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过年不能上桌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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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过年了，回农村老家了吗？亲戚聚会、阖家团圆开心吗？

你可能不知道，至今在很多农村地区，女人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2017年春节，演员郭晓东的妻子程莉莎发布微博文章，讲述自己陪同丈夫回山东老家过年的各种鲁味儿习俗：不能上桌吃饭，被远亲近邻围观甚至捏脸，上厕所需要到田间野地里。

程莉莎的微博截图 / weibo.com

许多人把枪口对准山东——这个一直以来以讲究传统礼仪著称的省份。不过别急着乱开地图炮，不止山东，河南平顶山、江西赣州、成都东山、东北的朝鲜族、云南保山、浙江萧山等等地方，都有记载“女人不上桌”的习俗[1][2][3][4][5][6]。基本上全国都共享这一习俗。

关于“女人不上席”，每年总有新的吐槽，但也有人强调这是“入乡随俗”。到底为什么女人不能上桌吃饭？这种奇葩的风气怎么到今天还保留着？

什么样的餐桌女人不能上

宾客和男主人在餐桌上吃饭，家里的女人们忙活做饭，有些地方甚至连原本来做客的女人也要在厨房里帮工。做饭的时间，主宾已经开吃，等到该忙活的忙活完，女人们才在旁边的小桌子或者直接就在厨房里随便解决一顿。

2018年2月27日元宵节，莆田涵江，忙完了宴席之后几名妇女在厨房里吃饭 / 视觉中国

“网易女人”的一项网络调查指出，过年回家吃饭，“随便坐”是占比最高的，57.5%，但“女人不上桌”还占了5.8%，而“一起上桌，男人坐主桌”占比高达35.8%[17]。

某公众号做了个小调查，得到的回应大致是：过年回家吃饭确实还有些地方有男女分桌的情况，但食物没有差别，不至于让女人吃剩饭剩菜。而且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按喝酒抽烟来分桌，主桌就几乎没有女性[7]。

2017年10月21日，贵阳市郊外农村的一场酒席上，女人们单独坐一桌吃饭 / 视觉中国

当然，如果客人本身就是女性，那自然不能让人家躲到厨房去。通常人数比较多、传统仪式感比较强的宴席，更有可能出现女人不上桌——比如过年家族聚餐、婚宴、丧事、满月酒这一类。

可见，宴席的具体场景和女人不上桌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要从宴席在农村的功能说起。实际上，中国乡村实现温饱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在物质匮乏的过去，摆宴席是一种奢侈。

2019年1月广东佛山，在本村祠堂请乡亲吃饭的人家，院内摆了八桌酒席 / 视觉中国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农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帮工”现象，比如婚丧事、新生儿诞生、收割作物等，邻里亲戚之间可以互相帮忙。但这种“帮工”并非无条件——通常情况下，双方或者默认了日后会反过来帮忙，或者被帮的一方会举办宴席，直接以食物回馈[8]。

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农村事务已经不需要邻里帮工了，但宴请邻里的风俗依然保留了下来。比如盖房子——北方一些地区有“上梁酒”的传统，原本是在房子盖成那天大办宴席，回馈帮助自己建房子的亲朋好友。

2017年广西桂林，村宴上请来了6名中年妇女和一名男领队的专业厨房帮工，提供买菜做饭、摆放桌椅板凳、上菜洗碗“一条龙”服务 / 视觉中国

“专业施工队”逐渐替代了帮手的亲友，但“上梁酒”还是得请族内亲友来吃吃喝喝[18]。

乡村的宴席脱胎于原始的利益交换。在过去，男性往往承担了更多体力活，比如新娘接亲、抬棺材板等等，所以传统认为男人出力气能换取更多的食物，自然也更有资格坐上饭桌吃饭。

2013年7月24日，甘肃定西，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男性亲友们抬着逝者的棺木到山上安葬，举行了一场简单而又隆重的葬礼 / 视觉中国

但是生活的具体情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潮汕地区，当有老人去世，整个家族的妯娌们就要承担起各种杂活：准备食物、操办祭祀仪式乃至饭后刷碗。而这些女人们如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则可以享受豁免权：因为任务仍然是由嫁入娘家的女人来承担。

