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战略格局（20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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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战略格局
（2001—2021）
宋 伟
摘要：国际战略格局是国际体系中一些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结构性因素，制约和塑造了国家的对外政策、战略关系和国际秩序。从世界政治的视角出发，国际战略格局包括两个方面：国际力量格局和政治思潮格局。国际力量格局是单个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状态，而政治思潮格局是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状态。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动，一超多强的力量结构开始向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虽然美国仍然维持了总体上的单极地位。世界政治的思潮格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的世界政治思潮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都受到严峻的挑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正在兴起。国际战略格局的这种态势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但国际战略格局是一种可变的因素，而且其他因素（如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等）也会制约其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世界政治；国际战略格局；力量对比；政治思潮
作者简介：宋伟，男，湖南娄底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印太地区研究。
2001年到2021年的20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这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已经并将持续产生重大的影响。2001年初，美国小布什政府刚刚上台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0年的时候，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二分之一。中国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是国际体系变动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在过去的20年间，世界政治思潮兴衰和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其中包括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中美关系从伙伴关系走向战略竞争、英国退出欧盟，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重大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国际体系已经非常不同于20年前的国际体系，经济全球化开始出现退潮，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和“历史终结论”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一发展趋势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提出了挑战，即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独立性、稳定性可能没有它们所宣称的那么强。当这么多因素都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因素是国际体系变化的原因，哪些是国际体系变化的结果？
本文试图依据世界政治理论来观察国际体系的变化。世界政治理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所倡导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依据世界政治理论，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变化，世界政治思潮也会影响各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体制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各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以及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变化。因此，国际力量格局和世界政治思潮是自变量，而国际秩序和国家间的战略关系是被解释的因变量。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界定观察国际战略格局的概念内涵，并在世界政治视角下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国际战略格局的概念外延，然后具体分析过去20年间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政治思潮发生的基本变化，以期能够准确认识过去20年间国际战略格局的主要发展趋势。本文将会涉及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和世界政治思潮兴衰对于国际秩序和大国间战略关系变化的影响，但重点在于说明国际战略格局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
一、国际战略格局的概念内涵
当我们讨论国际战略格局的概念时，可以对它做一个简单的分解。“国际”主要指的是“国家间的”，因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格局”指的是某个体系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组织形式，即某种结构。“战略”的含义相对复杂一点，但不同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于战略的定义大同小异，大体包括长期计划、行动方向、大政方针及关键抉择等。例如，著名战略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认为，战略是政治实体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自身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争取实现自身的根本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少军研究员认为，战略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行动性的属性，涉及国家的宏观目标。时殷弘教授和李少军研究员对于战略的界定是从国家外交政策角度出发的，但其共同点也在于强调战略是与策略相对的、涉及全局和整体的一种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把“国际战略格局”的概念内涵简单界定为国际体系中那些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结构性因素。
在具体讨论观察国际战略格局包括哪些内容之前，还需要厘清一下中国学者所谈到的“国际格局”的概念。这一概念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国际战略格局”，但是本文认为，中国学者所讨论的“国际格局”或者国际战略格局概念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观察国家间力量格局的时候，把国家集团的因素也纳入进来。例如，一位中国学者认为，国际格局的概念不仅指的是国家之间的能力对比，也包含国家集团之间的能力对比。“由国际关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基于力量对比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互动结构和状态。”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诸如“南方北方”“发展中世界”这样的“国家集团”本质上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是解释的对象（因变量）而不是解释的依据（自变量）；而且，由于“国家集团”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它不可能具有统一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其分化组合也很频繁，这就会导致概念本身的不稳定性。因此，在观察国际战略格局时，本文不把 “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这样的概念作为描述国际格局的要素。
