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长安城郊地名考补——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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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辖子长安县之地名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京兆郡“长安”县小注云：“带郡。有仙都、福阳、太平等宫。有关官。有旧长安城。”今以隋墓志对长安县所辖乡、坊、里、村、原等地理情状补订如下：
一、乡
检索隋志，得长安县属乡凡十：
布政乡：开皇九年《皇甫忍志》“窆于长安县布政乡延侏里”。该墓志二〇〇五年六月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则今长安县郭杜镇及周边当即隋代布政乡辖地。唐代亦有布政乡，位于金光门外，即今西安市土门一带。由此推知隋代布政乡与唐代布政乡同名而异地。又，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唐咸亨四年《韩宝才志》：“殡于京城西布政之原小严村之左。”该墓志出土于西安西郊，可证唐代布政乡确在京城之西，而非隋代在京城之西南。
归化乡：开皇十年《元仁宗志》“卒于长安县归化乡弘德坊宅”。唐代亦有归化乡。
龙门乡：开皇十六年《何雄志》“（葬）在雍州长安县龙门乡阿城里”。该墓志二〇〇五年五月初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杨村出土。唐代亦有龙门乡，在今西安市西郊龙首乡西。由此推知隋代龙门乡与唐代龙门乡同名而异地。
龙首乡：隋墓志记载龙首乡的有五条：开皇十七年《张通妻陶贵志》“葬于长安县之龙首乡”，开皇十七年《贺若嵩志》“权瘗于长安县龙首乡”，大业五年《元世斌志》“权殡于大兴城西龙首乡隆安里之山”，大业十一年《尉富娘志》“窆于京兆郡长安县龙首乡兴台里”，大业十二年《宋永贵志》“归葬于京兆郡长安县龙首乡之山”。其中，《尉富娘志》在清同治十年出土于陕西长安龙首乡，《元世斌志》出土于西安市西郊。由此推断，隋代龙首乡当位于今西安市西郊。而唐代长安、万年两县各有一龙首乡，《长安志》卷十一“万年”载“龙首乡在县东一十五里”即城东之龙首乡，属万年县，位置在今韩森寨东南，郭家滩南。而城西之龙首乡在今土门、枣园、阎庄一带，与隋代龙首乡位置接近，盖沿隋旧制。
修仁乡：开皇十七年《赵长述志》：“长安县修仁乡故民赵长述铭，住在怀远坊。”墓志出土地在西安市西郊土门杈杨村，疑即隋修仁乡辖地。
醴成乡：开皇十九年《杨钦志》“薨于长安县醴成乡仁训里”，仁寿元年《杨士贵志》：“仁寿元年正月廿六日长安县醴成乡恰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杨士贵铭记。”《杨士贵志》出土地在西安市西郊土门杈杨村。结合前条同地所出《赵长述志》之“修仁乡”，则一地有两乡名，推断此地或是当时两乡接壤处，或是两乡名称有所递改，并存俟考。
淳化乡：开皇十七年《孔观暨妻王氏志》：“因居京兆，属长安县淳化乡雅正里。”按孙观葬于“万年”县，墓志则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杨村。若出土地即葬地，则今韦曲以东的郭杜镇一带在隋本属万年县，此又有悖于明德门直南为两县划界之制，存疑。淳化乡的方位疑在都城之西北郊。又以同出于长安县郭杜镇杨村的仁寿元年《田保洛暨妻王氏志》云“合葬于雍州长安县福阳乡”推之，更觉《孔观暨妻王氏志》葬于“万年”之说恐与墓志出土地不符。
福阳乡：仁寿元年《田保洛暨妻王氏志》“合葬于雍州长安县福阳乡”，该志二〇〇五年五月初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杨村。大业六年《解方保志》“葬于京兆郡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之原”，该志一九九九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可知福阳乡在隋代确为长安县所辖。《隋书》卷二九《地理志》“雍州长安县”条小注云：“有仙都、福阳、太平等宫。”则福阳乡盖因福阳宫得名，而福阳宫的所在当属福阳乡地界。又据同地出土的开皇十六年《何雄志》，知“福阳乡”在开皇十六年称“龙门乡”，至仁寿元年已改名“福阳”，由此可推理福阳宫的创建或成名大概在开皇十六年至仁寿元年间。《解方保志》云“葬于京兆郡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之原”。又按大业三年改雍州为京兆郡，统二十二县。福阳乡在隋大兴城安化门以南，位置相当于长安县郭杜镇与祝村之间，此地偏西隋代有修仁乡，到唐代即有福阳乡及阳原里，又有高阳乡。今据墓志，知福阳乡在隋大业前已有，而唐之福阳乡应是延用隋代乡名。又福阳乡地处高阳原之西，高阳原为西北东南走向，则墓志所称“福阳乡修福里之原”当是指高阳原，另外《解方保志》铭文还提到“坟瞻北渭，陇望南山，高阳有去，京落无还”。此“高阳”显然是指高阳原，亦即墓志的出土地。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藏唐上元三年《阎庄志》云：“合葬于雍州乾封县福阳原里高阳原。”唐总章元年析长安县置乾封县，长安二年省。此唐福阳原福阳里在高阳原之一证，亦即唐福阳原福阳里盖沿隋代福阳乡之一证。
