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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年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欧美租界是怎样的存在？
由中国管辖的上海县（华界），与由外方自治的租界，共同构成了大家熟知的那个上海。上海租界面积之大，自治机构之完善，都是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的，这里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
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军在上海华界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会战，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而租界内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仿佛与华界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租界当局在抗战前期一直与日本侵略军保持着互不干涉的默契，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与英美成为敌国，中立政策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上海租界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变化？
一、从设立到扩展
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朝廷在松江府的上海浦西岸设镇，因而得名“上海镇”。后来升格为“上海县”，并一直沿用到1927年。
上海虽然扼守着长江流域入海的咽喉，却因为古代中国以内陆经济为主，使上海县的地位一直不高，与相邻县相比，各方面都不突出。这种局面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洋人把势力伸入长江流域，而终于被打破，一个全新的上海即将崛起。
晚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租界在中国遍地开花，总共有九座城市先后设有二十七块租界。其中又以上海租界的地位最为紧要。
一方面是由于上海本身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优越位置，另一方面上海租界是在黄浦江边从头建起的一座新城，周围数十里内均是空闲的平地，清廷对其的制约因素甚小。
1843年11月，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来到上海县，上海正式宣布开埠。1845年11月，《上海土地章程》告示于众，标志着上海租界成立。最早的英租界面积达到约830亩，约合0.5平方公里。9个多月后，英租界四界全部划定，扩展到1080亩。
1848年3月，三名外国传教士擅自到青浦县传教，引起洋华冲突，酿成“青浦教案”。英方趁机逼迫上海签订协议，将英租界面积增至2820亩。
同年，美国驻上海领事为了有一块独立于英租界的居住地，通过圣公会向上海道台提出要求，并获得口头同意，将今虹口区一带划为美商居留地。这是美租界的雏形，但没有划定四界。
1844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后，法国人被允许在华居住和贸易。1848年，法国领事申请设立了上海法租界。法租界的位置介于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面积约为986亩。
清朝官府将荒芜的黄浦江滩租给洋人，原本目的是想让洋人远离华人居住区，并极力限制租界的规模。而洋人则打算以此为跳板开辟中国市场，自然需要更大面积的居住和经商场地。于是，洋人一直致力于用各种手段扩展租界。
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为了统一防卫和管理，三个租界出现过短暂的合并。危机解除后，英国提出将三个租界永久性的合并，美国方面同意，法国领事则坚持保持独立。于是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
由于美租界一直没有划定界线，公共租界当局在此后的30年里不断向外拓展。至1899年5月8日，公共租界的面积增至33503亩，约合21平方公里。
法租界依靠越界筑路的手段，也在向外扩展实际控制区，再通过外交手段逼迫中国方面承认。到1914年，法租界的面积增加到15150亩，约9平方公里，上海租界至此基本扩展完成。
上海县城位于如今的南市区，距离最早的英租界有五、六里地远。租界的扩大，使原先各自独立的租界与上海县连成了一片，形成由南向北，上海县城—法租界—英租界—美租界的格局。上海县里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租界受雇于洋人。
既然名为“租”界，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自然是属于中国方面。清朝官府采用“永租”的形式，将土地永久性租给洋人，收取一定租金，但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回，洋人却有权将土地转租给任何人。
这样一来，洋人可以对土地任意支配，与拥有产权只有名义上的差别而已。正是由于清/民国政府的不断妥协退让，使上海租界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利越来越多，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二、国中之国
上海租界建立在一片空白的河滩地上，一切都需要从头建起，英租界首先成立的行政部门便是一个负责道路和码头建设的委员会。
