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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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
滕建群
摘要：美国自喻为海洋国家，控制海洋不仅是保护其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也是其称霸世界的手段。美国正倾全力转向大国竞争，美军从冷战后控制沿海区域和由沿海向陆地投送影响力转向既控制沿海，又主导大洋。从地缘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考察，不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海洋控制”，还是“太平洋威慑计划”和“分布式杀伤链”战法，都表明美国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方向放在海上，特别是西太平洋。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大多来自海上。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海洋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经略好海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计。从时空上看，美国回归海洋控制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正形成剧烈对冲。近年来，两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对峙背后是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崛起海洋国家在构建海上力量平衡的必然结果。在大国战略竞争的环境下，这场围绕海洋权益的博弈将决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与状态。
关键词：美国；中国；战略竞争；海洋博弈；走向
作者简介：滕建群，男，山东烟台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安全理论、大国关系、美国历史与政治。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全面的海外势力范围扩张，不但要争夺国际市场、原料和劳动力，还要夺取全球霸权。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在海上”理论，系统论述了控制海洋以称霸世界的逻辑，认为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贸易，谁控制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世界。其“海权论”成为美国走上对外扩张之路的理论支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一度对欧债台高筑的美国凭借或利用其两洋地理优势躲过战争毁伤，走上世界霸权巅峰。二战结束后，美国拉拢西欧国家，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军备竞赛等多层面与苏联展开“冷战”。在亚太地区，美国重点经略海洋，控制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企图在太平洋方向把中国和苏联控制在第一岛链内，并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了两场“热战”。冷战结束在失去苏联这个海洋对手后，美国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的控制，①发动了多场地区战争。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美国均依靠沿海控制权，向陆地发起攻击，而对手多是相对虚弱的陆地国家。随着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大幕拉开，美国又把“控制海洋”提上重要日程，以实现对沿海区域和大洋的全面控制，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不受新兴起海洋国家的“挑战”。
一、美国对华海上战略竞争的基本脉络
夺取和保持全球海上优势是美国二战结束后夺取全球霸权的重要选择，认为美国要影响欧亚大陆事务，成为世界大国，必须跨过两洋向欧亚大陆投送影响、力量和资源，争夺的重点是集中对付欧亚大陆上的苏联和中国。进入21世纪，美国预感其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地位将受到来自中国等地区国家的挑战。2000年秋，兰德公司发表《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报告》，指出美国的目标是防止在亚洲出现导致战争的敌对关系、猜疑和不安全因素，首要任务是防止地区霸权国家的兴起。亚洲任何潜在霸权国家都会寻找削弱美国在亚洲作用的机会，并倾向于使用武力维护其主张。从兵力部署调整来看，兰德公司报告提醒美国的决策者要重视海洋控制权。
这种意识得到小布什政府的回应。为防止大国竞争对手出现，小布什政府提出要利用“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来保持利好于美国的大国关系。还指出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世界主导者的角色，不仅要与传统盟国保持合作，还要与大国和地区性力量中心建立起合作以保持“均势”，维系对美国极为有利的国际战略格局。小布什称“根据美国的传统和原则……我们寻求建立利于人类自由的均势”。此时，美国开始关注与大国关系的调整。但“9·11”恐怖袭击事件让这种调整得以延缓，美国进入为期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
