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南沙区地名文化研究
摘要: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既可悟、又可视的特点，体现着自然、社会的双重性。广州市南沙区位于珠江的入海口，是历史时期由河流泥沙淤积和人为围垦，加上海水潮流的顶托而最终形成的。南沙区许多地名都带有地区特征，有着本地区的命名规律，反映着南沙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征。
关键词:地名文化；广州市南沙区；地理环境；社会文化
2005年5月23日，广州市新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正式公布，南沙正式从番禺区分离出来，成为广州市十区之一。具体调整方案为:将番禺区的南沙街道和万顷沙镇、横沥镇、黄阁镇，灵山镇的庙南村、七一村和庙青村的部分区域，东涌镇的庆盛村、沙公堡村、石牌村的各一部分区域划归南沙区管辖。南沙区人民政府驻黄阁镇凤凰大道。本文拟从地名文化的角度对南沙区进行研究，揭示南沙区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给南沙区今后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的理论基础。
一南沙区的形成历史和地理环境
南沙区位于珠江口的西岸，北面与番禺区的大岗镇、灵山镇和东山镇等为邻，西南与中山市三角镇、民众镇等搭界，东隔狮子洋、虎门和伶仃洋与东莞市的沙田镇和虎门镇相望，面积544.12km²，人口14.12万人，是广州最新一个行政区，辖万顷沙镇、横沥镇、黄阁镇和南沙街道。
据考证，珠江三角洲是距今约四万年前的晚更新世中期以后才不断由西江、北江、东江及其他小江携带泥沙在下游沉淀和堆积起来的。在此之前，珠江口还是一片汪洋，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众多岛屿，如五桂山、西樵山、古兜山等曾为昔日海岛。新编《番禺县标准地名录》说:“古番禺（今广州）原是个岛丘错落的浅海湾，经过漫长的岁月，岛丘附近的泥沙沉积而成片片沃土，再经过劳动人民的拍围和蓄水疏泄而成为万顷良田。古番禺河网交错，滩涂甚多，土地面积逐渐扩大。”根据对珠江三角洲的考古和钻探研究狭义珠江三角洲就在三水、崖门和石龙之间。直到宋代，这里还是海水浅滩。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对全国四百座山川地理形势的记载，其中关于东莞、新会、香山（今中山）三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珠江三角洲的海陆轮廓。东莞（在广州）“东南水路三百二十里，无陆路”；新会（在广州）“东北水路二百三十里，无陆路，前临大海，后枕群山”；香山镇在东莞“县南隔海三百里”。这些记述虽不够准确，但也足以说明宋代时的珠江三角洲大部分仍未成陆，广州、东莞、新会和中山之间仍然是汪洋大海，所以无陆路通。宋《浮圩山记》亦说:“番禺以南，海浩无崖，岛屿洲潭，不可胜计，其为仙佛之所宫者时时有焉。未至香山半程许归浮虚也，山虎踞而凤翥，钟悬而磬折，苍然烟波之上，四望无不通，方空澄而霁，一望千里，来船去舶，擢声相闻，及微风鼓浪，喷薄冥迷，舟望山思尺若不可到，故过此山且喜且惧。珠江为八口出海，其中中间的六个门口，堆积旺盛，水下滩涂广阔，特别是磨刀门和洪奇沥，是八个门口中堆积速度最快的。人类在珠江三角洲的活动加快了珠江口的淤积，促进三角洲快速形成。
根据考古资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珠江三角洲北部开发已甚兴盛，如增城金兰贝丘中层已有云雷纹印陶，上层更有花纹整齐精美、似铜器花纹陶器，同期的佛山河宕文化说明河宕一带更是繁荣地区。6000年前岸线即在石头村和南河石碣，故佛山平原成陆不久。但在石湾四周村落已发现有多处石器时代村落。河宕村附近1公里范围，即有7处贝丘遗址（包括墓葬区）。根据对佛山市东南方的澜石，从平原地下2米处发掘出的3500多块动物化石和人骨头的碳测，说明佛山在3800年到4500年以前，已经成陆，并开始有人类居住了。西樵山附近平原还挖出象的头骨和股骨，水鹿的鹿角化石，还有水松等树林的残枝。说明当时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北部已经露出，成为森林繁茂，动物出没的沼泽草地。
