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

提要：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地名学孕育萌芽时期，各种文献和出土文物当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名学信息。其特点是：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多，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少，但就在较少的人文地理通名中，诞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名一一郡和县；专名由单名向双名、多名过渡；方位地名发达；然地名渊源解释零散。

关键词：先秦；地名学；通名；专名；地名渊源

我国传统地名学源远流长，主要涉及地名渊源、地名通名、地名命名更名规律、地名定位、地名用字、地名读音等领域，包含了地名五大要素音、形、义、位、类的全部范围，其中以地名渊源解释为主流。我国的地名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个体地名研究、群体地名研究和地名整体研究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地名学尚处于孕育的萌芽状态。

“地名学”一词虽迟至本世纪20年代才传入我国，但“地名”一词先秦时业已诞生。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卷三十三“夏官司马第四”载：“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隰之名。”先秦时期虽然没有专门的地名学著作，专门释地的典籍《八索》《九丘》也早已亡佚了，但各种文献和出土文物当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名学信息。综括而言，当时的地名学有以下七个方面的特点：

（一）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多，表示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少

地名包括通名和专名两大部分。甲骨文中的地名有近1千处，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有：

1.山，《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19293：“往三山”，《合集》30173：“拜雨于山”。

2.丘，《中片羽》初集33.：“王其田，至于丘北”。

3.麓，见《合集》30268、《殷墟文字甲编》（简称《甲》）357、《殷契粹编》（《粹》）664等。

4.水，见《合集》33356、《英国所藏甲骨集》（《英藏》）2403

5.川，《卡辞通篡》726：“先侯爱由贞川”。

6.泉，《合集》10156：“今载泉来水㳄”。

7.岸，《殷契拾》385•3(2）：“王其又于滴，在右岸燎，有雨？”

8.卤，《合集》26756：“王卤，雨。”

9.土，见《合集》9741、《英藏》1170

表示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有：

1.邑，见《英藏》1109。

2.京，见《合集》8079、《殷契佚存》936。

3.郭，《合集》13514：“基方乍郭”。

4.单，《粹》73：“岳于南单。”《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禽帝受于南单之台”，“帝受”即殷纣王，南单之台即鹿台。

5.田，《英藏》2547：“王田，往来亡灾？”

6.方，殷商通称其邻国为“方”，比如《合集》20451：“王令御方”，《甲》556：“王出伐方”，等等。

我国早期地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甲骨地名通名的来历与草莱初辟的自然环境有关。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载了我国早期地名的丰富资料，其自然地理实体通名有：

1.原，周人所说的“原”包括黄土塬和河流冲积阶地，《大雅·公刘》“于胥斯原”、“复降在原”的“原”即指今陕西旬邑县一带的黄土塬，是周的先祖公刘迁都之处。《大雅·绵》：“周原”，周原是指今陕西岐山县岐山以南、渭河以北的黄土塘，是古公父迁都所在。

2.山，《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3.阜，指大的土山。《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小雅·吉日》：“升阪大阜”。

4.陵，指大的阜。《小雅·天保》：“如冈如陵”。

5.《大雅·公刘》：“陡则在”，朱熹注“，山顶也。”

6.冈，指小山。《小雅·正月》：“谓山盖卑，为冈为陵”。

7.丘，指隆起的地形。《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风·载驰》：“陡陂阿丘，言采其。”

8.浒或干，指河边。《王·葛》：“绵绵葛，在河之浒”；《大雅·江汉））：“江汉之浒”；《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之河之干兮，”朱嘉注：“干，也。”

9.洲，《周南·关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朱嘉注：“河，北方河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

10.沼，指小水池。《召南·采》：“于以采，于沼于。”

11.泽，指聚水的洼地。《陈风·泽陂》：“彼泽之陂。”

12.涧，指山间溪流。《召南·采》：“于以采，南涧之滨。”

13.汜，指河流的支流。《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

14.水，《卫风·竹竿》：“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

《诗经》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只能靠有限的工具仰仗大自然度日，所以对自然地理实体的认识最为充分，归纳了一系列的山、水地名通名；相形之下，它对于人文地理通名的记述就少之又少了，仅有“京师”（《大雅·公刘》）等少数几处而已。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的10个地名通名州、水、山、泽、夷、原、口、海、丘、当中，除州、夷之外的个通名都是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

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的战国秦的7幅木板地图上，共注记地名61处，除去重复，实得50个地名，其中谷名、溪名均为9个，山名、关隘名分别为1个，聚落地名至少2个。仅聚落名杨里、真（贞）里的“里”，才表示人文地理通名，余则均是自然地理通名。

