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高考生，4个改变命运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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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高考，00后们终于成为了主流。

其实高考就像一个每年限时开放的舞台，热热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场，年年岁岁题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现在，恢复高考刚过了四十周年，历史的进程又把00后推了上来。

好戏总有年代感。从1977到2018，从50、60后到00后，高考恢复的这些年，也正是我们经历社会巨变的年代。

今天，我们以十年为一个节点，展现几位不同年代里高考优等生的故事，时间跨度从1981到2016。从他们的高考细节中，一窥时代如何塑造高考，而高考又如何影响每一代普通人。

在外人眼里，考取高分的他们，是这场考试中的受益者。但他们与高考的故事，远比分数精彩得多。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高考故事，都远比分数精彩得多。

——From 小志

关键词1：历史老师

多年以后，再次提起高考，陈华最感激自己的历史老师。

1981年高考出分的那天，17岁的陈华知道了自己的高考结果——河北省外语类第一。从小习惯了考第一名的陈华对这个结果不意外，她还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

直到陈华得知自己的分数是被修改过的。

陈华是从历史老师口中知道这件事的。历史老师提前知道了她的历史成绩。基于对自己学生水平的了解，那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数字。他没有选择告诉陈华，而是直接去查了她的历史卷子。果然，分数被算错了。

他把陈华的成绩改了回来。

陈华至今也不知道前后相差了多少分，历史老师也没有告诉她查分时的细节。在这件事发生将近四十年之后，她现在只记得，在历史老师的帮助下，她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分数。

陈华的命运就这样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峰回路转过，因此她会觉得，没有历史老师，“我现在就不会是这种生活状况”。

陈华现在的生活状况很容易概括：定居深圳，任职于一所高校。

高考之后，陈华去了南开大学，作为外语类第一，她坚持选自己擅长的英语专业。陈华的班主任反对她的选择，作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坚定拥护者，他觉得好学生应该去学理工科。

但历史站在了陈华这边，“当时谁也不知道后来英语会变得这么重要。”

后来，英语这门语言在中国的“野蛮生长”早已被人熟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英语迅速上位，它超越了数理化，成为一项真正“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必备技能。

在这股延续至今的英语热中，陈华则做着英语教学相关的研究。现在再回头看，她觉得自己的决定还是正确的。

关键词2：提前批

陈华做过的另一个决定是研究生毕业后南下深圳，在1988年。伟人画过圈的地方，经过将近十年的开拓，正生机勃勃大有可为。

陈华到深圳的第五年，也就是1993年的夏天，云南边境线上的一位年轻考生也为自己画了个圈。不久之后，他将成为云南省临沧地区的文科第一名。

在那个先填志愿后高考的年代里，沈健平在中国地图上圈出了四个地方：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只有这四个地方的大学才能出现在他的高考志愿表上。

或许是家乡在地图上的位置实在过于偏远，他填报志愿时优先考虑地域因素。北京上海，大城市不必多说；西安，文化古城名校众多；至于广州，他的想法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所以广州和深圳这一片应该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桥头堡”。

他选了这四个地区中法律和经济专业比较好的大学，原因也与大环境息息相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这两类在当时属于热门专业。

但画了圈的蓝图被一张名为“提前批录取表”的薄纸割破。沈健平清楚地记得，转折发生在回校交志愿表的那天下午。在教室里，他看到同桌在填写提前批录取表，准备报考国际关系学院。

同桌领了两张表，一张写，一张备用。填写完毕，备用纸多余了，同桌顺势就把它递给了沈健平。而沈健平翻了翻提前批招生目录上的学校，也就顺手在表上写下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几个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所在八十年代由中国共青团建立的高校，曾被戏称为又一个的“黄埔军校”。在当时的沈健平眼中，它是“神秘的”、“高端的”、“出来之后从政的”。

按照高考的录取规则，考生成绩一旦达到提前批学校的要求，即被提前批次录取，不再参与普通批次招录。因此，在录取顺序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排在了清华北大等一众名校的前面。

高考成绩出来后，同桌没有考上国际关系学院，而身为文科第一名的沈健平，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专业录取。

二十多年后，沈健平依然对这个意外的结果感慨颇深：“大概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之前仔细考虑过填的志愿表等于彻底没用了。”他后来才知道，以当年的分数，他能选择除了北大某个专业外的全国所有文科专业。

