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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互联健谈 2020-02-17


龙应台,

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


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 


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

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

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 


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

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2014年12月5日,正式卸任台湾“文化部长”。




人物争议:

2019年9月4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为何只见鸡蛋不见燃烧弹?》,批龙应台涉港言论。文章指出,龙应台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段长文,以“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形容香港,形容香港年轻人,试图营造出一种“以卵击石”的悲情,然而对于这样的言论,网友显然不买账,有人直接反驳:只见鸡蛋,不见炸弹。四处叫喊带有“港独”色彩的口号,疯狂堵塞机场破坏地铁设施,在街头纵火,这哪里是鸡蛋?这是铁锤。如果任凭骚乱迁延,香港才有巢倾卵覆之虞。号称文化人的龙应台,她的逻辑其实早被大陆网民看穿,那就是思维上的狡猾:当你和她谈止暴制乱,她却和你谈情怀;当你和她谈家国情怀,她却要和你说民主法治;但当你真的和她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就是基于宪法和基本法,她却强调你为何要干涉香港自由;而当你尊重特区政府高度自治权、尊重修例或停止修例、给香港足够的空间,她却怪你为什么“不去了解”。



美君是我的母亲,她今年93岁了。

她还活着。可是失智,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我说话。事实上,她已经“离开”我了。

说不清楚她的病症是从哪一年开始。因为失智症是那样一个逐渐的过程,就像一颗方糖进入咖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融化了。


写这本书,原因很单纯。我想和美君说话,可是她没法跟你说话。

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堵墙,而这堵墙是这辈子对你恩情最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我真的觉得蛮伤心的。

我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美君上学时用的木头书包,箱盖内侧有她自己写的两行字:“此箱请客勿要开,应美君自由开启”。

美君聪明极了,又非常的有个性。

她的木头书包,没有把警告语写在箱子外面,反而写在箱子里面。为什么?说明她不是写给旁人,而是写给一个已经偷偷打开的人。一定是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她的两个讨厌的哥哥。最后一秒钟,我警告你赶快关起来!

那时候她才几岁?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小孩。

她性格里有一种狂放不羁。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她笑起来,不是那种掩嘴巧笑,她是豪放地大笑,拍着大腿,笑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

她比我爱美,比我讲究,出门一定要穿旗袍。她那黑色的缎质旗袍,开襟里头要塞一条小小的白色的手绢,而且一定要洒香水。


她是大小姐,我的父亲是穷小子,还是外乡人。1947年,他们在杭州天香楼结的婚。

美君会下嫁给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帅(笑)。

你看那照片,我觉得她就被爸爸的“美色”给迷住了。不过爸爸那时候也是宪兵连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一个会打仗的宪兵连长,在美君眼里,应该就是她的白马王子吧。

我们都认为爸爸比妈妈漂亮,可是为什么他们生了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像爸爸,都像妈妈?可是幸好妈妈比爸爸聪明。


1949年,24岁的美君,跟着自己的湖南丈夫,在隆隆战火中,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到了台湾。三年以后,龙应台出生在高雄。

我14岁时看到的美君,是一个织渔网的妇人。

那时候美君42岁,还算年轻,正在挣扎着要让四个孩子同时上初中、高中、大学,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学费。

她跟渔村的妇女们一起,手里拿着梭,从早到晚织着渔网。她那么爱美的一个女人,脱下了她的旗袍,赤着脚,坐在肮脏的水泥地上。

一张渔网大概是一个客厅的大小,要织半个月,手上织出了茧,可以换回来80块台币。

她也去养猪,做很粗的劳动,穿着套鞋,踏进小河里去割草。

她什么都愿意做,自力更生,是因为她爱她的儿女。


应美君抱着一岁时的龙应台

她的丈夫认为女孩子读书干嘛,读师专最好,将来做小学老师,18岁就可以嫁人。她替她女儿去跟丈夫说:“女儿要上大学。”

“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她借钱去交了我的学费。


上大学时的龙应台

后来我才意识到,美君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没有这个词。

17岁的时候,宪兵队乱抓人,她就敢代表整个街坊,手无寸铁,一个人跑到宪兵队去跟宪兵理论。

六十五岁,她还去纹眉,纹眼线。七十多岁了,还在问我要不要去隆鼻。去做各种让自己美丽的事情。


她还曾经建议我去隆乳。

那一刻我大概三十多岁,她六十来岁,是我现在的年龄。我们俩一起站在梳妆台的很大的一面镜子前面。我在梳头,她也在梳头。她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我当然嘲笑她一番。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起来的、我们俩之间和“女孩子”有关的谈话。

除此之外,她从来不和我谈“女孩子的事”——你要怎么选男朋友,怎么相夫教子,怎么煮饭做菜,怎么伺候公婆——从来没有过。

她好像没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很可能是她希望我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我的才能,因为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时代不允许她发挥。


应美君手稿

“我终于受足了教育,而且受的教育越高,我走得越远。她欢欢喜喜,目送我远行的背影。

然后她就老了。眼皮垂下来,盖住了半只眼睛;语言堵住了,有疼痛说不出来;肌肉萎缩了,坐下就无法站起。曾经充满弹性的肌肤,像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曾经活泼明亮的眼神,像死鱼的灰白眼珠。

她不曾享受过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只有为别人付出。”


其实,《天长地久》不仅是写美君,也是对同时代所有苦难而伟大的母辈的一个告别。 

她们走进战争,穿过流离,从碎片里艰辛地站起来,辛劳一生,最后变成了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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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拍摄:龙应台、王建栋、尹兴霖、张皓涵、翁祯霞(人间福报)

参考资料:《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龙应台脸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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