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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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关键词：云南；汉语地名；汉族移民；民族构成
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不同时期，每一区域内生活的民族，为了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都会用本民族语言来命定自己生活和认识范围内的地物或地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可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但不同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因特定的历史原因而命定的地名却能残存下来，反映着某些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所以，地名可能成为我们追踪一个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力佐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汉语地名在云南兴起的原因、时代及特征等，对云南历史发展及民族构成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明代以前云南汉语地名的历史考察
从文献的角度看，最早记录云南地名的文献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
汉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深入，一批带有统治者经营理念的汉语语义地名在云南应运而生，如益州郡、永昌郡、兴古郡、建宁郡、河阳郡等等。与此同时，众多的汉族官员、军士和屯垦者进入云南，云南出现了第一次汉族移民高潮，开始有了以汉户为主的定居聚落，甚至有出现了具有汉族姓氏为特征的南中大姓，但我们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之类的正史，还是《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地方文献都未能找到明确冠以汉族姓氏的地名。
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即云南的南诏、大理国至元代置云南行省期间，各种文献记载的云南地名，虽然反映了不同时代云南历史的特征，如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曾经历重要的“白族化”过程，大量的地名以中古白语命定，如太和赕、苴咩赕、越析诏、浪穹诏等等。元代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云南有的地名曾用蒙古语称呼，如鸭池(今昆明市)、哈剌章(今大理)、察罕章(今丽江)等等。与此同时，不同民族在自己活动范围以各自语言语命定的地名而留下的记载也越来越多，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稳定；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征越来越突出；各民族聚集的分布区域越来越明晰。
随着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入，从8世纪开始至14世纪间，云南各地以汉语语义命定的地名也逐渐增多，甚至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南诏、大理地方性、民族性政权统治云南的时期，其高层政区地名就主要是汉语语义地名。如南诏的七节度：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开南、银生节度，基本上都有明确汉语语义，可清楚的看到南诏统治者这类设治的目的在于“开拓东境”、宁定北界、镇戍西边、开辟南疆的统治理念。此外，南诏的战略重地也多以汉语命定地名，这些地名的汉语含义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这些具有战略意义地区的重视，也反映了南诏统治在这些地区实施统治的政策、措施和经略思想。樊绰《云南志》卷一《云南界内途程》所记安南通南诏路从贾勇步(今云南河口)至安宁一段有12个重要站口，其中有7个明显是汉语语义地名，即南场馆(今建水)，滇南战略要地；曲江馆(今建水曲江镇)，古代云南的至越南交通重站；通海城(今通海)，南诏曾设通海都督于此，统摄滇南广大地区；晋宁馆(今晋宁的晋城)、拓东城(今昆明市)、安宁馆(今安宁市)均是南诏镇抚滇中、开拓滇东的战略重镇。统治者以鲜明的汉语语义词汇命定或替换原来云南古民族语地名的趋势，从南诏、大理国时期延续到元代，未见稍减，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地方性民族性政权和中央王朝统治云南命定地名或修改地名的主要发展方向。元代的中庆路、开南州、威远州、广通县、富民县、昆阳县、新兴州、建水州等都属于这一类。