而和沈健平一同被这所学校招录的，还有许多当年各个省市的前几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和沈健平一样，无意间填报了这所学校。

“我觉得决定人生的就那么几步，第一步就是高考，在茫然中做出的选择。”

如今的沈健平是中青院的教师，也做行政管理的工作，接触过一代又一代从高考大军中厮杀而出的学生。在择校的这一步，很多人的原因都和他一样，无意间就在提前批填下了这个学校的名字。

不过，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待了二十多年的母校，去年已经将本科教育并入中国社科院大学。在高考志愿的学校名单上，从此将不再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个名字。

关键词3：教育的力量

“高考填志愿，就是一种你以为你知道，但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这是沈健平对自己在1993年填志愿时的评价。那时的他觉得法律会成为朝阳产业，但大学毕业后，当理想照进现实，他没有走这条路。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11年后的马旻，她是2004年南京市理科第一。

跨入新世纪的高考规则相比起1993年有了长足进步——先出分，后择校，这样的方式显得更加人性和科学。

因此马旻要处理的问题就简单得多，清华或北大，这道选择题看起来更像是“幸福的烦恼”。对于她的中学老师和父母来说，能上清华北大就是成功，至于下一步，选什么专业，未来如何规划，似乎是从未深入考虑过的问题。

用马旻自己的话说，她选择北大的城市规划专业“完全凭自己的冲劲”，加之建筑师爸爸“有限的影响”。按当初的想法，她将按部就班读完这个专业，然后进入设计院工作。

本科毕业后，马旻感到“在北大已经玩了五年，玩得差不多了”，想“换个地方看看”，就去东京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渊源深远，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鲁迅：一百多年前，鲁迅到日本学西医，深感学医不能救灵魂，弃医从文了。一百多年后，马旻到日本深造城市规划，然后也放弃了它，转而做起了基础教育。

现在的马旻是猿辅导小学数学教研部的负责人，她进入了时下热门的中小学在线教育行业，而不是高考后认定的设计院。

她将转变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在日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即在考试之外，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日本的升学考试同样竞争激烈，但除了成绩之外，马旻能感受到教育另外的成果。

在日本客流量最大的新宿车站，她看到成群出游的幼儿园孩子在等车，无需老师大声命令，齐刷刷就坐到了地上，坐成了一个正方形方阵；她独自去京都旅游，深夜找不到旅店，手机又恰好没电了，就寻到一家杂货铺问路，老板娘一开始指错了方向，发现错误后追了马旻一路，一定把她找到后再领着她去了旅店。

以上两件事是马旻留学期间体验到的日本国民素质的剪影，她把这归结于多年来基础教育的功劳。

在中国，马旻觉得，以高考为衡量标准的基础教育，成绩才是重中之重。至于其他的，诸如如何树人、如何将人培养成“真正的人”，则在成绩的压力下，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这样的想法源于她学生时代做兼职培训班老师经历。她会发现，班上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却很自私，“同桌流鼻血，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看书”。

但在成绩导向下，她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我还是要继续表扬他、让其他孩子向他学习，因为他英语每次都念得很对、数学做得很快。大家只看重成绩。”

相反的，一个被形容为“灵魂特别可爱”的四年级女孩，会在下雨天等马旻下班、送马旻去车站，却在有一天告诉马旻，因为成绩不好，父母觉得她读书没出路，准备把她送去一所环境糟糕的学校。

“她到了那样的学校，就可能会变成从精神到各方面都很糟糕的小姑娘，但明明她的本质那么不错。”

是留学的经历让马旻重新思考和规划了职业。作为高考体系下的成功者，她转换了在其中的身份，从受业者到授业者。借助国内互联网的潮流，她选择做在线教育。

从日本回国时，或许没有鲁迅那样“救中国人”的宏图壮志，但她还是想在现有的规则下，为教育做点什么。比如，她就曾和同事讨论过，把高考中的数学改成编程的可能性，因为同样是考察逻辑能力和智商，她觉得编程至少还可以让学到些实用的东西。

同事会认为这个想法有些天真，因为在贫困地区学生可能连电脑都没摸过。但至少对基础教育，马旻有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她当年在北大的同学，很多在北京的各级规划局任职。他们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是写文件和盖章。

“城市规划这个事情，在中国比较复杂。你想，给中国的城市发展拍板的，往往不是学城市规划的。”

