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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问题王

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的进路统筹曹兴国摘要：海运碳减排需要统筹运用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多种措施。欧盟推进单边海运碳排放交易机制虽然对市场机制在海运领域的运用具有正向推进价值，但基于其制度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忽视等原因，与我国的航运利益并不相符。我国应当联合其他非欧盟国家反对欧盟的单边措施，并积极推进国际海事组织（IMO）层面多边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推动海运碳排放真正实现公正公平的过渡。同时，在国内层面，基于国际国内统筹推进的整体要求，我国需要厘定基于国内立法的海运碳排放市场措施及其实施路径，构建相应的制度保障。关键词：“双碳”目标；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非更优惠待遇原则作者简介：曹兴国，男，浙江绍兴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商法、国际法。dwk《太平洋学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RSSC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官方网站：www.pacificjournal.com.cn地址：北京·丰台·国家海洋局第二办公区欢迎合规转载，请联系编辑部！

少边主义、美式联盟及对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影响王中美摘要：在多边进程受挫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少边主义开始盛行，并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利用。在国际经贸领域，关键产业中的重要环节被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垄断，使得少边主义也能影响相关供应链布局的改变和规则的制定。少边主义的路径可分为开放式与封闭式。近年来，诸多美式联盟体现为典型的封闭式，具有针对个别国家的战略工具定位，背离非歧视与全球化的原则，因此不仅不会成为多边主义的补充，反而会损及多边治理机制。即使作为被美式联盟针对的主要对象，中国仍然践行开放的少边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未来也应当充分利用好经贸大国的影响力权重。关键词：少边主义；美式联盟；多边经济治理机制作者简介：王中美，女，福建漳州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反垄断法。dwk《太平洋学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RSSC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官方网站：www.pacificjournal.com.cn地址：北京·丰台·国家海洋局第二办公区欢迎合规转载，请联系编辑部！

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单文华

论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及其管控路径蒋力啸

“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梁昊光摘要：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关键词：“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结构性权力；全球价值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简介：那/梁昊光（1975—），男，江西修水人，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二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经济地理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一带一路”、现代化理论。《太平洋学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RSSC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官方网站：www.pacificjournal.com.cn地址：北京·丰台·国家海洋局第二办公区欢迎合规转载，请联系编辑部！

全球空间安全治理视域下临近空间飞行监管研究张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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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23年第7期封3和学报官网

