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裔女性的攻击引燃了一场关于公共安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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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攻击浪潮仍没有褪去，许多亚裔立法者也在想办法改变这一状况。今年二月初，加州立法机构和当地民权组织华人权益促进会共同提出“不容仇恨”（No Place for Hate) 议程。这其中包括三项法案，AB2549、SB1161和AB2448，旨在解决公众场所的仇恨和骚扰问题。在针对女性和其他目标群体的仇恨事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一议程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区安全和暴力预防方法。该议程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并宣布街头骚扰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公共政策解决的问题。 本文翻译自CNN发布的文章，原文作者Harmeet Kaur，图片来源于原文。
李尤娜（Chritina Yuna Lee，音译）被杀一事让李虹（Hong Lee，音译）如此震惊的是，她发现自己也非常可能成为受害者之一。
二月的一个深夜，李尤娜开车回到她在纽约唐人街的公寓，一名男子跟着她爬到六楼，强行进入她家。她绝望地大声呼救，但在任何人能够帮助她之前，她被捅了几十刀后丧命。
李尤娜是一个和李虹年龄相仿的亚裔美国女性，她们甚至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李虹也有过一段让她担心自己生命安全的经历——鉴于最近几周发生的一连串亚裔女性被杀事件，这段记忆在她脑海中一直反复被唤起。
高慧民（Michelle Go）是在纽约地铁轨道上被推下而死的；马桂英（GuiYing Ma）去年在皇后区被石头多次击中头部后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茱莉亚·李（Julia Yuliya Li，音译）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开车时被杀；叶玛丽（Mary Ye，音译），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一名水疗中心工作人员，在一次企图抢劫中被枪杀。；就在三周前，同城的一位水疗中心的老板方思慧（Fang Sihui 音译）也在类似情况下被杀。与此同时，去年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事件的创伤依然让人心痛。
在经历了种族歧视之后，李虹成为了反亚裔暴力受害者的代言人。她说：“我觉得奇怪的是，所有这些攻击好像都同时爆发了出来。”
这些备受瞩目的事件的残忍和频繁让李虹和其他亚裔美国女性感到不安。但事实证明，弄清这些悲剧的意义尤其困难。受害者来自不同的阶层背景，在街道、地铁站台、家庭和工作场所遭到袭击。行凶者是白人、非裔和西班牙裔——但他们的行为有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亚裔偏见。与此同时，去年全国城市的谋杀率和其他暴力犯罪率有所上升。
由于74%的亚太裔女性报告在过去一年中亲身经历过种族主义或歧视，社区成员正在敦促其领导人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可识别的袭击模式，支持者、民选官员和公民对于问题的根源以及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存在分歧。
亚裔女性面临明显的威胁
2020年8月，当李虹在洛杉矶一家餐馆排队时，她说一名男子递给她一张名片，让她与自己共进午餐。李虹回忆说，在她礼貌地拒绝后，这名男子把名片推回来，对她大喊大叫“go back to f**king Asia”。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继续对她进行贬损的侮辱。李虹躲到了一个角落里，因为她觉得除了在等待警察到来之外，能做的十分有限。
“老实说，我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她说，“我想，'如果我走出这家餐厅，如果他跟着我怎么办？如果我被强奸了怎么办？如果我被谋杀了怎么办？如果他攻击我怎么办？’”
从19世纪的《佩奇法案》（Page Act）将美国大多数中国女性描绘成性工作者，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占领，再到各种流行文化试金石，倡导团体全国亚太裔美国妇女论坛（Nat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Women’s Forum）总干事宋延·崔莫罗（Sung Yeon Choimorrow）指出，美国的亚洲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定型为性对象或顺从的体现，这使她们格外容易受到骚扰和暴力。
*注：于1875颁布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是1882年《排华法案》的先导。《佩奇法案》实质上禁止了华人女性进入美国，同时极大加强了对所有亚洲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
崔莫罗说，随着新冠疫情的开始，针对亚裔美国妇女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加剧，因为她们的社区成为了替罪羊。当时的总统川普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或“功夫流感”。在她看来，其他人似乎感到应该有勇气对反亚裔情绪采取行动。