奥巴马政府关注大国的海洋争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路径主要是在海上，提出要把包括其海军60%的兵力部署到亚太地区。但是由于中东地区恐怖势力异军突起、欧洲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局势变化等影响，直到其执政末期，美国的海洋战略目标仍是控制沿海地区，手段包括在中国周边加强兵力部署调整、挑起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海洋争端、假借地区国家之手，如东南亚部分国家对南海岛礁和水域的声索和日本对我钓鱼岛之觊觎，实现对华“再平衡”。在美国此战略的影响下，黄海、东海、台海和南海出现严重对立事态：2012年4月菲律宾与中国发生黄岩岛对峙；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收购钓鱼岛；2016年菲律宾发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但上述事态均被中国一一化解，奥巴马政府企图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矛盾来“平衡”中国的打算落空。
特朗普政府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为一体。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亚洲，提及“印太”（Indo-Pacific）概念。在当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用“印太战略”取代“亚太战略”，把中国当成海上主要竞争者。2018年1月，美国《国防战略》出炉，强调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在经济、地区角色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指责中国，认为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重塑地区秩序。4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翰指出，美国在上述区域坚持对等原则、法治和航行自由等价值观。5月，国防部宣布“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称这将细化美军全球战区责任分工，要加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出全部美军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方向全面转向西太平洋地区，认为美军撤出阿富汗将极大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国竞争”实力。拜登政府强调，此举目的是专注于巩固美国核心优势，以应对与大国的战略竞争。但从阿富汗撤军让美国失去陆地围堵中国的支撑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得不集中于海上，在西太平洋构建多层次的对华围堵网。
应该看到，美国重回海洋控制始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描绘出清晰的海洋竞争路线图。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从海上发起对华全面竞争战略才得以全面展开，并付诸实施。中美海洋交锋短兵相接，海洋控制与反控制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内容。
二、美国对华海上战略竞争的政策选择
随着大国竞争战略的提出，美国开始着手对华的海洋主导权争夺。2017年后美海军提出《水面部队战略：重返制海》和在《对抗性环境中濒海作战》等文件，明确指出要把美军战备方向由控制沿海区域(From the Sea)并从沿海区域向内陆国家发动打击向争夺全球海洋主导权转移。2019年，美国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指出要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必须在印太地区着力三大领域：预先准备、伙伴关系以及推进地区网络化建设。其内涵是以实力求和平，采取有效的威慑措施来确保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强化对盟国和贸易伙伴的承诺，扩大和加深对尊重主权、公平对等贸易与法治观念的国家新伙伴关系；加强与推进美国的联盟伙伴关系，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安全架构，维护现行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由此，美国的战备重心转移到在印太地区和中国展开海洋控制与争夺。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强调美国在印太、欧洲和西半球拥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并将建立起与这些地区间最紧密的联系。
从对华海洋竞争方向上看,美国在重点经营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美国增强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盟国关系，并寻求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东南亚，拜登政府采取外交与军事交替配合的手段，施加对该地区的影响。在外交层面，2021年5月以来，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先后访问东南亚。期间，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还与东盟国家举行至少五场网络会议并于12月访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拜登政府如此高频率派高官访问东南亚实属罕见。