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地名看当地的森林变迁
摘要：本文从地名角度入手，介绍了地名与森林的关系，通过对重庆森林地名和动物地名空间分布的比较分析，从中挖掘出地名反映的当地森林的变迁情况，对其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从地名产生的机理出发，认为森林地名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而产生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森林及动物地名比例大小与当地森林多少不一定成正比。
关键词：重庆；森林地名；动物地名；森林变迁
对于重庆地区（今重庆直辖市）的森林变迁情况，前人的研究很多，其研究成果已能基本复原该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森林分布变迁状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记录或承载的历史信息有其局限性，因此，从地名的角度来看当地的森林变迁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大量地名是对自然界的粗犷描述，虽不等于景观实体，但人们在开始认识自然环境的时候，地名是认识地理事物的初级表达形式。地名可以分析研究一个聚落、城镇等，更可以研究古地理环境，当然也能折射出森林变迁的情况及原因。可以说，地名承载了大量的有关森林变迁的信息，因此，本文从重庆地名这一角度来研究当地的森林变迁状况。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比较：（一）沿江（主要指长江和嘉陵江）和非沿江地区；（二）县城（近郊）与远郊地区；（三）重庆市区与郊区。由于动物的生存必然是以自然环境为背景，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兽类，如虎、豹、熊等生存繁衍必须有大量的森林存在为前提，动物地名对研究森林变迁极有价值，因而把动物地名和森林地名放在一起统计计算。但动物地名多指其地名释名涉及野生动物的地名，而非仅以动物名命名的，森林地名也指其释名涉及森林或成片树林的地名。
（一）沿江地区与非沿江地区
1、沿江地区的统计情况（见附表1，本文表格中的数据均依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各县地名录统计）
2、非沿江地区的统计情况（见附表2）
从上面两个表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沿江的（0.14个/平方公里）要略高于非沿江地区的平均个数（0.13个/平方公里），相差虽不太大，但沿江地区的开发早于非沿江地区，那么森林的破坏、自然景观的消亡也应较早，为何还出现沿江地区森林及动物地名多一些的情况呢？
首先，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随后的几千年中，人类活动范围渐渐扩大，程度加深，对森林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但人类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是渐进的，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森林覆盖率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有扩大。”不仅如此，“即便到了清咸丰年间，丰都长江南岸五乡仍‘山深林密’，光绪年间，巫山当阳堡多‘深林密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依据长江地区开发较早，对森林的破坏较早，就认为这一地区四处均已成为濯濯童山了，它仍然要以时间、空间作为界线。
其次，沿江以浅丘为主，水利耕作方便，人类活动的趋利性使后来的移民自然选择在平坝缓丘拓殖。人类在其物质生产活动中，地名产生了。并且开发较深入的地区，地名留存更多。非沿江地区虽然其森林及动物多，但由于早期人类在此地的活动范围有限，故其产生的有关森林及动物的地名较少，而且开发不够深入的地区地名留存也较少。（二）县城（近郊）与远郊地区
森林及动物地名在县城及郊县的分布规律与沿江和非沿江地区的分布规律有所不同，这里重点比较分析永川、万县、彭水、石柱4个县。由于一些县城没有涉及森林、动物的地名，因而采取的方式是：若县城在一区内的，以此区与县的其他区对比，若县城单独在一镇且无森林及动物地名的，以辖县城周围的区为单位与其他和县城不相邻的区对比（见附表3）。
