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材料、甲骨文及金文再辨“荆”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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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献与铜器铭文中出现了“荆”“楚荆”“荆楚”“荆蛮”“蛮荆”等多种称呼，通过对文献及铜器铭文记载的相关史实的梳理发现，这些称呼有个演变过程。“荆”称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指的是江汉地域的某个部落。夏商时期的“荆”为南迁的芈姓部落在南方建立的方国，“楚”则为北方某个地名或楚姓（氏）建立的部落，彼此无关联。西周时期的芈姓楚国取代了荆国，故开始出现混称，中原人称楚为“荆”，楚人也自称“荆”，并演化出“楚荆”“荆楚”等多种称呼。“荆蛮”“蛮荆”则是中原人对以楚国为首的南方群蛮的称呼。
关键词：考古材料；甲骨文；金文；荆；楚
楚国称楚，毫无疑问，但无论是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还是铜器铭文中，楚国还有多个称呼。如称“荆”，传世文献中最早称“荆”的是《春秋经》记楚文王伐蔡之事：“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又见《吕氏春秋·音初》所记昭王南征事、《国语·郑语》所记詹桓伯语，这是中原人对楚的称呼。出土文献中荆称最早见于《包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的一段祭祷楚国先王记载，其释文曰：“与祷荆王自酓（熊）囗（丽）以就武王，五牛，五豕。”这是楚人对自己的称呼。铜器铭文中最早的“荆”字出自周昭王时的铜器《鼒簋》：“鼒从王伐荆，孚，
一、“荆”称之缘起
“荆”作为国名之称至晚在商代就出现了，但是不是与楚国有关则存疑。今本 《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有洛是古代族名，《逸周书 · 史记解》：“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汤伐之，有洛以亡。”张华《博物志》卷九亦谓：“昔有洛氏 ……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氏以亡。”有洛当是洛水流域的邦国，商师南征有洛之后再征“荆”，可知“荆”也可能是个方国，在洛水的南边。“荆”与商之关系又见于《越绝书·吴内传》：“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荆伯当为荆国（邦）之首领，商立国之初，汤为了笼络人心，向荆伯献牛，说明“荆”作为一个方国有一定的实力，否则汤也不会降身以牛相送，与荆国和好。汤平定天下后， 也时刻警惕荆国对自己的威胁，故在征有洛之时，顺便讨伐荆国，迫使其臣服，并对荆国的控制增强。荆国与商的分分合合一直持续到武丁时期，今本《竹书纪年》称：“（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鬼方是位于山西南部的一个方国，武丁征讨鬼方时，在其南边的荆国屯兵，便于从南进攻，说明此时商与荆的关系比较和睦。但很快彼此又成死敌。甲骨文中也记载有武丁南征之事：“乙末［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乙末卜，［贞］：宰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十二月”。这两条甲骨文皆属武丁时代，“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指的是商王武丁亲率大军征讨南方。我、曾、举均为商代南方方国，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曾在今湖北随州的东北部，李学勤先生认为举在汉东举水流域，我的地望不可考，当与曾、举相邻。“比”则有联合、配合之义，这两条卜辞的意思是商王武丁亲帅大军，在我、曾、举三个方国的配合下征讨南方的某国。文献中记载，武丁征讨的是荆楚。《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斲是虔。松角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其中述及的“陟彼景山”之景山，正是《山海经·中次八经》中所记的“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中的“景山”。景山实即《楚居》中之京宗，故所谓“陟彼景山”，是以季连所居的京宗来指代荆国。诗末说采景山之松柏，为商祖造寝庙，昭显殷商对荆国的征服、蔑视和凌侮。《诗经·商颂》应该是最先在西周时期的宋国人中流传的商代诗歌，而《殷武》则是其中一首歌颂武丁功绩的诗篇。其中不仅谈到武丁伐荆楚，摧毁了荆楚的军队，还提到荆楚臣服于商，并允许商人到景山砍伐松柏之事。将甲骨文、竹书与《诗经·商颂·殷武》所记之事比对，不难推断出武丁征讨的荆楚实为商汤时的荆国。《诗经·商颂》中之所以将荆称为荆楚，显然是西周时期宋国人将当时对南方的地理认识与商代对南方的地理认识混为一谈，故出现了荆楚之称。荆国经历这次讨伐，军队受到重创，国势衰微，分崩离析，直至殷末周初，荆国再无反叛之事见诸记载。