现有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框架往往也把大国间战略关系纳入进来，作为分析国际格局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例如，有学者认为，“国际格局包括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间战略关系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可从冷战后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两个方面分析国际格局的变化。1992—2005 年的13 年间，大国实力与战略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位学者又准确地指出，“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必然要引起大国间战略关系变化。到了2005 年，大国的战略关系仍可分为友好、中立、敌对三种，但它们之间的关系组合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英、日继续保持了战略一体性，印度保持了中立地位，中、俄、法、德四国形成战略一致性较强的合作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界定国际格局的两个要素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着从属关系：战略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引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战略关系是不应该塞进国际格局的概念之中的。
正如上面提到的，战略关系或者“大国关系格局”是一个被解释的对象，本质上属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格局”——格局应该是结构性的因素。各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关系受到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政治思潮兴衰的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世界政治思潮在各国的兴衰，会导致各国对于本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发生实质性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导致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变化。国家所处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它对于现存国际秩序和对外关系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样，不同政治思潮主导的国家，对于国际秩序和对外关系的看法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大国间战略关系分化组合的重要性；大国关系分化组合的结果一旦固定，会对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具体的国家间关系产生巨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大国间战略关系首先是被解释的因变量（结果），然后才是可以用解释其他具体国际关系的自变量（原因）。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框架
如果我们把“国际战略格局”界定为国际体系中那些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结构性因素，并且认为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分化组合不应该包括在内，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包括哪些主要的方面呢？这就涉及到国际战略格局概念的外延部分。本文认为，世界政治理论可以为观察国际战略格局提供非常有启发性的维度：国际力量对比和政治思潮兴衰可以成为界定国际战略格局的两个结构性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所提出的关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是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和政治思潮兴衰，是比新自由主义者探讨的国际秩序和建构主义者所探讨的国际规范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因素，这里姑且将其称为“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战略格局”。
世界政治理论承认力量对比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的关键作用。世界政治理论所探讨的力量格局包括国际力量格局和国内力量格局。本文分析的对象是国际战略格局，因而这里只探讨作为国际战略格局一部分的国际力量格局。如何界定国际力量格局？笔者认为，国际力量格局可以等同于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国际结构，即无政府状态下单个国家之间的能力分配。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来维持秩序和实施法律，因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就构成了制约国际间关系的基本要素，所以现实主义也通常被认为是“实力政治”。这里所说的能力分配，指的是单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或者说综合国力对比，并不仅限于军事或者经济力量。用新现实主义代表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话来说，“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系统中，因此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许多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例如，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错误的外交政策、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新的军事技术的出现等。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经济实力和科技因素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指出，“在军事和经济的长期联盟关系中，一战使得经济因素第一次成为即便不是占据优势地位，至少也是与军事因素平起平坐的伙伴”。类似地，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滨教授认为，大国间实力对比变化的核心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为经济是国家整体实力最重要的基础。科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可以深刻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一般来说，在观察国际力量格局之时，我们通过比较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发达程度等基本的指标，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并不需要对单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进行精确的计算；由于国家实力受到许多无形因素（如民族性格、国民士气）的影响，这种计算实际上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华尔兹指出，“计算某一时期强国的数量，这与计算在某一寡头部门或寡头经济中存在多少大企业一样困难，或者说一样容易。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依靠常识便能得出答案”。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在分析现存国际结构时，从理论上并不需要对单个国家的实力做精确的衡量，而是对某些关键性的指标进行比较就可以了，但前提在于，这些关键性的指标是合适的，并且有关这些指标的数据和资料是准确的。
塑造国际国内环境的第二种结构性因素是世界政治的思潮格局，即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敏锐地指出，“真正把世界联系起来并形成‘世界政治’的，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某种政治思潮———由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理念驱动而形成的一种趋势性的政治现象。因为一旦技术和贸易把不同的人群推挤在一起，人的需求就不会停留在贸易层面，就会存在对宇宙、国家、人生、生活方式等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势必发生观念上的冲突”。政治思潮可以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并最终塑造不同的世界秩序，因而世界政治思潮格局的变化，往往也会塑造不同的国际规范和国内规范，导致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生变迁。至于这其中的因果机制，杨光斌教授认为，“三百年来的全球政治史说明，政治思潮不但影响着世界政治变迁，也是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变量”。按照世界政治理论的观点，政治思潮的兴衰会塑造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的重大变化，并最终影响到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变化，因此，本文将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作为国际战略格局的另一部分。