她回忆说，在疫情的早期，一名男子在她与年幼的女儿散步时，将她追赶到她的社区。"带着你的‘中国病毒’回家，”她记得那名男子向她大喊大叫道。
根据崔莫罗的说法，尽管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了亚裔美国妇女面临的暴力和骚扰，但根本问题其实一直存在。
“人们做出各种疯狂的假设，认为亚洲女性如何温顺顺从，不为自己挺身而出或为自己思考，”她说，“我认为这使我们很容易成为目标。”
袭击的暴力程度难以被捕捉
我们很难将亚裔女性面临的种族化厌女症与疫情以来亚裔整体面临的加剧种族主义分开。但两年后，亚裔女性仍在报告暴力和骚扰事件。
周一，警方发布了记录上周发生事件的监控录像，其中显示在纽约，一名妇女的头部和面部被打了几十下，并被一名据说称她为“Asian b*tch”的男子踩了七次。乔（Connie Chung Joe）说，持续不断的报道证明了针对亚裔美国女性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有多么顽固。
洛杉矶亚美公义促进中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的首席执行官乔谈到新冠疫情“只是点燃了如此多仇恨事件的星星之火，让它（仇恨犯罪）持续发生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性别暴力和厌女情绪。”
来自倡导联盟“停止歧视亚太裔”（ Stop AAPI Hate） 的统计数据表明，女性在反亚裔仇恨事件激增中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但该组织的数据来自群众、依赖自我报告，而且未经独立核实。此外，研究人员在大流行开始后开始收集它（特别是为了对照他们认为来自警察部门和政府机构的不完整数据），这使得评估前几年反亚仇恨的范围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执法机构收集的仇恨犯罪和偏见事件数据以不可靠和少报而著称。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的年度仇恨犯罪统计报告发现，从 2019 年到 2020 年，出于对亚洲人的偏见而发动的攻击猛增了 73%——这是可获得数据的最近一年。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Cal State San Bernardino）的研究人员发现，与 2020 年同期相比，2021 年第一季度，全美 24 个大城市和县向警方报告的针对亚裔的仇恨行为犯罪增加了 189%。虽然这些数字并未细分针对亚裔女性的仇恨犯罪，社区团体的调查结果值得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正在报告（比男性更多的仇恨事件），”Stop AAPI Hate 的联合创始人崔贞文（Cynthia Choi）说， “而且我们也收到了许多关于她们遭遇的详细故事。”
当警察赶到李虹被骚扰的餐厅时，她说：“一名警官告诉我，我遇到的这种遭遇就像她经常遭遇的那样。”警官告诉她这件事（骚扰）不是犯罪，所以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李虹的经历凸显了执法部门当遭遇可能不会上升到逮捕或起诉级别的事件时能力不足。乔说，当警察驳回此类报告而不是将其记录为仇恨事件时，受害者将来可能不太会再求助于警察。
李虹在是否公开被骚扰的经历上苦苦挣扎。她的内心想要忘记整件事。但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的报道似乎越来越多，因此她决定将这段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以提高认识。
在她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后不久，李虹说另一位女士站出来说她和同一个男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洛杉矶警察局侦探奥兰多马丁内斯向 CNN 证实，其他几名受害者也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与此同时，李虹说警察局向她道歉，并将她的经历记录为仇恨事件。
这些袭击缺乏明显的规律性
近日对亚裔女性的袭击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导致暴力的是哪些因素？如何预防这些因素导致暴力？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却不容易，因为这些袭击除了都是针对亚裔女性以外，缺乏明显的规律，有些甚至缺乏清晰的动机。
在大家都关注的李尤娜和高慧民被袭击的案件中，执法机关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种族主义煽动了该案件。（之后纽约市市长Eric Adams批评警方过快排除了种族主义的可能性，纽约警署的特殊受害者部门和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很快换掉了负责人，纽约的电视新闻媒体WABC称这次换人是警局的例行改组。）
报告称，两个案件中的嫌疑人都没有使用种族性的侮辱称号，档案里也没有对亚洲人有偏见的记录。由于没有这两个因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转而关注这些嫌疑人的背景。
李尤娜受害案件的嫌疑人纳许（Assamad Nash）是个正面临其他刑事指控的流浪汉。警方称，高慧民受害案件的嫌疑人马秀（Martial Simon）因为精神状态不稳定，此前至少跟警方打过三次交道，也是个无家可归者。据纽约时报报道，马秀多年辗转在监狱里外、医院、精神科门诊和街头。
有些人认为基于这些嫌疑人之前的犯罪记录，他们根本不该被放到街上。很多共和党人——甚至大部分民主党人——批评了纽约市的保释改革法案，该法案允许一些可能被判入狱的嫌疑人在开庭之前，不支付保证金就被放出狱。有些批评者认为进步派大力支持的恢复性司法是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元凶。有人解释，如果这些人被关起来的话，李尤娜和高慧民可能就不会死了。