事实上，考古发现足以证明“荆”以地名或邦国名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贾汉清先生将江汉地区出土于江陵阴湘城和天门石家河的两例陶文释为“荆”之初文。若此，“荆”作为地名或国名最晚不迟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石家河文化时期仍沿用。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就是秦岭及伏牛山一线以南的河南、湖北和湖南。又《尚书·禹贡》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此荆州就是指今天的湖北及湖南，与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范围相合。学界一般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看来荆州概念出现在战国时期，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有源可溯。
学界一般认为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是三苗创造的，三苗的活动范围据《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语：“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彭蠡、洞庭即今鄱阳湖和洞庭湖。衡山是桐柏和大别山系，文山地望不详，但应该位于洞庭湖以南。三苗的活动范围与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多有重合，故三苗与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有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屈家岭文化晚期，江汉地区出现城邑群，并在其中心产生像天门石家河这种超大型城邑，表明三苗已进行到酋邦阶段，其建立的邦国很可能就是荆。
三苗又称苗蛮，据徐旭生先生考证，苗蛮集团的北界位于今河南西部南阳以北、熊耳、伏牛、外方诸山脉间，与洛水流域相邻。商代的荆国正好处于原三苗集团的区域之中，故有学者提出荆是三苗的后裔。如伍新福先生认为，商周时期的荆蛮是原三苗的后裔，“他们经过数百年的较为和平的发展后，势力又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着‘三苗’‘有苗’，而以地命名，称之为荆蛮。其实，他们就是三苗的后裔”；刘玉堂先生也认为，禹征三苗后，“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或‘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
其实不然，文献中多次记载了三苗遭到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中原部族的绞杀。《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丹水即今丹江的旧称，丹江流域乃三苗之北界，尧与三苗在此大战，使三苗臣服，舜将三苗击退，更改了其习俗。又《尚书·舜典》记载舜“窜三苗于三危”，窜，即放逐，三危，位于今甘肃、陕西、四川交界处。《史记·五帝本纪》也有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言于帝（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分北三苗。”分，即分散，北三苗，即北迁后的三苗。经过尧、舜的多次征讨，舜的“窜三苗于三危”和“分北三苗”，南方应该已无三苗之大族。而禹对三苗的致命一击，使得其势力被彻底清除。禹征三苗之事在《墨子·非攻下》中有详细记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说文》谓：“几，微也，殆也。”经过禹的征伐，南方的三苗四处逃散，所剩无几，再也形不成气候，故不可能在原地东山再起，再建立一个强大的荆国。