点击上方“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关注我们击区域国别、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三学科关系刍议李兴摘要：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结束了长期以来区域国别学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的历史，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要解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问题，最务实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从学科比较视角看，世界历史学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最基础的学科支撑。交叉学科视域下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以学科功能观，区域国别学激活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潜能，突破了其发展瓶颈，扩大了其学科边界，增强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构能力，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以学科发展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正当其时，大有可为，任重道远。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学科构建；学科体系作者简介：李兴，男，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导，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教育部首批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亚欧区域与俄罗斯问题研究、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研究、国际关系与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区域国别与中西比较研究等。正文摘读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被列入2022年十大学术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与体系建构，遂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该话题比较宏观，也相对抽象，务虚探讨相对较多。笔者认为，要解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学科属性问题，更基础性、同时也更务实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比如，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学术意义重大，但存在学术难度，学术界研究较少。本人试图做一番探讨，以求达到抛砖引玉之效果。一、学科比较视角:世界历史学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最基础的学科支撑著名学者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一切历史也是思想史。因为历史的核心是人，是人的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读史使人明智，学史使人深刻。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能够为所有人特别是政治家提供思想指导。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主席酷爱历史，对历史典故烂熟于心，信手拈来。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怀和推动下，几年前我国成立了国家级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政治学；一个是世界历史，一个是国际政治；一个属于人文科学，一个属于社会科学。历史学源远流长，历经千年之变；国际关系学属于年轻学科，刚过百岁生日。目前在我国学科谱系中，国际关系学科至少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问题；而历史学门类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两者相差甚远。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尽相同。其一，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历史学家对国家、国际关系的关注是由历史学这门学科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其二，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拘泥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简单的互动关系，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包括所谓“前现代”的部落、族群、邦国等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囊括进来了；第三，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研究中，历史学发现了国家形态的多样性，帝国与大小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西方帝国强加给世界的文明标准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思想根源，从而为超越欧洲—西方历史经验、承认国家的多样性等理论创新提供了知识基础；第四，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所谓大历史，时间更长、空间更大、内容更宏阔、丰富，可以说，空间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是物质、万物存在的方式，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只是其中很少、很小的一部分。无论从时间、空间、内容来看，国际关系都只是世界历史中的很小、很少的一部分。国际关系更具体、微观、细小，当然也更生动，反映人类历史、世界历史阶段性的、局部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规律。同时，国际关系学与世界历史学关系很密切。首先，国际关系史是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共同、交叉的领域。其次，东西方关系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它涉及世界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第三，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阐述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从“中国看世界”到从“世界看中国”，作为最大、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东方国家，中国命运的逆转给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了认识中国与世界、认识人类历史发展和世界文明演进最丰富、最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第四，历史的内容虽然多样，但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未来的历史。刘小枫认为：“历史地理知识属于政治知识”。可以说，历史是纵向的政治，政治是横向的历史。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当我们把人类的存在川流看作运动时，它们就叫作历史；当我们把它们看作被运动的对象时，它们就叫做家族、等级、人民、民族。政治是这个流动的存在借以维持、成长、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途径。在本能的每一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中，生活着的一切都是政治”。“真正的政治家是化身的历史，历史的方向性表现为个人的意志，历史的有机的逻辑则表现为个人的性格”。最后，大国兴衰、世界大战、国际体系、国际格局的演变等人类发展过程中带有全局性质的问题，都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历史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吸纳力。世界历史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国际关系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两者的结合产生历史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是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并且带来了六个“新”，即新的“论题拓展”、新的“研究范式”、新的“价值重塑”、新的“价值主导”（学术主导，而非政治主导）、新的“交叉融合”、新的“学术增长点”，并有利于构建四大体系，即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话语体系）。当然，从学科地位来看，世界历史的学科地位高于国际关系，学科内容包容国际关系。两者不同之处体现在：1．研究对象不同。世界历史是国际社会及各国各区域各领域发展的历史；国际关系是国家行为体（各国）之间各方面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2．发展动力不同。世界历史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则是国家利益。3．研究的时间起点不同。世界历史一般起点于人类出现，甚至宇宙出现、地球诞生；而国际关系起点于国家出现。世界历史早于国际关系。但从时间下限来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时间大概率比国家存在的时间要长。因此，世界历史比国际关系研究的时间下限也要久远得多。4．