1853年初，太平天国战事波及苏南，大量华人难民涌入租界，使租界内的人口从数百激增至两万多，开始像一座真正的城市，原先的房屋、道路等建筑设施不敷使用。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三国领事在1854年7月擅自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共同组织一个市政机关“工部局”，以及类似于市议会的董事会。法租界随后成立了类似的公董局及董事会。
工部局和公董局实质上都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向租界内的外侨和华人收取地税房捐、拥有相当于警察局的巡捕房，对工商、出版、娱乐等行业实行管理，所属部门多达十来个。
在工部局的管理下，上海租界的城市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中国第一套完整的下水管网、最早的电气化路灯等等，都出现在上海租界。不但上海县仿照租界的模式建设华界，连全国各大城市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更重要的是，领事裁判权使租界拥有独立的司法，通行的也是董事会制订的法律，完全脱离了中国司法的管辖。租界还成立自己的武装，即万国商团。
与殖民地相比，租界的主权在名义上仍然属于中国，但租界内几乎一切事务都由工部局与公董会及董事会作主，清/民国政府都无权干涉。不过，租界毕竟是“租”的，理论上将来会归还中国。
换一个角度来看，上海租界这套完全独立的自治管理机构，保证了租界未受到清末民初频繁战乱的影响。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市政建设、优良的港口条件，以及面向长江流域庞大市场，使上海租界即将呈现出不亚于伦敦、巴黎的繁荣景象，
三、离不开华人的繁荣
上海租界设立的前十年中，洋人和华人是迥然分开的，虽然租界当局并不禁止华人进入，却不允许华人建房或租房居住。1850年时，租界内常住居民仅有210位外国侨民。
1853年，太平天国战乱遍及长江下游诸省，只剩下上海一域未受波及。上海县城又爆发小刀会起义，来自各地的难民涌入租界并定居下来，使租界内的华人猛增到2万。租界当局和上海县衙都企图把难民赶回华界，却遭到洋商的反对。
有不少华人难民曾是富豪之家，他们在租界内买房、租房以及日常消费，都给洋商带来了不菲的利润，更使租界充满活力。可以说，上海租界的繁华正是由此而发端的。
1860年和1862年，太平军两次进至上海外围，一度使租界内的华人难民超过50万。战事结束后，难民数量大幅回落，但租界华人的增长趋势已经无法遏制。1890年，租界总人口达20万，其中外国侨民只有4000余人。
20世纪初，清廷退位、民国成立，上海租界的发展迎来一个更快速的时期，人口几乎每十年翻一番，土地房产价格猛增，尤其是抗战前十年更甚。一家美资公司的土地资产价值，在1922年为80余万，到1932年已超过2200万。
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上海租界内的华人超过170万，外国侨民不过7万。且这仅是在册人口，即缴纳租界税赋的人口，不包含流动人口。
除了人口外，经济发展更是突出。上海租界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1936年，租界内工厂数量超5000家，也达到了全国半数。租界内有商店3.4万家，全上海超过7万家。
上海租界不但吸引了众多外商和银行的投资，还成为很多华商发展的首选之地。数十家中外银行，以及近乎同样多的、来自上海县及外地的钱庄，使租界内资本运营和资金存量规模，仅次于伦敦、巴黎、纽约，成为远东第一金融中心。
黄浦江边鳞次栉比的各国风情建筑、灯红酒绿的不夜城，这些世人熟悉的上海滩风情，其实都发生在租界内，尤其是公共租界。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才有了“东方巴黎”的美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县1843年的城厢面积近2平方公里，人口20万。清末时仍有约57万人口，1930年时却只剩下11万。大量人口迁入租界及周边地区，助推租界繁荣的同时，也使上海县城之外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城内，县治的存在不再合乎时宜。
1927年，由于上海的地位日渐提升，国民政府升格为上海县（连同租界）为上海特别市，与南京、北平、重庆等几个特别市（类似于直辖市）并列，这是上海首次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地位。次年初，租界被宣布为上海的特别区。1930年上海特别市又改名为上海市。
上海租界的繁华离不开华人的辛劳与华商的投资，但租界当局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贯穿着始终。华人不但享受不到与纳税成正比的待遇。连在工部局任职的华人巡捕，薪金、晋升等各方面都是最差的。
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反帝反殖民意识的觉醒，使租界内华人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展开了不懈的斗争。而租界作为半殖民地的象征，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已经在国际上越来越少，中国的租界问题更让国人深感耻辱。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与1925年的“五卅惨案”，租界华人华商联合起来，两次通过请愿、罢市等方式，向租界当局展示自己的力量，迫使租界当局在1926年4月，同意工部局董事会增加3名华董。
1926年，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收复汉口后，汉口英租界当局与革命军为敌，制造“一·三惨案”，导致三十多名群众死伤。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下，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被迫交还给国民政府。