然而，《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查阅了纳许的记录，发现保释改革法律和起诉政策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被放到外面游荡。据每日新闻报道，就算有保释改革法，曼哈顿的法官完全可以给纳什之前在地铁闸机殴打陌生人的案件设立现金保释，但——根据法院创新中心的说法——他们没有， 甚至在保释改革之前，这都是对轻罪的常见做法。事实上，大多数犯罪率上升的城市并没有取消现金保释，这削弱了保释改革是罪魁祸首的说法。
其他对话的重点是改善心理健康和住房服务，作为防止暴力袭击的解决办法。但精神健康专家和种族正义倡导者质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患有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在更广泛意义上是杀人和暴力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更具体地说，是针对亚裔女性的暴力和骚扰。
“还有很多人不是无家可归。他们没有精神疾病，”洛杉矶亚美公义促进中心的乔说。“不幸的是，有很多很多人犯下这些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受到这些障碍的影响。”
尽管如此，许多亚裔女性对日常生活感到不安，她们呼吁社区领导人采取行动。
领导人正在采取不同的方法
维权人士表示，针对亚裔美国女性的暴力和骚扰，没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相反，他们认为需要在几个方面做出改变：包括收集更好的数据，在学校教授亚裔历史，以及改善与执法部门的社区关系。
“当有人问我，‘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解决亚裔美国人的安全问题?’我告诉他们，我们需要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包括每个人的心理健康保健。人们需要得到维持生计的工资，没有人应该无家可归，”崔莫罗说，“我们需要开始考虑以比以往更大、更全面的方式寻找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真的到了危机的时刻。”
在全国各地，领导人和倡导团体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
二月中旬，高慧民在纽约地铁上遇害的几周后，纽约市长亚当斯（Eric Adams）和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宣布了一项计划，通过部署执法人员和外展团队以及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将无家可归者从火车和地铁站中移除。
该市在计划中承认，“无家可归和暴力并不等同，也绝不能混为一谈。但它强调，必须立即采取干预措施，以支持“可能同时经历多种复杂挑战的少数人”。该提案还呼吁州和联邦提供资金，用于提供更多的床位和庇护所，并提供现场心理健康治疗。
倡导组织“亚裔反抗不公”（Asians Fighting Injustice）的创始人本·魏（Ben Wei）表示，他的组织要求亚当斯政府采取这一行动。他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他补充说，将无家可归者定为刑事犯罪并“只是向问题中安排警察”可能并不是答案。
其他人则更怀疑该计划是否会使亚裔女性更安全。总部位于纽约的亚美联盟（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行政主任姚久安(Jo-Ann Yoo)想知道，无家可归者在被赶出地铁后会去哪里。她认为社区组织最有能力应对社会问题，并欢迎该州最近对亚裔美国人倡导团体的1000万美元投资，她的团体就是其中之一。
在佐治亚州，社区成员本周将纪念亚特兰大温泉枪击案一周年，倡导者呼吁制定满足社区需求的政策，包括移民服务中的语言访问和投票箱的使用。
“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是我们需要打的战斗，最终有助于创造公共安全，最终将有助于缓解导致人际暴力事件的条件，包括水疗中心枪击事件，”亚美公义促进中心亚特兰大分部（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的执行董事阮斐（Phi Nguyen）说。
在加州，倡导者和民选官员正关注街头骚扰。
州立法者与Stop AAPI Hate合作，最近提出了将街头骚扰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的立法。一项法案要求最大的运输机构研究乘客面临的骚扰类型，并制定打击他们的策略，而另一项法案则试图开展一场公众意识运动，让各社区的居民参与进来。Stop AAPI Hate表示仍在敲定的第三项法案将寻求帮助企业应对偏见事件。
这些举措不是灵丹妙药，崔贞文说。但是，由于向Stop AAPI Hate报告的大多数仇恨事件都涉及公共场所的骚扰，她认为这些事件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就李虹自己而言，她认识到，解决导致反亚裔暴力和骚扰的复杂因素需要共同努力。但她正在尽其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自己安全的工具。她和两个朋友一起创办了“老年人反击”（Seniors Fight Back）组织，为洛杉矶社区的长者提供自卫训练。她还利用自己的声音为仇恨事件的受害者辩护，并帮助他们获得所需的资源。
但过去两年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和袭击深深地影响了她——暴力的威胁似乎总是若隐若现。她说自己总是携带胡椒喷雾，走路时会把钥匙夹在手指之间。
原文链接：
https://www.cnn.com/2022/03/15/us/asian-american-women-attacks-public-safety-cec/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