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连跌42个月，韩国人真的要从地球上消失了？
韩国最近陷入到了“国家消失”的危机中。
根据彭博社11月27日的报道，韩国将再破世界最低出生率记录。韩国国家统计局在一份声明里说，7月至9月间，韩国的生育率降至0.88。
这是韩国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季度读数。
和我们文化近似、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韩国身在谷底，我国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在莫言《蛙》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时代，没人会相信短短几十年后，“老龄化社会到来”、“人口红利耗尽”、“人口悬崖出现”等词汇会成为媒体头条的高频词，更不会想到在触及到总和生育率1.5的警戒线后，国家政策会转向到全面放开二胎、鼓励生育的轨道上来。
△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地区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子女的个数。一般来说，为维持世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而1.5则是人口结构危机的警戒线。
图/全球各国生育率图谱
2015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时，各方都觉得我国会迎来新一轮生育高峰，化解人口结构风险。
图/中国产业信息
这足以说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还是“不生”是个大问题。
越来越多的育龄女性，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女性推迟了自己的婚育年龄，甚至还有人干脆选择不婚不育。
随之而来的是“女权主义搞得女人不生孩子”等说法的甚嚣尘上，说这句话的人认为，中国女人是受教育太多、地位太高了才不生孩子的，不能惯着她们，让她们想太多。
这种逻辑隐隐有了《使女的故事》的倾向：把子宫当资源，女人除了生育价值外其他的不值一提。
图/知乎
图/百度贴吧
图/百度
△甚至还有这样的谬论，
立论基础就是提高女性地位会损害男性利益，
我就呵呵了
图/简书
各种“女德班”让女人“三从四德”、对丈夫如敬天地；“娃娃教”们也教导女人降低PU来提高自己的“婚恋价值”，甚至还毫无廉耻地赚了个盘满钵满，在9012年全然不顾地开着历史倒车。
在欧洲诸国生育率接连跳水的背景下，北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率一路上扬，不得不说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等国在平权领域的一马当先有很大关系。
图/快易理财网
北欧生育率的“翻盘”，首先得益于对非婚同居生育行为的接纳，比如瑞典在80年代就颁布了《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以及非婚生子的法律地位，让生育同婚姻解绑。
我在北欧读书时，班上不少同学都是拖家带口的，共同养育了好几个孩子，相互间的称呼依旧是“男/女朋友”，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女性自身地位有保障，因此对婚姻依赖度低，甚至很多不愿意进入亲密关系的女人也可以毫无压力地成为母亲，完全按照自主意愿来生活，相当令人羡慕了。
此外，长期的平权意识和政策引导使得北欧各国男性育儿参与度极高，男人休育儿假已经成为俗常，相反不休育儿假的男人还显得有些“异类”。
图/界面
这里必须高亮当年我在瑞典隆德大学学人权法时的见闻：
迎新会上法学院院长一边给我们致辞，一边喜滋滋地宣布他马上要去休产假了，时间还特别长，因为他的妻子在欧洲议会工作，公务比他还繁忙。
这一对十年前的我来说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对于北欧人民来说却是司空见惯。
女性地位提高，她们可以通过工作而非生孩子来体现自我价值，并且同样因为社会平权意识到位，亲密关系中的“直男癌”相对来说不太严重，大部分男性尊重女性，女性也懂得保护自身权利。
育儿生活中也不是只有女性一方在被压榨“剩余价值”，再加上高福利国家的育儿补贴，使得女人们生活上、事业上、经济上都比较有保障，显著降低了“生孩子”这件事对女性的负面影响。
当然，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众多，关系及其复杂，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近几年的经济疲软都降低了北欧人民的整体安全感，生育率上也出现了小幅震荡。
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育了？
北欧国家的例子足以说明，女性生育率低绝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出现了问题，因此需要系统化思维来思考，了解现代女性的生育意愿为什么走低。
韩国的例子就是很好的参考，有不少分析都聚焦韩国的低生育率问题，认为它是多种社会条件作用的结果。
回到中国现实中来，以上四个因素同样困扰着我们，让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
高度竞争的职场环境，每个人都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不止，而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的超高房价又压得大部分年轻人透不过气来:
一人存身且难，要成家谈何容易？
更何况还要考虑彩礼、嫁妆的要求。
一旦要生孩子，一家老小挤在狭窄的住房空间里，哪里还敢奢求二胎？
在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许多城市居民家庭结构出现了根本性变化，“4+2+1”的直系家庭模式成为典型，导致儿童核心地位凸显，也就更倾向于在儿童身上花费更多金钱和精力。
特别是“阶层坠落”压力让人生的起跑线提前划出，甚至有“赢在子宫里”、“赢在受精前”的说法广为流传。
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越习惯于在孩子身上高投入，随之也带来了极大的消耗。