然而，随着尧、舜、禹一起南下征讨三苗的中原部族也有落脚于三苗旧地的，与之同时代的“后石家河文化”或曰“三房湾文化”，就与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和临汝煤山类型存在密切的联系。这说明确实有一部分中原部族南下到江汉地区定居，并与当地文化产生交融。这其中就可能有芈姓季连部族，近年面世的安大简也有季连族活动于汉水一带的记载，季连活动的时代恰与尧、舜、禹对应。笔者认为，“荆”可能是三苗被舜放逐于三危和禹征三苗后，取而代之的其他部族新建立的一个邦国，仍是以原地名称国，这个新迁来的部族极可能是芈姓的一支。正如宋代罗泌《路史·后纪》所言：“伯禹定荆州，季芈实居其地。”笔者认为符合史实。苏秉琦先生也认为，夏商时期，江汉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鼎式鬲”文化，他当时只提到了盘龙城遗址，后来江陵荆南寺夏商遗存的发现则证明了他的推断。这种具有共同特征的文化器群代表了某个族群或邦国，不排除它是文献中所言商汤之时的荆国。甲骨文也可以佐证商代存在荆国，《殷墟文字甲编》第二六二，文曰：“戊戍卜，有伐
商代有没有楚？举殷商说者认为有，其主要依据是商代的甲骨文中出现了“楚”字。殷商甲骨文中疑为“楚”字的卜辞有以下几例：
１．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殷契粹编》第七三）
２．于“楚”又（有）雨。（《殷契粹编》第一五四七）
３．刚于“楚”。（《殷契粹编》第四五Ｏ）
４．甲申卜，舞“楚
５．妇“楚”。（《小屯·殷墟文字丙编》第六三）
６．妇“楚”来。（《殷墟文字缀合》第二一九）
７．辛卯，妇“楚”……（明义士：《殷墟卜辞》第二三六）
１～３例中的“楚”字，学界皆认为是地名，是《春秋》《左传》中记载的楚丘。据《春秋·僖公二年》载：“王正月，城楚丘。”同年《左传》载：“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通典》州郡十，滑州卫南县条下载：“卫文公自曹邑迁楚丘，即此城。”郭沫若先生认为即河南滑县的楚丘；陈梦家先生认为在周代卫国境内；徐仲舒先生认为这些地名“为王田猎所及之地，似不能远至荆楚”；王光镐则认为１～３中的“楚”，“很可能一即河南滑县的楚丘，二即山东曹县的楚丘”。
第４例中的“楚”字，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郭沫若先生等以为通“胥”，代表司乐舞之职。陈梦家先生则认为：“武丁之殸京于武文作殸
５～７例是殷商说者的主要依据，胡厚宣先生依此认定“殷商必早有楚国，则可信而不可疑也”；丁山先生也直接将楚列为氏族名，并指出“凡是卜辞所见的妇某，某也是氏族的省称”；李学勤先生也举族名说；王光镐先生则通过古文字学考释，将其隶定为杞，提出了商代无楚。殷代的“妇某”之称究竟何指？胡厚宣先生认为妇某的某即是姓，亦是地名，称为“诸妇之封”，即以女子的姓作为封地之称；丁山则认为妇某之某，带女字旁的“均为母国之姓”，但不带女字旁的“不是母国姓，而是母国氏族名”；此外，学界还有女字说、女名说、女子私名说等。排除掉与国称无关的女字说、女名说和女子私名说，单就与国称有关的地名说和族名说加以论辨。假设胡厚宣先生的地名说成立，胡先生认为是以姓为地之名，则妇楚之楚既是姓，也是地名。地名也可为国名，即也可称楚国，但此楚姓之楚国与芈姓之荆国显然无关，因为他们不同姓，自然不可能是一个国家。假设丁山先生和李学勤先生的族名说成立，则妇楚之楚为氏族名，也可称国名，则可理解为楚氏建立的国家。据有关商代荆国的文献记载来看，除了《诗经·商颂·殷武》称为荆楚外（原因见前论），一律称荆，再无它称。商代的称呼如此统一，只能说明一点，即商代的荆国本身就只有一种称呼——荆，这个称楚的国家应该另有所指，至于它在何地则不是笔者要讨论的范畴，但它显然与西周才开始以“楚”命名的楚国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商代存在一个荆国（邦）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荆国（邦）可能是随尧、舜、禹一起南下征伐三苗时的芈姓之族所建，他们占据了三苗旧地，沿用了原地名作为国（邦）名。这个荆国（邦）在商代受到商王朝的多次打压，势力逐渐削弱，国土范围也越来越小，到了商末周初时已经微乎其微。商代是否有楚国（邦）则存疑，即使有，也是与荆国并列存在，与南方的荆国没有任何关系。总之，商代的荆就是荆，楚就是楚，没有出现混称。
