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中的水陆变迁与地理观念 ———以洞庭湖入江口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

北宋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中的“江西”并非“江南西路”，而是指当时巴陵县西部的沙洲。由于水陆变迁和地理观念的变化，使得作为地名的与所对应的景观之间出现时间滞后与空间错位。通过对与“三江口”的有关文献进行系统排比，可以发现地名形成有一般模式:每一时期的文人都习惯于汇总此前关于同一地名的相关讨论，并根据当时的实际地理状况对“地理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地名形成的历史“层累”过程，使得其“名”与“实”难以“吻合”。但这种“杂糅”性的张力，又能把“变动了的区域”纳入到原来地名的范畴。对地名含义变化的深入分析，可以了解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水陆变迁;而地名的发展与所对应地表景观的滞后和错位的研究，可以揭示地理景观与地理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洞庭湖;  湖洲;  地名;  地理观念

王夫之认为“屈原沉湘乃在汉水，不在洞庭”，钱穆继而指出《楚辞》中的洞庭、湘澧沅诸水均在江北，并分析了地名与对应的景观错出的两点原因:一是地名中通名渐变为专名，一是古人迁徙后用旧名来呼新地”。启示笔者在研究洞庭湖的演变中还应重视历代文人结合当时水陆变迁对“地理经典”的重新解释以及解释背后的地理观念。

张修桂的《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认为唐宋时期“随着湖区的继续沉降，水面扩展”、“洞庭湖的深度也增至历史上最大值”。卞鸿翔认为:张修桂把洞庭湖自南朝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归结为“从小到大”、“有增无减”、“沉降扩大”的模式过于简单。卞鸿翔、龚循礼还指出当时湖区并不是一年到头都是“大湖景观”，而只是在“夏秋水涨”之时长江顶托、倒灌洞庭湖形成一片汪洋，而枯水季节洲滩毕露。此后，对于构造沉降于泥沙淤积在洞庭湖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也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来红州等人在洞庭湖未来演变趋势问题的时候，认为构造沉降和泥沙淤积对其作用的范围不同，应区分“洞庭湖”和“洞庭盆地”这两个不同层级的空间概念。洞庭湖的演变主要受构造沉降、泥沙淤积和人类活动影响三大因素的控制。

以上研究启示笔者在研究洞庭湖的历史演变中应注意:一、除了钱穆所指出“古史地名错出”的两点原因外，还需看到历代对“地理经典”的解释既是这一时代地表景观变迁的反映，又会形成一套系统的地理观念而影响后人的地理认识。二、对于不同文献关于“洞庭”的记载，应该首先了解作者观念中的地理概念究竟是哪一层级的空间概念。本文试图对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水陆变迁进行更细致的刻画，并思考地名发展过程中与所对应区域的滞后和错位是如何在地理景观与地理观念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01

“巴陵江西”考

谭其骧在《湖南人由来考》指出“湖南人之祖先既太半皆系江西人”，并认为“江西之风习赋性，自为构成湖南人之风习赋性之主要分子”。需要注意的是，其所引支持上述结论的“江西之风气”主要出自北宋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谭先生把文中的“江西妇人”的“江西”理解为当时的“江南西路”，似乎与原文语意不符。查《岳阳风土记》，其文云:

江西妇人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于男子，设或不能，则阴相诋诮。衣服之上，以锦为带，交接胸前后，富者至用锦绣。其实便操作也，而自以为礼服，其事甚着，皆云;“武侯擒纵时所诘，人畏其威，不敢辄去，因以成俗”。巴陵江西、华容之民犹间如此也，鼎澧亦然。

《湖南人由来考》引用此文时，一是把“巴陵江西华容之民犹间如此也”标点为“巴陵、江西、华容之民犹间如此也”，如此标点，显然将巴陵与江西、华容作为三个地名并列;二是省略了文中的“其事甚着。皆云:‘武侯擒纵时所诘，人畏其威，不敢辄去，因以成俗’。”从原文中可以看出，范致明想强调的是诸葛亮南征的故事在当地流传，而不是讨论“妇女皆习男事”这一妇女形象如何传播。“妇人皆习男事”的女性形象，常见于士人对“未开化”群体的一种描述。范致明对“江西妇人皆习男事”的记述，不是表彰这些人慕“江右风化”，反而有点鄙夷其“溪蛮”之风。而宋代的江南西路不但“文物颇盛”，而且当地还盛行能娴熟利用国家制度的“讼风”，更不可能反过来向荆湖地区输入“溪蛮”之风。因此引文中“江西妇人”中的“江西”不能理解为“江南西路”，前后两个“江西”都是同属当时岳州的地名。那么当时岳州的“江西”具体在哪里呢?