通过列表，我们发现县城所在区或近郊区的森林及动物地名分布较少，而远郊区的森林及动物地名较多。原因在于，对于一县的开发，县城的森林往往先被破坏，并主要作为商业贸易、商品流通、文化娱乐的场所，其地名往往更多的被带有人文色彩的地名所取而代之，而县郊区尤其是远郊区则更多的保留了体现自然景观的地名。
（三）重庆市区与郊区森林及动物地名对比
通过前面三个方面的比较可知，森林及动物地名的分布情况是沿江地区要高于非沿江地区，县城或县郊的森林及动物地名要低于远郊的，重庆市区的要低于郊区的。县城和市区地名更多的是关于人文景观的。这是由于它们作为商品贸易、交通、娱乐中心，也多为历代政府建置设府的地方，因而其地名更多的体现为“有关宗教的、政治的、产业的、交通的。”二、森林地名及动物地名的名与实所折射的森林变迁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度”的扩大，“地名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程度的标记；又一方面，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改变，一些地名失去它所依托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出现名与实完全不符合的现象。”森林及动物地名也同样面临着名与实的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些地名所蕴含的有用信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森林变迁的具体情况。
我们将森林及动物地名按它们的释名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将其分为A类和B类，A类地名有一共同的特点，即其释名中森林或动物没有明显消亡的含义；B类地名其释名中的森林或动物有明显的消亡痕迹。
（一）对森林地名的统计（见附表4）
我们把森林地名主要分为楠木、松、柏等种类进行统计，为使结果更直观，我们再算出各树种中B类森林地名所占比例，见附表5。
从附表4和附表5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森林地名中平均约有44.4%的森林地名已失去其原来的含义，如果再把A类森林地名中可能出现的名不副实的情况考虑在内，那么森林地名将有60%以上已名不副实，反映了森林减少的趋势。若把楠木、松等归为用材林，茶树、桐子树、漆树等归为经济林的话，据数据可知，用材林减少的幅度相当大，原始森林减少的幅度最大，经济林减少的幅度较小。其原因在于，用材林中多为高大的乔木，比如楠木等，“这些树木生长缓慢，成林更是十分不易，一遇毁灭性的采伐，恢复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故虽现在很多地方存在许多以楠木为名的地方，但“多不见楠木，多是名存树去。”竹林虽也为用材林，但是它减少的比例最小，其原因在于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竹子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竹笋可食，而成竹用途甚广，如用来编竹筐、背篓等，即使被大片砍伐后，人们也会很快栽种。
（二）对动物地名的统计
从统计结果了解到，一是在历史时期，重庆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相当丰富，从大型食肉动物虎、豹、熊到野猪、鹿、猴子、狐狸、山羊、獐、驴、白鹤、老鹳、鹞子、画眉、阳雀等；二是其分布极为广泛，在仅统计的10个县中，涉及豹、虎的动物地名就在6个县中出现，其它的动物分布也极广。但结合附表4的统计结果，我们惊讶地发现，动物地名中有高达69%的已名不副实，尤其是虎、熊、野猪、鹿、狐狸等动物地名中有的已100%不符合以前虎豹成群的情况，空留下地名让世人凭吊。这恰恰反映了清中后期以来人类砍伐森林，肆意捕杀野生动物的事实。
森林的变迁，它包含了两大方面的含义：一是森林的破坏；二是森林的缓慢恢复。而森林的破坏又包含两方面的原因：即人为和自然原因（如火灾）；森林的恢复也包含两方面内容：人为和自然恢复。
（一） 地名体现的对森林的破坏
为研究方便，我们拟把重庆分为沿江和非沿江地区，并把凡涉及到对森林产生破坏的地名分类统计。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人为原因导致对森林的破坏远远大于自然原因，关于火灾的地名44个，且还包括人为原因导致的。对于人为的因素，沿江地区柴薪、砖瓦厂、移民的地名个数多于非沿江地区。由于沿江地区交通便利，且多为平坝、浅丘，开发较早，滋生较快，因而人口急剧膨胀，他们要生存就必需更多的柴薪和房屋，故关于柴薪和砖瓦厂的地名个数较多。而非沿江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密度较小，故人地矛盾还不十分突出。如大宁河深山老林明代“官民屋宇多复茅草及板，以瓦者无几”。