弘教乡：大业三年《陈叔兴志》“薨于长安县弘教乡务德里之第”。此志在西安市长安县韦区镇民间征集，盖亦在今西安市南郊长安县一带出土。
合郊乡：《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咸宁县”著录开皇十四年《扈志碑》：“安厝于大兴城西南合郊乡修福里。”大兴城西南当属长安县，“合郊乡”未见记载。
二、坊
隋志中检得长安县属坊凡九：
太平坊：开皇九年《杨文
弘德坊：开皇十年《元仁宗志》“卒于长安县归化乡弘德坊宅”。《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唐代崇德坊“本名弘德，神龙初改”，位于朱雀门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由墓志知“弘德”为隋代坊名。坊有隋秦孝王俊捨宅所立济度尼寺，又有隋月爱僧寺。
颁政坊：大业五年《施太妃志》“薨于颁政里”。颁政里即颁政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颁政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三坊。坊有隋惠云、澄觉二寺，大业七年并废。
隆政坊：大业五年《元世斌志》“薨于隆政里之第”。隆政里即隆政坊，唐代沿用，后避玄宗讳改名布政坊。《长安志》卷十“布政坊”条云“本名隆政，避明皇名改”。《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布政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坊有隋明法、道觉二寺，大业、武德中并废。
休祥坊：大业四年《李静训志》“瘗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休祥里即休祥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休祥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二坊。坊有隋开皇二年移立北周故城之万善尼寺与大业元年所立慈和尼寺。
醴泉坊：大业四年《任轨暨妻薛氏志》“卒于长安之醴泉里”，大业六年《解方保志》“卒于醴泉里”，醴泉里即醴泉坊，属长安县，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醴泉坊乃朱雀门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本名承明坊，开皇二年缮筑此坊，忽闻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隋有光宝、救度二寺，大业、武德中废。”隋文帝置醴泉监于此坊，开皇十二年废监立醴泉寺。
怀远坊：开皇十七年《赵长述志》：“开皇十七年四月十九日雍州长安县修仁乡故民赵长述铭，住在怀远坊。”隋之怀远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怀远坊在朱雀街西第四街，即皇城西之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七坊。坊有隋法宝寺，大业七年废。又有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光明寺，唐武后初改大云经寺。
居德坊：仁寿元年《杨士贵志》“长安县礼成乡恰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杨士贵铭记”。隋之居德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载居德坊乃朱雀门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之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四坊。坊有隋依法、宝岸、凝观三寺，并大业废。又有隋开皇七年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捨宅所立普集寺。
道兴坊：仁寿三年《杨
三、里
检索隋志，得长安县所辖城郊里名凡十一：
司台里：开皇六年《刘侠志》“卜葬于长安高阳原司台里”。该墓志二〇〇四年三月出土于长安县郭杜镇康都村西北大学新校区，由此可以确定司台里之具体方位。