两汉时期，珠江三角洲农业开始开发。西汉时，珠江三角洲范围较小，西江、北江只到顺德市西境，中山市仍为浅海，番禺市桥镇石碁镇以南仍为浅海，东江三角洲亦为浅海，但四周陆地已有人类聚居。东汉时三角洲农业兴盛《水经注·浪水》称广州附近:“高则桑土，下则沃土，”又称“者见巨海之浩荡，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廓。”此时的珠江三角洲由于泥沙淤积，河岸成堤（即滩），河道变浅，沼泽地多，在沉积物上表现为黑色游泥层广泛分布，越族先民不少沿河而居，建“干栏”式和上字屋，高要金利水上聚落遗址长达1000米，现仍保存在古河道围垦成的大鱼塘内，房屋全用木柱支撑建在当日河岸水面上。说明珠江三角洲在古代各大河口淤积地区，越族先民已繁衍，聚民扑望，成为在书上记载“疍民”的先祖，金利茅岗即为一例。
到了唐代，三角洲开发进入了筑堤护田和低地阶段。但此时堤短与低矮，建堤的地区还不普遍，故三角洲未能大量开发，直到宋代大量南迁移民，特别是珠玑巷移民南下，他们既带来了技术，又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虽然珠江口滩涂资源的围垦开始于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但到了宋代西北江下游才有建堤的记载，西江羚羊峡以下的长利围、赤顶围、金西围、香鹅围，北江下游的村头围、榕塞西围、罗格围，东江下游的牛过塱围、苏礼隆围等28条堤围就是这个时期筑成的。筑堤成功，使洪水归槽，不致泛滥平原之上。大量沙泥冲向下游，促使下游洲滩发育，又可筑建堤坝成田，保护生产。宋堤下游即兴建一批元堤，元堤下游兴建一批明堤，使珠江三角洲由海而江，由江而涌，不断变狭。
至明代海涂围垦发展到了盛期，当时三水、南海、顺德、番禺、中山、新会等县境内出现了争相围垦滩涂的热潮。顺德的青步海、中叶沙、五百；中山的四沙。大黄围、小黄围、西海十八沙、东海十六沙等浅海沙洲也都被一块块围了起来。这期间围垦面积超过万顷，并由垦殖出露土滩发展到局部围垦还未完全出露的土滩。人工种植芦苇进行促淤，加速成田的做法也已出现。
到了清代，海涂围垦进入了更盛时期特别是清中叶，三角洲土地迅速被兼并到豪强、地主、富商手中，经济力量和权势的相对集中统一，形成了争相向政府承领滩地，划分筑围势力范围的热潮。此期间，顺德的上寮、水口、陈村等乡合力兴筑了盘石围，绀村、禾渚等五乡联合筑成了巩安围。所谓“百田母沙（指已成坦地）而生数百亩子沙（指扩圈坦地）者比比皆是”，就是当时扩垦旺盛情景的写照。
唐代以来，随着大庾岭的开凿，北方人民大批南下，导致西江、北江和东江下游大量土地被开发，随之而来是河流两岸大量植被被破坏，加剧了河流两岸的水土流失，使得大量泥沙在河口处淤积。而宋代的珠玑巷移民又选择在“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的“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的地点开基，因为在他们迁移之时，此处已有当地土人居住生活。他们在河口、滩涂处围沙造田，修建堤坝。进而使得河口泥沙固定再加上海潮项托的作用，三角洲沙田涨出快速。特别是在沙咀和拦门沙处发育最快，堆积旺盛，而洪奇沥门外的万顷沙，就是从道光年间浮出水面的（指淤积高度超过低潮位），平均每年向外延伸63.6米。而据曾昭璇先生计算，近百年来万顷沙每年则伸长75米之多。从宋到清初约经过七百年，珠江三角洲海陆又有很大的变迁。从清康熙年间测编的《皇舆全图》，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编撰的全国地图——内府地图来看，珠江溺谷湾已显著变小，呈现一片平原相接、岛屿变成陆上山丘的景象。不过三角洲上的河川比现在宽得多，河口浩潮，两岸不能相望。图中还显示出三角洲三个小海域:第一是十六沙海，及唐宋时广州、东莞、中山、新会间的大海湾的剩余部分；第二是磨刀门海域，界线一直伸到五桂山西南；第三是沙湾海（图上实注记为南海），即今番禺以南，顺德以东，东莞以西。
二南沙区地名的命名规律和特点
地名就是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人们对具有特定位置、范围、类型的地理实体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它既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如山岳、河流、陆地、海洋、岛屿、湖泊、高原、平原等，也包括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如国家、政区、聚落、城镇、社区、街道和各类建筑物等，大到宇宙，小至居民点、建筑物。地名通常由专名和通名组成，但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作为既可悟又可视的地名，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物性、指位性（指示性）、地域性、稳定性、可变性、衍生性和排他性等特点。
