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阿姨，可以别把我受性侵的事告诉全世界吗？

“如果学校里有同学提到你的过去，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吗？”面对提问，小晴用惊恐万状的摇头做为回应。

5月12日，登上各大媒体头条及热搜榜。该文章报道了广西钦州幼女小晴（化名），如何在父亲吸毒、母亲遗弃的无监护能力家庭中生存、成长，直至因法定监护人的监护缺失，而在今年大年初七之夜，惨遭强奸的经历。

该文在刊发之际，配发了小晴姑姑手持村委证明的图片，由于这个详细记录受害女童姓名及所在乡村名称的个人信息证明，在未打马赛克的情况下，被全盘托出，导致了网媒刊登的次日，发生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电话，直接打给受害女童家人的情形发生。

“我当时害怕极了，唯恐小晴本人接到此类电话，一时想不开，会做出什么过激之举！事发之后，她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小晴的堂姑莫女士称。

据她透露，事发之后，是在广州打工的她，求助于公益组织，并联系援助律师及媒体介入小晴案件的。所以她非常担心自己当初的举动，最终引来灾难后果。

“我唯一能做的是，赶紧把小晴接到广州，让她暂时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谁能帮我躲开媒体的伤害？

“我们给小晴做了约两个半小时的应激心理干预，发现不管怎样小心引导，一旦话题接近侵害事件本身，她便会以种种‘打岔’方式绕开，最终回避掉此类问题！她的这种‘屏蔽’态度，会导致对她的有效心理干预大打折扣！”隋双戈博士很是忧虑。

作为我国第一家性侵害预防及援助公益网络平台——《春风网》的创始人，隋博士对性侵事件的受害人有丰富的心理干预经验。

“她这种过度反应很容易解读：就是曾经的伤痛至今没有痊愈！如果我们身上有一块重创没有愈合，谁会再让别人去触碰伤口？”

在隋双戈看来，性侵本身的肉体与精神双重创痛，加之事发后亲人的冷漠及媒体泄露隐私带来的“二次伤害”，都是导致小晴对外界丧失信任、将自己封闭起来的祸首。

“作为从事性侵害报道的专业媒体人士，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透露被害人信息，在我看来，都是不可饶恕且无法理解的！”隋博士认为。

“因为媒体报道的初衷，本来是提起社会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并加以预防，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重了受害人的受创，性质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从新闻伦理上讲，此类行为无疑应该受到谴责。”

“二次伤害”的不仅仅是心灵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诉讼部主任赵辉称：所谓“二次伤害”指的是受害人遭受性侵犯后，其家人、媒体、办案的司法人员（公、检、法）及周围的人在言语上、态度上对受害人的继续伤害。

媒体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为：有意无意泄露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或者让受众通过种种相关信息，可以推测判定出受害人的真实信息，以及披露一些受害细节，或者对受害人作出评判指责等。

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二次伤害”做出规定。按时间顺序，分别是2012年3月14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2012年12月13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10月23日公检法司四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后者更是首次明确提出了“不伤害”原则。

第14条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律师应当坚持“不伤害”原则，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性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被害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或者所在学校、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有关人员到场，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考虑其身心特点，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对与性侵害犯罪有关的事实应当进行全面询问，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

而截至目前，对媒体报道中造成二次伤害的，还没有专门的限制规定及处理意见。

“但这并不意味着涉事媒体可以不承担损害后果。根据《侵权责任法》和六月一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等，对违法透露受害人真实信息的新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赔偿！”小晴的援助律师认为。

据他透露，除了小晴案之外，在他代理的“百色性侵案”中，也出现过媒体在文章中使用受害者真实名字，甚至从受害人QQ空间中，“盗走”受害人与家人合影，并在配文中注释为“被王杰性侵过的女孩”等情形。

“这些媒体所做的‘二次伤害’，让本来秘密进行的指证，变得‘大白于天下’，让她们的家人、同事纷纷知晓她们的过往，使她们的生存变的举步维艰。这也直接导致了相约出庭的三位女孩，集体爽约拒绝出庭！也使更多的王杰案件的其他受害人，不愿站出来进行指证！”该律师称。

用法律给“二次伤害”上紧箍咒

“必须正视‘二次伤害’在社会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小瞧‘二次伤害’的后果，一旦处理不好，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比“一次伤害”更可怕，它会引发更多的隐性案件。”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佟丽华认为。

调查显示，从1998年至2002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妇儿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共受理儿童性侵犯个案29起，受害人数达32人。被害儿童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

29起个案中寻求司法救助的有13起；“私了”不成转公力救助的有7起；为孩子名声以及今后生活不愿控告的有9起。在29起个案中，证据保全完整，犯罪人得到刑罚的有7起。

中心主任龙思海介绍，在前来求助的当事人中，不少人感到在寻求公力救助中的“二次伤害”，最终影响了更多的人，在遇到此类问题时，将公力求助转为寻求“私了”，使更多的性侵案件转为隐性“沉底”。

“我认为，仅从新闻伦理角度要求媒体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参考港台及欧美立法经验，对媒体在涉性侵案件报道中的二次伤害，用‘法律’束上一道‘紧箍咒！’加以制约！”小晴案律师坦言。

（小编注：关于港台及欧美国家的相关立法的经验参考，请期待橙雨伞明天推出的“小晴案系列之三”。）

作者

张倩

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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