这年头把娃叫做“行走的人形碎钞机”绝不是句玩话，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孩子才5岁，直接或间接花在她身上的银子不下20万，身边朋友的育儿花销更是只高不低。
图/妈妈帮
实话说，以前养孩子是给家里增加劳动力，自然多多益善，现代社会养孩子却是吸干了一家的财力和精力，只能量入而出。
生活压力大、育儿成本高无疑是制约出生率上升的显性因素，但人们常常忽略了女性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是影响出生率的重要问题。
女性社会地位与她们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关系。
在女性地位极低的男权社会中，生育能力是女人的价值体现和生活保障，她们不得不靠多生多育来稳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因此生育意愿极高。
△还记得《娘道》里
那个一定要生儿子的瑛娘吗？
常看宫斗剧就能发现，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绝对是“宫里的女人们”手上握着的重要武器。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她们开始接受更多的教育，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不像过去那样被限定在“母凭子贵”的圈套中，并且由于工作与生活产生冲突等原因，生育意愿下降，这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模式。
然而当平权理念更加普遍地融入社会肌理之中时，女性在各个方面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于是在生育问题上自主权变大，生育意愿反而会提高，就像之前提到的“北欧模式”。
靠不住的丈夫
我国的情况（特别是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与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类似，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平权理念还远远达不到深入人心的地步，男权社会影响深远，家庭内部分工仍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惯性走，男性育儿参与度低。
因此很多女性除了要在单位上班外，下班回家还得兼顾“第二班”，照顾子女、操持家务，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精力被严重剥夺。
图/《坡道上的家》
君不见，“丧偶式育儿”频繁刷屏，当大家尚在追问“中国的爸爸都去了哪儿”时，“诈尸式育儿”的说法又横空出世引发感叹：
平常啥都不管，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跑出来瞎指挥添乱，还不如干脆“丧偶”咧！
如果不幸再碰上一个对自己施加亲密关系暴力的伴侣，那日子真是无法可想！
还有好多人因为家庭生活的种种不堪而走上绝路，比如去年引起震动的女星沈丽君自杀事件，以及榆林产妇跳楼事件等等。
面对这样的无奈现实，难怪不少年轻姑娘喊出“不婚不育保平安”，远离亲密关系，远离生儿育女。
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结婚人数为301.7万对，比2017年同期下降5.7%，若和2013年的巅峰时期相比，更是减少了 29.5%，但离婚人数却没有变少。
出“围城”的人多，选择进去的人却少了不少。
家庭生活的重负还不够，职场性别歧视也如影随形。
招聘启事里暗搓搓地表示“优先男生”，甚至赤裸裸地写着“只招男生”；女性好不容易杀入职场，又会发现自己薪资待遇、晋升途径上跟男性相比差了一截，更别提遭遇职场性骚扰的糟心。
图/图虫
不想怀孕、不敢怀孕也就罢了，真要生孩子还得排队等单位“怀孕审批”。
之前，一名银行系统女职工拨通了石家庄市职工服务中心的12351热线，哭诉自己的遭遇：
按照单位规定，女职工如果生育，无论头胎、二胎都要向单位申请。
而这家银行每年的“怀孕审批”时间仅在1月，且“过期不候”。
意外怀孕的女职工当然无法退回年初提交申请，于是不得不面临要孩子还是要工作的艰难抉择。
这等奇葩事情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女性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忍再忍。
即便孩子生下来，也不敢放心大胆休产假，生怕再回来时自己的饭碗早已被他人替代，而育儿过程中社会支持不足（比如托儿设施严重滞后）也使得女性夹在家庭和工作责任中，两面不讨好。
职业女性所面对的严重工作-家庭冲突，会影响她们的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和待遇，从而阻碍她们积极地选择婚姻和家庭。
破解之道得从源头上找问题，在公私领域倡导男性女性权利平等，承认家庭生活中的劳动价值，让女性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真正实现妇女地位提升，才能让她们放心大胆地按照自身的逻辑去追求生活。
在出生率低迷的现实下，女性地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生活自由度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之前朴槿惠政府鼓励生育时还在依循老思路，靠标出生育率高的“模范地区”激励其他地区效仿，招致公众反感，让人们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人来尊重。
于是文在寅政府不得不改变方式，增加对单亲家庭的支持、改善儿童照护条件、向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落实带薪“父亲假”（陪产假），试图通过提高人们选择生活的自由度来增进生育意愿。
但需要做的还有更多。
图/知乎
不从根本上改变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促进公私领域的平权行动，调整社会结构体系，指望出生率翻盘只是一种虚妄。
痴想逆流而动，把女人打为“生育机器”的想法不仅愚蠢，而且是危险的。
生育率低的锅，女人不背！
作者
黄婷婷
瑞典隆德大学人权法硕士，
公号狗，关心“育儿中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