现在的南沙大部分是在宋代以后逐渐由泥沙淤积而成的。而在此之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沧海变桑田。这些都在地名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地名作为语言景观之一，受当地自然和人文的双重影响，具有独特性和别样性，指示着本地区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同样，地名作为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它也具有文化景观的特性和内容。根据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的观点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添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形态。那么，地名必然会反映当地的地理条件和特征以及人类活动。这在南沙地名中具有突出的表现。
（一）体现以“山”命名的地名
在南沙区的地名中，有许多是以“山”命名的地名，包括岛、礁、岬角、岗丘、台、嶂、排、档等。如:灵山、黄阁、枕箱角、香炉礁、大山乸（“乸”即母）、青萝嶂、黄山鲁、芦湾、鹿颈、蕉门、狮子洋、大虎山、小虎山、亭角、大岗、坦头、南北台、铜鼓山等。
这些以“山”命名的地名，充分反映了珠江口的地貌形态和海陆变迁。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特殊的三角洲，它和全国甚至世界上其他大河的三角洲不同。首先，它的形状奇特，虽然也近似三角形，但底边靠陆，顶端向海，与一般三角洲正好相反；其次，它的河流入海口多，有八门入海，每一个口门都很宽阔；其三，它是由多个三角洲组合而成的，是个复合三角洲；其四，它的地貌形态特别，许多三角洲都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难以见到山峰；珠江三角洲却有大小山丘160多个，约占三角洲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中黄扬山、五桂山海拔超过500米；其五，它的冲积层浅，平均厚度只有25米，而黄河沉积物厚达300米以上，长江三角洲也有100多米。所以特殊的地貌形态，使得南沙地区沙田和台地交错分布。由于冲积层浅，原来河口的岛屿和低山镶嵌在泥沙冲积物和沉积物中，形成许多低山、台地，出现了许多以“山”及相关的地名。
(二)体现以“水”命名的地名南沙地处珠江口的番禺三角洲，是西江、北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它的北界是沙湾一市桥丘陵台地的边缘，南界和中山三角洲相接。由于北江和西江在三水思贤滘以下又分又合，互相沟通。番禺三角洲的顶点在紫坭附近，顺德水道在此一分为三，最北支沙湾水道，到沙头又分汊，其一与莲花山水道合并出狮子洋，另一向东南入蕉门水道；最南支为顺德水道主干，下接洪奇沥；在沙湾水道和顺德水道之间又是榄核河。所以，三角洲内部河汊众多，纵横交错，出现大量以“水”命名的地名，包括河、水道、涌、沥、泉、塘等。如:东涌镇、横沥镇、大涌、东井、塘坑、南口涌、新涌、花鱼涌、下横兰涌、大涌、石涌、生元涌、斜涌、鱼仔涌等。
南沙区中以“水”命名的地名，也足以说明南沙地区的气候和水文特征。由于地处南亚热带，年降水量在1600毫米以上，地表径流丰富，河流纵横交错。加上河口众多的低山、岛屿将下游冲积下来的泥沙分割成支离破碎的低洼地和塘地。在泥沙的冲积和淤积下，大的河流演变成小的河流，由海而江，由江而涌，不断变狭，形成众多的小的分岔支流，如涌、沥等。这在南沙地区极为普遍，所以出现大量以“涌”、“沥”、“塘”命名的地名。
(三)体现以“嘉名”命名的地名