无论其他学者是否赞同杨光斌教授所提出的政治思潮作用于世界秩序的因果机制——尤其关于是否存在着先作用于国内秩序、再作用于国际秩序的先后顺序，政治思潮对于世界秩序具有深刻的塑造作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例如，发展到今天，尽管主权国家体制仍然赋予了各国发动战争的权利，但是，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没有符合国际法理由的情况下入侵另外一个国家。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在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时指出，“简言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政治思潮的兴衰与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它本身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强调，“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除了受到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影响，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还受到包括技术革命、追求承认的斗争及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技术革命有利于一些思潮的传播而不利于另外一些思潮的传播；追求承认的斗争涉及人的“本体性安全”，每个行为体都必须为自己的身份争取他者的承认；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全球化时，也在造就着毁灭自由主义思潮和秩序的力量。因此，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并不能简单视为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附带结果，而是国际战略格局的一个独立要素或者说另一方面，即思潮格局。
三、国际力量格局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虽然缓慢但却一直存在。出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政治家和学者们对这种变化的看法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尼克松总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为美国的霸权实力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世界上出现了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five great power centers）。一般认为，他夸大了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而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共同对抗苏联。尼克松认为，“中国人富有创造力、生产力，是世界上能力最强的民族之一。拥有8亿人口的中国将不可避免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力量”。尼克松对于中国发展潜力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50年后，中国不仅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还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冷战结束初期，学者们对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一超多强”的观点总的来说得到了国际国内学界的公认。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多强”和多极化，而少数西方学者强调的是“孤独的超级大国”，即所谓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从1991年到2000年这10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稳定、快速的增长，这一时期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在2000年的经济总量还不到美国的10%。欧盟的经济总量虽然达到美国的70%左右，但是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因而无法作为国际力量格局中单独的一极，何况欧盟的军事力量远逊于美国。但是，现实主义学者们大都相信，即便美国暂时获得了单极地位，技术和制度的扩散、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其他国家的抵制等都会使得“单极时刻”非常短暂，迈向多极结构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更认为，对冷战初期国际力量格局的准确界定应该是“单极和多极并存”。从美国国内对于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争论可以看出，他们具有相当强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特点，总是把不利的一面看得多一些。
对于2001年到2021年间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学者们同样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 Haass）在2008年的时候认为，当时的世界已经变成了“无极”体系，其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单极）或者一群国家（多极）能够主宰国际体系，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民族国家已经丧失了对权力的垄断，在一些领域也丧失了优势地位”。哈斯的看法无疑是基于当时自由国际主义主导世界政治思潮的状况，但与国际政治的现实仍然相去甚远。正如肯尼思·华尔兹曾经指出的，尽管一些跨国公司可能比中小国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国家垄断了暴力；除非跨国公司的力量超过了大国，否则国际体系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组织起来。关于世界是否正在朝着多极化方面发展的问题，一位美国学者以印度洋地区的力量格局为例，指出尽管美国的海军力量仍然远超其他大国，并且拥有大量的海军基地，但是中国、印度和美国的其他对手都在不断增强其海上力量，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是明显的。但作者的看法仅仅是局限于印度洋地区，并没有对全球的力量对比做深入全面的分析。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沉重的国际责任、尖锐的国内矛盾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的实力地位相对于中国出现了相对的下降，这个肯定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多极化”是否在加速，则有待商榷。正如后面所指出，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准确来说应该是两极化而不是多极化，至于“非极力量”的提法并不符合本文对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定义。由于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各自的利益不同，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关系中行动，也就无法作为单独的“一极”。
另外一位美国学者则认为，国际力量格局是单极的还是多极的，不能简单比较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需要考察各国的影响力，即谁在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不管是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还是同中国的贸易战，美国都是主动的一方，“美国的行动仍然是全球局势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2018年，世界仍然是单极的。美国仍然是全球的力量中心，它的行为能够影响全世界”。这种看法与传统的“一超多强”观点是一致的，但它用“影响力”来取代直接的“力量对比”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影响力不仅仅基于实力，还基于其他许多因素。类似地，有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出现了“三极化”的趋势——美国、欧盟和东亚。其证据是，2017年，东盟十国加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已达到 21.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 27%，越过了美国和欧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经济实力的增长必然带来政治实力的相应变化。如此，国际政治地理将会展现出欧洲—北美—东亚三个中心的图景，亦即三足鼎立的三极格局。”虽然从国际经济格局的角度来说，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用经济集团来描述国际力量格局是不适用的。