（二）通名可以省略

与今天地名一样，先秦地名通名有时可以省略，只留专名。如，甲骨文中恒有商、毫、宋、亘、河、沁、洛、汝、淮、潢等地名。胡厚宣《甲骨续存》下153有“不  ”之辞，“”为单音节专名；而在《甲》903中又有“其燎于水泉”的记载，“”又被写作“水”。《殷墟文字乙编》（《乙》）700之“唐邑”，在《甲》1132、《乙》570、《续》1.7.6中又被省作“唐”。

《诗经》地名通名的省略，如《秦·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鲁颂·閟宫》：“之松，新甫之柏。”终南、均是山名的省略。《谷风》：“泾以渭浊，”《卫风·淇澳》：“瞻彼棋澳，绿竹。”泾、渭、淇则是水名的省略。

《禹贡》通名的省略很普遍，梁、岐、岳、岱、蒙、羽、荆、华、岷、终南、三危、积石等34山名都不带“山”字，济、雍、汉、伊、洛等27条河流没有“水、川、江、河旷之类的通名，大陆、雷夏、大野、彭蠡、云梦等则省略了“泽”名。

放马滩地图上50个地名当中，只有22个注出通名，其余28个地名只有根据图中内容才能判断其性质。

不少人以为我国早期地名只有专名而无通名，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本文的不完全举例，即已有三、四十个通名，有的还沿用至今。实际上，秦汉以前的地名，都附有通名，几乎任何一个单名的地名专名，都对应着一个表示类别的通名用字，只是契刻书写时通名往往被省略而已。这是上古汉语书面语的特点，而非地名本身的特点。另外，地名合成也易引起误解。金祖同《殷契遗珠》1182：“这四邑都是专名、通名齐备的地名。作为地名专名的“夹”字又见《合集》6063、24239中，夹邑即今河南那县，“夹”、“邑”二字合在一起就成了“”字，《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即此。“”字仍是一个完整的地名，也容易让人误以为上古地名无通名。

（三）划时代意义的通名——郡、县

如上所述，先秦时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较多，表示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较少，但就在这较少的人文地理通名中，诞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区地名通名——郡和县。

县的出现，比郡要早。清赵翼（1727—1814）年说：“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关于周天子王畿内的具体建县，史料记载很少。公元前635年，因晋文公勤王有功，天子赐与原、温等县，于是文公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狐为温大夫。

不仅周天子在王畿置县，秦、楚、晋、齐、吴等国也在自己的领地内设县。

诸侯国中最先设县的是秦国。《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武公十年为公元前688年。秦国不仅在新夺取的土地上设县，而且还合并原来的乡聚为县，商鞍变法时一次性用这种办法设了三、四十个县。

楚国设县也比较早。到公元前6世纪初楚庄王当政时楚县业已很多。战国时，楚县已相当广泛和密集。

晋国设县较多。如上所述，早在公元前635年，晋从周天子那里就得到了原、温等县。《左传》记载的晋县，计有先茅之县、瓜衍之县、绛县、州县、温县、原县等，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为7县、羊舌氏之田为3县。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续有增置，如魏设邮县、赵置上原县等。

当然，设县最多的要数齐国。齐桓公赐予管仲17个县，齐灵公一次性赏给叔夷300个县。一次赏赐这么多县，县的规模当然不会很大，因为即使今天山东全省的县级政区，总共也只有101个。

南方的吴国，也有1县见于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王余祭三年（前545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秦改朱方之县为丹徒，故治在今江苏镇江市东。

郡的设置，始于春秋后期，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二》记载：“公子夷吾出见使者曰：‘······君实有郡县’。”此事发生在公子夷吾即位（为晋惠公）的第一年，即公元前650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简子（鞍）率师伐郑，在其誓词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说明当时县的地位比郡高。春秋后期虽有置郡之说，但具体设了什么都却不见于史籍，直到战国时期，郡名才有了明确的记载。

战国时期，除齐国设五都以外，各国都在边地设郡。但战国早期郡还很少，中、后期郡的建置显著增多，尤以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设置的郡最多。秦国一方面承袭了赵国上党、雁门、云中、代郡4郡，魏国河西（西河）、上郡2郡，燕国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5郡，韩国三川1郡，楚国汉中、黔中2郡；另一方面在新攻取的列国故地又新置了巴、蜀、会稽、琅琊等23郡，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之初，共有36郡。

（四）地名渊源解释零散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关于地名通名的，下面总结两点关于专名的特征。

大家知道，《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地名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内容的著作，它对60处地名渊源的解释成为后世地名学的典范。但是，《汉书·地理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先秦时期，地名渊源解释已有之，例如：