这些高官所到之处无不大谈中国议题，从南海到新疆无所不包。美国国防部指出，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的东南亚之行是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持久承诺，强调美国致力于该地区基于国际法则的秩序和强化东盟的核心地位。美国着力增进与东盟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部分东盟国家还是南海声索国。美国围绕南海发力必然拉紧与东盟的关系，为其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提供支持。然而，东盟国家并不愿在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而是选择大国平衡外交，这是东盟国家的最佳政策。
以南海为重心，美国可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扩展，形成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国安全机制。在印度洋方向，美国不断强化与印度等国合作，除在政治上保持与印度互动外，还扩大包括“马拉巴尔”等军事演习的规模。莫迪政府出于地缘政治需要，改变印度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美国靠近。在西太平洋，日本和澳大利亚紧跟美国步伐，频繁从政治、经贸和军事等层面挑战中国。美国还把北约部分国家引入西太平洋地区，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加拿大等国都派出军舰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在美国对华海上竞争战略的感召下，这些国家对华采取超越经贸关系的政策，导致双边关系倒退。如中国和澳大利亚经长达10年谈判于2015年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澳经贸领域有互补性，近年来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但澳大利亚政府当下完全跟随美国，直接影响到了双边的多领域合作。
三、美国对华海上战略竞争的军事选择
自发起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美军就显得异常积极。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保持存在感。美军的出现不仅代表美军本身，而且也代表了美国的存在；二是为本部门争取更多的利益，只有不断地夸大中国的威胁，美国国会才会有借口增加军费开支，让利益集团切割纳税人的“蛋糕”。因此，美国对华海上战略竞争的军事选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作战理论上看，兼顾沿海和大洋控制，提出“分布式杀伤链”作战概念。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提出“由海向陆”战略，后修订为“前沿—由海向陆”，即把控制沿海区域当成美国海军的重点战备目标。按此战略，美军在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多方面得以大幅度调整。之后，美军发起的多场地区战争均是以此为模式进行的，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利比亚战争，即在控制沿海水域后发起对陆地的攻击。随着美国大国战略竞争的展开，美国海军重新重视大洋交战,强调海洋控制。
面对竞争对手强有力的打击能力，美军期望以“分布式杀伤链”作战概念来控制海洋，认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上力量主要以航母为核心，采用集中式指挥与控制，有着较高的指挥效率。该结构将海上兵力集中于一点，增加了被对手锁定的概率。潜在对手全力打造“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它极易一次性瘫痪美军这种集中的力量部署，因此有必要以具有高性能和作战能力的小型水面舰艇作为前沿威慑和干涉力量，以航母为核心的传统打击舰队撤到反舰弹道导弹打击范围外，为前沿分布式杀伤兵力提供空中侦察预警和电子战支援。相对航母编队来说，“分布式杀伤链”作战体系将打击能量分散配置在大量海上作战平台上。这种化整为零的作战方式具有机动灵活性，使对手难以对所有平台进行持续侦察、监视和打击。
2016年6月,美海军把“分布式杀伤链”概念提升为海军作战部队概念,用于指导所有海上作战装备(水面、水下、空中)能力建设。本概念有三大支柱：一是提升单舰进攻性杀伤能力；二是在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分散部署进攻能力，分散部署舰队的作战火力，形成多个攻击源对敌对目标实施打击，敌方将面临决策和资源分配的困境；三是为水面平台分配合理资源，维持其作战能力。“分布式杀伤链”概念强调发展水面部队反舰能力。为支撑“分布式杀伤链”概念落实,美海军正通过升级改造现役和在研导弹武器系统,提高水面舰艇反舰能力;为现役平台换装新的防御武器,提高生存能力;通过研发和改进一系列水面舰艇电子信息系统等举措,提高小型编队独立探测、指控和电子战能力。
2017年1月，美国海军重申“重返制海”战略，其中“分布式杀伤链”概念是其基本交战样式。2020年底，美国海军发布《海上优势：以一体化全域海上军事力量制胜》，其中海军重点投资方向是水面战和空战，旨在整合美军的海上力量，强化反舰能力，实现“海域控制和拒止”。随后发布的《海军作战部长指导计划》寻求以“海洋控制”和力量投送为核心使命，构建规模更大、杀伤力更强、战备水平更高的未来舰队，以维持海上优势。作为应对大国竞争的策略，“海洋控制”理论将扩展至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等作战域，美海军将提升与其他军兵种联合实施全域“海洋控制”的能力，从水下、水面、空中发射常规武器，利用信息战、网络战和特种作战等力量，为美国及盟友提供可靠保障。
