研究地名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虽然随着朝代的嬗递和领域的扩大，地名数量日益增加，但是由于先秦以来的地名研究传统，使后代对不断增加的地名,进行不断地研究整理，从而获得了举世罕见的成果。

     先秦以来中国的地名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第二是地名的沿革变迁研究，第三是地名的渊源来历研究。从先秦文献到两汉文献，记载了这三个方面地名研究的大量成果。这些文献，不仅为后代的地名研究奠立了基础，而且也为后代的地名研究创造了一种典范，赋予了一项责任。让后代学者明白，地名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不断増加的地名，假使不及时研究整理，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现在将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简要的阐述。

01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

     首先是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也就是把每一个地名进行定位。这是古代地名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其所获得的成果也最为丰富。对于后代来说，古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实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一下，假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千千万万地名，都没有地理位置的考证和记录，那么，面对这一大批无法落实的地名，我们将会束手无策。不仅是对于地名学研究，对于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和实际工作，都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当然，每个地名的出现，原来都是有地理位置的。但是古代不可能像现代一样地用有经纬网格的地图落实这些地名的精确位置。即使有地图，当时的粗略示意图，估计也收容不了这许多地名。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文献。正是由于这些古老的文献，使这一大批距离我们最邈远的先秦地名免于流离失所。现在我们尚可披检的有关地名的先秦文献，主要有《诗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吕氏春秋》、《越绝书》等。在两汉，主要有《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尔雅》等。这些文献为我们积累了古人研究地名的地理位置的大量成果。古人采用各种方法让地名定位，其中用自然地理实体如山岳、河川、海洋等以确定区域、城邑等等地理位置，是先秦文献中常用的定位方法，而《禹贡》是这方面很杰出的一 种。《禹贡》是我国人假托夏禹治水神话的作品，虽然所谓“九州”绝非夏时疆域，但作者以自然地理实体来确定每一州的地理位置，这是“九州”之名能够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例如“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等，兖州、青州、徐州等州名，就这样以海、泰山（岱）、济水、黄河等自然地理实体作了定位。《职方》把黄河作为 豫、兖、冀三州的定位依据。即“河南曰豫州”，“河东曰兖州”，“河内曰冀州"。《兖氏春秋》对“九州” 的定位，比《职方》又进一步，它不仅依据黄河，而且还依据济水和汉水，即“河、汉之间为豫州”，“两河之间为冀州”，“河、济之间为兖州”。用河流为 “九州”定位的研究到汉代的《尔雅》就更趋完善, 它不仅扩大了对黄河、济水的定位依据，并且涉及 汉水和长江，即“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济东曰徐州”，“江南曰扬州”。

       “九州”在当时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地理区域， 其地名属于虚构。既然虚构的地名可以用自然地理实体定位，那么，实际存在的地名，当然更可以 借助于自然地理实体以确定它们的具体地理位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国第一批出现的都会，就常用这种定位方法：“邯郸，亦漳、河之间一 都会也”，“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司马迁就这样用漳水、黄河、勃海、碣石山、泰山等自然地理实体为一批古代都会确定了地理位置。从《禹贡》到《史记》，先秦和两汉的文献，在它们对地名的研究中确立了以 自然地理实体为地名定位的典范。

      如上所述,“九州”是虚构的地名，但自然地理实体却是稳定少变的，所以“九州”虽然虚构，由于为它们定位的自然地理实体的稳定性，它们也因此长期地稳定下来。既然“九州”地名获得稳定，它们就反过来成为各种自然地理实体如山岳、河川、 湖泊之类的定位依据。早在先秦，《职方》就釆用了这种定位方法，其所记叙的“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它记叙的“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济，其浸维、庐。”各种自然地理实体如会稽山、 县区（太湖）、泰山、大野泽等等,都按“九州”的境域各得其所。既然像“九州”这样的虚构地名可以把许多山岳、河川收归己有，则确实存在的区域地名，当然可将这个区域内的一切自然地理实体以它们的名称进行定位。例如《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城县：“阳城山，洧水所出”，常山郡石邑县：“井隆山在西，洨水所出”。这样，汉代全国的大量山名、水名，都同阳城山、涛水、井隆山、洨水一样, 以当时实际存在的郡县确定了地理位置。与《汉 书》同时的《说文解字》也釆用这种方法让自然地理实体定位，例如“葛峰山，在东海下邳”，“巀嶭山，在冯翊池阳”等等，不胜枚举。《汉书》和《说文》为以后一切正史、全国总志、地方志等作出了范例，全国多多少少山水陂湖井泉，都为相关的 州、郡、国（郡国、侯国）、府、县、邑确定了它们的地理位置。此外，从《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历史上多多少少州、郡、国（郡国、侯国）、府、县、邑，都按《汉志》釆用的方法，以辖属关系，确定了它们的地理位置。