《公羊传》桓公九年（前703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意思是说，被用天子选为都城的地方必须以“众多”、“弘大”之类的词语来形容才行，也表示首都规模的恢廓广大和人口众多，所以才叫“京师”，这就开了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

生活时代比屈原稍晚的唐勒，著有《奏土论》一书。该书虽早已佚失，仅存的一条佚文却是解释地名渊源的。楚国方城又名万城，他说：“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叶，垂弘境万里，故号曰万城也。”

上蔡县本系蔡国，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据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载：“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称上。”

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是怎么得名的？《史记·封禅书》云：“齐所以为齐，以天齐（渊）也，”指出了齐国得名的由来；又据司马迁记载，赵襄子（前475——前425年）即位之初，派兵击杀代王并吞其土，又派人迎还其姐代王夫人，代王夫人行至鸡鸣山，哭道：“代国已亡，代王已死，我还能到哪儿去啊？”结果，她摩笄（金属头饰）于山石而自杀。代人很怜悯她，遂把此山称作“摩笄之山。”

晋、秦以大河（黄河）为界，蒲是两国来往的重要渡口，故地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晋文公时，为了报答秦的恩德，把蒲地送给了秦国；到了战国，晋早已分成韩、赵、魏三国秦国将蒲还给了魏，魏国的人很高兴，争相告曰：“蒲反矣”（古“反”、“返”同）此地遂名“蒲反”。后来，秦置为蒲反县，属河东郡。

这些地名渊源解释，既有说明字义的，也有解释对称的，还有诠释因历史事件命名的。不过，尽管这些解释有的己相当透彻，但数量毕竟很少，而且零星散见各书，一部书中最多也只有两处，象禹贡这样的重要地理著作竟连一处地名渊源解释也没有。先秦的地名渊源解释大多是自发的，也是很不成系统的，表明当时的地名学尚处于个体地名研究的起步阶段。

（五）专名由单名向双名、多名过渡

甲骨文地名，单名占绝对优势，如山（《续》3.46.6）、北麓（《合集》29409）、水（《合集10158）、毫土（《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3950）、西鄙（《合集》6059）、廿屯（《合集》36821）、三户（《合集》32833）、唐邑（《乙》700）、企京（《粹》415）、东单（《合集》28115）、西单（《殷墟书契前编》7.26.3）等，象卡辞“王狩膏鱼禽”（《合集》10918）中之“膏鱼”这样的双名，是很少的例外（膏鱼故地在今山东城县西北）。

诗经中的地名，仍以单名为主，如周原（《大雅·》）、泰山（鲁颂·閟宫）、宛丘（《陈风·宛丘》）、丰水（《大雅·文王有声》）、泮水（《鲁颂·泮水》）、淇水（《卫风·竹竿》）、泾、渭（俱见《谷风》）等，但已出现一些双名和多名，如终南（《秦风·终南》）、（《鲁颂·閟宫》）、南山之阳（《召南·殷其》）、东门之（《郑风·东门之》）等。

《禹贡》中的地名，单名与双名、多名平分秋色。单名固然不少，如梁、岐、岳、岱、蒙、羽、、荆、岷、、蔡、恒山、衡山13个山名，恒、卫、河、济、雍、沮、漯、潍、甾、汶、淮、沂、泗、江、汉、沱、、南河、伊、洛、、涧、黑水、、渭、西河、弱水、泾、漆、沮、水、降水、漾、醴、中江、水、约37个水名均是单名；但双名、多名己显著增多，如碣石、太华、西倾、终南、物、鸟鼠同穴、三危、积石、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内方、大别、合、大23个山名，衡章、九河、三江、九江、龙门西河、沧浪之水、三7个水名，泛指地名东原、流沙、衡阳、、敷浅原、涽山之阳等也均是双名或多名。著名的九州，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全是单名，但在“十”中，只有荥、二泽是单名，其余大陆、雷夏、大野、彭、云梦、盟猪、猪野等泽全是双名。

放马滩地图上，单名已退居其次，仅有21个：井（丹）溪、（郁）溪、仑溪、虎溪、苦谷、（兴）溪、韭圆（园）、西卢、东卢、盂溪、略、北谷、虎谷、杨谷、柏（相）谷等；而双名和多名却增加到29个：上临、下临、九员（）、上杨、下杨、上辟磨、下辟磨、上获（）思、下获（）思、苦史（夫）、夹比、夹比铺溪、大祭相铺溪、中、小、大祭、广堂、广堂史（）、南田、中田、丘、山格、光（永）成、故东谷、故西山、杨史闭、史谷、上杨谷、下杨谷。