这可能是马旻转行的另一个理由。

关键词4：碰撞

在成为2016年贵州省理科第一之后的几天里，潘丹阳经历了一场神奇的体验。“碰撞”，是这场体验的关键词。

2016年6月23日，贵州省高考成绩出炉。

6月23日凌晨零点，潘丹阳知道了自己的分数，717分。5分钟后，清华招生组打来电话，连夜把潘丹阳父子接到招生组入住的酒店，直奔主题：邀请潘丹阳报考清华大学。

第二天早晨，北大招生组也找到了潘丹阳。他表示考虑一个礼拜后答复。

第三天，潘丹阳和父亲因事从贵阳去了毕节。清华招生组当天从贵阳赶到了毕节，催促他做决定。

第四天，北大招生组也来到了毕节。

潘丹阳实在不好意思拖到一个礼拜后了。他把两校招生组的老师请到了同一个房间里，当面作出了决定。

结果，“胜利”属于北大。

然后他和北大的老师同车回了贵阳，下高速的时候，被后面的车撞了。万幸的是人没事。

这场虚惊一场的撞车像是对过去几天的象征性总结：清华和北大，两所中国顶尖高校，在过去4天里，在贵阳和毕节两地，也为了潘丹阳而多次碰撞。

潘丹阳把这样突兀的“抢人”评价为“一件伤和气的事”，而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全省第一的头衔。但他也知道，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事——近几年的高考佼佼者们，大都也有类似的遭遇。

除了“抢人”，还有媒体的惯例采访。成绩出来那几天，在极短的时间里，他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时隔几年后，他觉得当时多数的采访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为了报道一个每年都会重复的新闻，这是我们这里今年高考第一名，他长啥样，然后就结束了，其实根本不了解我平时是什么样子。”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相比起早些年的高考佼佼者，潘丹阳这一代的名声传播得更广，作为阶段性的热点人物，他们的举动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盛名之下，利益和争议相互碰撞、共存。

潘丹阳得到了北京大学共计10万的奖学金，这些钱多被他用于支撑日常开销。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他曾和另外5位全省第一参加网上拍卖笔记的活动，各科笔记被标价500-3000元不等。这个活动遭到了质疑，有人说他们“想钱想疯了”，有人竟然还“人肉”了他们的个人信息。

活动一共拍出了3份笔记，其中之一是潘丹阳的化学笔记，标价1000元。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这份笔记最终也没有被拍卖出去。

潘丹阳觉得自己体验了一把“流量担当”的滋味：名声带来诸多的赞美和利益，也同时带来等量的诋毁和麻烦。

“有的人觉得你很棒，很崇拜你；也有人不服气，想要击败你；甚至有人会说，不就是考了个第一嘛，反正也是高分低能。”

他疏于去评述各类观点，因为他觉得“说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也因此根本不需要去争辩。

不过，潮水来得急，去得也快。当暑期落幕，高考的热度也随之迅速烟消云散，潘丹阳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现在，他和普通的北大学生并无任何区别。

高考与命运

每当提到高考，总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高考改变命运吗？

把这个问题抛给这些不同年代的高考亲历者，他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无论是1981年陈华的历史老师、1993年沈健平的提前批录取表，还是2004年马旻的专业选择、2016年潘丹阳经历的“抢人”碰撞，这些只在高考环境下才存在的关键词，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人生。

在潘丹阳看来，比起他的父辈们，高考对他们这一代的人生影响会更大。“我爸年轻时是国企工人，读完大学之后，又接着回去上班了。在那个年代，改变自己的职业很难。爸妈是老师，你以后也就当老师，爸妈是工人，你也去工厂上班”。

他从职业的角度，考虑了高考给他带来的影响。“到了我们这一辈，企业都从你的学历开始评价你，从学历倒推到大学，从大学倒推到高考成绩，然后就结束了。相当于你的后半生就是从高考开始的。”

在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这个节点，有太多故事曾经发生过，也值得被记录，或许这是高考永远被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个原因。 

（文中陈华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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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佑铭 -《快乐的时光》

-主播-

素年锦时，朴素的年华，似锦的时光，用声音温暖你每个夜晚。微信公众号：素年锦时FM，荔枝播客：素年锦时FM（ID：fm186458），新浪微博：@主播素年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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