     除了上述利用自然地理实体和各级行政区划作为地名定位的依据外，古人也采用计算几个地名之间的里程来确定这几个地名的地理位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都是这样。《南山经》说:“南山之首曰誰山，招摇之山”，从此，分别以里程列举了堂庭之山、演翼之山、木丑阳之山、柢山、窗爰之山、 基山、青丘之山、箕尾之山共十座山名，最后把各山之间的里程总和作为这种地名定位的总结：“凡誰山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穆天子传》中出现的许多地名也都是用里程定位的，例如此书卷四:“自阳纤至于西夏氏， 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氏至于珠余及河首，千又五百里”。当然，这些先秦文献所提出的里程数字， 如我在拙著《郦道元评传》中所说，“其间包括了大量的假设和想像”。是并不可信的。在先秦文献中，用里程作为地名定位依据的唯一可信的著作 是《越绝书》，此书卷二《吴地传》与卷八《地传》两篇，如前人所论,具有地方志的性质，其所记叙的是今苏州和绍兴两个小地区，诸如“虎丘北莫格冢，古贤者避世冢，去县二十五里”（卷二），“浦阳者，句践败失众懑于此，去县五十里”（卷八）。例子 甚多，不胜枚举，都是比较可靠的。不过，即使是 《山海经》和《穆天子传》那种明显虚构的里程，但其方法还是值得称许的，因为这是一种计量的方法，用以作为地名定位，具有更大的精确性。这种方法对后世的地名定位研究有很大影响，六朝以降，中国的大量地理书，常用里程数字为地名定位，由于这一时期的地理书和以往不同，都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实践基础的，因此这些文献所提岀的里程数字都是比较可靠的。在没有经纬网格地图 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里程数字的方法，让 大量历史地名获得相对准确的地理位置。

     中国古代的地名定位，还有一种在世界地名学史中唯我独有的地名定位方法。即是以山岳或河川的相关位置，作为与之紧邻的城邑的定位依据，即《谷梁》僖公二十八年所载的：“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这就是中国地名中至今大量存在的所谓 “阴阳地名”，地名本身就表示了它的地理位置。既 然《谷梁传》记载了这种地名的命名方法，说明由来已久。在最古老的先秦文献之一《诗经》上，这种 地名就常有岀现，如“在南山之阳”（《召南・殷其雷》），“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秦风・渭阳》），“居 岐之阳”（《大雅》闷宫》）等等。《穆天子传》也是这 样，如卷一 “北循摩沱之阳”，卷二“赤水之阳”等 等。这种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地名定 位方法，后来就广泛应用，甚至用于域邑以外的区 域地名,如《史记•货殖列传》“泰山之阳则鲁，其 阴则齐”。当然，在数量巨大的历史地名中，这类地名毕竟还是少数。

      除了用“阴”、“阳”表示地理位置命名外，其他还有不少经常用于表示地名位置的词汇，例如《诗 ・周南・汝土贵》:“遵彼汝土贲”，《诗・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诗・王风・葛齬》:“在河之浒”。《穆天子传》卷四：“黑水之阿”，“阳纤之东尾”等等。这里的“墳”、“奥”、“浒”、“阿”“东尾”等，都代表一定的地理位置其常常用以确定地名的定位。至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等方位词，在古代地名上更为习用，不必赘述。

02地名的沿革变迁

     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各种地名，特别是政区地名的沿革变迁。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沿革变迁造成大量的一地多名，假使不及时系统整理，就会使后代人面对大量存在的异名同地、异地同名等情况茫然无措。通常认为沿革变迁的研究即所谓历史沿革地理始于《汉书 ・地理志〉，其实，在《汉志〉以前，先 秦文献中已经注意到地名的沿革变迁而加以记载，例如古本《竹书・纪年》魏今王下：“二月，城阳、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正是由于地名变迁在先秦早已开始。所以《汉书 ・地理志〉才有必要加以整理研究。与《汉志〉一样，《说文解字〉在这方面 也有所注意。例如此书卷六下邑部：“邺，故商邑”，"邠，周太王国“邹， 鲁县,古邾国等，都记及了这些地名的沿革变化。当然，《汉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全书收录了一千多个县邑地名，其中凡是因沿革嬗递而涉及地名变迁的，它都把这个 地名从其原始一直记载到班固编纂此书以前，即王莽改易的地名为止。例如京兆尹华阳县:“故阴詈,秦惠文王五年，史名宁秦，汉高帝八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有祠，隙州山，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这样一条寥寥四十余字的牌耳，实在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杰出成果。它以著名的西岳华山将华阴县作了定位。特别重要的当然是対华阴县的沿革变迁和盘托出,从其原始地名阴晋.直到王莽改易的华坛。在这五百多年之中，一个县邑的地名变迁，让后人一目了然。所以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王朝嬗递、更迭频仍的国家，《汉志》确实在地名的沿革变迁研究整理中，为后代作出了重要的典范。从此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和全国总志如 《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都把地名的沿革变迁作为重要内容。清李兆浩汇集历代正史地理志的州、郡、国（郡国、侯国）、县各級地名，按韵目编辑成《历代地理志韵编今》一书，总结了清代以前政区地名的沿革变迁，成为一种研究 地名变迁的重要文献。此书之所以获得重要成就，追本溯源.仍然应该归功于《汉书•地理志》的发端。