按封建传统，女人干得再多也是替丈夫干活，所以就没有资格坐上桌吃饭。

所以，即使出力气的人变成专业的雇工，即使女人们比男人做得更多，但饭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默认族内男性是最能干的，也最值得回馈。

2019年1月22日，在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偏岩子村九龙溪移民新村居民儿子的婚宴上, 请了专业的乡村大厨和帮工做饭 / 视觉中国

在经济贫困、体力劳动繁重的地方，人们看重男性劳动力的价值，所以保留着“女人不上桌”、优先给男人吃的习俗。

局部消失的“女人不上桌”

从晚清民国开始，妇女解放思潮蓬勃兴起，和打倒封建礼俗的呼声密不可分。在这种时代潮流下，女人不上桌自然被归为陋习，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实际上，民国时期的众多社会调查显示，乡村的传统习俗并没有因为城市里高喊新文化消失。农村妇女境况的变化，到1949年后的集体化时代才出现[9]。

2013年12月21日，山西芮城，一名妇女在家门口的寒风中劈柴，用来取暖和做饭 / 视觉中国

在快速建设的年代， “妇女要顶半边天”，并不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真枪实弹地要妇女顶起来[13]。

原来只是“躲”在家中劳作的妇女，被要求走到屋外来，和男人们一起劳动。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约有一亿两千余万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六十年代各地在“铁姑娘”的号召下，组建“女子突击队”，担负起搬运、采矿等重体力劳动，即便很多体力劳动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妇女研究学者金一虹曾经采访过一位突击队员：“为什么没有成立男子突击队呢？”这个问题让这位干劲满满的女青年瞠目结舌[19]。

1960年，被人们称为“半边天”的上海港五区的女码头工人 / 视觉中国

50年代，湖南泸溪的杨玉翠曾任当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1958年，她和其他7名妇女作为代表到北京一起受总理接见，而且同桌吃饭。总理在餐桌上谈笑风生：“你们生产出来的食物，你们最有资格吃！”

所以，女人们真的因为参与生产、提高了地位、坐上了饭桌吗？

1993年广西深水良港防城港渔船上的女主人，和男人们一样要承担体力活儿 / 视觉中国

“女人不上桌”慢慢变少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传统乡村宗族的聚餐聚不起来了。

一方面，宗族房头的意识是封建腐朽事物，要打倒，族谱、祠堂等维系宗族权力的纽带，要“破”掉；另一方面，原来宗族公有的族产已经被没收，而集体化下的粮食又实行按量配给，谁还有能力、有胆量大办宴席呢？连桌都没了。

这个时期“女人不上桌”局部消失了。

所以，集体经济、集体动员的时代结束后，旧习俗自然卷土重来——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婚宴总是要由公社、生产队领导坐上席，而改革开放后，上席的位置重新回到娘家人手中，女人又从桌上下来了，村领导也只能屈尊坐陪席了[12]。

宗族在复兴，女人再次下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集体经济时代结束后，中国乡村诸多旧习俗反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死灰复燃。

2016年1月11日，消防人员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凤路村一祠堂起火现场灭火 / 视觉中国

80年代末，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一项研究，在全国各地选取村庄作为样本，每个村庄有一份独立的调查报告。翻看这些报告，我们就会发现宗族重新崛起的现象。

比如湖北郭家河村，出现“辈分势力的加强”、“家族活动的复兴”，这个村子历史悠久的“灯会”——只有宗族的男性成员才能参加并且聚餐，原本在50年代后被废止，80年代又重新兴起。当然乡村宴会上的食物还是只有男人独享，女人不能上桌[15]。

厦门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闽南陈坑人的宗族聚餐——俗称“吃头”，也是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而能参与吃头的只有族中男丁，有些地方甚至严格限定在已婚男丁，女人不上桌是天经地义[21]。

2009年元宵节，在江西宁都县石上镇的客家乡民，家家户户挑着祭祖的鸡，猪肉等在家族祠堂前集中，准备巡村放鞭炮 / 视觉中国

对华南地区的宗族有着精湛研究的学者科大卫，曾经很直白地指出：中国的宗族实际上就是股份制公司——族内各家有一定资本入股，共同经营族产，并且获得相应份额的收入[14]。