在国内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已形成两极格局，中国的力量已足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第二个“极”。这种看法无疑夸大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因为即便是从对中国非常有利的国内生产总值 （以下简称GDP）指标来看，中美经济力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14.7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70%，而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GDP比2019年下降2.3%，为20.93万亿美元。相关报道指出，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4%，比2019年扩大3.6个百分点。另外两位中国研究者认为，与被认为是世界“老二”的中国相比，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的综合实力差距已经被拉开，其被拉开的程度甚至要大于冷战初期英国与苏联的实力差距。“由于中国和美国的人口规模大大高于包括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在内的次一级大国，而两国的增长率又高于日本等次一级大国，这些次一级大国与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因而，他们也认为，国际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新两极”结构。还有的学者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多极化不仅加速，而且更加趋于均衡。“美国的实力地位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进一步下跌，这几乎已成定局。”不仅如此，与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个非极化进程。所谓非极化就是由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非极力量”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从而使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应下降的过程。
笔者认为，虽然国际力量格局存在“两极化”的趋势，但“两极”结构并不是现实。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看，“美国仍是处在全球产业链高端和从全球获利最多的国家。2018 年度全球企业销售额约 35 万亿美元，比十年前增加 19%，纯利润额约 2.8万亿美元，是十年前的 2.5 倍。主要原因是美国销售额和利润额急速增加”。“美国在世界纯利润中所占份额由十年前的 25%大幅升至 39%。美国利润额之所以急速增加，是因为美国产业结构完成了由制造业和零售等实物产业向知识集约型产业的转变。”因而，仅看经济总量这一指标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高端制造业。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言，“国民生产总值本身的量有多少，并无重要意义”。即便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已经开始“持平”，或者就如一些学者强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还需考虑到疫情影响这一特殊性的因素以及中美双方的军事力量差距。尽管中美双方在核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相互威慑，但核武器是一种通常条件下“不可使用”的武器，而美国在常规的海空军事力量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以海上力量的对比为例，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海上强国，抛开现代化的其他海军装备不说，仅航空母舰就有 11 艘。美国航母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航母不一样，它们是真正的 10 万吨级巨型航母。一位学者认为，按综合国力比较，我们现在难以判断 30 年后世界力量格局是东西方并驾齐驱还是前者超过后者，也难以断定在 21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综合力量能否或何时超过美国。
结合过去20年中大国的力量对比发展趋势和当前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分配状态，本文认为，国际力量格局仍然是一种单极结构，但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趋势。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因而单极结构朝着两极结构的变化还只是量变，而非质变。两极格局还没有成为现实，只是存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而且我们不确定这样一种趋势将会持续多久、何时能达到质变的门槛。如果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总量曾经超过美国，但是美国的GDP增速一直高于欧盟，欧盟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得而复失，并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中国超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傅梦孜研究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前美国的衰落还缺乏有力的事实依据。根据他的测算，1980 年美国占世界 GDP 的 25%，这一比率迄今维持不变，在所谓的“单极时刻”甚至达到 30%以上，欧洲则从 35%下降到 21%，日本由 10%下降到 6%，俄罗斯从 3%下降到 2%，美国与欧日俄的差距均在拉大。只有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克林顿时期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 1/8，小布什时期为 1/4，奥巴马时期为 1/2，特朗普时期为 2/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继续朝着这一趋势发展。由于受到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困扰，欧盟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都有了明显的下降。从单个欧盟成员国的角度来看，2020年全年，德国GDP下降5.0%，法国下降8.3%，西班牙下降11.0%，波兰下降2.8%，比利时下降6.2%，立陶宛下降1.3%。2020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4.8%，为1955年有统计以来第二大年度降幅。
从上面的一些基本数据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的确进一步推动了国际体系的两极化进程，但是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说，中国还不是可以和美国形成大致均势的“一极”，当前的国际力量格局是一个存在明显两极化趋势的单极结构。
四、政治思潮格局的发展趋势
过去的20年间，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出现了剧烈的变动，这个变动不仅仅是由某一个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许多复杂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政治思潮格局的变化不能简单被视为某种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世界政治思潮指的是，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述，并且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得到广泛实践的政治思想。如前所述，政治思潮的变化，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关系，也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变迁。因此，观察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动时，对于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需要给予同等重要的关注。政治思潮的兴衰，可以从各国领导人和社会舆论的变化角度进行观察，也可以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互动过程与发展态势得到印证。相比国际力量格局变动的影响，作为国际战略格局的另一方面，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更为长久的。
