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之前的文章谈到，由于媒体将其个人隐私外泄，被性侵的小晴又受到了二次伤害；同时也分享了国际社会及港台地区，通过立法，为遭受性侵害的受害人，设立免遭媒体二次伤害屏障的经验。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作为保护者的执法人员，如果保护意识缺失，也会在以法之名的前提下，对受害人造成不自知的二次伤害。而这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最难接受的，在她们的认知中，身着公检法制服的执法者，本应是“最正宗”的保护者。

今年，采访小晴及其家人，获悉了一个此前没有的信息：学校开始有人传播小晴被性侵之事。而之前，除了村人和网上，校园相对是个“世外桃源”。现在，每天上学的小晴，开始惴惴不安。

无法确认消息外泄的准确信源，符合逻辑的种种猜测便浮出水面。其中之一便是一封警方开出的“调查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透露，当地警方在侦查此案时，曾向小晴就读学校，发出一封写有她被强奸案由的调查函。

而这是相关规定明令禁止的。

2013年10月23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3条称：办案人员到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亲属、未成年证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调查取证的，应当避免驾驶警车、穿着制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被害人身份、影响被害人名誉、隐私的方式。

当地一位法律人士这样诘问：“不写明小晴被强奸的案由难道还会影响案件定性？明显是警方保护隐私的意识缺失！”

一一对照《意见》规定，我们还会发现，其第6条第一款规定: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办理，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

而在小晴案的侦查过程中，始终是由男性警员完成询问的，不但没有女性参与，而且询问场所，也未遵循《意见》第14条规定: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律师应当坚持不伤害原则，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而是让案发后大出血抢救的小晴，躺在病床上接受了调查询问，一旁只有其年过七旬的奶奶在场。

会不会是基层警局缺少女性警员呢？答案是否定的。去年“五一”，记者前往事发地暗访发现，就在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局里，列在墙上的警员公示栏，就有女警照片赫然在上。

结论是：办案单位缺少的不是女警，而是保护意识。

无独有偶。

同样是在广西，同样是涉未成人的性侵案件，同样是由钦州小晴案援助律师代理的案件，“百色性侵案”在公检法“走程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执法人员的种种“二次伤害”行为。

2016年3月22日，“百色性侵案”在百色市隆林县法院开庭。众多媒体人守候庭外，等待之前通过媒体发声，将相约出席庭审的三位受害女孩的到来。直到庭审结束，媒体才发现，此前坚称会参加庭审的三人，并未履约出庭。

笔者随后调查获悉，虽然三人或称抱病、或称繁忙、或称高考，各自有各自缺席庭审的理由，但她们的援助律师认为，这与她们勇敢站出来指证后的遭遇有关。是来自各方的“二次伤害”，特别是源于执法人员的“二次伤害”，让她们选择“临阵脱逃”，以免给自己生活带来新的“灾难”。

“警方对当事人小然（化名）的询问过程，从下午持续到凌晨，这期间，只有一名男警面对小然。他们还常找到她工作地点，搞得小姐妹间互相猜测。调查她怀孕一事，也是突然造访她家人打工的城市，让事先不知情的家人顿时暴怒。家人责骂给小然带来更深一层伤害。”

该案举报人秋楚这样向笔者描述。他的话得到了小然的证实。她告诉记者，那个询问她的男警，从下午持续到深夜，“把所有性侵的细节都问到了！”

当事人小星（化名）也没能逃脱办案单位的“二次伤害”。当一封注有“县检察院公诉缄”的邮件，寄到她所在的单位、被公司前台签收后，同事间很快传递起奇怪的眼神。“那段时间电视台在播王杰性侵的视频，大家都很敏感。检察院来函，很容易引起关注。办案单位就不能不用带有检方名称的信封吗？”小星愤然向记者发问。

小星说，种种蛛丝马迹，终于让对自己被性侵的过往毫不知情的男友，发现了她隐藏6、7年的秘密。就在两人约定的“双十节”结婚登记日前，二人“闹僵”分手。“他不能容忍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我一直欺瞒着他！”小星说。

当年即将高考的当事人小云（化名），是三人中比较“幸运”的，轮到对她调查取证时，已经有女警在场。“针对侦查过程中存在的二次伤害，我们专门前往案发地，与相关办案部门进行了交涉。”为三名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机构负责人称。

“二次伤害”后的“临阵脱逃”，只是三位受害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对策。而二次伤害更可怕的，是让更多性侵案件，从水面沉入水下，由公开变为隐性。众多潜藏的证人通过观望变得“退缩”并呈现集体静默。

据“百色性侵案”的举报人秋楚透露，当初是自己通过媒体披露了“助学达人”王杰性侵之事，并向警方提供了小然、小星、小云三名证人。据他透露，他手里至少还掌握其余8名受害人的材料，并将它们提供给了办案警方。

2015年10月23日，秋楚远赴南宁，协助隆林警方调查。当他得知被自己艰难考证出来的至少11名受害人，仍然只有最初的三人肯站出作证时，沉默良久，他对笔者说，如果办案过程中，能够避免“二次伤害”的话，局面本可以改变。

截止到百色性侵案二审结束，受害证人仍止步于秋楚提供的三个女孩名字。其余涉嫌的受害女孩，在警方前往取证时，她们的监护人都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注：本文观点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张倩

前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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