周代为什么将楚国称为荆国？历史上，学界一般认为荆是贬称，《谷梁传·庄公十年》记载：“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谷梁认为《春秋》将楚国称荆，是贬低之意，即楚国如同戎狄之人。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序中也提到：“旧文献中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徵乃出于周人之敌忾。”也有学者提出另说，王桐龄先生认为：“荆人在商时已极猖獗，……春秋时代，荆人一支有一强国曰楚，以现在的湖北秭归县为根据地。”王氏提出楚为荆人的一部所建，故荆、楚可通。20世纪80年代，随着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学者提出了更多新的看法。如杨宽指出：“古文献中，楚又名荆或荆楚，西周金文也称荆或楚荆，该即由于楚国以荆山为根据地的缘故。”由此提出荆山楚国说。王光镐提出荆、楚二国并立说，认为荆、楚本来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后来荆合于楚，成了楚国的一部分。段渝认为荆楚本是泛称地名，指生长有荆棘楚木的地方，熊绎建国后演变为专称国名。王瑞明则据《尔雅·释地》邢苪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气燥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认为荆楚为南方的强国。王廷洽则另出新意，说楚不是指楚木，而是指竹，荆则指竹，亦可指荆棘，荆、楚通用时，专指竹，故楚有优美之意，荆则无此意。因此，楚人以竹来名国。我们认为楚国称荆是有多种原因的，下面对周代荆与楚容易混称的原因加以剖析。
周代国名混称是一种普遍现象，往往一国多名。如战国时期的韩国又称郑，《战国策》卷14《楚策一》：“城浑出周，……城浑说其令曰：‘郑、魏者，楚之国。”郑即指韩国，是因韩灭郑后迁都于新郑之故。战国时期的魏国又称晋，《战国策》卷22《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钟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魏人常自称晋国，《鄂君启节》铭文则有“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是楚人亦称魏为晋，盖因魏国本从晋国分化出来，又在晋国旧地之故。韩、魏皆一国有二名。考古发现曾国文物出现在随州，在文献所记随国范围之内。中原称随，而随人多自称曾，盖因随国处于原商代曾国范围之内。同样，楚国称“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楚国出现于原荆国之地，因为商代的荆国与周代的楚国同为芈姓，又先后同处一地。西周以后的中原人很容易将他们混同，自然便将楚国也称为荆。楚国人之所以自称“荆”，除了上边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荆国曾是南方强国，拥有较广大的国土范围，在当时有一定的口碑。楚国为了显示自己国力的强大和国土范围的宽广，故也时常以“荆”自称，加上中原人习惯称楚国为“荆”，故楚国人也认同了这个称法。
二、“荆楚”之称的由来
“楚荆”之称只见于汲冢竹书和铜器铭文，它是作为征伐对象出现的，往往与昭王南征联系在一起。目前争论较大的是昭王南征记载中的“楚”“荆”及“楚荆”指的是谁？昭王南征，丧六师于汉，以致殒命于汉水。对周人来说，此乃奇耻大辱，有失颜面。故周人对此事讳莫如深，史官也记载含糊，语焉不详。齐桓公为了弄清此事，率诸侯国征讨楚国，以问讯。就连楚国人对此也是避而不谈，屈原的《楚辞·天问》就提出了“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何为？逢彼白雉”的疑问。司马迁在写《史记·周本记》时，遍查史籍，然而对此也只能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死不赴告示，讳之也”。司马迁对如此大事件也是寥寥数语，说明史籍中对此事的记载确实是少之甚少，昭王南征之事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西晋汲冢魏书的出土，才使这件事渐渐浮出水面。而随着铜器铭文的逐一披露，再次引起史家对此事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在有关昭王南征记载的文献及金铭中，被征讨的对象出现“楚”“荆”“楚荆”等多达三种称名，学者们对此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在此并不评判孰是孰非，只是再对此事作一探讨。
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昭王南征之事的是《左传》，《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率诸侯之师讨伐蔡国后再征讨楚国，管仲以“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兴师问罪。楚使则以“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相搪塞。昭王南征的是不是楚国？为何不返？给千古留下一宗悬案。汲冢竹书的出土，才使学者明白，昭王南征的对象是“楚”“荆”“楚荆”，不返的原因是“丧六师于汉，王陟（升天）”。汲冢竹书关于昭王南征的记载有以下几条：
