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幼女小晴被性侵11个月后，钦州市法院的一纸裁定，让小晴及其家人、法律援助律师、媒体记者，对二审“逆袭”充满期待的憧憬，再次幻灭。

受到顿挫的，还不止他们，这份裁定，也让钦州检察系统的相关人员，备感重创。因为这是一起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二审案件。法院的终审裁定，也给这次检察院的抗诉行为画上了句号。

去年十月，一审法院就小晴被强奸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某因强奸小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令人纠结的，并非施害者刑期的长短，而是小晴被性侵时作为幼女的事实未被认定。

法院的结论是“公诉机关证实被害人小晴被性侵害系不满十四周岁年龄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公安机关户籍登记记载的内容”。

之前的报道，已详述过小晴特殊的家庭背景。错综复杂的生长环境，与她真实年龄被“误读”，丝丝相扣。

2003年正月二十五日，小晴出生在钦州一个小村。妹妹出生前后，父亲染上了毒瘾。他把钱物卷走兑换毒品，置嗷嗷待哺无钱喝奶的姐妹于不顾，是母亲经常要面对的事。

妹妹半岁时，绝望的母亲离开了她们，小晴当时也只有两岁多。这对父母没有“扯证”生下的非婚生姐妹，从此靠着奶奶每月150元低保和扫垃圾过活。没吃过巧克力，母亲对于她们来说只是一个名词，是姐妹俩的真实生活剪影。

父亲吸毒犯罪，在戒毒所和监狱轮番进出；母亲遗弃不理，走后再未谋面。疏于监管的姐妹俩十几年间自发生长，直至去年春节这起人祸酿出。

小晴遭受侵害之时，按她的实际年龄2003年2月25日，尚差三个星期满14周岁，属于幼女。若按户口本上的登记信息，2003年1月25日出生的她，正好刚满14周岁不到10天。

性侵害对象，是否属于幼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很大差别。《刑法》236条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应“从重处罚”。

小晴的年龄出现两个“版本”，源于户籍登记时错将阴历认作阳历。因农村人多习惯以阴历计算，故她出生时的正月二十五日，被去“上户”的父亲错报为“1月25日”。

据母亲萧荷（化名）透露，两个女儿出生时丈夫均“缺席”，他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生日为何时，不过是“复制”家中老人的说法而已。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与家人“失联”十余载的萧荷，从外阜打工地专程赶回，到检察院作证女儿的实际生日。家人也依据她当年的记忆，翻出箱底的一个记事本，上面存有小晴爷爷生前登记家人生辰的记录。

在这份客观证据中，小晴的出生日期，显示为“2003年1月25日5点钟”。小晴三姑的生日，显示为“1978年12月24日中午”，据她透露，这恰好是她的阴历生日。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认为，将阴历生日“上户”登记，在农村非常普遍，特别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般是以农历计算。正是考虑到这一特殊背景，为免因公、农二历产生的“时差”，导致司法“误判”，相关司法部门才做了专门规定。

去年3月，最高检下发《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通知，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项，在涉及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内容时，明确要求“应当核实未成年人，特别是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身份情况，问明具体出生年月日、公历还是农历、生肖属相、每年何时过生日、就学就业经历、家庭成员的年龄情况等。”

吕孝权认为，这个规定强调的是，在认定被害幼女年龄时，除了户籍登记外，还必须重视其生日是农历还是公历，并结合生肖属相去鉴别。

去年5月1日，记者首次到访小晴家，不经意地问起她的属相，小晴不假思索的回复“属羊”，而若她是阳历1月25日出生，则应该回答“属蛇”。

与“肖羊”生辰相对应的，还有小晴大出血入院抢救的病历，在年龄一栏显示“13岁11月”字样。如果确为公历2003年1月25日出生，刚过完生日的小晴，自然会被填为14岁。

在遭受性侵害后的第一时间，不懂法律的农村家人，难道是知晓刑法的“14岁切割线”？

援助律师称，要想理清小晴的真实年龄，除了生效属相之外，还必须结合其他各种证据，在整个证据体系中进行综合审查。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0条第1款规定，

审查被告人实施犯罪时是否已满18周岁，一般应当以户籍证明为依据；

对户籍证明有异议，并有经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文件、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不满18周岁的，应认定被告人不满18周岁；

没有户籍证明以及出生证明文件的，应当根据人口普查登记、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综合进行判断。

他认为，虽然这是对被告人年龄认定的规定，但“对户籍证明有异议”的被害人的年龄认定，同样适用。

为弄清小晴的真实生日，记者多次前往当地寻找“知情人”。

莫芳就是与小晴一家“无利害关系”的知情村民。她向记者证实，小晴肯定是2003年正月出生的，因为她清楚的记得在自己生下老大不久，小晴便出生了，二人都属羊。

办理户口登记时，考虑到阴阳双历之差，莫芳把儿子的阴历生日，换算成了阳历。于是，这个实际比小晴大十多天的男孩，户籍显示的身份信息，则比小晴“小”了半个月……

吕孝权认为，无论是医院病历还是老人的家人生辰登记簿，都是小晴未满14周岁的客观证据，无利害关系人莫芳及村委会提供给检察院的证言及证明，也是还原事实的有效环节。

援助律师说，最高检的相关规定，强调的是侦查阶段对被性侵害幼女年龄调查的重要性。同样，在法庭审理阶段也需严谨审慎的去核实。理清真相，要结合整个证据体系去鉴别判断，不能因盲目采信户籍证明而放弃必要的审查。

遗憾的是，两级法院只机械地认定户籍证明，忽略了其他证据形成的“证据链”，甚至将老人生前的记事本，这个本案至为重要的客观证据，描述为“来源不明”且“不能直接反映出所记载小晴的出生时间为农历”。

小晴的幼女年龄，一个并不复杂的事实，成了“葫芦案”（葫芦案，指稀里糊涂的案件，源自《红楼梦》，编者注）。

注：本文观点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张倩

前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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