研究方法（路径）、框架、范式不同。历史学涉及到人类出现以来，甚至人类出现以前的宇宙的过程，其客观性要强一些；而国际关系则是国家出现以来的人的活动，主观性要强一些；宇宙和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永恒的，而国家不会是永恒的。国家会消失，但世界不会，所以原则上历史研究的对象要比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更早出现，更久存在。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但不能说国际关系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最多只能说国际关系是涉外学科的基础。历史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回事。5．从人、时间、空间三维的角度来看也不尽相同。数千年来，作为历史和国际关系活动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集体的人类，以及人的本性——人性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历史传统、民族性格未变，国家逐利的本质不变，因此，大概率作为两门学科——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活动的主体的人类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以时间视角，历史与现实前后相连，一脉相承，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位一体，而国际关系主要是现实与未来两位一体，在时间上比世界历史要短。以空间论，即使以百年、千年为单位，地球陆地、海洋、山川河流大势也很难说有根本的变化，但人类出现已数百万年，从地理环境的变化来看，世界历史比国际关系要大。6．学科功能不同。世界历史学科具有描述、解释、研究功能。国际关系学具有描述、解释、预测功能。其中，描述和解释功能是共同的，预测功能则不是世界历史的长项，而可能是国际关系学所独有的。深入研究长时段历史，透过现象看本质，使人考虑问题相对长远、深刻，这是世界历史学功能的强项，因为历史往往比较复杂、隐藏。而国际关系则多研究现状，容易看表象，重直观，不知历史的演进过程和曲折，相对流于表面。近代500年来，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建设还是科学技术，其发展加速前所未有。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民族国家群体形成，作为国家行为体，不仅活力四射（如革命、改革等），而且张力最大（如竞争、战争、扩张等）。世界历史发展总体来说有“分”有“合”，以“合”为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一的学科、单一的国别研究功能有限，无法解释和解决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理论问题，时代的发展要求综合功能超强的新型学科的出现。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大背景下，世界历史学科自然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国际关系学也于百年前应运而生，成为显学。当前，区域国别学在中国刚刚确立了一级学科地位，就进入了提速发展阶段。而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应用性比较强的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要想胜任自己的学科功能，就必须以世界历史这门基础性学科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最基础的学科支撑。只有这样，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才能根基扎实稳健、基础宽广牢靠、后劲强大有力。二、交叉学科视域：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国际关系学目前是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而世界历史学是历史学大类下的一级学科。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是对建构历史政治学的加深。至于研究历史进程中“家—族—国家”结构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则是对历史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本来是很密切的，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大学实行学科制，学科划分过于明显，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非常之森严，纯粹是一个“中国式问题”，也许只有在中国如此，在国外远没有如此严格。其实，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学科在内容上有重叠（比如国际关系史、地缘政治学、大战略研究），在学科上有交叉。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历史学一直把人类共同体的演进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共同体包括部落、城邦、帝国、君主国，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因此，历史学家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并非“越界”，而是其学科发展的传统，只不过其研究视角不同而已。因此不少历史学家的经典名著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名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等等。国际关系史是我国许多重点大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法学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有的设为专业基础课，有的设为专业选修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风生水起，有些大学甚至把国际关系史设置为全校公选课或通识课。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国际关系史，另一种是历史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倾向于历史学，侧重纵向、垂直和变化研究，强调人的历史活动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历史政治学则偏向于政治学，侧重于从历史视角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和政治领域，考察的重点是组织形式、共同体（家或国），比如部落国家、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公民国家等形式。国际关系史和历史政治学两学科统属于共同的大法学门类，并向“学科群”的方向演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对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近现代国际体系历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基本上是一个从局部走向整体、从区域走向全球的过程。这是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两学科共同的、重要的学科内容，不可或缺。历史学与国际政治交叉，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交叉，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其中，世界历史与政治学两个一级学科不可能真正的各占50%，而是会略有倾向性的。其中，国际关系史靠近世界历史学一点，历史政治学偏向政治学一点。国际关系史与历史政治学又交叉，融合产生新的大历史政治学。这里面就蕴藏着这个专业领域的新文科起点的萌芽。自从世界历史出现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是一直存在的，人性很难发生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历史时间，而且是单行道的，一去不返，有去无回。而传统的国际关系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国务活动家之间的政治活动。因此，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共同研究的单元是时间——可谓同一条河流、同一条线索、同一个谱系、同一根脉络，只不过两学科分别侧重于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内容而已。之所以划分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也是源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人为设限、划界，区分为不同学科，分开研究、各有侧重而已。实际上，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位一体，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与国际关系的主体是人。历史中的帝王将相、人民大众，外交中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普通民众，都是人，都具有人性，都在为各自或各自代表的利益和权力而奋斗。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只是研究的角度、探讨的重点不同，具有相通性、交叉性、人文性和社会性。两者都重视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作用，只不过外交更明显。两者都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作用，可能世界历史学更突出一些。历史是人类出现以来就有的，甚至人类出现之前就出现（史前史）。国际关系是国家出现以来才有的，而国家的出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晚。显然，史学更古老、更悠久，队伍更庞大。地球的历史已经46亿年，人类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可能只有5000年。地球上先后出现过10