延侏里：开皇九年《皇甫忍志》“窆于长安县布政乡延侏里”。该志二〇〇五年六月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由出土位置推之，延侏里当在司台里之北。
阿城里：开皇十六年《何雄志》“（葬）在雍州长安县龙门乡阿城里”。该志二〇〇五年五月初出土于西安市长安郭杜镇杨村。由出土位置推之，阿城里当与延侏里、司台里相比邻，龙门乡当与布政乡比邻。
雅正里：开皇十七年《萧绍志》“终于长安县雅正里宅”，《孔观暨妻王氏志》“因居京兆，属长安县淳化乡雅正里”。可知隋雅正里属淳化乡。
仁训里：开皇十九年《杨钦志》“薨于长安县醴成乡仁训里”。据前文“醴成乡”条知该乡约在今西安市土门杈杨村一带。
恰恩里：仁寿元年《杨士贵志》“长安县醴成乡恰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杨士贵铭记”。该志于西安市西郊土门杈杨村出土。
通明里：大业元年《李景亮志》“卒于通明里第”。隋唐两京坊里无“通明里”之名，唯《长安志》卷六“宫室”记唐西宫“西面二门，南曰通明门”，與隋“通明里”应无关系。
务德里：大业三年《陈叔兴志》“薨于长安县弘教乡务德里之第”。参见本文“弘教乡”条，知“务德里”当在今西安市南郊长安县一带。
隆安里：大业五年《元世斌志》“权殡于大兴城西龙首乡隆安里之山”。该墓志出土于西安市西郊。《陕西金石志》卷九唐显庆四年《皇甫文钦志》“葬于龙首原隆安之里”。则唐代“隆安里”当亦在城西，承隋旧制。
兴台里：大业十一年《尉富娘志》“窆于京兆郡长安县龙首乡兴台里”。该志清同治十年于陕西长安县龙首乡出土。长安城东西郊各有一龙首乡，此云长安县，则在西郊。《西安历史地图集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标注唐“兴台里”于城西开远门外。
修福里：大业六年十一月《解方保志》“葬于京兆郡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之原”。该志一九九九年于西安市长安县出土。唐代亦有修福里，贞观十六年《大唐故使持节都督交州驻军事交州刺使柱国遂安王（李安）墓志铭》记载，李安于贞观十六年（终于京师之第，葬于长安县福阳乡修福里高阳之原，该墓志出土于今长安县祝村乡东祝村一带。据此可推知隋代修福里当亦在今长安县祝村乡东祝村一带。又据《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咸宁县”著录开皇十四年《扈志碑》：“安厝于大兴城西南合郊乡修福里。”知大兴县属合郊乡亦有“修福里”，疑福阳乡后改名合郊乡，待考。
四、村
长安县所属村名，隋志中仅得一例。
杜村：开皇六年《郁久闾伏仁志》“葬于长安城西六里杜村西”。知杜村属长安县，位于城西，距城六里。
五、原
高阳原：隋墓志涉及高阳原者有八条：开皇五年《宋虎志》“葬于城南高阳原”，开皇五年《刘侠志》“卜葬于长安县高阳原司台里”，开皇六年《田悦暨妻赵氏志》“葬于大兴城西南十有余里高阳原之所”，开皇十一年《王猛志》“葬于大兴县高阳原”，开皇十二年《吕思礼暨妻辛氏志》“合葬于髙阳原”，开皇十二年《郁久闾可婆头志》“迁葬于京兆之高阳原”，开皇十七年《刘绍暨妻郭氏志》“合葬于大兴县高阳原”，大业三年《陈叔兴志》“葬于大兴县义阳乡贵安里髙阳之原”。以上墓志除《刘绍暨妻郭氏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豆引乡，其余墓志的出土地都集中在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而上述墓志涉及到高阳原地理位置的有“城南高阳原”、“长安县高阳原”、“大兴城西南十有余里高阳原”、“大兴县髙阳原”、“京兆之高阳原”等描述”，其中《王猛志》、《刘绍暨妻郭氏志》、《陈叔兴志》三志葬地皆属隋大兴县，亦即所说“髙阳原”是绵延到大兴县的东首一段。较之《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载“高阳原在县西南二十里”，又几与隋之高阳原主干范围相当，并与今之高阳原分布范围基本一致，主要分布在今西安市正南偏西一带，为西北一东南走向。西望细柳原，东瞻韦曲毕原，南接交水，北至定昆池。
龙首原：开皇十七年《董美人志》“葬于龙首原”，仁寿四年《石暎暨妻孙氏志》“葬公于长安龙首原”。《雍录》卷一记载：
汉长安城在龙首山上，周丰、镐之东北也。龙首山来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滨，乃始折转向东。汉之未央，据其折东高处，以为之基，地形既高，故宫基不假累筑，直出长安城上。张衡《西京赋》曰：“疏龙首以抗殿。”抗者，引而高之之谓也。《水经》、《关中记》及《三秦记》所载形势畧同，且曰：“此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可六七丈，色永，旧传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行成迹也。”用此推之，则此山并渭折东之地，高于初出樊川时也。汉世既据其上立未央宫矣，而其山势尚且东趋，亦皆高出平地，唐大明宫又遂据其趋东之陇，以为之址，故正殿之名含元者，高于平地至四十尺也。若夫此山方发樊川而未及折东也，其北行之势，垂坡东下，以为平原，是为龙首原也。原有六坡，隐起平地。隋文帝包据六坡，以为都城，名曰大兴，以其正殿亦名大兴。大兴殿所据，即其东垂之坡，自北而南第二坡也。从平地言之，则坡陁而高，然不能贯山以为之高，是故命其原以为龙首原也。