战国时期的郡名，与放马滩地图一样代表秦统一前夕的地名状况。战国各国45个郡名，只有代、上、宛、巫、陶、南、东、、陈、薛、齐、巴、蜀13郡是单名，仅占总数的28.9%，其余32郡郡名均是双名，其中“右北平郡还是三名（多名）。秦统一六国之初，宛、巫、陶三郡已废，单名郡在天下36郡中仅占27.8%，其余26郡全是双名、多名，占天下36郡的72.2%，表明双名、多名占居优势已成定局。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地名由单名向双名、多名过渡的大致经过：双名、多名地名在殷商甲骨文中十分稀见，在春秋时期《诗经》中已出现了不少，到战国时期《禹贡》里能与单名地名平分秋色，在放马滩地图地名和战国郡名中则已占据优势。因而我们可以说，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我国地名完成了从单名向双名、多名的过渡。当然，这种过渡是一种渐变，双名、多名的大量出现并不意味着单名的完全消失，时至今日，仍有通县（北京）、吴县（江苏）、成县（甘肃）、县（浙江）等157个单名地名的存在。

（六）方位地名发达

在甲骨文中，方位地名有东单（《合集》28115）、东（《粹》1061）、南（《续》1.53.3）、南门（《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5）、西鄙（《合集》6059）、西单（《前》7.26.3）、北麓（《合集》29409）、北（《续》3.30.5）、鹿东北（《乙》3212）、河南（《铁云藏龟》14.1）、丘北（《中片羽》初集33.9）等。

《诗经》记述的方位地名非常丰富和完整。国风的篇名有周南、召南。《郑风·东门之》：“东门之，在阪：”《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风·简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秦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巅，”朱熹注：“巅，山顶也；”《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陈·宛丘》：“宛丘之上”、“宛丘之下；”《大雅·绵》：“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中东、南、西、北、上、中、下等方位词，应俱全，这是先秦其它文献所不能企及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带“阳”字的方位地名很多，如《召南·殷其》：“殷其，在南山之阳；”《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小雅·六月》：“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等等。但没有发现带“阴”字者。这说明先民择居时多选择在阳光充足的向阳之地，故西汉初年总结方位地名命名原则时，只说：“山南为阳、水北为阳。”

《禹贡》中的方位地名，有岳阳、阳、衡阳、华阳、华阴、山之阳，其中华阳、华阴均以其处于华山的南、北而得名，则知当时以山为参照物的阴、阳位置概念业已完全形成，故继西汉“山南为阳、水北为阳”之后，东汉人又有了“水南为阴”的说法。

在放马滩地图上，不仅注记了18个方位地名，而且形成了对应，如上临、下临，东卢、西卢，上杨谷、下杨谷，上辟磨、下辟磨、上获（）思、下获（）思、故东谷、故西山。《山海经》记述的方位地名也很齐备，但该书中地名学方面的内容并不能代表先秦时期的状况，有些内容系后代窜入，故不具论。

（七）地名倒装

我们现在的地名，一般是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如“北京市”，“北京”是专名，“市”为通名。但在先秦地名中，专名和通名有时却是倒置的，如甲骨地名有丘商（《合集》9774）、丘雷（明义士《》殷墟卡辞（续编）》395）、田（《合集》27905）、田（《英藏》2549）、田孟（《合集》37573）等倒装地名，丘、田在甲骨地名中均系通名，已见上述。

“丘”指隆起的地形，作为通名的“丘”字在诗经里既可放在修饰词前，亦可置于修饰词后，如《小雅·绵蛮》：“止于丘阿，”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

倒装地名以“城”字为最多。《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年）：“公会齐侯于城濮。”同书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次著名战役，故地在今山东城县西南临濮乡。作为城市的“城”本是地名通名，却被置于专名“濮”字之前。

《左传》襄公五年（前568年）：“冬，诸侯戍陈，子襄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杜预注：“城棣，郑地，陈留酸枣县西南有棣城”可见，“城棣”即“棣城”。

《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年）：“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迂许于夷，实城父······然丹迁城父人于陈。”杜预注：“城父，城父县，属谯郡。”城父故地在今安徽毫州市东南城父寨，西汉于此置父城县。清人江永（1681-1762年）《春秋地理考实》解释说：“《春秋》城父，俱当作父城，即汉《地理志》颍川郡之父城县也。”江永不知“城父”为倒装，故有此臆断，不过他判断城父、父城为一地却是正确的。

《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这与上述“城父”同名异地，故地在今河南宝丰县东。《战国策·楚策四》：“襄王流掩于城阳。”城阳故地在今河南信阳县北。