有鉴于此，上海租界出于缓和矛盾、维持租界生存的目的，将工部局董事会的华董增加到5名，占到11人总名额的近半数。此外，还取消了诸多公共设施对华人的限制，向华人开放更多领域。
四、中立的避难所
上海租界直接关系到列强在华利益，使得上海在乱世中没有遭受过大的破坏。但抗战是一场全面战争，上海租界避无可避，更是两次直面战争的第一线。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日两军在上海市内华界展开激战。街道楼宇被炸成废墟，无辜百姓惨遭横死，更多人无家可归。而上海租界却在各方的默契下，成为战争中难得的避难所。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期望西方国家干预，制止日本侵略，日本则要求西方国家不插手“冲突”，上海租界当局秉承各自祖国的外交立场，保持着中立。事实上助长了日本人的侵略意图。
日本政府也严令日军不得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于是，上海租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抗日力量和难民的庇护所。高峰时，租界内难民达到70万人。
两次上海战事期间，租界当局都没有完全切断租界与华界的联系，使得租界的华人民众能够给予中国军队大量的物资和精神支援。中国军队在危急情况下，也被允许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租界，但不得携带武器。
不过，上海租界的中立政策有一个不小的缺口，那就是日本区的存在。20世纪初，由于日本政府对外拓殖和抢占中国市场的需要，大量日本移民涌入公共租界的虹口区一带。
日本侨民数量在1935年时超过了2万，公共租界当局将该地区划归日本领事馆管理，成为公共租界的日本区，外界经常将其称为“日租界”。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区是中日两军的主战场之一，因此也可以说，上海租界并没有置身战事之外。但租界当局认为日本区的战事与自己无关，以便于继续保持中立。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政府要求上海租界当局镇压租界内的抗日力量，并不惜武力威慑。租界当局最终不得不妥协，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禁止报刊进行抗日宣传和民众举行抗日集会，中立政策越来越多地只能维持在表面上。
五、两次“收回”租界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美等国宣战。英美的主要精力在于欧洲，根本没有做好与日本开战的准备，租界内的军力相对日军更是少得可怜。因此，租界没有经过抵抗便宣布投降，上海租界从这一刻开始，实质上失去了“自治”。
没过多久，日军将租界内的外侨关进集中营，并没收了他们包括租界房地产在内的所有财产。租界内的华人与华界一样，开始接受日本人的严苛统治。
随着中、美、英等国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抗战的表现得到了同盟国的肯定和支持。为了争取中国全力对抗日本法西斯，1942年10月，英美两国声明将放弃各项在华特权，并很快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归还所有在华租界。
不过，此时的租界实际掌握在日军手中，真正拿回租界还要靠战场定胜负。英美两国的表态更多是出于法律层面，实质意义并不很大，但这也确定了租界及在华特权的寿终正寝。
作为应对，日本很快表示把上海租界归还给汪伪政府。1943年7月底，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分别“交还”给了汪伪政府，成为上海特别市的第一区和第八区。国际社会当然对此不予承认。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整个上海市，并对原租界的行政区域进行重新划分，上海租界真正回归了中国。1946年，中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签订条约，法国放弃所有在华特权，完成了法租界回归的法律程序。至此，“上海租界”终于成为历史名词。
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上海租界是西方面向中国、一扇极其生动的窗口，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方社会。可以说，中国城市近现代化改造的很多方面，都能折射出上海租界的影子。
除此之外，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给各类中国革命力量提供了一定的庇护。而东西方的各类思想和文化也通过这里进入中国，又促进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
租界的繁荣带动了整个上海的经济，使其成为长江流域的龙头。收回后，更放大了金融、工商、物流中心的作用，其经济规模一度占到全中国的六分之一。
直至今日，上海仍然是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租界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中的角色被完整继承了下来。而以外滩、南京路为核心的闹市区，又是曾经的英租界。再加上街头俯仰可拾的异国风情建筑，这些都是租界留给上海无法抹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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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Thomas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生｜环球情报员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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