光绪《巴陵县志》对地跨巴陵、华容两县的天井山中记为“高居大江之西”，故“大江之西”在清代可以理解为一个超出巴陵县的地理概念。但《岳阳风土记》中明确有“巴陵江西及华容”的提法，因此把“江西”理解为巴陵县下的一个小区域会更合理。上述引文中的“巴陵江西华容”也应该标点为“巴陵江西、华容”。《岳阳风土记》中提到的“江西”与洞庭湖中的“江西沙洲”和“江西新生洲”有密切关系，其文云:

江西沙洲，旧长洲，今名鲟鱼觜，昔传有异人云:觜生过岳阳楼卽出状元。……丁晋公南迁还岳阳，见江西新生洲，云:此洲生当有真人临此。皇佑二年，英宗以团练使镇岳州，及登宝位，果符其说。

这里的“江西沙洲”在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西，属于巴陵县，又与华容县接壤。元代岳州路推官李炳所撰《新生洲龟鹤滩记》认为“新生洲”从宋代开始就是“郡学”的学产，此后地方志不断对上文中的“鲟鱼觜”和“新生洲”进行记载。大概在今天岳阳市君山区的范围内。

02

地名的时间滞后与空间错位

从《水经注》开始，巴陵城西的“长洲”就见于记载，而历史文献中的的巴陵城、岳阳城和岳州城基本上在同一位置，因此不同文献中“城西”的沙洲也大致指的是同一区域。巴陵城在洞庭湖东，与之隔水相望的洞庭湖中的沙洲似乎应该被称为“湖西”才更合理，为什么在《岳阳风土记》被称为“江西”呢?

巴陵城在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因此“江西”之“江”可以认为和长江有密切关系。唐代《独异志》中载:“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虽然《独异志》所记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还是反映出唐代洞庭湖中的那片时隐时现的沙洲在唐代与“江”的关系非常密切。《岳阳风土记》中所记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的水陆变动剧烈，提示了“以江为湖”的一种可能:

乐史(930－1007年)言: 大江在巴陵，东、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会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髙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顿皆混浊，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 俗云水神朝君山。

上文提到的“大江”和“荆江”就是长江，如果相信乐史的记载，在他著《太平寰宇记》的时代之前，看到的景观只是上游的江水直接流入湖，而没有提洞庭湖怎么流入下游的 “江”。巴陵城位于塔市到城陵矶之间，长江在这一段的废河道非常多，河道的回摆动幅度非常大。

在乐史之前“江水入洞庭”，大江的水量都基本先汇入湖，江水没法绕过洞庭湖直接向下流。因此大江与湘、资、沅、澧一样都同为洞庭湖的支流，今天的长江在洞庭湖以上和以下部分在当时并没有贯通起来。范致明所记“洞庭水会于江”的情形是河道向北摆动后的形成的，这样荆江就可以撇开洞庭湖而直通到下游。这时候，湖水平时单向流入江，只有“夏秋暴涨”时候才出现江水倒灌入洞庭湖。至此江和湖之间的界限才逐渐明显，沟通长江与洞庭湖的水道才随着沙洲的扩大而成型。

由于长江很少倒流回洞庭湖，而且江湖交汇处也逐渐向北移动，巴陵城对着的水域也理所应当是“湖口”而不是“江口”。正因为于此，石泉先生引用《梁书》中一段巴陵城近“江口”的记载，来证明《水经注》中“巴陵故城”不在今湖南省岳阳市。但这一材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当时巴陵城对面是“江口”而不是“湖口”，而且那时长江与湖水交汇之处是一大片水域而且还没有远离巴陵城。因此，当时巴陵城西的江和湖应是混为一体，用“江”来描述这一区域也自然可以被接受。

虽然范致明很清楚在他所处的时代江与湖是有区别的，但在《岳阳风土记》中，他仍然把岳阳城西已形成“湖面景观”的区域称为“江”:

岳阳井邑旧皆濒江，郡城西数百步，屡年湖水潄啮，今去城数十步即江岸。父老相传，今江心旧阛阓也。

上文所记“岳阳井邑”原来“濒江”，但提到潄啮郡城的却并不记为“江水”而是“湖水”，这种看似“江湖混用”的记载正反映了由“江”到“湖”的这一过程。范致明离乐史著《太平寰宇记》的时候不过几十年，原来反映“江湖不分”的景观所使用“江岸”、“江心”等地名，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由于同一区域地名的改变相对于地表景观的变迁来说有一定滞后性，范致明当时把岳州城以西的洞庭湖沙洲称为“江西”就不难理解。但这种时间上的“滞后”，无疑也会给后人带来地名与所指区域空间上“错位”的误解。

