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综述 | 为保持身体距离、使用口罩及眼部防护提供了证据
《柳叶刀》（The Lancet）于6月1日发表一篇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纳入了目前可收集到的所有科学研究证据，发现在医疗机构内外与他人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并戴好口罩和护目镜，可能是降低病毒感染或减少COVID-19传播几率的最佳方法。
这是首篇针对所有现有可收集证据的系统性综述，涵盖172项观察性研究，探究了保持身体距离、口罩使用和眼部防护如何影响COVID-19、SARS和MERS在16个国家/地区的社区和医疗机构传播。
保持至少1米的身体距离可以降低COVID-19传播的风险，但是2米的距离可能更为有效。
面罩和口罩或能保护医护人员和普通人群免受COVID-19感染，而且眼部防护可能也会带来额外的好处，但支持两种保护方式的证据强度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正确使用和组合使用这类防护用具，这些干预措施也无法提供全面的保护，而且其他基本的保护措施（例如手部清洁等）对于减少病毒传播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即使正确使用和组合使用这些干预措施，也不能完全防止感染。作者指出，支持某些研究结果的证据强度较低，尤其是围绕口罩和眼部防护措施的发现[1]，并且也没有完整的随机试验从验证这些干预措施对COVID-19防控结果的角度进行研究（表2）。
该研究的初衷是为WHO指南的制定提供信息，这是研究人员首次系统性地分析这些防护措施在社区和医疗机构内预防COVID-19的最佳使用情况。作者表示，该研究及时且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描述疾病模型并标准化“潜在暴露”的定义（即在两米之内暴露于病毒），确定接触者追踪范围，从而控制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并抑制未来的疫情反复。
基于有限的信息，许多国家和地区就“需要保持多远的身体距离来减少COVID-19传播”提出了相互矛盾的建议。此外，佩戴口罩和进行眼部防护能否减少COVID-19在普通人群中的传播？口罩在医疗环境中的最佳使用情况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大流行期间一直存在争议。
该研究的共同责任人、来自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Holger Schunemann教授表示：“我们的发现首次系统性汇总了所有与COVID-19、SARS和MERS有关的直接信息，为这些常见且简易的防护措施的最佳使用情况提供了现有可收集到的最佳证据，有助于‘压平曲线’，为社区内开展应对大流行的工作提供了相关信息。”而且，他还说道：“政府和公共卫生界可以利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就降低感染风险的保护性措施为社区机构和医护人员提供明确的建议。”[2]
目前现有可收集到的最佳证据表明，COVID-19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尤其是当人们咳嗽和打喷嚏时，飞沫可通过眼睛、鼻子和嘴，直接或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表面进入人体。目前，虽然科学界已就SARS-CoV-2主要通过大飞沫和接触传播达成共识，但关于气溶胶传播作用的争论仍在继续。
在这项分析中，国际研究团队对2020年5月3日前发表的172项观察性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综述，评估了保持距离、使用口罩和眼部防护三种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讨论了其能否防止病毒从COVID-19、SARS、MERS确诊患者或疑似感染者传播给密切接触者（例如护理人员、家庭成员和医务工作者等）。
该Meta分析包括来自44项比较研究的汇总估计，共涉及25,697名参与者。在这些研究中，有7项针对COVID-19（6,674名参与者），26项针对SARS（15,928人），11项针对MERS（3,095人）。
分析纳入的COVID-19研究一致报告了三种干预措施的益处，与关于SARS和MERS的研究结果一致。
有9项研究调查了在SARS、MERS和COVID-19流行期间身体距离与病毒传播的关系，涉及7,782名参与者。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与他人保持超过1米的距离比与他人保持不到1米的距离带来的感染风险要低得多。当与距离感染者超过1米时，感染风险仅为3％；但如果不到1米，则感染风险为13％。但模型分析表明，身体距离在三米之内每增加一米，个体受到感染或病毒传播的风险就可能减少一半（图3）。作者指出，该研究对于保持身体距离的证据强度为中等 [1]，尽管Meta分析提供了风险估计，但没有任何一项研究定量评估了超过2米的身体距离是否更为有效。
13项包含3,713名参与者的研究针对眼部防护在防止三种病毒传播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估，发现与无眼部防护相比，使用面罩、护目镜和眼镜与较低的感染风险相关（使用眼部防护的感染风险为6%，而没有眼部防护的感染风险为16%）。作者指出，支持眼部防护的证据强度很低 [1]。
另外10项研究（针对三种病毒，涉及2,647名参与者）发现，一般而言，口罩可带来相似的益处。戴口罩时受到感染或病毒传播的风险为3％，而不戴口罩时为17％。但本研究中的证据主要是在家庭内部及接触病例时使用口罩的情况，其证据强度也较低 [1]。
对医护人员来说，与佩戴外科口罩或类似口罩（如可重复使用的12-16层棉或纱布口罩）相比，佩戴N95口罩及其他防护型口罩或许能提供更强的病毒传播防护。对普通大众而言， 即使是在非医疗环境下，无论是使用一次性外科口罩还是可重复使用的12-16层棉口罩都可能提供保护。但是作者指出，医护人员和其他看护人员的所处环境感染风险最高，而大量使用口罩有可能会减少对这些人员的防护用品供应。
作者还强调，政策制定者需要快速解决口罩的可及性问题，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使用口罩。该研究的共同作者、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Dr Derek Chu说:“由于N95口罩、外科口罩和眼部防护等用品供应短缺，而一线医护人员在治疗COVID-19患者时迫切需要这些装备，为了克服全球短缺问题，我们急需恢复并提高产能。”他还说道：“我们也相信，应找到让普通大众也能得到口罩的解决办法。然而，人们必须明白，戴口罩并不能替代保持身体距离、眼部防护，或如保持手部卫生等基本措施，但戴口罩也许能增加一层额外的保护。”[2]