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
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
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对于昭王十六年南征之事的记载文字除讨伐对象一为“楚荆”，一为“楚”外，其它的皆相同。《竹书纪年》所记之事是否属实？金铭可以提供佐证，关于昭王南征之事见于金铭有以下几例：
《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矢令尊宜于王姜。
《京师
《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尊彝。
《鼒簋》：鼒从王伐荆，孚［金］，用作
《
《鸿叔簋》：唯九月，鸿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
《墙盘》：“宏鲁昭王，广
学界多认为以上诸器除《墙盘》非昭王时之器外，其他的皆为昭王时器。也有学者认为并非皆为昭王时器，伐楚的还有成王、康王等。但据文献记载，西周早期只有昭王南征之事，而不见其他周王南征之事。《墙盘》中也只宣扬昭王伐楚荆，而不见他王。这说明西周早期，只有昭王南征过，其他王并没有南征。最近新出土的穆王年间的胡应姬鼎明确记载：“唯昭王伐楚荆，胡应姬见于王。”证明昭王伐楚荆史实的存在，从而印证了以上诸器记载的皆应是昭王南征之事。从这些南征者“孚金”“有得”或受王尝赐并将功绩刻于铜器上以炫耀的情形看，此次南征是大获全胜，以致宣王时还有人作器
《墙盘》来歌颂此次南征。显然此次南征不可能是昭王丧六师于汉的那次，如此的重创断不会加以纪念和歌颂。金铭所记南征之事只可能是十六年之事，故昭王十六年的南征之事是成立的。
又今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之事与《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关于昭王的史实多有相同之处，如都有祭公，前者的辛伯对应后者的辛余靡，都有涉汉等，所不同的是讨伐对象和结局，前者的讨伐对象记为楚，后者则记为荆；前者的结局记为“丧六师于汉，王陟”，后者则记为“辛余靡振王北济”。尽管有出入，但所记应为同一事件。古本《竹书纪年》记昭王十九年之事虽未言伐楚，但同样有“丧六师于汉”和“王南巡不返”，可以与今本对照。又昭王南征而不返之事件在《左传》及《楚辞·天问》中皆有提及。既然《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之事存在，则所记十九年事也不会是捏造。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的《作册折尊》《作册折觥》《作册折方彝》也记有昭王十九年之事，三器铭文相同：“隹五月，王在，戊子，令乍册折兄（贶）望土于相侯，易（锡）金、易（锡）臣，扬王休，隹（唯）王十又（有）九祀，用乍（作）父乙
从昭王十六年征伐的对象看，《竹书纪年》出现“楚”和“楚荆”，金铭中出现“楚”“楚荆”和“荆”，除了“荆”称外较一致。我们知道，征伐往往有一个主要对象，其他为从属者。只有击败了主要对象，其他从属者也都成鸟兽散。战胜主要敌人的功绩显然要大于打败从属者，故金铭中所记征伐的对象应该是主要的敌人。换句话说，有关昭王十六年、十九年南征铜器铭文中所记的征伐对象应该一致，指的是同一个敌人。
楚为楚国之专称，这一点在清华简《楚居》有明确的记载，如《楚居》：“穴酓（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疠（厉），逆流哉（载）水，氒（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渭（溃）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烖（巫咸）赅（该）亓（其）胁以楚，氐（抵）今曰楚人。”穴酓即鬻酓，简文的意思是丽季（熊丽）从鬻熊之妻妣厉胁下坼剖而生，妣厉因此难产而死，巫师用楚条包裹其胁，此后称楚人。这段话虽然充满神话色彩，但却透露了一个信息给我们，即楚国之名的来历，楚国是以楚这种植物作为国名的，而楚这种植物在南方称荆，楚人却将其称楚，这种称名显然是楚人的先辈流传下来的，成为楚人的习惯称法，这也可以作为楚人祖先来自中原的一个铁证。因楚人祖先来自中原，有些用词与中原相同，而与南方有别。楚国“辟在荆山”，却以楚为国名，显然是有意而为之，表明其与中原的血脉关系。反推之，南方除了楚国称楚外，再无他国或他族称楚。