地名与对应区域在空间上的错位不仅仅由于地表景观的变动，还在于人们的不断借助“经典文献”来把已经变动的景观纳入原有的地名系统。对于同一个地名，可能被解释成几个不同层级的空间概念。以“江”来代指洞庭湖，并不局限于岳州城以西江湖交汇之处。张说在岳州刺史的任上留下了相当多记载当地风景的诗，他把洞庭湖畔华容县的石门、墨山称为“江上山”，也把在洞庭湖中坐船时所见的其他山称为“冮上之峻山”。张说在诗文中把当时在洞庭湖畔而离长江几十公里山称为“江上山”，其中的“江”明显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水面，而是一个抽象的更高层级的地理概念。

唐代以前，巴陵城以西的水面较小，唐代以来庞大的洞庭湖水面是由巴丘、青草和赤沙等湖慢慢发展而来的。从岳州城向西隔水而望，烟波浩渺，士大夫很容易想到《禹贡》中提到的“九江”。因此，历史上不少学者试图证明三峡以下盆地所在的一个大地理区域就是《禹贡》中“九江孔殷”之处。在他们看来，“九江”便是一个早于“湖”的地理概念，而且其所对应的地理区域要更大。因此，凡是后来湖所能达到的区域也可以用“江”代替。当“九江”的概念与洞庭湖的对应关系稳定后，文人们便把

《禹贡》中的“九江”与注入洞庭湖的几大水系相附会，并取一些支流来凑足九条江的数目，抽象的“九江”又转而具体化了。历代对“地理经典”的解释既是这一时代地表景观变迁的反映，又会形成一套系统的地理观念而影响后人的地理认识。这种地名的“历史层累”加剧了上面所说的“错位”现象。

岳州城西的“江西”在历史时期基本上是沙洲或者水泽，因此它在被看成是一篇模糊和不确定的区域。某个时间点上地名的字面含义与实际景观相背离的现象，一方面是不同时期江、湖交错以及水陆转换频繁造成了地名相对景观的“滞后”，另一方面也反映生活经验和地理观念两者在引导人们对“区域”的认上有偏差。我们可以看到，水陆变迁和早期“地理经典”在地名的形成中都起着很重要作用。而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水系分类，更加呈现出这种地理观念历史层累过程的复杂性。

03

地名的层累形成

石泉先生注意到“六朝时记载提到巴陵城时，往往联系‘三江口’”，他认为不同文献中“‘三江口’所指，前后颇不一致”，从而否定了在今湖南岳阳的说法。他认为“魏晋齐梁时的巴丘(巴陵)城盖不出今湖北钟祥县西六、七十里的朱薄埠稍西处”。

《岳阳风土记》中把江湖交汇之处记为“三江口”，而在光绪《巴陵县志》把“西江口”也称为“三江口”。《巴陵县志》的编撰者把他认为与巴陵城西所对着的那一片区域有关的文献堆在了一起:

洞庭水入江处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按:三江口北岸有杨林浦，一名杨叶洲，盖即水经注所谓巴陵故城西对长洲者，此后世大江之经流，郦道元所称北江者也。禹之所导则异于是。袁中道《澧游记》曰:郦道元注《水经》，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变迁，今之大江始独专其澎湃，而南江之迹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

以上材料包含了几个时期对水系的不同的分类，又将不同地理观念与水陆变迁的过程互相参杂，其中对“三江”与“南北二江”关系的论述尤为混乱。但并不能因为这些文献看似自相矛盾，而轻易否定巴陵城所在的位置。下面将结合相关史料，时间为线索一一理出其中的内在脉络:

01

郭璞注《山海经》关于“三江口”的记载:“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三江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这时候的景象是“江、湘、沅水”会在一起，没有见到一个广阔的水面出现，而澧水汇入长江，更是远离巴陵。“三江口”在这时候确实是三条具体水系的交汇处。