针对西太平洋岛屿众多特点，美国陆战队提出“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理论，强调分散兵力部署和集中火力打击的“分布式杀伤链”概念：要求陆战部队在太平洋岛屿建立前沿据点，为后续行动提供支撑，以快速发动新一轮攻击，仿照二战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跳岛战术”对有关国家的岛礁进行快速的攻击。“这些新作战概念都是针对‘大国竞争’战略提出的，模拟与亚洲大国发生冲突时可能遇到的几个概念场景，美军希望通过发展这些新作战概念形成一体化作战，搞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以增加在和大国对抗中的优势和经验。”
第二，军事计划以从海上围堵中国为主。2020年4月，美军印太司令部提出“太平洋威慑计划”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美军常规威慑力量逐步削弱,如果没有有效和令人信服的常规威慑力量，中国就有勇气在该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行动，取代美国的地位。随着印度-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平衡变得不利，美国将面临对手会单方改变现状的额外风险。因此，其军事计划包含加强联合部队杀伤力、优化部队结构、强化盟友与伙伴关系、进行军事演习、进行新概念的创新和研究、提高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后勤保障能力等，重点在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防空反导能力及支撑两者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保证美军看得更远、更清楚，站得更稳。
2021财年《国防授予权法》批准实施“太平洋威慑计划”，5年内提供约274亿美元，2021年12月，拜登签署2022财年76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多项条款旨在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所谓“中国军事挑战”，包括为“太平洋威慑计划”拨款71亿。国会两党议员称，这项立法可帮助五角大楼淘汰老化武器并投资新技术针对中俄。“美国面临各种全球威胁和国际挑战——从中国到俄罗斯，再到打击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这将保证美军为应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威胁”做好准备。
第三，从部队编成上看，强调“一体化威慑”能力建设。围绕着美国从海上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思路，美军部队编成出现重大调整。美军先后提出组建“太平洋特遣舰队”“濒海打击部队”和“海上行动队”等部队设想，这些部队的组建强调快速行动、分散部署和集中打击等特点。
“太平洋特遣舰队”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辖区内常年部署和前沿存在的海上力量，以对抗大国海上力量为目标，是落实“多域战”理论重要举措，能够使地区竞争对手面临来自海军和陆军的联合打击，使美国航母战斗群在更近海域采取军事行动，削弱对手国家拥有的作战能力。特遣舰队由6-1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组成，包括驱逐舰、护卫舰和后勤补给船，作战样式与一般水面舰艇编队相似，例如防空、护航、反潜等，只是体现出美军谋求快速分散部署的“分布式杀伤链”概念。这支部队部署周期为6个月，半年轮换一次，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航行、参加预定演习及进行港口停靠。特遣舰队专注西太平洋，专注中国海军，表明美海军未来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更加专注大国竞争。
美国陆战队为适应大国竞争做出编制调整正在组建“濒海打击部队”，通过部队进行升级改造，使其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拥有较高生存和作战能力。本概念与美国“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融合形成统一濒海作战标准，从而提高两栖战场指挥和作战效率。“濒海打击部队”由濒海战斗营、濒海防空营、濒海后勤营等组成，用飞机、轻型两栖舰艇快速机动。第一支“濒海打击部队”2022财年组建，由驻扎在夏威夷陆战队第3团升级而来，将在2023财年具有初始作战能力。陆战队第4团和第12团分别于2025财年和2027财年升级为“濒海打击部队”。
为满足新型濒海作战需求，美国计划到2026年左右建造28到30艘排水量为4000吨、可搭载75名陆战队员、成本在1亿美元左右的轻型两栖舰艇，从而提高美军濒海作战时的机动性。此外，美军还会把陆基巡航导弹、无人舰艇、无人机、防空导弹等装备应用于新型作战模式中。按美国陆战队欧洲和非洲司令特雷西·金（Traycee king）的说法，21世纪战争是快的消灭慢的，任何加快决策、探测和打击的环节都显得非常重要。不论是“太平洋特遣舰队”，还是“濒海打击部队”，美军此轮部队编制调整都非常强调快速机动、分散生存和集中火力。
第四，从兵力部署上看，美军正从海上构建两条围堵中国的战线。第一条战线以第一岛链为基础，利用其海空优势对中国东部地区施加影响；第二条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从关岛、菲律宾海、南海到孟加拉湾一线，对中国南部地区施加影响。两条战线的轴心就是关岛和澳大利亚。2021年1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全球态势评估》报告，指出美军优先战备区是印太地区，要求国防部加强在澳大利亚、关岛等地的基础设施和军事建设，以更好地为应对中国做准备。“美国正稍稍改变美军部署的方向，未来几年，你会看到指针移动得更多。”按这种兵力部署调整方案，美军正强化两条战线的建设。