     除了政区地名的沿革变迁以外, 《汉书・地理志》也记及各种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变迁。例如右扶风武功县下：“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敦物。皆在县东”。这条文字说明，《古文尚书》记载的终南山和敦物山，在汉代已改名为太壹山和垂山。《汉志》对于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变迁的记載，对后代也是一种重要的启发。因为在历史上，这类地名的改变也相当頻繁的。所以在后代的文献中也同样重视这类地名的研究整理。北魏的《水经注》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我在拙著《〈水经注〉记载的 一地多名》—文中，曾经举过一些河川、山岳地名的例子。此书卷二十六《巨洋水〉经“巨洋水出朱虚县泰山，北过其县西”注：“巨洋水，即《国语》所谓具水矣，袁宏之谓之巨味， 王韶之以为巨蔑，亦或曰朐？弥皆一水也”。一条小小的巨洋水，却是一水五名。卷十八《渭水》经"又东过武功县北”注:“《地理志》，县有太一山， 《古文》以为终南，杜预以为中南也， 亦曰太白山”。这里，《水经注》所说的《地理志》即是《汉志》，前面提及， 在《汉志》中，此山仅举及一个别名， 而其实，此山到南北朝已是一山四 名。《水经注》记载的自然地理实体 地名的变迁，显然是继承了《汉志》 的传统。

03地名渊源来历的研究

     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地名渊源来历的研究。前面已经提及《谷梁》僖公二十八年 “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方法，这既是古代地名定位的方法 之一，同时也为历史上存在的许多 “阴阳地名”说明了渊源来历。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越绝书》在这方面是很有价值的。此书卷二《吴地传》和卷八《地传》中，曾对三十几处地名的渊源来历作了解释，例如《地 传》练塘条:“练塘者，句践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到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这里，除了以比较可靠的里程为这些地名定位以外，并对锡山、炭聚、炭渎、练塘四个地名，按“各因事名之”的命名方法, 说清了它们的渊源来历。又如"朱 余”条:"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里”。这一条，短短十余字，除了 “去县三十里”的里程数字为"朱余”确定了地理位置以外， 并且说明了这个地名的渊源来历， 是因为这里为古代越国的盐官所 在。十分难得的是，在"朱余”的地名解释中，为后代保存了一种稀罕的 古代语言知识：越语“余”就是汉语 “盐”。让后世研究越国地名可以举一反三，如余姚、余杭、余暨（今萧山） 等濒海的古代越语地名，它们都和盐有关。

   《汉书・地理志》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例子，在前面京兆尹华阴县条下,就按“山南水北”之例说明了华阴县的地名渊源。京兆尹的另一地名霸水条:“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 。金城郡的河关县条:"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敦煌郡、敦煌县的瓜州条："地生美瓜”。这样解释地名渊源，文字简单，寓意明了。当 然，在《汉志》的全部四千多处地名中，对渊源来历作出解释的不过四十多处。说明当时地名研究的重点还在于地名的定位和沿革变迁方面，对渊源来历还不十分重视。不过在《汉志》 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开始有所发展， 应刣在其所撰《集解汉书》、《十三州 志》、《地理风俗记》等著作中，收录了这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在《集解汉书》中，他对《汉书・地理志》所载地名中的约一百六十条作出了渊源来历的解释，而《地理风俗记》和《十三州志》中，据 《水经注》所引及的（因为 此二书都已亡佚）近三十条。应刣解释的地名，其中有些是很有价值的，例如《汉志》辽东:郡险渎：“朝鲜满都也，依水险，故曰除渎”。这种解释，从地名渊 源说明了这个城市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形势。又如 《汉志》广平国斥漳县："漳水出治北入河，其国斥卤，故曰斥漳”。从这条解释中可以见到黄淮平原在两汉时还存在许多沼泽地的情况。当然，在应刣解释的地名渊源中，也有一些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我在本刊1998 年第3期发表的《论中国的非汉语地名》一文中曾举他所解释的敦煌为例: “敦,大也;煌，盛也”。这就是一个把非汉语地名按汉字望文生义的错误。但应该说，他所解释的地名，大部分还是正确的，在两汉解释地名的风气初开之时，他的著述,对后人具有启发的意义。