分析明代以前汉语命定云南地名的情况，不难看出几个重要特征。其一，这些地名体现着不同时期的统治集团经略云南的方针政策，或开辟南疆，或威镇远方，或富民兴州，或修建水利等等，反映了统治者针对云南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民族的实际，采取不同的措施，实行分区治理的特点。其二，明代以前，云南以汉语语义命定的地名主要是正式设治区的政区地名，如南诏的七节度、二都督，元代的主要路、府、州、县，大多都以汉语命定。其三，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覆盖区域都比较广阔，绝大多数属于较大区域的通称地名。其四，汉语语义命定地名的现象还集中在具有战略意义城镇、交通要站和军事开辟居民点等地区。反映了这一时期，统治集团以点线相连的方式控制云南的各级政权组织、战略重地和交通要道的统治方针。其五，虽然汉语语义地名已经成为统治者命定云南地名的主要方式，但是除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镇聚落外，下层基层组织和居民聚落的地名仍以当地民族语地名为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前有组织的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主要是官员、军队，他们集中屯居于行政中心城镇、战略要地、交通沿线，主要围绕中心城镇和交通干线活动，尚未深入到云南当地民族的广大聚集区。
云南省大理州诺邓古村
二、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兴起
在云南这样传统的当地民族世居地区，汉族姓氏地名兴起的先决条件是汉族移民达到一定规模，新增大量的汉族移民聚落，其中部分新增聚落具有汉族聚族而居的特点。汉族移民聚族而居的基本条件有三：一是移民达到一定的规模，有能力深入到中心城镇和交通沿线之外的当地民族聚居区定居，形成相对连片的、有一定范围的定居分布区；二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移民进入一些适宜于农业生产而开发尚不饱和的地区定居，能够以小规模或家族组织形成从事定居农业开发生产；三是内地汉族社会的家族或宗族制度移植到新开发的汉族移民定居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云南汉族移民区内的基本社会结构，产生了以一姓氏聚族而居的汉族村落。这三个基本条件，云南是在明代才基本具备的。所以，明代云南汉族姓氏地名伴是随着汉族移民在一定范围内聚族而居的现象出现而出现，伴随着移民聚族而居的发展而发展。
云南最早以姓氏命定的地名出现在唐代。《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姚州条说：“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内人多姓姚，故置姚州。”姚州原为汉晋时期的青蛉县，西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由于李骧等寇扰宁州，宁州刺史王逊遂遣姚岳将兵征讨，大胜，遂定居于此。姚岳为云南郡人，由此名震一方。三百年后，唐代将青蛉改称姚州，表明以姓氏冠名的地名开始在云南出现，其中可看出姚氏的繁衍，因其地“多姓姚”。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唐宋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曾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夷化”历程。对于聚居姚州的姚氏，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汉族移民的后裔，却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仍是汉族。所以，“姚州”的设置仅标志着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出现了。
明代，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命定的基本条件逐渐成熟，主要原于从明初开始大规模的汉族移民，特别是以长期在云南镇戍屯垦为目的的数量浩大的军事移民进入云南。据笔者考证，明代约有27万卫所官军因军事征战和镇戍需要进入云南，加上家小，共80余万第一代汉族军事移民在云南靠内地区进行屯田生产，世代定居。由于他们定居屯田，促使云南的广大坝区掀起了农业开发高潮，发展起一批汉族人口比较集中、分布范围比较广大的汉族移民开发新区。通过历史考察，我们得知明代云南汉族军事移民的农业开发呈现出从城镇近郊、交通沿线、坝区中心向城镇远郊、坝区边缘和半山区不断推进的态势。随着云南局势的逐步稳定，为了便利农业生产，军屯移民的定居方式也从最初军政中心城镇屯聚向坝区集中定居屯田，再向边缘地区小规模分散屯田定居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导致了明代云南新增居民点主要是汉族移民定居点。故其地名大多采用汉语命定。除汉语语义地名仍然作为明清以来云南新增聚落的主要命定方式外，在明代汉语地名的发展中最突出的是汉族姓氏地名的兴起、发展和普及。