02

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岗岭，滨沮三江，巴陵西对长洲，其洲南縻湘浦，北届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会亦或谓之三江口矣”。郦道元所记“三江口”应该是沿袭了郭璞所记的地名，但《水经注》的长洲“南縻湘浦，北届大江”，容易被看成只是两面临水，而无法解释“三水”的说法。其实这时候的“三江口”应指一个小区域被水三面分割，而非三条河流汇集。现在仍有不少叫“三江口”的地方，地名的含义并不指三条河流交汇，而是指在一条河的两条支流汇集或河流主干分成两支的那片小区域内，陆地被分割成三块的景象。与郭璞所记相比，郦道元所列的“三水”少了沅水，这说明在郦道元与郭璞所处时代之间，巴陵西南逐渐出现一大片水域，使得沅水在较远处就汇入其中，而不再能直达巴陵城附近。《水经注》关于“南北江”的记载是:“(江陵)县北有洲，号曰枚回洲，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江水又东迳燕尾洲北”可以看出，“南北江”从分开到汇合都在江陵县境内，与巴陵郡的“三江口”并没有什么关系。

03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所记:“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湖湘江为南江”。上面已提到郭璞注《山海经》所记会于巴陵的是“江、湘、沅”，而郦道元《水经注》中与巴陵西对着的是“湘浦”和“大江”，都没有提到“澧江”。如果如李吉甫所言“三江”是三条具体的江的话，则可以理解为:澧江水系在这一时期之前发达起来，下移并与“长江”分开，最后能够接近巴陵城。李吉甫把岷江、澧江和湖湘江附会到《水经注》中的“三江口”的“三江”，并按它们相对岳州城的方位分别称为:西江、中江和南江。此时“三江口”中的“三江”指的是“岷江、澧江和湖湘”，与郭璞时代所指的“江、湘、沅水”不同。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郦道元所记“巴陵”南边的水系是“湘浦”，李吉甫所记是“湖湘江”，也就是说在唐代之前青草湖和湘江也没有被清晰分开。

04

上文已经说到，在乐史著《太平寰宇记》的时候，还是长江水流入洞庭湖，而到范致明的时候，就变成湖水汇于江。北宋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载:“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冈岭，滨阻三江，盖巴陵对长洲，其洲南分湖浦，东、北届大江。

故曰三江也，三水所会亦或谓之三江口。”这段话引自《水经注》，范致明把“其洲南縻湘浦，北届大江”改为“其洲南分湖浦，东、北届大江”。把“湘浦”改为“湖浦”，正是反映出洞庭湖水面作为更加独立的景观出现;把“北”该为“东、北”是因为《太平寰宇记》中就已经记成“东、北流入洞庭”。从《水经注》“北届大江”到《太平寰宇记》“东、北界大江”、“江流入洞庭”，再到《岳阳风土记》“洞庭水会于江”，正好反映出江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

05

明代袁中道的《澧游记一》曰:“由澧导之，从九江以至东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东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趋浔阳，云梦始岀，而江洪之在云梦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为二。郦道元注《水经》，于江陵枚回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变迁，今之大江始独专其澎湃，而南江之迹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江水会澧故道犹然可考，无足疑者。”②张修桂注意到:明代以后“广泛流传一种说法，即五世纪以前长江主泓是南注洞庭，今天的荆江在当时只是长江的一条汊道”，而袁中道正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文人。张修桂认为“东别为沱”是指“先秦魏晋时代，江沱分汊后仍在今枝江县东一带汇入长江”。“又东至于澧”应理解为郭璞注《山海经》所描述的长江先与澧水交汇再与其他水系交汇，而不是指后来澧水汇入洞庭湖的局面。

袁中道明显是把明代注入洞庭湖的具体的河流附会到《禹贡》中的抽象的“九江”了。明代中后期，长江经常在南岸的公安县附近冲破堤防并与澧水交汇，又再流入洞庭湖，而洞庭湖又在岳州城附近流如长江。袁中道为明代后期的公安县人，所以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而把《禹贡》中本应该分开解读的“东别为沱”和“又东至于澧”连起来解读。袁中道把“南北江”附会到“过九江至东陵”后，其含义就变成:南北两条水系在江陵附近分开，再在巴陵附近汇合。因此，在他看来“大江”就是“北江”，而其余的“九江”就是“南江”;只是后来“南江”湮灭了，北面的“大江”才被凸显出来，但通过“澧水”还可以看出一些“南江”的形迹。