点击上方“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关注我们击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基本内涵、理论与体系构建陈奉林摘要：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的规划和建设，是我国学科体系建设进程中的大事，也是当前学术、学科与话语三大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在当前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和思考的条件下，开展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研究必须紧扣时代主题而有针对性，三大体系建设落到实处而有实效性。学科体系建设是一项大规模的文化活动，积淀、凝聚现实的需要和民族的智慧，在总结既有经验与方法的基础上，创建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学科体系，无疑会推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跃进。关键词：区域国别学科；基本内涵；应用理论；体系构建作者简介：陈奉林，男，辽宁朝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史、东亚史和东方外交史。正文摘读区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兴起与发展，是近年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崭新现象，成为当前学术繁荣景象之一角，反映了学术研究与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保持了同步。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引进、吸收与发展，我国的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设已经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应用理论、研究方法、分析视角与构建模式都在酝酿着新的巨大变革，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区域国别学已经远远超出单一的学科范畴。有学者指出：“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推进对外工作。这些都要求我国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做深刻、全面的研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是时代需要。”中国区域国别学科这个艰巨课题的适时提出与建设，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崭新动向与迈进趋势，在中国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基本内涵把区域与国别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提出来加以规划和建设，是我国学科学术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代，学科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增加的，需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不然就很难适应社会急剧发展的大转变过程。建立新学科，首先必须明确内涵。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明确的内涵、体系与边界，不能事无巨细，没有自己的边界。区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初创阶段，带有全局性、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弄清楚，研究的对象、重点、方法、视角、体系等需要进一步明确。因此，我们主张从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来探讨这些问题，把过于笼统、过于模糊的研究转向比较清晰具体的研究，关注历史上与现实中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重大的政治、经济、外交、非传统安全甚至战争与和平，以及国家间交流交往在推动文明进步与社会重大变革方面，突出国际交往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既涵盖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涵盖西方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周边地区（包括海洋边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欧美等西方发达地区这三大板块，应该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重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具有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现在已经具备了开展这一艰巨课题研究的主客观条件。从中国的自身发展而言，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如果离开了这个具体条件，一切研究都成为无源之水。古代先贤已经告诫我们：“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一个正在崛起的、深深嵌入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对世界和地区的了解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国家发展需要有益理论支持的具体表现。应该指出，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只是初步的，或者说是准区域国别研究，很不成体系，真正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的成果还不多，与国外相比处于严重的不对称、不平衡状态。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国际关系研究，也有别于外交学和近年兴起的周边学，而是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路径、方法、关注的对象与重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推进整体研究。学术学科发展离不开对“虚理”的探讨，“虚理”不足是制约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内涵，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以下几个问题。1.1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定性与定位本来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也往往因人而理解不同，现在需要给它定位、定性，做出科学的解释。有的使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有的使用“国际与区域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国际区域学”和“地域学”等概念。使用的概念不同，涉及的核心内容、重点领域也会不同的。区域研究是指以区域为单位，以跨学科的分析视野进行的综合性、整体性和连续性的研究，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接近客观事实，做出主动而准确的反应。今天的国际环境、结构、运作方式已经不同于以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增加，不确定因素在增多，竞争加剧，大国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因此，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要求研究者必须在视野、理论、分析与概括模式方面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区域国别学不仅仅是学术学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建设、人材培养、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既然是学科建立建设，就必须把学科定性、定位弄清楚。这些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应予重点考虑的。1.2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反映出我国学者自觉参与社会重大变革的使命与担当。在这种形势下，旧有的理论、叙述方法、分析模式以及世界观等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东方国家整体崛起，重要性在上升，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正如日本历史学家羽田正所说：“100多年前西欧描绘的巨幅画作的图案已经过时了，图案本身必须得到更新。如果以此为目标，就应该允许个体研究者充分利用其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绘制出新的图案。此外，研究者们也可以共同构思新的图案。”这段话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趋势，映现出人类历史百年来的沧桑巨变。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者在努力寻找中国的表达方式，立足我国历史脉络下的知识体系和文人话语，理解普通百姓的观念和心理习惯。要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明确和解决核心问题。所有的研究必须围绕着核心问题来展开，真正体现“学”的价值和“科”的重要性。学理探讨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描述与回应，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精准、精确与精致，力戒形式化、空心化现象。我们对区域国别研究核心问题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其本质特征根本性理解基础之上的，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区域国别研究在国内日益受到重视，各高校与研究机构参与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给方兴未艾的区域研究注入了活力。近年来，国内学者们根据形势需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积极寻找加快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路子。我认为，目前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这几个大的方面。一是重点领域与主攻方向。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生的动态演进过程。区域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国别研究基础上，二者不能成为“两张皮”。