有鉴于此，《竹书纪年》和铜器铭文中所记载的征伐对象“楚”必定指的是楚国。依此可知，“楚荆”及“荆”也应该指楚国，更何况战国文献中，“荆”常常指楚国，看来这种称呼由来已久。楚国可以称荆，楚荆同义，那么称楚国为楚荆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楚国为何会成为昭王征讨的主要对象，应该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虽然是“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的“蕞尔小邦”，领土只不过是“子男之田”，但其在江汉地区发展迅速，至西周中期的熊渠时能“甚得江汉间民和”，即得到江汉地区各方国或部族的拥戴，成为盟长，并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说明其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已经掌控了江汉地区的交通贸易之路。虽然国土范围很小，但控制的范围并不小，有很多属国。熊渠能达到如此实力，显然非一日之功，而是几代国君努力的结果。也许在熊渠之前的某个国君时就已控制了江汉地区。随枣走廊是周人“金道锡行”的重要通道，周人为了安全畅通，特封其同姓的随（曾）来镇守此道，考古证明周初的随（曾）国位于今随州的淅河一带。江汉地区紧临随枣走廊，随着楚国的强大和需求的增多，对于有如此大货的通道不可能漠视，率领或指使其属国干些打劫铜料的事是再平常不过了。楚国对铜路的威胁直接影响了周人的祭祀礼仪生活，周人难以忍受如此骚扰，故周王多次亲征伐楚。就《竹书纪年》中所记，就不止一个周王对楚征伐，控制铜路应该是周人征讨楚人的主要原因。昭王殒于南征之途也许是个意外，但其因楚国而死则是不争事实，这也是管仲以“昭王南征而不返”为借口讨伐楚国的主要原因。
三、“荆蛮”或“蛮荆”的由来
“荆蛮”或“蛮荆”之称最早应该始自西周，商代不见。如《诗经·小雅·采芑》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
“荆蛮”或“蛮荆”之称显然与周人将南方人称为南蛮有关，南蛮称谓的最早记载来自于《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 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由此可知，“蛮”是周人对南方的称谓。蛮实苗、芈的变称，马少侨认为：“苗（miao）、蛮（man）、芈 （mi）为一声之转，古义可以通假。‘蛮荆’一词可以是以楚的国姓芈修饰国号荆的偏正词组。”石宗仁也从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论证苗—蛮—模—猫—髦均为同音异译。周人将原三苗之地称为南蛮，概因周人的发音中苗、蛮不分。事实上，周人一直将楚国看作蛮夷，《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即楚国虽然受封，却分不到殷商的财产。又《国语 · 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岐阳盟会的时候，楚国只能与狄人的鲜卑做一些设立望祭的木牌和守护火盆的打杂之事，而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与盟会，周人对其以荆蛮相称。此事印证于周原甲骨，周原甲骨记：“其微，楚 □
综上，我们对楚国称“荆”“楚荆”“荆 蛮”或“蛮 荆”的缘由进行了梳理。不难发现，这些称呼有个演变的过程。“荆”与“楚”原是南北方言中对同一种植物的不同称法，后演化成地名和国名。荆作为部落称名，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为江汉地区的某个部落之称名；夏商时期，“荆”仍是对南方方国“荆”国的称呼。“楚”作为族名不知始自何时，但在商代则是北方某个地方或国族的称呼。在西周以前，“荆”是 荆，“楚”是楚，非为同族，故没有出现混称。西周早期，由于南方出现了一个楚国，而这个楚国又恰位于同为芈姓的原商代荆国之地，故中原人也将楚国称为荆国；楚国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也以曾经辉煌过的荆国而自称荆。因楚荆同义，楚特指楚国，故楚荆也成了楚国的复称。“荆蛮”或“蛮荆”则是周人对南方以楚国为主的群蛮的称呼，来源于周人对南方的蛮称。
来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 第2期
作者：笪浩波
选稿：耿曈
编辑：郭会敏
校对：袁云
责任编辑：黄舒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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