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10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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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亚里士多德用这一格言来说明哲学的起源。与这句格言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源的哲学问题。

除了“诧异”以外，从事哲学活动还必须有“闲暇”。设想，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波，哪还会时间去“诧异”？一个人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哪会有心情去探究近乎奢侈的哲学问题？

在古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享有充分的闲暇。但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这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

很多爱好哲学的朋友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确实让人很难回答。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求知是人的本性，人们为求知而求知，为智慧而求智慧，而不是一心想在哲学思考以后得到另外的东西。海德格尔也说，如果非要追问哲学的用途，我宁愿说：哲学无用。

一个青年来找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想跟你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

苏格拉底是想启发这位青年，哲学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哲学家与船夫正在船上进行一场对话。“你懂哲学吗？”“不懂。”“那你至少失去一半的生命。”“你懂数学吗？”“不懂。”“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学家和船夫都掉到了水里。

看着哲学家在水中胡乱挣扎，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不……会……”“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看来，哲学真的没什么用途，关键时刻连命都救不了，还不如去学习一项具有实际用途的技能。

但求知是人的本性，人类不会先衡量一门学问是否有用再去决定是否继续思考下去。同样，哲学也不会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有所取舍，实际上，你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之中，人说到底就是“哲学的”存在。所以说，哲学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人不能否定自己的本性。

2.芝诺：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

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圆圈也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芝诺是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是埃利亚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的学生和继承人。芝诺素有“悖论之父”之称，他有四个数学悖论一直传到今天。他曾经讲过一个“知识圆圈说”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次，一位学生问芝诺：“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呢？”

芝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在这个哲学故事中，芝诺把知识比做圆圈，生动地揭示了有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

这个故事表明：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知识，接触和思考的问题越多，就越觉得有许多问题不明白，因而就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相反，一个人缺乏知识，发现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低，就越觉得自己知识充足。

其实，发现自己无知正是有知的表现，而骄傲自满则多半出自自己的无知。庄子不就说过吗，“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海洋是浩瀚无际的，而人们已知的部分总是极为有限的。这正像圆圈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一样，知识越渊博，所接触的未知面就越广泛，疑问也就越多。

反之，知识越贫乏，接触的未知面就越狭窄，疑问自然也越少。只有什么也不懂、不学无术的人，才不会感到自己的无知，这岂不是最大的无知？

3.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奠基人，他像20世纪英国的温莎公爵一样本可继承希腊一个城邦的王位，他却对此毫无兴趣，因迷恋哲学而把王位让给兄弟。温莎公爵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代表人物，其美人还是实用的，可是赫拉克利特迷恋的却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整个世界，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永不停息燃烧着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结论。

河水川流不息，当人们第二次原地踏入这条河时，碰到的水流已不是原来的水流了。比如，你爬山的时候，通往山顶的路和下山的路也已不是同一条路了，因为万事万物大到宇宙小到原子都在瞬间即逝地变化着。这条路上肯定有树叶落下了或者地上的树叶改变了位置，泥土中间和表面蚯蚓、虫子、细菌正在穿梭，而泥土自身的一部分也在腐烂，一部分正在化为石头，只不过人类的肉眼无法明察罢了。

赫拉克利特还认为，人类的智慧仅在于说出真理，其余一切都是不足取的。这就是说，即使你的鼻孔能辨别出任何烟味，你也不会变得优秀。在他的眼里，智慧的人极少，多数人是坏的。

他既不合群，又蔑视一切。在他的晚年，隐退到一座废弃的庙宇。野旷人稀，不得不吃草根树皮。在得了水肿病后，下山回城里找医生，竟不同医生说话，只是用哑语手势，以致医生不懂何为。他一气之下独自躲进牛圈，用牛粪贴身，想用牛粪的热力逐出体内的水分，约公元前480年与前470年之间，这个高傲的苦行者最终还是复归于土。

赫拉克利特虽然走了，但他的学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尤其是那句“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名言，我们更是记忆犹新。黑格尔评价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第一奠基人。黑格尔读到他时，动情地说：我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看见了新的陆地。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万物皆变，此河流已经不是彼河流了。不错，一切都在变化，很多事情根本无法回到过去，与其对着逝去的河流空自悲切，还不如珍惜现在，把握现在。

“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有什么，可是总想到我们缺什么。”叔本华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质。

拥有的想放弃，没有的想拥有，也许这就是生活。但生活也同时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可能失而复得，如健康、金钱、地位、朋友等，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有，如青春、生命。

我们总以为生活在别处，其实，生活就在身边。岁月河水一般在我们的脚下缓缓流过，一去不返。两千多年前，孔夫子便曾在河川上感叹：逝者如斯。几乎在同一时代，赫拉克利特又说出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格言。先哲们那悠远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响，千万要记住：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珍惜值得你珍惜的一切。