     东汉以后，地名研究中对于地名渊源来历的解释获得学者的进一步重视，于是，解释地名的著作纷纷问世, 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东晋初期的地理学家和地名学家郭璞，他为多种古代地理书作注，撰有《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尔雅注》等书，其中大量 内容就是注释地名，特别是地名的渊源来历。他在《山海经・海内东经》

   “注渤海入齐琅槐东北”下注云：“凡山川或有同名而异实，或同实而异 名，或一实而数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历代久远，古今变异，语有楚 夏，名号不同，未得详也”。不是对地名的渊源来历作过悉心的研究，是说 不出这番道理来的。他为《尔雅・释水》中的不少地名作注，其中就有杰 出的例子。

“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

“铜盘:水曲如铜盘桓也”。

    上列马颊和胸盘，是《尔雅・释 水》对《禹贡・兖州》”九河既道”的解释。《禹贡》记及的“九河”、“三江”、 ”九江“，三个数词地名，“九”和“三”其 实是多数的意思，并非实数，但《尔雅》和其他一些古籍，认为“九河”就 是九条河流，并且提出了九条河流的名称，马颊和铜盘就是其中的两条。而郭璞则用河口三角洲的自然景观解释了这两条河流的地名渊源，其实 正是《禹贡》的原意。

     以上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三个方面，从先秦到两汉，在这三方面的研究都已奠定了基础，涌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两汉以后，地名研究的风气大开，承先秦、两汉的余泽，研究成果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专业化的地名研究著述开始问世，晋杜预的《春秋地名》和京相玮的《春秋土地名》 ，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北魏郦道元所撰的《水经注》，是熔上述三个方面的地名研究于一炉的杰岀典范。所以刘盛佳教授称道此书是“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此书收录的各类地名，为数约在二万上下，不啻是一部从先秦到北魏的地名词典。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说，此书确是面面俱到， 前无古人。例如在地名的定位方面， 此书査清了许多《汉书・地理志》和 其他文献所遗漏的地名，并且考实了 它们的地理位置。像卷二十二《渠水注》的淮阳郡，卷二十九《沔水注》的牛渚、姑孰二县，卷十四《次水注》的临沒县，卷三十二《决水注》和卷四十 《禹贡山水泽地篇》的金兰县等，都是《两汉志》失载的郡县地名，卷三十五《江水注》的沌阳县，卷三十六《沫水注》的护尤县，卷三十七《澧水注》的渠深阳县，卷三十九《赣水注》的豫宁县等，都是《晋书・地理志》失载的晋建县名。《水经注》都一一加以补正 定位。例如它的《两汉志》失载的牛渚、姑孰二县的考证："《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孰、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迳牛渚而方属石城也”。这里，郦道元正面纠正的是《水经》"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的地理位置之误，而实际上，他不仅补充了牛渚、姑孰这两个《两汉志》失载的县名，并且用“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的方位和里程数字为这两个失载县名确定了地理位置。《水经注》所补正的其他地名大率类此，不再赘举。

     在地名的沿革变迁研究中， 《水经注》也补充了《汉书・地理志》的不少遗缺。例如《汉志》在沛郡相县下只有一句话：“莽曰吾符亭”。其实，相县从先秦到王莽，沿革变迁相当复杂，为《汉志》所失记。《水经注》卷二十四 《雕水注》为此作了全面的补充："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 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汉武帝元狩六年， 封南越桂林临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

    从上述《汉志》的相县一条中，可以看到《水经注》在地名研究中所下的功夫，它不仅从先秦到西汉已经三易其名，而且还曾在汉武帝时代成为侯国。在这方面，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曾经指出：“汉初功臣侯者四百余人，其 封邑所在，班孟坚己不能言之， 郦道元注《水经》，始考得十之六七”。班固距汉初不过二百余年，而郦道元距汉初达七百余年，但他在汉初候国的沿革变迁研究中远远超过班固，充分说明了《水经注》在着方面的卓越贡献。

     在地名渊源来历的研究中，《水经注》的成就更远胜前代。全书所解释的 地名为数达二千四百余处之多。不仅解释了大量汉语地名，并且解释了不少 非汉语地名。我在拙著《论地名学及其发展》一文中，曾经把《水经注》所解释的地名，按其渊源来历的性质分成二十四类，列表举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水经注》以后的一千四百多年中，中国的地名研究，主要仍然集中在上 述三个方面，已经积累了十分可观的成果，为我们今天的地名研究建立了雄厚的基础。缅怀古人的辛勤研究，今天的地名工作者,有责任加倍努力，继续发掘和整理前代的研究成果，促进当代地名研究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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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陈桥驿

文章来源：《中国地名》

2000年 第6期

选稿：常宏宇

转化编辑：方梦瑶

终校：刘优华

审订：伍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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