第一条是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战线。按“太平洋威慑计划”，美军正在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到菲律宾一线强化导弹的部署。美国已退出《中导条约》，在第一岛链部署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没有法律障碍，美正按“分布式杀伤链”概念分散火力打击单位。如美军在关岛以北160公里的天宁岛施工，该岛面积102平方公里，西临菲律宾海，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距离不足3000公里。天宁岛将和威克岛一起将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前进基地，从而实现构建“地理上更加分散、行动上更加自由”的部署态势。
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兵力部署调整波及盟国：一是把地区国家作战力量加以整合，并入美国西太平洋作战体系当中，建立“太平洋特遣舰队”，包容盟国作战舰艇。英国宣布将向西太平洋地区派出两艘轻型护卫舰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加拿大，甚至印度都会派出军舰加入到该舰队中。在强化第一岛链兵力部署时，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中国台湾的利用，岛内分裂势力积极响应，蔡英文当局试图通过采购进攻性武器谋求“以武拒统”。借售台武器为名，美国把大量重装备部署到了台湾，如M1A2主战坦克、M109A6火炮重型装备及先进导弹等，一旦需要，美军可调用上述重型装备。台湾岛成为美国在第一岛链上重要的战略仓储地和前进堡垒。
美国强化在日本兵力部署，部署各型先进武器系统，特别是导弹。美国和日本正制定“台海行动计划”，内容是在西南诸岛加强导弹部署。在该区域建设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既可避免有关国家火力打击，实现“分布式杀伤链”作战，又可封堵住中国海空军进出西太平洋。部署在与那国岛、石垣岛和宫古岛等岛屿的打击武器可直接瞄向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目标，以保证“太平洋威慑计划”能充分发挥作用。核心是把导弹瞄准中国的沿海城市，以此动摇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ondall）称，要使用超前技术“让中国感到恐惧”。“它具备强大能力，会很吓人。”必须不断考虑“其他会让我们未来敌人感到害怕的武器”。很显然，美军是企图通过在中国当面部署大量的先进武器和兵力来恫吓中国，但这严重地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能力。
为在韩国和中国台湾部署导弹，美国采取间接计划。文在寅总统2021年5月访问美国，拜登政府给予韩国“导弹主权”，已放行韩国研发任何射程导弹，而在这之前韩国只能研发射程在800千米以内的导弹。台湾蔡英文当局正大量从美国采购导弹，美台在部署导弹问题上默契：蔡英文当局需要用导弹“以武拒统”，美国则把导弹部署在台湾岛内，一旦有战事，这些导弹可为美军所征用。
第二条是以航母为核心的战线建设。美国正从澳大利亚-关岛-菲律宾海-南海-孟加拉湾一线构建围堵中国的战线。首先是武装盟国，2021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关系”，由美国和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这表面看是军火生意争夺，背后隐藏着美国强化其在南太平洋水下作战能力的盘算。澳大利亚在核动力潜艇入役前可从美国租借核攻击潜艇，或让美国核动力潜艇进入达尔文等港口。美国借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攻击潜艇不但撬了法国生意，而且强化了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水下作战能力，与关岛、夏威夷等军事基地形成策应。
此外是不断演练以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机动作战样式。近年来，美国海军明显加大在上述区域出动航母战斗群的频率，常常在菲律宾海、南海、孟加拉湾等水域演习。2021年前11个月，美国航母战斗群先后11次进出南海。在航母战斗群的运用上，美国海军一改冷战结束后在沿海地区“由海向陆”的打击模式，时常出动两艘航母进行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对抗演习。此外，美国航母战斗群增加损管演习，即航母受损后的抢救演习；进行陆基加油机为舰载机加油的演练，即一旦航母甲板受损，美军将从陆地机场派出加油机，为舰载机加油。这是与大国海上对抗的演习想定，因为只有大国才拥有摧毁美国航母的能力。美国还在上述区域拉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国海军舰艇一起演习。上述演习已完全超出显示存在的范畴，而成为美军在海上大国竞争的备战行动。
四、美国对华海上战略竞争与中国之应对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略海洋的意识几个世纪起起伏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表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经略好海洋的高度重视。然而冷战的兴起让中国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陆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推迟解放台湾军事行动，之后与苏联发生过短暂冲突，苏联陈兵百万于中国北部边境地区。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海洋权益大面积地被侵占。1972年美国把琉球群岛的主权归还日本。至于钓鱼岛，美国把其施政权交给日本，认为施政权和主权是两回事，如果在主权问题上产生分歧，应由当事者协商解决。这一时期，部分南海沿岸国家加快对南海诸岛的蚕食，中国多以外交声明等形式宣示对上述岛礁和海域的主权。1974年1月，中国收复西沙群岛。1988年初开始，中国海军在南沙多个岛礁击退越南海军挑衅，为中国在南沙海域建立联合国授权的海洋观测站提供了重要保证。