在战略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理论层面综合考虑，取得最大的综合利益。我们确立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目的就是在理论上完成学科体系构建，在实践上打破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惯行的“势力范围”理论和旧有的“圈地”陋轨，树立以合作共赢为理念的国际关系新范式，建立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二是以多学科知识促进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是建立在区域研究基础上的，遵循了区域类研究的一般规律，其视角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取得了不小成就。即便是国别研究也不能忽视世界的视角，否则，就容易一叶障目，看不到研究的对象在国际时空中的准确位置，以及复杂的背景关系。区域与国别之间所表达的，是国际与地区的、国际关系与地区问题的维度，是经验研究与内外、整体的视角关联，同时也是全球化、跨国化与地区化的视角维度。三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结合问题。区域国别学研究之所以有意义，受到重视，引起国内外学者研究，就在于它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把现实问题研究置于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在研究过程中，有许多过去没有涉及的问题现在都已经提上日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加多元甚至有所突破。在区域化和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时代，单纯的历史研究或单纯的现实研究都存在明显的弊端，很难驾驭庞大而复杂的国际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需要长时段、连续性和整体性研究，推动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把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起来研究是一个好方法，因为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都有它的历史根源，特别是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东西方冷战时代造成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许多问题在今天仍是交错地出现。重新审视历史上留下的诸多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追本溯源，不亦乐乎？四是总结既有成果，吸收百家之长，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对于以前研究中提出的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应予吸收和系统阐发，一些研究已经触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学术史、学科构建等问题，尽管不是很成熟，但是作为前人成果有必要做出认真梳理总结，特别是研究的视角、重点、应用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值得重视。区域国别学研究者们虽然在概念与重点等方面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是有利于学术向前推进的。学术研究重在积累和继承，尤其在创建新的学科体系时及时总结既有成果是非常重要的。1.3加强区域性、全球性与多边性重大问题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出现都不是以单个的问题出现的，往往是一果多因。区域国别学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有自己特定的关注与使命。正因为如此，它所肩负的任务较之其他学科更加繁重。在当今全球化与庞大的生产力面前，全球化已经形成一个世界性体系，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制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随心所欲地处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可以这样说，研究和解决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是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都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引起的，也只有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解决。在重大国际问题研究上，加强区域性、全球性问题研究，远比琐碎的、断裂性、分散性研究更有意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加强中外关系中的重大区域性问题研究，从关心人类命运的角度来关注中外交流下的东方社会变迁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重要方向。最近500年以来，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合”的趋势，加强区域研究，符合东方哲学思想和宇宙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区域性、全球性问题突出，今天关注这个问题有它的必然性，不值得大惊小怪。区域与国别、区域与全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关注它们的内在逻辑是最好的研究方法。“从它的内涵来说，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个‘全面了解’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要尽可能地积累与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的、全面的知识。这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要去完成的基本任务。”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补充，互为犄角，入江昭强调：“应当注意的是，‘地区研究’并不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人类的历史，……唯有全球性的、跨国性的视角才能把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从狭隘的概念中拯救出来。”把研究的视野从单一的国别问题研究扩大到区域活动关联的各个方面，从简单的叙事定性扩大到对规律的阐释与把握，可以越过单一学科狭窄的樊篱，拓展出一个崭新的领域。1.4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关系在构建东方外交史、东亚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我们已经做过一些探讨，始终强调学科体系的重要性，也是关注最多的问题。学术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并不是一回事。现在应该把区域国别研究上升到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做通盘考虑，做出顶层设计。一事一议或一字一考地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但不能构成学科体系建设，无法推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要在科学性、功能、结构与基本理论上进行学理探讨外，还要在学科体系上下功夫，解决好体系问题。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没有解决好体系问题的著作大有其在。……好的著作必然是体系完整严谨，各个内容与结构之间有密切的逻辑联系，没有内在联系的内容不能构成严谨的体系。这不仅是个体力活，更是一个技术活和艺术活。”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加以筹划的，故而强调它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在学科建立与发展中创建学科体系。构建区域国别学研究体系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也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尽管如此，也必须有人来做。人类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不但面临着对未来的选择，而且有能力作出这种选择。为什么要构建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体系呢？首先应该说它是时代发展的重大需求，是当前中国国际地位发生的巨变向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艰巨课题，现在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崛起于今天国内的区域研究是全新国际环境中的学术自觉，是极有现实观照的精神文化创造，是范式引进与本土再造融合的产物。其次是区域研究的地理范围与板块对我国的重要性，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欧洲、非洲、北美、拉美、澳洲等。在彻底解构“西方中心论”之前，应该首先严肃对待跨国性的研究主题。新的区域研究与以前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对其整体性、连续性和综合性研究，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的结合与贯通，在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关注的重点等方面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更多的时代风貌。这是以前既有研究不曾有过的崭新现象。关注重点、研究手段、材料取得与世界观等方面也具有了更多的时代特色。学科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的长久安定，建立新型的安全观、利益观、秩序观和交往观，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确立新形势下的战略思维与世界眼光，更好地推动本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全文有删减）编辑:邓文科《太平洋学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官方网站：www.pacificjournal.com.cn长按二维码关注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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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也构成了维护英国海洋安全的重要目标。换言之，英国将南海视为对维护海洋贸易和能源运输线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咽喉地带。英国在历史上曾一度站在了“海洋自由论”（Mare