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宗族反而获得新生——以血缘为纽带，集中资本，共担风险。温州、潮汕等地区的企业家，经常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企业，也给人“喜欢抱团”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原因。 

1998年5月，浙江温州苍南县某宗祠内举行的盛大的宗族宴会 / 视觉中国

宗族的重新兴起，是为什么“女人不上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的重要原因。

“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这是一位媒体人为“女人不上桌”现象的辩护。

他承认这现象最早是因为物质匮乏，但后来则主要是为了维护“规矩”——这种规矩，代表着一个家族人丁是否兴旺、是否有权威的家长，并且影响了客人的观感和邻里的评价，所以维护这种规矩，就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尊严[16]。

他担心的是，女人上桌吃饭了意味着这种“规矩”破灭了，也就是维持这种规矩的财力和权威破灭了。没有财也没有权，这样的人家肯定是过不好日子的。

2017年正月初七晚上，安徽池州姚氏祠堂内的傩戏表演，随着宗祠文化逐步削弱傩戏也在逐渐消失 / 新京报 陈杰 视觉中国

不过，这可能多虑了——这种“规矩”没有那么脆弱，反而十分强大。有学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即使在局势最动乱的年代，宗族的族长被批斗、控诉，但是批斗会结束之后，村民要结婚喝喜酒，族长照样被邀请来主持[20]。

很多调查都发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修族谱、修祠堂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修族谱祠堂是要花钱的，而市场经济让大家都赚到钱了，有钱了才能考虑怎么光宗耀祖[15]。

所以，“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的逻辑搞反了，明明是后人先有钱了，才会想回到老家，从故纸堆捡起宗族那套老规矩。

2018年4月5日，陕西榆林白家川村白姓一族就是典型的由外出成功人士，负责资金包揽，宗族参会人员随心布施来提供祭奠费用 / 视觉中国

这就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弹性所在，即使曾经被摧毁重组，仍然重新恢复，而女人不上桌吃饭只是这种秩序里的一环——通过这一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经济变好了，但人们仍然生活在旧的习惯当中，女人无法上桌吃饭的问题，并不会因为大家都有钱了就能解决。

所以，当城市“社畜”回了老家还不能上桌吃饭，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们分分钟感受到来自古老传统的暴击。

得，不如回城里吃外卖——可是女德班的老师已经传来了怒吼：“还吃外卖！女子点外卖是不守妇道，是因为不想刷碗！”

内容已获独家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1] 高亚主编；李晋豫，杨国新，杨冰副主编；吴佳，郭月霞，郑薇编纂.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 平顶山市类别卷 民间知识[M]. 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编委会, 2009.10.

[2] 罗勇主编. 赣州与客家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10.

[3] 钟培全，冯敏著.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 下 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M].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5.

[4] 毕淑梅，刘智文主编. 东北亚区域发展与民族研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专题会议论文集[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2.12.

[5] 云南保山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保山地区志 下[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6] 廖曰文著. 萧山社情调查研究[M].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10.

[7] 关于家庭聚会“女性不上桌”话题的小调查：https://mp.weixin.qq.com/s/Ol1-P3c5plOEja-E82WATQ

[8] 王铭铭，（英）王斯福主编.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12.

[9] 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乡村社会卷[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06.

[10] 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 马春华主编. 家庭与性别评论 第4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2.

[11] （美）贺萧（Gail Hershatter）著. 记忆的性别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04.

[12] 范丽珠，谢遐龄，刘芳主编. 乡土的力量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02.

[13] 魏少辉.农村妇女记忆视野下的中国集体化历史——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J].学术评论,2018(02):79-83.

[14] 科大卫著. 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1.

[15]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2.

[16] 孙旭阳.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sxy160225.html

[17] 过年，总是女人下厨男人喝酒？:

http://vote.lady.163.com/vote2/showGroup.do?vgId=2848#result

[18] 姚吉成著. 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 2006.08.

[19]YIHONG, Jin; MANNING, Kimberley Ens; CHU, Lianyun. Rethinking the ‘iron girls’: Gender and labou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Gender & History, 2006, 18.3: 613-634.

[20] 林多贤主编；林晓平著. 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 上 客家祠堂与文化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12.

[21] 余光弘，杨晋涛主编. 闽南陈坑人的社会与文化[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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