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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许多研究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点击加关注👉 世界人文历史 2024-05-25

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

编辑:微信公号@世界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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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


中国公众和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


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01

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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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2

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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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


许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


而英国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


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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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03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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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


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请同时关注微信公号@思想潮流)


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04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


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政”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原版无删节)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建议收藏,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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