作者还着重强调了在制定指南时借鉴以下信息的重要意义，包括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可行性、资源密集性及公平可及性。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ruit）的Dr Sally Yaacoub表示：“根据24项涉及所有三种病毒的研究，在50,566名参与者中，大多数人接受这些个人防护措施，认为其可行性较强，能使人放心，但也指出了其危害性和挑战性，包括频繁的不适、面部皮肤皲裂、清晰沟通受阻等，而且他们感觉到来自照护者的关心与同情也有所减少。” [2]
本研究的共同作者、来自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Karla Solo表示：“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提供的证据强度仅为中低级，但这是第一项综合了所有COVID-19直接信息的研究，因此，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目前现有可收集到的最佳证据，为我们如何最优使用这些常见且简易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 [2]
虽然该研究的发现很重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评估在非医疗环境中采取这些干预措施效果的研究较少，而且大多数证据来自针对SARS和MERS的研究。最后，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分析个体暴露于病毒的持续时间对传播风险的影响。
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Kirby研究所的Raina MacIntyre教授（未参与此项研究）将该研究形容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作为责任作者在本文的相关评论中写道：“对于在COVID-19病房的医护人员而言，防护型口罩应当被列入最基本的照护标准。防治COVID-19的指南普遍建议照护COVID-19患者的医务工作者佩戴医用口罩，而Chu及其同事完成的这项研究促使我们重审这些指南。虽然医用口罩确实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应当优先考虑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并应遵循预防原则。”
她继续写道：“ [他们]还报告了防护型口罩和多层口罩的保护性比单层口罩更强。这一发现为大量的自制布质口罩设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因为许多自制口罩都是单层的。设计良好的布质口罩应使用防水面料、具有多层结构，且面部贴合良好……普遍使用口罩或许可以让社区的限制安全解除，恢复社会的正常运转，并为处于拥挤公共场所和家庭内部的人们提供保护。”END
NOTES TO EDITORS
The study was in part fu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t wa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at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German Hospital of Buenos Aires, Argentina; Southlake Regional Health Centre,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 Joe's Hamilton, Canad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Chil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Dongzhimen Hospital, China;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Fourth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Chin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China;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Rafik Hariri University Hospital, Lebanon;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 UK; University of Hull, UK.
[1] This study used GRADE categories of evidence. These include: high certainty (i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true effect lies close to that of 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moderate certainty (we are moderately confident in the effect estimate; the true effect is probably close to the estimate, but it is possibly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low certainty (our confidence in the effect estimate is limited; the true effect could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stimate of the effect); very low certainty (we have very little confidence in the effect estimate; the true effect is likely to b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stimate of effect).
[2] Quotes direct from authors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题图：Copyright © 2020 Tim Dirven/Panos Pictures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新闻稿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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