工业革命发生后，自由主义逐步成为世界政治思潮的主流，但其他政治思潮——国家主义、重商主义、排外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一直存在。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知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不早于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自由主义包括如下的观念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从而使之超越了其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经济学的理论，也是一套政治学的理论，包括了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民族自决、主权平等等一系列诸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规范。
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兴起，以及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秩序的规范来源，是基于许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奴隶制已经不合时宜，而财富的巨大增长又给大众参与政治生活、追求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提供物质基础。其次，自由主义对于个人权利的强调，使得它迎合了追求承认这一根本的认同诉求。“承认指一种主体间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施动者得以成为有自尊、受尊重的社会或国际社会成员。”“在不对等承认结构中，那些没有受到完全承认的行为体会继续奋斗。所以，基于不对等承认的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必然是不稳定的秩序。”从这一视角出发，相对于封建专制，自由主义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尊严上较大程度的平等，从而满足了人性中渴望承认的这种诉求，历史上受到普通民众广泛的欢迎。再次，19世纪的霸权国英国和20世纪的霸权国美国积极推动了自由主义世界政治思潮的发展。它们不仅建构了一套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也希望推动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这样的一套秩序能够确保自由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例如，新现实主义大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现代以来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英国和美国霸权之上，因为这两个领导性的国家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有着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因而，和前现代时期的农业帝国相比，它们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可以获得最多的收益份额。最后，自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思潮，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是离不开的。伴随着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全球流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得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载体深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冷战结束以后，对于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乐观情绪达到了顶峰。在国内政治领域，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原因在于，“历史进程依赖于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这两大支柱，而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来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体制”；不过，福山也指出，自由民主政治仍然存在衰退的可能性，“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向民主演进，但是现代思想已然陷入僵局，无法在何谓人及其特有的尊严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也无法明确人的权利为何。这就一方面为过度强烈的寻求平等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为优越意识的重新解放，敞开了方便之门”。在国际政治领域，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战后秩序围绕自由民主政策和制度建立起来。它以美国为中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制和组织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霸权秩序。“1945年之后秩序建设早期达成的交易和创立的制度不仅存续了50年，它们实际上深深扎根于各参与国更为宽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换言之，更多的民众及其活动与美国战后秩序的制度及其运行相关……这一体系越来越难以被取代。”
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本身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思潮在广泛流行的同时，埋下了可能毁灭自身的种子。这些种子大概可以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来分类：贫富差距与认同冲突。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如大规模的跨国人口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的推动），它们就可能蓬勃生长起来，最终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衰朽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崩溃。对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潮面临的这些潜在挑战，其实国内外学者们早已有过深入的探讨，只是在过去的20年间这些严峻的挑战才逐步成为现实。早在20年前，罗伯特·吉尔平就警告说，尽管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其他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全球经济的开放和一体化既不是广泛可见和不可抗拒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吉尔平意识到了贫富分化和认同冲突这两方面的挑战。他指出，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产生了许多胜利者，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失败者，至少在短期内情况如此；并且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信仰和风俗习惯构成严重威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缉思教授和唐士其教授也持类似的看法，“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加剧了社会内部分化，阶级和阶层对抗强化。同时，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增强，增加了协调整合的困难。各种经济与文化冲突层出不穷，却长期无法在既有政治渠道（特别是日渐僵化的政党政治体系中）得到有效吸纳与回应，结果进一步走向极端化”。
贫富分化的问题相对好解决一点，用吉尔平的话来说，“除非在考虑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社会对经济上的弱者的保护，以及对落后于经济和技术迅速变化的工人的教育与培训，否则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仍将岌岌可危”。但在现实中，这些措施很少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开惯了卡车的大叔不太可能去学习编程，而跨国企业则可以通过全球布局生产链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这样可能造成本国工人的失业。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自由主义思潮都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长久以来旨在实现市场自由化的运动已经中断，全球已进入新一轮的国家干预、重新管制和保护主义蔓延、滋长的时期”。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开始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并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打造新一轮的“公平贸易规则”。