沿江地区有关锅铁厂、木厂、矿场、盐井等地名个数均低于非沿江地区。这主要由于沿江地区的资源开发渐尽，人们为了生存及其它经济利益的趋动，自然而然地向资源丰富的非沿江地区进发，故非沿江地区的石料场、烧炭场等地名数渐多。“从乾隆朝开始，三峡地区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大量湖广和其它籍移民大量涌入三峡地区，沿江平坝、丘陵台地已经开发完毕，大量移民开始了向三峡腹地的山地垦殖的高潮，”对当地森林的破坏相当大。大规模煮盐对林木需求量极大，“单在明代以砍伐林木供大宁河盐场专用的各省流民达一二万人。清代大宁河沿岸‘柴块居积如山，用以熬盐’。”清中后期移民仍未间断，尤其是玉米、马铃薯等坡地农作物的传入，移民进入深山开垦，破坏了大农业，大量森林失去，山地水土流失加重，生态环境恶化，走向了开发的反面，至今影响极大。
上述可知，人为因素对森林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地名对此的反映也是相当丰富而鲜明的，森林变迁的人为因素表现虽多，然其根本之因在于人口的膨胀及盲目的开发造成的，它给今天带来的借鉴意义就是要控制人口，并有计划的开发才能避免对森林造成破坏。
（二） 地名体现的对森林的恢复
森林在被破坏的同时也在进行缓慢而艰难的恢复过程，这当中既有自然恢复也有人为的恢复。由于地名中反映的自然恢复的情况较笼统，因此，我们只统计地名释名中明确提到是人工种植树木的地名，从而研究其特点和规律。
我们进一步将地名（共82个）归为三大类：一为用材林，包括柏、槐、竹及其它树，共计29个；二为经济林，茶、油桐、柑、梨等共计47个；三为其它类，桂、海棠共计6个。我们发现人工种植林木中，经济林所占的个数最多，占的比例约为57%，而用材林仅占35%，这体现了人工种植林木的一种趋利性，经济林一般生长周期短，见效快，故种植较多，而用材林生长周期长，见效慢，故种植较少。
除了研究其种植树种结构外，还对这些地名的分布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森林的人为恢复，从树类的结构上讲是不平衡的，经济林远远大于生态林或用材林；从种植的区域上讲，分布是极为有限的，仅集中于“四旁”（寺院、宅旁、水旁、路旁），数量也有限。并且“民国时期以前的植树造林多为民间自发进行的，民国时期虽出现一些国营林场，但其植树造林也多在城镇附近和郊区进行，其植树造林数量及面积有限，质量效益不高。”而森林的自然恢复，其进程是极为艰难的，尤其是当时畲田的盛行，大多数被砍伐的树木还未长成又被又一轮垦殖的大火烧尽，一些渐渐长成的树木多稀疏不成林，不能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因此，我们从地名体现的森林的恢复的情况可以了解到，森林被破坏后仅依靠其自然恢复和民间自发的植树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宏观的统筹规划。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健全了林业管理机构和专门部门管理和发展林业生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工造林发展喜人，使三峡地区森林植被覆盖率上升幅度加快。如今，整个重庆市森林分布已在沿江的綦江、涪陵、丰都、忠县、梁平、开县、云阳一带形成集中成林带，拥有百万亩以上的森林资源容量县份有巫溪、城口、奉节、开县、石柱、武隆、南川、彭水、酉阳和江津10个，全市森林面积达1686898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0.49%。
本文从重庆地名角度入手，一方面分析地名反映的当地森林变迁状况，另一方面，本文也阐述了地名与森林之间的关系。地名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时候产生的，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是移民刚到一地，开始接触、认识当地自然环境时，产生的地名较多地反映了当时森林茂密、动物众多的情况，然而随着开发进程的加快，森林及动物消失了，其地名却保留了下来；二是虽然当地森林茂密，却不为人知，故森林及动物地名较少。因此，森林、动物地名比例大不一定与当地森林数成正比，反之森林及动物地名比例小也不一定与当地森林数成反比。
来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作者：万良华 黄权生
编辑：白琳蔓
校对：吴泓伶
选稿人：耿曈
责任编辑：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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