明代云南汉族姓氏地名与明代云南军事移民的定居发展有密切关系。然而汉族姓氏地名的出现与移民并不同步。明初洪武年间，是内地汉族军事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的重要时期，大约有26万官军，附加其家小，70余万人口。但是，明初云南局势相当不稳定，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不断，战事频仍，官军流动性较大，迫使军屯移民大规模屯聚于中心城镇，而且屯田区也集中在重要城镇近郊，如滇池、洱海、曲靖等地区，“郡中亦夷汉杂居，列屋府、卫、州、县之近者”。所以，明初洪武至景泰年间(公元1381～1450年)云南新增汉族居民点较少，汉族姓氏命定的地名十分少见。今存最早的明代云南省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中所涉及到的地名，几乎找不到汉族姓氏地名。
云南的汉族姓氏命定地名是明代进入云南的军事汉族移民开展大规模屯田并初步定居后才兴起的，时间是明朝中叶。这时云南局势已经稳定，汉族移民屯田从城镇近郊向远郊和广大坝区展开，但仍以军事建制作为屯田组织的基本形式，主要以军事建制千户、百户为基本组织单位，“州卫兵设，民屯错处，以耕以守，以护封疆”。由于各千户、百户屯田的区域范围较大，而各屯戍区日渐明晰，导致云南一批具有明显军屯特点的汉族居民点开始涌现。明中叶编撰的正德《云南志》不仅对云南军屯的基本分布特点和屯田目的做了简要概括，而且还对明代中期云南各卫所屯田的分布、主要屯田点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记载。其中就有很多是直接以军事建制命名的屯田点，如云南府、大理府就有前卫屯、左所屯、广南屯、前所屯、后所屯、左前所屯等，表明在云南实施军屯之初，是以军事组织的卫、所、百户为单位作为屯田的组织形式。同时，正德《云南志》所记云南军屯点还反映了云南地名命定方式的重要变化，在明代中叶出现了上层军事长官姓氏命定屯田点的地名。据粗略统计，正德《云南志》中明确记载了云南各府州军屯点391处，大多数是当地民族语地名、地形地名和卫所建制命名，另有11处为汉族姓氏军屯地名，均为以上层军事长官姓氏命定，其中7处是官长姓氏加官长职衔地名，如云南府“丁百户屯”，鹤庆有“田百户屯”、“周百户屯”、“赵百户屯”、“阮百户屯”、“何百户屯”、“彭百户屯”。其余4处则看不出官衔等级，但可以肯定均是当地著名的军屯组织者，如曲靖府的“何家屯”，武定军民府有“姚明屯”、“廖秀屯”、“谢升屯”、“王能屯”等。此外，正德《云南志》还记录了上千个层级较低的驿、堡、铺、哨和聚落地名，这类层级较低的地名均未见汉族姓氏地名。可见，明代中叶云南军屯的军事建制特征突出，军事长官率军定居屯田，形成了一批“万世不拔”、世袭镇戍汉族移民屯田据点。在屯田组织形式上，一方面因为屯田规模较大；另一方面以军事建制为屯田基本组织，而且多以百户为基本单位，所以，其中一些重要的军屯点，已经成为云南新增的定居聚落，其地名的命定，不仅直接冠以军事建制单位，还以较高层级的军事长官的姓名作为地域标识。按照明朝制度，布政司所辖的民户编为里，都司管理的军屯移民编为屯，故明中叶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兴起之时，其特点是以屯田卫所的高层军事长官姓氏作为首词，后缀有的直接表明军事建制单位，有的以“屯”、“堡”等来反映军屯定居点性质。
三、汉族姓氏地名的普及与发展
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的发展与普及是在明朝中后期，而且以下层军屯长官姓氏命定的较低层级的新增屯田点地名的情况非常普遍，蓬勃发展。随着移民农业开发的深入，军屯向远郊、坝区边缘地带和半山区推进，较大建制的军屯组织难以适应坝区边缘和半山区复杂地形下的农业开发和军屯生产，促使原来较大的的屯田的基层组织日渐分化、缩小。从千户所、百户所式集中屯田向其下层的旗、伍等小型建制组织转变，从而新增了大量小型军屯点，且分布日益广泛。按照明朝的军事建制，旗、伍下的屯田官军不过十余户，甚至就是以一姓家族子弟组成；有的旗长、伍长率领几户或十余户官军开荒垦土，官长成为定居屯田移民群体的核心人物，久而久之，官长姓氏便成为这类新增定居点的地名的标识，于是旗长、伍长姓氏命定的新增地名遂成为明代中后期汉族姓氏地名发展的特征。
明代中后期嘉靖年间所撰的《寻甸府志》卷上《屯分》记载中，汉族姓氏屯田地名明显增多，像蒋所屯、戴家屯、蔡家屯、王家屯、崔家屯等等，不下十余处。康熙《平彝县志》卷五《赋役志》曾记载由明代平彝卫屯田而形成的一些地名，平彝县(今富民县)的民安里、物阜里有马伍、刘潮伍、陈卿伍、张斗伍、董册伍、崔伍、张潘伍、田五、袁卿伍、佐家伍、王家伍等30处。明代云南军屯比较集中的玉溪、澄江、永胜、建水、石屏等地，至今还可看到大量的某官屯、某旗屯、某旗营、某伍屯之类的汉族姓氏地名，大多都出现于明朝中后期，均是小规模屯田点发展而来的汉族移民定居聚落。仅据道光《陆凉州志》卷一《村寨》所记村寨名粗略统计，明确冠以官、旗、屯、堡等带有屯田长官姓氏的汉族姓氏地名就有近25个，均是由于明代军事移民、军屯定居的新增居民点。正好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云南“屯归武弁”，“地以军分，故屯居亦以姓编焉”的新增屯田点以官长姓氏为地名命定的主要形式。
