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开了第一炮，中医在近代险些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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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尝百草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西学医学也随科学，传入了中国。

中西医理论基础完全不同

中医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将人体视为气、形、神相统一的体系。而西医则是以组织胚胎学、解剖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科学理论为基础。

晚清时的西医院

西医是“实证”的科学，而中医是“思辨”的哲学，西医在近代传入我国后，当一些国人开始用西医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医时，质疑中医的风潮也就由此开启。

国学大师向中医开了第一炮

俞樾，晚清著名大儒，一代国学大师，擅长经学、文学、朴学等，章太炎、吴昌硕均是其弟子，其曾孙是著名诗人俞平伯。

所谓朴学，就是考据之学，以“无证不信”为原则，在西医传入的影响下，原本考据古籍的俞樾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了中医。

俞樾

1879年，俞樾写成了《废医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俞樾认为“医巫同源”，即中医与巫术关系紧密，是愚昧之学，既然“巫可废，医亦可废。”

另外，俞樾在文章中还认为中医脉象太过玄妙，而中药的疗效又无法证实：

“夫医之所以知病者，脉也，脉则久失其传；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又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

总之，俞樾认为中医可以废除了。

一代国学大师炮打中医，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此后对中医的批判愈发流行起来，但是还只是限于学界，未对中医伤筋动骨。

庚子国难后，批判中医掀起了高潮

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国门，但大部分中国人依然保持了文化优越感，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正是这个意思。但在甲午战争尤其是1900年的庚子国难后，巨大的失败耻辱，国人终于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传统，批判中医开始出现高潮。

清末街头的中医摊

比如清末著名教育家严复作为留过洋的精英，他尖锐的指出：

“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支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以矣。”

在严复看来，中医仅仅是与占卜、星象并列的九流之学，其阴阳五行理论更是荒唐之说。

而科举出身的梁启超也与严复观点一致，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实乃迷信之大本营，而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因有大量阴阳五行理论，则被梁启超斥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到了新文化运动后，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指引下，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这些新文化的干将们无不彻底否定中医，鲁迅更是直截了当的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因孙中山至死不吃中药，而颇让鲁迅敬畏，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鲁迅指出：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知说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都肯尝试的，而他对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鲁迅

后来鲁迅患了胃病，坚持不看中医：“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

批判中医之风由学界刮到政界，民国由此开启废除中医之路

在精英阶层火力全开批判中医的舆论环境下，这股风潮终于由学界刮到了政界：1912年，民国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全部以西医为内容，中医因此被排除出国家的教育系统。民国此举引起了中医界巨大震动，中医界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虽多次请愿亦无法改变。

民国时的中药店

只不过这只是中医艰难局面的开始。虽被排挤出教育系统，民间中医仍有生存空间，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的建立，官方将彻底废除中医提上日程。

南京国民政府决心彻底废除中医，在他们看来，中医是封建迷信的表现，是落后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现代化的阻碍。日本明治维新重要举措就是废除汉医，从此走上现代化之路，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决心效仿。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等四项废除中医的议案，理由主要是：

1.阴阳五行毫无科学依据，

2.中医诊疗实属无稽之谈，

3.中医无法查明死因，无法预防瘟疫，

4.中医用巫术谶纬等迷信理论糊弄民众，阻碍民智开化、思想进步。

民国时的西医

废止中医案通过后，中医界迅速行动起来，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另外，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界还在上海举行代表大会，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举办各种活动，以期社会能够重视中医。

最终因为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废止中医案虽然通过但并没有真正施行下去。

而1949年之后，尽管新中国政府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195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

直到，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

“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之后，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最终，“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最终，民国险些被取缔的中医，在中国得到政府支持，而目前在台湾等其他华人社会中，中医没有明确被禁止，但是缺乏官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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