4.马基雅弗利：政治无道德

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是一位深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摆脱外国侵略，结束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在他看来，君主国是最理想的。

他的名著《君主论》就是在论述一个王国怎样才能保住，怎样会失掉，由此总结出君主的治国之道。马基雅弗利目的在于教劳伦佐建立巩固而强大的国家，统一意大利。写完后秘密呈送给小劳伦佐，并没想公诸于世。所以语言非常坦率，毫无掩饰。直到马基雅弗利死后五年，才被人公之于世。

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公正、仁慈等道义原则无涉。他说，政治的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马基雅弗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政治真理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抛弃自己的两个伙伴──神学与伦理学”，因为“讲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谓道德，不过就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的善，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达到目的的实践的艺术。”

按照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政治”成为“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则被划归于“私人领域”，二者间形成了一种通过与对方的对立来反衬自己的“镜像”关系：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意味着他必然被私人领域的标准定义为一个恶棍；而若将私人领域的行为准则运用于公共领域则不啻自取灭亡。

他指出：运用力量和权术，不必受道德的束缚。合乎道德时自然受人赞扬，但是，在政治上，无须问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只应问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当合乎道德的事有害于国家利益和君主个人安全时，就不应去做。

当不道德的事对国家和君主有利时，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干。不要有什么顾忌。“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会遭逢不幸，家破人亡”，马基雅弗利说，“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去行不义。”

马基雅弗利所说的“政治无道德”，其实主要在强调：政治应该和道德分开。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喻为游戏，两者的游戏规则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政治领域遵循道德的规则，或者在道德领域奉行政治的规则，必然会遭到挫败。

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和角度，我完全赞同。政治谋求的是一种权力，如果受到道德的羁绊，必定畏首畏尾，不敢放开手脚。正如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讲究兵不厌诈，政治也是如此，如果遵循“做人要忠厚诚实”的道德原则，估计永远也打不了胜仗。我们难道不记得中国哲学史上的那位宋襄公吗？

处处讲仁义，时时讲仁义，结果错过了战机，被敌人杀得大败。有人曾经评价宋襄公是“像猪一样蠢的军事家”。历史上多少例子表明，那些抱有道德之心的政治家，到最后都是因为“妇人之仁”，小则害身，大则亡国。

比如项羽，他因为讲求信义不愿在鸿门宴上借机杀死刘邦。在只需要捅穿一层纸的羞涩道义面前，年轻气盛的项羽偏要顾及信用、名誉，顾及周围人的看法和口舌。尽管自己实力强大并且功劳最大，却因怀王之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一条款而内心不安，处处束手束脚，在鸿门宴上被樊哙言明而失掉灭去刘邦的机会；在与刘邦的争斗上，他更是处处遭到刘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即使到最后惨败之时，还是因为“不肯过江东”的道德面子而自刎，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话说回来，如果把政治上的规则运用到道德领域，结果也是同样的糟糕。如果对自己的亲人、朋友还要搞阴谋、争利益就说不过去了。所以，马基雅弗利说得对：政治属于“公共领域”，道德属于“个人领域”。

5.爱因斯坦：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爱因斯坦说，“自然界最不可理解的事情是，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又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看来，这位科学伟人的一生，是在科学和宗教两大思想体系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一种超然于智能生命的自然力，是可以被普遍感受到的。宗教把这种自然力的来源，归结于神；而科学，对此尚没有完美的回答。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会存在那些我们用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事情和现象。

对于这些，我们除了惊叹于造物主的神奇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还是爱因斯坦说的，“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正是对上帝的信念，才让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产生了探究宇宙奥秘的热情。“上帝不玩骰子，科学只能由那些彻头彻尾浸润了对真理和理解的追求的人们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对于一种可能性的坚信也属于这种领域；这种可能性就是，适用于存在世界的那些规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来概括。我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这种深刻信念的真正科学家。”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西方，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我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单：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

我们一直都在提倡科学精神，把科学程度的高低看做文明的标志，把科学看成是宗教的死敌。也许看了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我们才真正知道科学和宗教在源头上还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翻开西方的科学史，有多少科学家把对宗教的殉道精神转换成了科学上的献身精神，阿基米得、哥白尼、布鲁诺……他们所留下的故事，不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拉古城的时候，阿基米得正在沙地上演算着几何题。

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兵器，这位日神般的数学家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请求：稍等一下，让我先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理论，哥白尼几乎耗尽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遭受开除教籍、流亡、监禁，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安徒生在其童话《光荣的荆棘路》中断言：“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毁灭，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科学与宗教都肇始于人类探索宇宙及自身的冲动，但随着科学取得愈来愈大的进展，在一些人的心中，它也成为了一种宗教似的信仰，但科学精神的实质是怀疑精神，它本身反对任何形式的崇拜，在科学面前，任何真理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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