明末及清代以后，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命定在普及的同时，还发生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方面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军事特质逐渐淡化；另一方面，由于汉族人口不断增加，氏族繁衍和支脉散处，形成大量家族聚居式的新增民居点。家族聚落规模虽小，但分布相当广泛，甚至向山区、半山区发展，汉族宗族姓氏成为宗族或家族聚居新增地名的主要命定方式，而且发展迅猛。
我们还以寻甸地区做比较，明代后期嘉靖年间修的《寻甸府志》卷上《村分》节内所记地名仅朱家村、张家村、何鉴村、赵家村4处为汉族姓氏的民户地名；在《屯分》中带有“屯”字的军屯移民定居点20余处。反映了明代军、民户籍分立，汉族民村较少，军屯移民定居点较多的特点。但在道光《寻甸州志》卷一《图说》中，记载了清代寻甸地区大小聚落地名640个，汉族姓氏地名74个，以“屯”、“所”为后缀的汉族姓氏地名很少，大多为尹家村、龙家村、马家庄、梁家田、白家哨等小型家族聚落地名，甚至还有张所村、魏所村等，在原来的军事单位“所”字后加上“村”字的地名，从而淡化了军事特质。披寻今天的寻甸地图，清道光《寻甸州志》记录的很多汉族姓氏地名至今还在使用，很多某家村、某家哨等小型聚落分布在坝区边缘和半山区。这种情况不独在寻甸，在云南很多地区都很突出，因此清代云南汉族姓氏地名表现出家族化、小型化、非军事化和分布广泛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云南汉族姓氏地名的发展历程是始兴于明初的军屯，发展于明朝中叶的屯田扩大，普及于明末清初以后，在淡化军事特征的同时，汉族姓氏地名代表的地理空间，具有日趋缩小和聚族定居的特点，并向坝区边缘和半山区、山区发展，成为云南新增居民点地名的重要命定方式，表现了汉族移民定居的扩散特点。
四、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由于云南自古及今都以多民族聚集而著称，云南的地名不仅体现了云南多民族汇集的特点，而且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族迁移、民族分布和各民族力量消长的特征。所以，汉语地名的兴起与发展正是云南历史发展在空间地域名称上的投影。
首先，汉族姓氏地名的出现、发展和普及反映了云南民族构成的变化。元代以前，虽然有大量的汉族人口进入云南，但在云南社会中始终没有长期保持汉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存在，进入云南的汉族均被逐渐融合于云南当地各民族中。所以元代以前，构成云南居民的主要是世居云南的各民族；云南的人口增长主要是世居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也表现为元以前云南的地名中只有当地民族语地名、地貌地形地名，以及体现云南地方性、民族性政权或中央王朝统治者治理云南理念的汉语语义地名，而无反映汉族宗族势力或家族式聚居的姓氏地名，且新增居民定居点发展缓慢。明代以来，云南汉族姓氏地名出现、发展，甚至成为新增居民点的主要命定方式，说明明代云南非自然增长的人口主要是汉族移民，为明代云南人口增长的主流。汉族移民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定居下来，子孙相袭，导致云南民族构成和人口增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迁：云南的民族构成中新增了汉族，不仅长期保有汉民族特征，而且逐渐转变为云南的世居民族，最后发展为云南人口最多的民族。明清以来云南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汉族移民的拉动，以及汉族宗族(家族)制度在云南发展及其文化影响下生育观念的变化。
其次，汉语地名的发展，还反映着汉族人口分布的扩大和变化。明清以后，云南汉语地名在移民开发新区内连片成区密集存在，是因为大批移民迁入并保持聚居，自然会出现一批新地名，这些新地名的命定方式带有移民的文化传统，汉族移民就常常以姓氏命定地名。一般说来，成片密集的出现汉族姓氏地名的地区，是明代汉族军屯移民的新开发区，多为今天云南农业较发达靠内的坝子(山间盆地)，如陆凉坝子、玉溪坝子、澄江坝子、巍山坝区、永胜程海环湖坝区、富民坝区等等。如明朝曾在云南蒙化府设立蒙化卫，派驻军官众多，仅千户、百户长官就达144人之众，在蒙化坝区进行大规模的拓荒屯田，“屯辖三川十五所，在城川、白崖川、小云南川”。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到民国年间蒙化县(今巍山县)明代军屯汉族移民形成的社区特点清晰可辨，“蒙化白、云两川之徐旗、董旗、虞旗、州吕等营，城川之宗旗、顾旗、汪旗、曾旗、谢旗等厂，皆从征留戍之总小各旗。……他如赵所官、张官、潘官、韩官、王官各厂，则系卫所世袭各指挥千百户等官留屯占籍者”。千户所屯田组织分化为小型屯田单位，逐渐形成了带有军屯特征居民聚落，并以汉族姓氏命定其地名，世代相传，连片成区。