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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讨论无家可归者的话题时，我们通常会用许多研究和报告来论述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但中文社区中对他们的偏见依然常见。本文的作者在志愿工作以及提供其他援助时接触了一些无家可归的家庭，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更为真实的看法。
本文由“心声项目 (Xin Sheng Project) ”成员撰写，心声项目由年轻的美国华裔领导，致力于为海外华人传播进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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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安期待感恩节很久了，因为11月她正好可以完成加州大学的申请，这就离她尽快独立为家里减轻负担又近了一步。
爸爸因为病情恶化早就不能工作，医药费和家里的开销全靠妈妈的薪水支撑，莉莉安和妹妹也依靠领洛杉矶公立学区的免费食物。谁曾想疫情打击下妈妈丢了航空公司的工作，更让她失去了能帮衬的舅舅。17岁的莉莉安听着班上同学兴奋讨论和家人的游玩计划，已经在汽车旅馆和家人住了很久的她觉得小小的礼物都是奢望。单身妈妈贝蒂和女儿也住在汽车旅馆，因为疫情失去工作和租金来源的她被房东驱赶，幸好因为政府支持搬到了收容所。值得欣慰的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女儿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即使在远程网课中也一直保持着全 A 的成绩。还没有离婚的妈妈小玲可能比很多单身妈妈还痛苦——遭受着丈夫长期语言、性和肢体暴力的她是带着不到4岁的儿子小伟逃出家的。疫情的隔离加剧了丈夫的暴力，他不仅把自己打到邻居报警还把小伟打到住院。小玲终于鼓起勇气逃离恐怖，但因走得匆忙身份文件和钱没有带齐，还因为害怕丈夫追踪情急之下格式化了手机，没有朋友联系。作为第一代新华裔移民，小玲的语言水平和技能都不足以让她马上找到新工作，只能先带小伟住在收容所，并慢慢申请政府补助租房。本文为“正义补丁” 对心声事实核查类邀稿，打击信息偏见和误导性观点是我的本职教学工作和研究重点，但以三个化名后的真实故事开头为了澄清我并非置身事外的教育或评论者：莉莉安和贝蒂是我给洛杉矶公立学区无家可归学生捐款时了解的，而小玲是我做反家暴志愿者时接触最多的女性。
图片来自微信
以上图片这类直接用“吸毒者”和“精神病”形容所有游民的抗议语言准确吗？之前的一篇文章《关于“无家可归者” 的谎言和真相》中提到，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的无家可归者(83%)并不吸毒。另外，以下权威机构的数据也许可以让大家了解无家可归人员的另一面：在美国，每年大约有 60 万个家庭和 135 万儿童无家可归，大约 50% 的无家可归人口是家庭的一部分。
在退出寄养机构后的 2-4 年内，25%的寄养儿童（foster children）无家可归。
据估计，23% 到 40% 的无家可归的成年人是退伍军人。
截至 2020年6 月，LAUSD 确定了 15,138 名学生无家可归，疫情后这一数据更是加剧增长。根据加州教育部的数据，这些学生会缺席10% 或更多课，几乎是学区平均水平的两倍。
儿童面对的无家可归情况也非常严重
大多数无家可归人员的犯罪是由于日常求生活动(小偷小摸、非法闯入、乱扔垃圾、游荡)被定罪。这些行为的原由是资源匮乏：比如说，去商店偷窃的流浪人员们很可能是因为没有⻝物。如果被提供暂时性住房和工作机会，他们可能就能有资金周转改善生活，从而消除犯罪的动机。以加州亚凯迪亚为例，之前颇具争议的小型庇护所项目（Tiny Shelter Project）会全部由各社会组织赠款资助，而不是税收。
图源：Destigmatizing Homelessness in Arcadia该项目不会使用任何市政资金，如果赠款使用完，小型庇护所会被关停，而不会使用市政资金补差。另外，在美国不同城市成功的游民所项目有来自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教会等多个来源的资金，大多都没有税收影响。相反，如果因为没有在限期内使用捐款建立游民所而是等到未来问题进一步恶化再重新寻找资金来源建立基本在各地都势在必行的游民所，反而可能是对当下资源的浪费。自2020年3月开始，Riverside是几个实施游民所项目的城市。他们的实验项目结果包括41位无家可归人员得到了永久住房，49位人员得到了租房协助，共有149人员得到了服务。这些结果表明游民所可以被考虑为一个有效可行解决无家可归人员问题的选择。
2021年3月，Echo Park的行动主义者和社区成员在和警察对峙制止扫街，图源：ABC News
从另外的功利角度来说，201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结束无住房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在经济上也合算。惩罚无家可归人员，比如建设反流浪汉的建筑、扫街(street sweeping，又叫clean-up或homeless sweep，指强迫无家可归者离开公共场所，并将其财产移走)等花费更多。对扫街的道德争议不谈，目前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很多地区已经严令禁止无家可归人员在包括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地点占地和睡觉引起巨大抗议，建立游民所不仅使得这些要求更加人性化实际可行，而为无家可归人员提供帮助性住房可以减少包括医疗在内的多领域花销。在微信上我们看到反对者经常会把游民所和美国民主党自然结合起来，实际上以我所在的地区为例，保守派市议员John Lee支持了本地Hope of the Valley建立的游民所，而刚才提到的其他城市案例中大家想象中的红州弗罗里达州Tallahassee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就有成功的由教会建立的游民所The Dwellings。另外近年来，其他国家政府和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研究和实践游民所。在加拿大埃德蒙顿，Bridge Healing Program使用急诊室 (ED) 作为无家可归者临时住所的途径。英雄之家基金会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等众多社会机构合作建设经济适用房村，包括全职支持顾问、社区花园和中央资源办公室以及点对点支持计划帮助退伍军人重新融入平民生活。
Combatting Homelessness in Canada：Key elements of an ideal tiny village.，图源：MDPI
在苏格兰爱丁堡，由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主要支持的Social Bite Village作为临时住房让居民停留 12至18 个月获得包括预算、咨询、烹饪课程、就业机会和冥想设施的各种支持。根据 2018-2019 年报告，Social Bite Village录取的 18 人中，有 5 人已经找到工作，另外 5 人已经在附近的大学和学院就读。游民所在各地虽然模式略有不同，但这是一个被很多地区验证的或至少都在探索的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方案。行文至此，我有必要强调联邦法律：根据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马丁诉博伊西案（Martin v. Boise）的裁决，城市无权拆除无家可归者或其帐篷，除非他们能够提供替代住所或住房。然而我明白，权威新闻、政策分析、甚至研究数据引用，都不能取代倾听个体声音的重要性。大家在街上、交谈中得到个体印象无可厚非，而游民所牵扯的不同个体故事也同样重要。
我上学期间可以饱暖不愁，做妈妈后有和睦的家人和温馨的居所，可莉莉安、贝蒂、和小玲却可能随时面对饥饿、创伤、危险，甚至放弃自己的希望，尊严。称作“天使之城”的洛杉矶为什么没有莉莉安、贝蒂、和小玲的容身之地呢？这个感恩节，谁愿意多了解和支持一下无家可归的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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