可知汉有龙首山，龙首原名称盖本于龙首山。“此山方发樊川而未及折东也，其北行之势，垂坡东下，以为平原，是为龙首原也。”历代于此地皆有所营造。如汉代立未央宫，隋代修大兴城，唐代建大明宫。其实，龙首原面积十分广大，从城西经城北而绵延到城东，故城之东西皆有龙首原、龙首乡之谓。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及其邻近的小原》指出龙首原的范围：北由渭水之滨，向南直到樊川，东抵浐水，西界达到丰水的下游。其范围内还包括了少陵原、洪固原和凤栖原。而今天常说的龙首原，其南界就到隋唐长安城东南的凤栖原。以此推之，《董美人志》只说“葬于龙首原”，其地究竟是城西，还是城东，尚不能确定。六、水
高官、沣水：开皇二年《梁暄志》云：“窆于长安县界族正李端下、高官沣水之南。墓志干二四年五月在西安市长安县沣水南岸出土。“高官沣水之南”是指高官（属户县）和沣水（属长安）两河之南。“高官”在唐以后至今又多称“高观”或“高冠”，据墓志知“高官”乃是更古之谓。高官与沣水皆出终南山，高官在东，沣水在西，高官河出高冠谷东北流，沣水出沣谷西北流，至户县秦渡镇交会，成为户县、长安两县界河，仍称沣水（沣为正流，髙官为支流），北向人渭。两河汇流形成的夹角地带便是两河之南岸，也就是《梁暄志》出土的基本方位。
结语
综上，对隋代大兴、长安两县所辖乡、里、坊、村的考补名目，谨列表归纳如下：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自然地理名称和人文地理名称。自然地理名称是指原、水等主要受自然条件影响而形成的地理单元，因为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变化比较缓慢，所以自古以来其范围、分布变化不大，其名称大多流传至今，前贤对其也有一定的考证，故本文中主要以归纳总结为主。而人文地理名称是指乡、坊、里、村等基本行政单位，受经济、人口及统治阶层思想制度的影响，所以变化较大。因隋代历史较短，留下的史籍文献资料甚少，可供考证的依据更多的是近世以来出土的隋代墓志等石刻文献，因此能够据以考补的地名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本文考证大兴县有十二乡、四坊、六里、一村，大多集中在今西安市南郊长安县韦曲镇以南以北一带以及东郊灞桥区韩森寨、郭家滩和洪庆街一带。长安县有十乡、九坊、十一里、一村，大多集中在今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一带以及西郊土门一带。今西安市及其周边大部分区域在隋代的地名还有待落实。《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云京兆郡“统县二十二，户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则隋代京兆郡平均每县一万四千零二十二户（自然位于都城的大兴、长安两县人口要较多一些）。而《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云京兆府“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则唐京兆府平均每县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九户。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规制，唐代（天宝时）都城两县所辖乡比隋代都城两县所辖乡约多四乡。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和卷十二分别载唐万年县有四十五乡、长安县有五十九乡，而若以此推算，隋代大兴、长安两县至少应管辖一百乡、五百里，然本文所考补之乡、里数仅相当于其五分之一和十七分之一。再从坊的数量看，大兴城初建时有一百零九坊，而本文只考证十三坊，仅相当于总数的八分之一强。这都说明本文所举证的地名与隋代大兴、长安两县实际所辖乡、坊、里、村的数目还相去甚远，尚有待不断利用更丰富的新资料陆续补正，以期逐渐趋近和澄清隋代长安历史地理之原貌。
文章作者：王灵
文章来源：《碑林集刊》2006年 第0期
选稿：耿曈
编辑：刘家瑶
校对：袁云
审订：陈庭玉
责编：汪晨云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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