ARF)，标志着中国对东盟作为地区安全对话架构主导者的认可。2010年10月，东盟建立东盟防长扩大会（A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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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对华遏制和打压政策，但改变了美国不断指责盟国、独自压制中国的做法，联合北约盟国共同对华施压，全面推动北约调整对华政策。而美国学者吉尔福德·艾肯伯里（Gilford

年间，大国实力与战略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位学者又准确地指出，“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必然要引起大国间战略关系变化。到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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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兴经济力量纳入国际经济机制，分担该体系的一定义务，可降低交易成本并扩大按现有主导规则行事的主导国数量；于中国而言,

Seven，简称G7）成员国意大利率先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之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G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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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关注我们击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于宏源摘要：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关键词：多利益攸关方；气候治理；路径依赖；国际合作；多边主义作者简介：于宏源，男，山东烟台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资源政治、全球环境治理气候外交等。正文摘读治理是当代最复杂的系统性治理，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机制复合。“多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相继出现在《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协议书》《联合国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生物多样性公约》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谈判过程和内容中。从全球气候治理与谈判来看，“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概念的确定是一个渐变过程。在早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缔约方（Party）、非缔约方（Non

点击上方“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关注我们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经验与启示于游、高飞摘要：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在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大国关系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有示范效应。不断成熟发展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有益经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不仅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也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维护了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通过梳理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特点和建设的路径，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对未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伙伴关系外交；中俄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者简介：于游，女，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俄关系、俄罗斯外交；高飞，男，辽宁铁岭人，外交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交学理论、中俄关系。正文摘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关系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国际社会期待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目的是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和平相处、平等互信的新模式。然而，在近年来的外交实践中，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受阻，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面临挑战。相较而言，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同样是在冷战后国际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的动荡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双方从双边层面逐渐积累互信，进而在有关国际秩序及其他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发展中俄关系不封顶、不设限”，“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密切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总结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与特点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提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和进行互利合作”关系。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在叶利钦访华期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高到“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中俄关系。2011年6月，中俄两国以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1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伙伴关系升级，提出建立致力于发展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6月，普京总统访华，双方签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加强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新阶段。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总的来看，伙伴关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贯穿了冷战后中俄关系近三十年发展的主线。中俄两国将彼此身份定位为“伙伴关系”，不断拓展伙伴关系外交的广度和深度。在政治上，中俄两国不断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声明、文件、协议等，使双方持续稳定的合作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保障。军事合作不断深入，联合军演的实战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中俄两国在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领域走上了“肩并肩、背靠背”的路径。在经济上，中俄着力深化利益交融，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国际事务上，中俄相互协调，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认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是一个新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决定。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按照这一定位，中俄双方在解决边界问题方面明显提速，为稳定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安全，拓展与中亚的合作，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普京高度评价中俄伙伴关系，认为两国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建立在俄罗斯和中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彼此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共同态度是我们战略合作的基础，也是我们把发展俄中特殊关系看作是我们共同的伟大成就的原因，“俄中合作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如果我把这种合作称为两国悠久交往史中的最好合作也并不过分”。