又如，明代中叶的正德《云南志》记载澄江府军事移民“屯田凡三百七十五营，水利堰塘四十二处”，新兴州(今玉溪)坝子是明代澄江府屯田最为集中的地区，史载“云南左、中、前、后、广南等五卫屯田在新兴州境内”。由于屯田的需要，玉溪坝区的水利建设迅猛发展，修建了大量的堰塘水库和灌溉渠道，形成了军屯特征的水利灌溉网络，灌溉坝区内各军屯点，康熙《澄江府志》卷七《水利》节集中记载了水利堰塘与军屯点的分布情况。如“鸡窝塘在州南二十五里研和飞家屯，灌赖家等屯”。“九龙池坝(今玉溪飞井水库)在州西北十五里龚家屯，行王旗等村灌溉，……行飞家屯灌田，……行王大户等屯灌田……”，该节共记14个堰塘水库及其形成的灌溉网络，在灌溉区内受益村屯共55个，全是军屯定居点，其中以汉族姓氏命定的有28个。在一个新开发区，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加和新的聚落的形成，必然会有新的地名陆续出现。这表明，明清之际云南玉溪坝子作为军屯重点的新开发区涌现出大量新增聚落地名，基本上都以汉族姓氏命定。据1985年玉溪市人民政府编的《云南省玉溪市地名志》统计，在玉溪坝子的春和、北城、大营三个区内有汉族姓氏地名90个，占三分之一强，而且也具有连片成区的特点。这种集中连片的汉族姓氏地名区最能反映大规模的移民促使一个地区迅速开发，移民促使人口和聚落迅速增长，汉族成为这一区域的主要居民，反映坝区民族构成较为单一。
再次，零散分布的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分布很广，但大多出现于明清以后，表明汉族移民进入打破了原有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格局，使云南广大地区演变成为“汉夷杂居”区，形成汉族与当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在云南相当普遍，其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滇池、曲靖、永胜、鹤庆等坝区，移民进入之前，当地民族经过长期经营，开发程度相当高，但尚不饱和，还有垦荒屯田和新增移民聚落的余地，移民进入后往往保持聚居。例如今永胜县是明代澜沧卫主要屯田区，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澜沧卫13158名官军进驻北胜州(今永胜县)，连带家属，军事移民约达4万人。明代北胜州“境内有五十百户屯田，散在纳期、海口、盟庄坝、片角等村，皆澜沧卫官军”，是一种散布并与少数民族杂错的分布状态。清光绪续修新刻《永北直隶厅志》中仍记载“明置卫所，每伍以千百户领之。后裁卫，其伍名犹存”，并详细登录了53伍的名称，如高选伍、杨资乾伍、梁从仁伍、段锦伍、金鸣时伍、唐兆伍等。这些由屯伍发展起来的汉族聚落，现在能在地图上确认的汉族姓氏地名，大约还占53屯伍的三分之一，均分布在程海周围坝区，与当地民族语地名交错在一起，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在汉族军事移民进入以后的民族杂居情况。另一种是在坝区边缘和半山区、山区等以当地民族为主的区域内，更加零碎地散落着一些汉族姓氏地名及其汉族聚落，这些地区的汉族姓氏地名出现较晚，表明汉族进入云南少数民族聚集的山区、半山区垦殖定居也较晚，多以家族聚居式开发，与当地少数民族交错杂居，使云南大量的山区、半山区呈现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同耕，共同发展的局面。
总之，明代以前，云南已经有了很多汉语语义地名，从地名的语义中透射出来的是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云南与中央王朝关系日益加强，汉文化对云南的逐渐渗透，中央王朝在不同时代治理云南的政治理念、经营方略和开发重点的变化，正是云南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强的表现。明清以来，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的兴起发展与汉族移民有密切的关系。汉族姓氏地名的兴起与发展虽然不能反映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初期的状况，却能很好地反映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后的“土著化”过程，促使云南地名命定由少数民族语为主向汉语为主转变。其透视的正是云南民族构成中汉族人口大量增加，云南社会的民族构成从以当地少数民族为主向汉族占大多数变迁，云南民族分布从当地少数民族聚居向“汉夷”杂居和共居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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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作者：陆韧
选稿：常宏宇
编辑：程亮
终校：周辰
审订：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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