06

光绪《巴陵县志》中的按语称:“三江口北岸有杨林浦，一名杨叶洲，盖即水经注所谓巴陵故城西对长洲者，此后世大江之经流，郦道元所称北江者也。禹之所导则异于是。”清代的“江西沙洲”渐渐与西北岸的天井山相连而形成大片陆地，洞庭湖的扩张也使澧水、湘江入湖口都远离了岳州城。一方面，受李吉甫以“三江口”为三条江观点的影响，长江也被认为是“西江”，所以“洞庭水入江处”被当作“三江口”，也被叫做“西江口”;另一方面，受袁中道“南北二江”观点的影响，长江也被视为“北江”。袁中道并没有强调澧水就是南江，但光绪《巴陵县志》的修撰者把“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改为了“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这样就把几套对水系的分类混杂起来，不但“大江”可以被称作为“北江”和“西江”，“澧水”也被视为“南江”与“中江”了。

光绪《巴陵县志》的编撰者先把历代关于同一地名的相关讨论收集起来，又结合自己当时的实际地理状况提出一套“杂糅”的解释，这是传统中国文人对地名理解的一般模式。由于没有结合不同时代的地理状况，按照材料成文的先后来排比各自观点，他很难理解和辨别材料中的观点。这种混乱也正是导致不同文献中“‘三江口’所指似乎前后不一致”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越是晚出的文献对于古代地名的解释往往越复杂，其中相互矛盾之处也越多。地名的这种形成过程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历史“层累”，也因此地名经常被认为与所对应与区域不太“吻合”;但因其“杂糅”性的张力，却又能把“变动了的区域”纳入到其范畴来。

通过对六个时期不同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地名与区域对应之间关系的层层梳理，不但可以看到一个水陆变迁的过程，而且也透视出地理观念变化的一些线索。在现代地理学知识未传播之前，人们对于水面的认识往往是从自己个体的经验出发，着重于水流的交汇处或者渡口所在处。特别是在连贯的堤防出现之前，人们经验中的水面往往是一片片，或者一段段，从而水域的界限并没有强烈的界定。而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视野的扩张，人们的地理观念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区域，而是借助于“经典文献”来建立抽象的“系统地理”的概念。而在这种“系统”的概念与实际变动着的地貌的交互关系中，“经典文献”也渐渐被突破。一方面地名的发展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变迁和地理观念的信息，另一方面这些揉杂信息的难以被理解，又使得地名与它的日常使用者之间形成了一层隔膜。历史的间断性加深了这种“隔膜”，地名往往只是“空洞化”的符号。它的“内涵”不断被使用者忘记，又用新的现实情形来填补。不过对于一区域连续开发的那个时间段来讲，地名不但能保有其丰富的信息，而且由地名来固定化的地理界限反过来能作用与开发的模式和进程。

小结

巴陵城西的“江西”在历史时期基本上是沙洲，是一片模糊、不确定的区域。在宋代之前，那些沙洲还时隐时现，洲名也更替不详。宋代以后，岳州“侨居多兴”，洞庭湖中的湖洲得到迅速开发。湖洲的命名由于水陆变迁和人群迁移而有变动，但又因为开发的深入而对地名划分得更加细致，地名与所对应的区域的关系更加紧密。某个时间点上地名的字面含义与实际景观不吻合的现象，一方面是水陆变迁剧烈造成了地名相对景观的“滞后”，另一方面也反映生活经验和地理观念两者在引导人们对“区域”的认知上有偏差。正是地表景观与地名涵义的不断分离与磨合，地名与所对区域在时间上的滞后与空间上的错位。水陆变迁和对经典的解释在地名的形成中都起着很重要作用。不同时期对于水系的分类，呈现出地理观念在地名层累形成中的复杂性。

地方志中地名的形成有一般模式:不同时期的文人习惯于汇总此前关于同一地名的相关讨论，并根据当时的实际地理状况对经典提出一套“杂糅”的解释。由于没有考证不同时代的地理状况，也没有按照材料成文的先后来排比不同观点，让人感觉不同文献中同一地名所指不一致。越是晚出的文献对于古代地名的解释往往越复杂，其中相互矛盾之处也越多。人们往往从个体的经验和对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来认识地名。某一时期系统地理概念与人们对变动着的地貌的认识相互影响。一方面由于滞后性，地名的源起容易被遗忘，地名包含着的杂糅信息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另一方面地名的发展中蕴含了丰富的水陆变迁和地理观念变化的信息，由地名能够加强对不同景观地理界限的认识，反过来对区域开发的模式和进程有积极影响。因此要加强湖区水利建设、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必要对洞庭湖区的地名进行系统研究。

来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4卷第3期

作者：李镇

选稿：周辰

编辑：黄馨烨

校对：洪珊

责任编辑：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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