中俄新型关系的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打下了基础，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将合作共赢置于大国交往的核心地位，突破了大国间以冲突和竞争为主的传统关系，以其全新的国际交往理念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第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明显的平等性，政策表征是相互尊重。伙伴关系外交是中俄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的选择，双方历史上的三次结盟均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表明，伙伴关系外交是中俄实现合作的有效路径。伙伴关系外交要求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要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没有追随西方在政治上对打压中国煽风点火，中国也没有因俄罗斯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而落井下石，两国在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情势下催生了政治互信。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结束数十年敌对状态努力的结果，也是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第二，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和平性，政策表现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伙伴关系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排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中俄两国都认为，冷战时期的结盟已经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问题，现在需要建立新的灵活联盟，而不是传统的永久集团。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特征有助于两国根据国家利益处理不同的对外安全与经济问题，增加外交的回旋余地。伙伴关系外交顺应冷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同时保留政策的灵活性，为避免局部大国矛盾和热点冲突安上了减震器和安全阀。第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包容性，政策表现为双边与多边网状机制形成联动。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同时保证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依然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具体来看，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排他性。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发展的同时，中国同世界上其他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共同组成了严密的伙伴关系网络。中俄伙伴关系外交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俄印、中俄蒙三边交流，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中，双方的协调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双边伙伴与多边协作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二、伙伴关系外交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路径冷战结束后，中俄两国汲取了冷战对抗教训，都把实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视作核心目标。在国际上，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亚太地区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插手台湾事务，防范中国崛起，形成了对中俄的双遏制，中俄两国面临相似的国际环境。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以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为主导方向，试图与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随着“北约东扩”，俄罗斯领导人开始着手调整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开始兼顾对外政策中的东西平衡，1993年出版的俄首部外交政策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正式提出了东西方平衡的双头鹰政策。从中国方面来看，从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也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同样，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开始与巴西、俄罗斯等国建立“伙伴关系”，以此增加外部世界与中国合作的共同利益，增进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成本，防止出现其他国家联合阻止中国崛起的可能。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价值选择，伙伴关系外交由此成为中俄两国共同的选择。从本质上来看，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不同于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的“盟友—伙伴”关系调整，而是为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塑造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和平、包容的国际合作范式。第一，军事交流推动伙伴信任的起步。冷战时代，中苏两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对峙，军事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因此成为中俄走向互信的第一步。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0年4月，中苏达成《关于国界地区减少驻军和建立信任的协定》；1991年5月，中苏就东段边界达成协议。1992年1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纽约会晤后，双方军事交流随之拉开了序幕。1992年2月底，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萨姆索诺夫上将访问中国，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上将访问俄罗斯。随着两国军方高层信任的增加，3月至11月，中俄双方在北京顺利进行了三轮有关削减边境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信任的谈判。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双方签署了以“睦邻”和“互利”为基础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明确提出两国在1994年底前达成两国政府间协议，并根据协议将两国军事力量削减到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边境地区军队只具有防御性质。俄罗斯方面表示，这项文件的签署朝着结束我们两国边界地区军事对峙状态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标志着双方军事信任关系的初步建立。随着中俄两国军事领域信任的提升，双方交往的层次和频率不断提高。1994年7月，迟浩田国防部长访俄，两国签署了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9月，两国发表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1999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访华，2000年中国海军舰艇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回访，此后双方海军交流频繁。联演联训一直是中俄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2005年两军举行了中俄（苏）建交55年来的第一次双边军事演习——“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标志着自20世纪60年代交恶后两国新型军事互信合作关系达到了四十年来的新高点。此后，两军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举行了20多次各类演训活动，规模涵盖战略战术各个层级，领域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范围由陆地拓展到海上、空中等多维空间。2009年，中俄建立“弹道导弹发射相互通报”机制——《弹道导弹和商用舰载火箭发射通报协议》，标志着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信任进一步提升。《2017—2020年军事领域合作发展“路线图”》的签署是对中俄双边军事合作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是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的最新体现。第二，磋商机制畅通伙伴交流的渠道。1996