相对原有的自由贸易规则，公平贸易规则本质上是为了限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给世界市场竞争设定更高的准入门槛。在过去的20年间，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国内社会基础，反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动不断壮大，支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群体人数不断上升，并最终导致了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在认同冲突方面，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不管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也都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强调了民族主义在国际国内层面对于自由主义的冲击，“民族主义的影响往往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例如，民族主义非常强调自决，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都会抵制自由主义大国干涉其国内政治的企图——而这当然是自由主义霸权的全部。这两种主义在个人权利上也存在冲突，自由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无论他们把哪个国家当作祖国。民族主义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特殊主义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它不认为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与米尔斯海默对于自由主义霸权的批判路径不同，福山和亨廷顿对于美国国家认同所面临的危机和国际国内层面文化冲突的论述，可能是更为深刻和有力的。福山指出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蕴藏着毁灭自己的种子，“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市场和实验室里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社会规范领域里已充斥了此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它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在国内政治中，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崇尚极端个人自由的倾向，形形色色的认同取代了对家庭、国家以及自由主义所强调的那些基本权利的认同，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了尖锐对峙的极化状态，曾被认为可以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政治往往无法健康运转，取代自由主义政治认同的是多元文化和多元认同，“全球化，多文化主义，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民特性的情绪，都冲击了美国人的意识。人种、民族属性和性别方面的特征登上了前列”。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爱国……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同美国相似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的负面效应加剧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过去的20年间，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国际秩序的理念与规范受到日益严重的质疑和挑战，这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认同政治，正在使得世界政治日益碎片化和冲突化，对于各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关系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五、结语
本文首先讨论了国际战略格局的概念。传统的国际战略格局概念一般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格局两个结构性的因素，而国际力量对比又包括了国家集团。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大国间战略关系组织的国家集团，不具有足够的稳定性而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只是单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国家集团或者大国间战略关系应该是被解释的对象，不适合作为国际战略格局的一部分。基于世界政治理论的视角，本文将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纳入进来，作为思想格局或者思潮格局。世界政治思潮可以同时影响到各国的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及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方式，因而它是一种关键性的结构性因素，可以作为国际战略格局的一部分，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秩序和大国间战略关系的重大变化。
在过去20年中，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以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原有的一超多强国际力量格局开始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同其他大国的绝对力量差距都在扩大。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量变而非质变，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单极结构，而非两极结构。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同美国在先进工业部门、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单极体系下的两极化趋势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力量格局的结果。尽管中国无意挑战存在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和其他大国都可能把中国视为威胁或者对手。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也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竞争可能会加剧，因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在非西方世界更具吸引力。从国际战略格局的角度来看，霸权国美国和崛起国中国的关系在2010年以后的确进入了一个风险剧烈增加的时期，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有了明显的恶化。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国际力量格局的这种变化趋势必然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战争，因为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障双方会尽量避免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而经济相互依赖及大量全球性与地区性公共问题的存在又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总体上是在不断增多的。
在过去20年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基于认同政治的文明冲突在国际国内层面都表现得非常强烈，对于倡导开放、多元、包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民族主义的复兴和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了更多保守和具有冲突性的国际经济政策与国家间互动方式，以及许多大国不愿意再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物品，导致自由国际秩序的许多部分无法再维持有效的运作。在国内层面，与民族主义复兴和文化冲突相伴随的往往是排外主义、族群冲突和认同政治，不同的群体之间无法再达成妥协，政府的权威跌倒了谷底，自由民主制度在许多国家已经难以维持有效的运转。亨廷顿哀叹说，“苏联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弱的”。作为国际战略格局的一部分，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演变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多元和矛盾的时代，这对于国家间关系和各国的国内政治都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编辑:贡 杨
实习编辑:邵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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