2012年是中国海洋意识再觉醒之年。4月，中国海上执法力量成功维护了中国在黄岩岛的国家主权。黄岩岛属中国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但长期以来菲律宾军方不断骚扰中国渔民正常作业，甚至枪杀我渔民。4月7日，菲律宾海军如法炮制，抢劫我渔民船只时，中国海上执法船驱离了菲律宾海军舰艇。中国在黄岩岛海域以维护海洋权益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岛礁。9月，日本野田内阁宣布收购钓鱼岛为国有，引发中日之间围绕该岛纠纷升级，中国派出执法船对钓鱼岛实施巡逻活动，彰显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相关海域的主权。至今，中国执法船在该海域的巡逻已完全常态化。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经略海洋成为新时期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
第一，进一步落实经略海洋的战略目标。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海上军事力量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战略通道和海外利益安全，参与海洋国际合作，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复兴与世界形势紧密相连，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经略海洋息息相关，必须要强化海洋意识，明确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和方向。因此，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任重而道远，维护海洋权益、做好海洋开发以及海洋环保，必须要确立长远的目标并加以落实。
第二，建立强有力的海上力量。海洋意识觉醒必然伴随着海上力量的壮大。中国军队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要求,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反对美国海洋霸权上，中国必须要有足够的海上力量，一是要慑止那些对中国海洋权益觊觎的国家；二是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008年经联合国授权中国海军开始在亚丁湾护航，这不但为维护相关海域安全做出了贡献，而且还锻炼中国的海上力量，彰显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第三，寻求建立中美海洋沟通机制。中美建立沟通机制的目的有二：一是增信释疑，打消美方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误解；二是避免擦枪走火，两国海上力量零距离接触日益增加，从危机管控角度看，两国必须强化沟通机制建设。1998年，中美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规定两军定期讨论海上安全措施；中美舰队相互联系、搜救行动的程序；成立工作组或定期举行特别会议，处理两国海军间的问题等。在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框架下，两国应制定和完善海上安全的规则与操作程序，建立起重大海上军事演习和其他海军活动提前通报制度，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协定的内容更具体和有操作性。
2014年4月，中国承办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通过《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对于海军舰机海上意外相遇时的海上安全程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以及规则本身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等作出规范。规则对于减少和平时期海空军事行动误判，避免海空事故，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有积极意义。之后，中美海军进行过海上相遇演练。当前，中美两军应从稳定双边关系出发，为做好海上危机管控做出各自努力。
结语
以完成从阿富汗撤军为标志，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从军事层面看更加聚焦海洋控制和从海上实现对华封堵。美军正从作战理论、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多层面转入从海上发起对华战略竞争，两国的海洋博弈会决定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包括海洋科学考察、灾害预警、航海航空通信导航、搜寻救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打击海盗、反恐等公共产品。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前行，与国际社会共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同时强化海洋实力，保护好自己的海洋权益、合理做好海洋开发和保护好海洋环境；另一方面，应加强与美国沟通，确保两国在海洋领域里的竞争不滑向危机或冲突，进而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实习编辑:邵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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