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灰色年代，也请守住内心的良知！
前言：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首次让民众到奥地利参加“泛欧野餐”。八月十九日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但大部份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在匈牙利渡假的东德人。他们把车停在路边，什么行李也没带，只提着少量的食物，拖家带口的冲向边境的铁丝网。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东德了。
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边境上的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路边的小车排起了长龙，没有人还惦记着它们和车中的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早一点踏上铁丝网另一侧的自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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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的从开了口子的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漏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Arpad Bella），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
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他成了英雄。
一个德国秘密警察的故事
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该电影荣获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该片讲述的是东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白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
这个爱国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全面听监。而听监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热情感动，隐瞒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并为此被关在地下室干着糊信封的活儿四年多。而他所做的自然不为那个作家所知。
柏林墙倒塌后的二年多，作家才惊讶地得知自己家里布满了听窃器。他终于明白了几年之前是谁保护了自己。
电影的结尾是：又过了二年，一个邮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特工当年的代号）
付款的时候，书店的店员问，书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装。特工说：不用包装了，这本书是给我的！
卫柏林墙的卫兵因格·亨里奇
一九九二年二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
然而法官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历史不只是过去，许多故事留给我们的启示仍然是新鲜的，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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