先秦时期，象这样带“城”字的倒装地名还有城（春秋卫地）、城颍（春秋郑地）、城（春秋宋地），等等。上古“城”与“成”通用，故有人认为成周（东周首都）、成都（今属四川）也是倒装的地名，可备一说。综而言之，先秦时期地名学的这一系列特点，确立了日后我国地名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当时的自然地名通名，如山、丘、麓、水、川、泉、土、京、原（高原）、冈、洲、涧、口、海等一直沿用至今，有的还被后人赋予了新的含义，如黄土高原、拉丁美洲等；通名的省略在古今日常生活中也习以为常；作为政区地名通名的“郡”自春秋时起沿用了一千多年，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被最后废弃了，但作为最基层一级的政区地名通名“县”，则一直沿用至今。地名渊源解释，自东汉以后成为地志文献必备的内容而蔚为大宗，成为地名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先秦时期我国地名从以单名为主过渡到以双名、多名为主，也是地名学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双名、多名地名占据了绝对优势，直到今天。倒装地名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了，但古代百越民族遗留在南方大陆的倒装地名仍然俯拾皆是，如罗浮山（广东）、那坡县（广西）、那大镇（海南岛）、城步县（湖南）、都匀市（贵州）等。

先秦地名学对后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被尊奉为“万世不易之书”的《禹贡》，对后世地名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政区地名通名“州”的概念的创立

《禹贡》中的九州，是依自然疆界划分的地理区划，并非政区；但汉武帝创设十三刺史部（监察区）时，有冀、豫、徐、、青、荆、扬个州取自《禹贡》，班固说：“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王莽复古时，曾将凉州改回了原名雍州。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州”成为正式的一级政区。后代的州越分越多，地域也越分越细，州由最高一级政区降为统县政区，最后降到与县平级。历史上，《禹贡》九州均有设置，其中、青、徐、扬四州至今仍是山东、江苏二省的市名，冀州已被改为冀县（河北）；其余荆、豫、梁、雍囚州退出了历史舞台。今河南省简称豫、河北省简称冀，也渊源于《禹贡》。至今我国地名仍有大量的“州”字地名存在，仅省会城市便有郑州（河南）、兰州〈甘肃）、杭州（浙江）、福州（福建）、广州（广东），一般城市更多。目前，州级政区还被用作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名称。

2. 江源问题

《禹贡》“岷山导江”四个字．左右了两千年的江源观念，由岷江一直被当作“大江”，直到《大清一统志》还是如此。由于《禹贡》是圣人之典，所以尽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记载着比由岷江更长的绳水（今金沙江），却不敢突破儒家经典的框框，仍以由岷江为江源。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克服艰难险阻，在对云南山川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成《江源考》一文，明确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的著名论断。然而，“岷山导江”的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涉及江源的几乎全部著述都不敢违背经书之言，罗洪先《广舆图》、黄宗羲《今水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祖望《江源辨》等不仅认为由岷山是大江之源，而且说金沙江、大渡河都是汇入大江（岷江）的支流。更有甚者，徐霞客的真知灼见还受到无理的抨击，清初顾祖禹将徐霞客的观点斥为“好事者之附会”，胡渭也主张：“顺经立义于前，而重伸其论于后”，“岷山导江，经（指《禹贡》）有明文，其（指徐霞客）以丽水（即金沙江）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但是，真理愈辨愈明，“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自清朝中晚期以后，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观念终于逐步确立、普及开来，今天再也没人主张长江的正源是由岷江了。

3. 地名命名的依据

由于《禹贡》是一部有系统的地理文献，后人非常重视，所以有时也径以《禹贡》文字用作地名的。例如西汉泰山郡蒙阴县，《汉书·地理志》云：“《禹贡》蒙山在西南。”豫章郡彭泽县，《汉书地理志》云：“《禹贡》彭泽在西。”又如，《禹贡》冀州篇有“既修太原”一句，“太原”本义为高而平的黄土塬，后世置郡即取以为名，发展成为今山西省会太原市；荆州篇有“九江孔殷”一句，后世遂置有九江郡、九江府，至今江西北部的沿江城市仍叫“九江”。至于取《禹贡》文意所置地名而今已消失者，为数更多，如扬州篇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一句，清雍正二年(1724年〉据此在江苏南部析置了一个震泽县；又如雍州篇有“三危既宅，三苗叙”一句，后人遂将戎州改置为叙州，明洪武时又为叙州府。震泽县已于1912年并入吴江县，而叙州府也于1913年撤销。

文章作者：华林甫

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第4期)

选稿：耿瞳

编辑：罗舒平

校对：李春燕

审定：吴雪菲

责任编辑：罗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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