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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关注我们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经验与启示于游、高飞摘要: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在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大国关系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有示范效应。不断成熟发展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有益经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不仅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也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维护了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通过梳理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特点和建设的路径,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对未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伙伴关系外交;中俄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者简介:于游,女,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俄关系、俄罗斯外交;高飞,男,辽宁铁岭人,外交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交学理论、中俄关系。正文摘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关系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国际社会期待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目的是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和平相处、平等互信的新模式。然而,在近年来的外交实践中,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受阻,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面临挑战。相较而言,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同样是在冷战后国际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的动荡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双方从双边层面逐渐积累互信,进而在有关国际秩序及其他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发展中俄关系不封顶、不设限”,“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密切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总结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与特点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提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和进行互利合作”关系。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在叶利钦访华期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高到“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中俄关系。2011年6月,中俄两国以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1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伙伴关系升级,提出建立致力于发展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6月,普京总统访华,双方签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加强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新阶段。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总的来看,伙伴关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贯穿了冷战后中俄关系近三十年发展的主线。中俄两国将彼此身份定位为“伙伴关系”,不断拓展伙伴关系外交的广度和深度。在政治上,中俄两国不断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声明、文件、协议等,使双方持续稳定的合作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保障。军事合作不断深入,联合军演的实战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中俄两国在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领域走上了“肩并肩、背靠背”的路径。在经济上,中俄着力深化利益交融,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国际事务上,中俄相互协调,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认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是一个新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决定。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按照这一定位,中俄双方在解决边界问题方面明显提速,为稳定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安全,拓展与中亚的合作,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普京高度评价中俄伙伴关系,认为两国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建立在俄罗斯和中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彼此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共同态度是我们战略合作的基础,也是我们把发展俄中特殊关系看作是我们共同的伟大成就的原因,“俄中合作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如果我把这种合作称为两国悠久交往史中的最好合作也并不过分”。中俄新型关系的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打下了基础,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将合作共赢置于大国交往的核心地位,突破了大国间以冲突和竞争为主的传统关系,以其全新的国际交往理念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第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明显的平等性,政策表征是相互尊重。伙伴关系外交是中俄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的选择,双方历史上的三次结盟均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表明,伙伴关系外交是中俄实现合作的有效路径。伙伴关系外交要求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要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没有追随西方在政治上对打压中国煽风点火,中国也没有因俄罗斯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而落井下石,两国在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情势下催生了政治互信。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结束数十年敌对状态努力的结果,也是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第二,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和平性,政策表现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伙伴关系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排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中俄两国都认为,冷战时期的结盟已经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问题,现在需要建立新的灵活联盟,而不是传统的永久集团。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特征有助于两国根据国家利益处理不同的对外安全与经济问题,增加外交的回旋余地。伙伴关系外交顺应冷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同时保留政策的灵活性,为避免局部大国矛盾和热点冲突安上了减震器和安全阀。第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包容性,政策表现为双边与多边网状机制形成联动。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同时保证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依然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具体来看,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排他性。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发展的同时,中国同世界上其他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共同组成了严密的伙伴关系网络。中俄伙伴关系外交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俄印、中俄蒙三边交流,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中,双方的协调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双边伙伴与多边协作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二、伙伴关系外交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路径冷战结束后,中俄两国汲取了冷战对抗教训,都把实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视作核心目标。在国际上,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亚太地区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插手台湾事务,防范中国崛起,形成了对中俄的双遏制,中俄两国面临相似的国际环境。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以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为主导方向,试图与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随着“北约东扩”,俄罗斯领导人开始着手调整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开始兼顾对外政策中的东西平衡,1993年出版的俄首部外交政策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正式提出了东西方平衡的双头鹰政策。从中国方面来看,从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也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同样,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开始与巴西、俄罗斯等国建立“伙伴关系”,以此增加外部世界与中国合作的共同利益,增进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成本,防止出现其他国家联合阻止中国崛起的可能。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价值选择,伙伴关系外交由此成为中俄两国共同的选择。从本质上来看,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不同于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的“盟友—伙伴”关系调整,而是为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塑造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和平、包容的国际合作范式。第一,军事交流推动伙伴信任的起步。冷战时代,中苏两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对峙,军事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因此成为中俄走向互信的第一步。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0年4月,中苏达成《关于国界地区减少驻军和建立信任的协定》;1991年5月,中苏就东段边界达成协议。1992年1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纽约会晤后,双方军事交流随之拉开了序幕。1992年2月底,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萨姆索诺夫上将访问中国,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上将访问俄罗斯。随着两国军方高层信任的增加,3月至11月,中俄双方在北京顺利进行了三轮有关削减边境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信任的谈判。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双方签署了以“睦邻”和“互利”为基础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明确提出两国在1994年底前达成两国政府间协议,并根据协议将两国军事力量削减到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边境地区军队只具有防御性质。俄罗斯方面表示,这项文件的签署朝着结束我们两国边界地区军事对峙状态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标志着双方军事信任关系的初步建立。随着中俄两国军事领域信任的提升,双方交往的层次和频率不断提高。1994年7月,迟浩田国防部长访俄,两国签署了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9月,两国发表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1999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访华,2000年中国海军舰艇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回访,此后双方海军交流频繁。联演联训一直是中俄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2005年两军举行了中俄(苏)建交55年来的第一次双边军事演习——“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标志着自20世纪60年代交恶后两国新型军事互信合作关系达到了四十年来的新高点。此后,两军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举行了20多次各类演训活动,规模涵盖战略战术各个层级,领域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范围由陆地拓展到海上、空中等多维空间。2009年,中俄建立“弹道导弹发射相互通报”机制——《弹道导弹和商用舰载火箭发射通报协议》,标志着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信任进一步提升。《2017—2020年军事领域合作发展“路线图”》的签署是对中俄双边军事合作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是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的最新体现。第二,磋商机制畅通伙伴交流的渠道。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