点击上方“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关注我们击全球海洋法治面对的挑战与对策傅崐成摘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致力于依法治海，合作建设全球海洋法治的环境。然而目前国际社会面对这一需求，不但欠缺成文的国际海洋法规范，习惯国际法也因为种种困难而高度欠缺。加上世界上许多小国欠缺依法治海的科技能力或财务能力，导致海洋上的权利关系不平衡。此外，最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若干传统海洋霸权国家的政治领袖，始终默默抱持着“欧洲中心主义”或冷战思维，无意推展海洋法治。本文就这些挑战一一举出了具体的实例与分析，并建议善用双边与区域协议，提高习惯法的地位，强化联合国系统，联合世界上坚持主权平等的国家群体，共同面对困难，发挥集体智慧，不急不躁地逐步推展海洋法治。关键词：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法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习惯法；成文法作者简介：傅崐成，男，中国台湾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海法与争端解决中心主任、《海洋法律与政策》

Americana）给这一地区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然而，现在的中美关系紧张，却引发了人们对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架构的忧虑。新冠疫情的暴发，加剧或者推动了周边变局的加速演进，这尤其体现在四个方面。

点击上方“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关注我们击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陈须隆摘要：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关键词：“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大国战略竞争；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简介：陈须隆，男，山东青岛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正文摘读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大变局的新变量，其在加剧国际格局大裂变的同时，对国际秩序演变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中国该如何正确对待国际秩序演变？如何把握先机和主动，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加速演变？本文试图提供一些思路和答案。一、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新序与旧序并存，失序与增序交织，调整、变革与重构势不可挡，演变进程在曲折中提速、在动荡中前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续增，美国和其他西方势力则图谋通过制定新规则、建立新阵营等方式维护主导权，秩序演变中的南北矛盾、东西矛盾有所上升，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科技因素凸显。同时，各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也在上升，呼唤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范式的全球治理秩序；地区一体化势头强劲，推动地区秩序朝着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方向演变。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势头增强，力量不断壮大，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中国因素”愈发凸显和重要。中国宜乘势而为，与时俱进，综合施策，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使之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前进。二、推动国际秩序演变宜施行“五序”方略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绝非铁板一块，对待国际秩序演变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不同对策，综合考量，可采取以下五种方略。一是要维序，即维护仍然合理适用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等。同时要增强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效力。厉行法治愈发必要。维序宜高调并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二是要改序，即改革那些落伍失当的国际秩序。主要是改革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不公不利的经济金融秩序，包括美元霸权秩序。要继续联手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同时，妥善处理安理会改革问题，多体谅并照顾新兴大国的改革诉求，积极考虑并优先解决非洲国家“入常”问题。改序要坚定不移且循序渐进。三是要增序，即增加满足新兴国家国际秩序诉求的秩序版块和要素，实际上是局部创新和建构，本质上是国际秩序的增量和新生事物，可称为新兴秩序。主要表现为利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机制深化内部合作并拓展外延机制，发展伙伴关系，包括创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增序要有担当并群策群力。四是要融序，即促进新兴秩序与西方保守、排他性秩序的融通。主要是寻求与美国主导的旧的军事同盟体系和新的经济体系的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防止新兴秩序与保守秩序的二元对立，设法模糊二者边界并置入融合因素，密切与其成员的合作关系，留下更多弹性空间，逐步交融并寻求加入。融序要有耐心并迎难而上。五是要创序，即携手创建适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新秩序，为老问题提供新答案，为新问题提供好答案。主要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既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灾情疫情等老问题，也包括网络空间、外太空、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治理的新问题。创序要共商共创，重视智力支持。三、国际秩序演变的新冠肺炎疫情视角新冠疫情大流行是21世纪第三次全球性危机，是“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带来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恐将世界拖入“动荡时代”和“失望十年”。新冠疫情使国际秩序加快进入动荡变革期。3.1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安全秩序产生影响新冠疫情直接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暴露了各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短板，凸显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加剧经济安全化趋势，使非传统安全实现了对传统安全的“完美逆袭”，使“人的安全”备受重视，令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将深刻且长远地影响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观、国际安全合作、区域安全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从而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秩序的演变与改良。3.2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影响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全球性大封锁，造成破产潮、失业潮、断链潮、放水潮，导致自1870年以来最广泛的经济崩溃，“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衰退，全球90%以上的经济体陷入衰退。其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严重影响民生，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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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新范式；中国选择作者简介：胡枚玲，女，湖北枝江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淮阴师范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正文摘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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