在南沙地名中，有着一大批以“嘉名”或“美名”命名的地名。如:和隆围、仁隆围、永安围、宝成围、正安围、义隆围、定安围、礼隆围、怡安围、安上围、安下围、同安东围、同安西围、平安围、兆安围、顺安围、务安围、广同丰围、隆安围、福安围、新宝安围、旧宝安围、佳安围、裕安围、福生围、广隆围、大元、正丰围、积生围等。直到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仍然出现这样的地名，如新垦镇的新安、立新、同兴、阜盛围等地名。这些祥瑞和祈福的地名，一方面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内心的一种信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珠江口一带的自然灾害较多。由于地处现亚热带的沿海地带，多台风、暴雨和暴潮，再加上西北江洪水的威胁，珠江口一带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地势低洼的沙田和浅滩地区，更是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安定、丰收，常常以“嘉名”命名村落和其他地名，也养成了对一些水神的崇拜等。同时当地人还修建许多庙宇，并以此作为村落名称和地名，如庙南、庙青、庙青沙等，以此来体现水神崇拜。
（四）体现时代特色的地名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前，南沙也有一批批沙田被围垦，多发生在新垦镇和万顷沙镇，如红海、红江、红湖、红洋、民建、民兴、民立、民兵工人队、群结村、团结围、工程、东方红、太阳升等。一方面反映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围垦的热潮，大量的沙田被围垦成“良田”，同时也说明南沙沙田在清以后增长、扩大的过程。
（五）以数量词加通名命名的地名
南沙区是珠江中上游河流泥沙冲积在河口淤积和海潮顶托及人为围垦的结果。所以，在南沙区面积扩大的过程中，许多带有数量词的地名就反映了南沙成长的过程。如万顷沙、二顷三围、四顷、外四顷、七顷、八顷、上八顷、八顷六、九顷围、十二顷、冯五顷等，用所围垦的沙田数来给村落命名，充分反映了人们与海争田的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地名也证明南沙面积在不断扩大的迅速。
（六）以方位、人物事件、姓氏、纪念物等命名的地名
如东瓜宇:清康熙年间建村，建村前曾有一叫“阿宇”的农民在此种冬瓜，瓜优产量高，“冬瓜宇”名闻遐迩，“东”与“冬”相谐，约定俗成便以“东瓜宇”为村名。九王庙：据传，古时有九兄弟在乡间赛龙舟活动中溺死，村民为纪念他们，于附近山坡修建一庙，故名“九王庙”。冯马一、冯马二、冯马三：清康熙19年建村，村位于围田上1930年田围缺口，有姓冯，马两船民为托堵堤围而献身、人们在村上建庙纪念，取名冯马庙，后来村庄发展成三个村落，故冯马一、冯马二、冯马三村。三姓围：据传三四千年前此地还是一浅海湾，由于山岛侵蚀和海沙淤积作用，于两千年前形成沙滩，聚居成村，开村时朱、黎、罗三姓人多，故名。这都反映了南沙地名命名的多样化和人类在此活动的痕迹。
三南沙区地名的历史文化特征
对地名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演变及社会历文化的变化，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河流改道、河岸和海岸变移，湖沼的变形，矿产的分布，动植物的分布，城市与民点的变化，人口流动和民族的迁移，地区的归属等。对地名进行文化上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找出地名的命名规律和特点，更重要的是把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一种文化景观，研究它所反映的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和人类的历史活动，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变化过程，同时还要研究地名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等。南沙地名文化的研究亦如此。地名作为文化景观，是对地理环境的折射物。南沙区地名所体现的历史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名反映着地区的地理条件、特征和环境的变迁在众多的南沙地名中，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些特殊用词，如江、海、洋、湾、涌、沥、围、沙、冲、顷、坭、岗挡、排、礁、角等。从这些字的表面意思上，是表示与水、沙、山等有关的地名，但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带这些用词的地名，深刻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的海陆变迁。在前面我们分析了珠江口的形成过程，恰是这些地名的字眼充分反映了它的变迁过程。如海、洋、江、河、涌、冲的地名说明在远古时代，或者在宋代以前，珠江口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虽然是浅海。但随着上游的开发，泥沙在河口的淤积，再加上人为的围垦使得河口地区沙田不断成长，通过修堤筑渠，拦沙护田，三角洲地区演变成河网密布、纵横交错的河网水田地貌。大的江河变成小的支流。最后成为所谓的“涌”。而大量带“顷”的地名则更直接地反映了人们围垦，沙田的数量或说明河口三角洲淤积成长的速度。现在那些被泥沙掩埋的浅海湾的地名更是诉说着沧海变桑田的历史。因为珠江三角洲在远古时代是一片浅海湾，在河口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岛屿，经过长时间的泥沙淤积，它们有的被掩埋在泥沙下面，有的露出地面，三角洲地带就形成了丘陵、山地、平原交错分布的格局。根据曾昭璇先生研究，万顷沙正当怜仃洋沉降区西部，清代初期仍为“乌猪大洋”一部分，是西、北两江沙水汇集沉积之处。万顷沙1838年出露水面，到20世纪80年代约为150年，已积出4万多亩沙田。
（二）地名反映着地域社会文化和生产特色地名文化还是一个地区的语言化石，反映着古代人类生活的方式和状况。而南沙的地名中保留了大量以地方方言为特色的地名文化。如“涌”、“乸”、“滘”、“涡（汪）”、“塱”等，反映出这一带地名深受古越语的影响。如“海”是南越语“广阔水面”之意，与汉语所指“海洋”意思不同，今广州话仍称“过江”、“过海”，即南越语的残存现象。同样，“涌”、“乸”、“涡（汪）”、“塱”等也是古越语之名称。“涌”指“小河”，“滘”指水流“交汇地点”之意。“涌、滘”指水网区的水系，“涡”与“汪”指大型积水洼地之意（汉语则称“湖”），“塱“指小型积水洼地之意（汉语则称“塘”），这些都是古越语对水及地势低洼地的称呼，反映了南沙区地名深受古越语的影响，或者在宋代以前就有古越人在此居住生活。当时主要是生活在水上、河边等，住“干栏”式房屋。
而南沙的大规模开发却是在宋代以后的事，特别是清后期以来，清政府取消海禁之后，大批当地居民重返海边生活和生产，使得这一时期的开发成为可能。明代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人口增加田地数量减少，广东也由原来的粮食输出省转为输入省。所以，人地矛盾进一步突出，出现了与海争田的现象，并且创造了适合三角洲生产的农业灌溉方式。明代仍把龙江以南称沙田乡，田称潮田，即可以依靠潮水一天的涨潮退潮，进行自流灌溉。涨潮河面升高，河中淡水可由堤围窦（即排水口）口涌入水田，退潮时，田内积水可自行由窦口排出。这样，河水所带来的细泥沙及有机质可以增高田面，肥力自高。沙田产量提高，大批人口迁移过来围垦。所以，大量堤围和聚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而那些以“嘉名”或“美名”命名的地名，则反映人们的信仰观。
同时，南沙南部大量地名还反映出近年来开发围垦的现象，已无多少粤语特色。如万顷沙镇南的排列整齐的涌围，一涌围、二涌围、三涌围……十五涌围、十六涌围、十七涌围、十八涌围、十九涌围、二十涌围、二十一涌围等，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在政府的规划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围垦。反映标准汉语居地命名的主流地位。
总之，地名文化作为文化景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居住在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所以，南沙的地名文化即是当地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分析这些现象，可以透视出南沙的地理环境变迁和文化景观的发展历程，揭示出南沙在古海洋地理环境和不同时期人们开发的程度，为南沙的环境变迁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文化景观是环境的一面镜子，“由于不同文化集团各按自己的文化来构筑自己的文化产品。”因此，文化景观还“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通过对南沙的地名文化研究，还可以揭示出古越人的文化特点和面貌，这就大大丰富了岭南文化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研究领域，为将来南沙的文化开发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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